《玩笑》

作者：米兰·昆德拉

1

就这样，在多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老家。站在中心广场上（幼年、童年、青年时代，我曾千百次走在上面），没有丝毫德的激情涌起。广场上的钟楼雄视着家家屋顶（钟楼活像一个戴着尖顶头盔的大兵），它使我回想起某兵营的庞大演武场。这个摩拉维亚地区的城市曾经是对抗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袭击的堡垒，尚武的往昔在它的面貌上留下了无可挽回的可憎烙印。

多少年里，从未有过什么使我动心踏上回归诞生之地的路程。我以为自己对它已完全漠然。在我看来这也理所当然：15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外，此地无非有几个熟人，或者说只剩下几个老同学而已（何况我宁愿避而不见他们）；我的母亲已经被埋在一个外人的墓地里，我无从照管。然而，我还是想错了：所谓漠然其实是恨。恨的缘故我也难以说清，因为在我诞生的这个城市里，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曾经给我既有好的、又有坏的遭遇，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对它就是心存怨恚。这一回旅行到此才使我觉察到这一点。促使我回到故里的使命本也可以在布拉格完成，但可以在我家乡进行的机会突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忍不住了。说句笑话，因为这项使命要厚点脸皮才能去完成，它俗而又俗。不过有了它就可以免得使人怀疑我是出于对往昔假惺惺的缅怀才回这儿来的。

我以嘲弄的目光对这个并无优美而言的广场再次扫视一遍，这才背转身朝着我下榻的旅馆那条街走去，房间早已订好。门卫递给我一把带着一个梨形木牌的钥匙，说：“三楼”。房间不招人喜欢：靠墙有一张床，屋子中间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唯一的椅子，床边有一个勉强可以充数的带镜梳妆台，是桃木的；近门边是一个绝小的洗脸池，釉面斑斑驳驳。我把毛巾放在桌上，去打开窗子：可以看见院子，还有一些房屋，他们又秃又脏的背面向着旅馆。我关上窗，放下窗帘，走到洗脸池边。两个水龙头一个标着红色，一个标着蓝色；我都试了试，流出来的水是凉的。我打量那张桌子，充其量能有一个水瓶，两个水杯的位置；不幸的是，只有一个人能在桌旁坐下来，因为整个房间没有第二把椅子。我把桌子推到床边，想坐在床上，可床太矮桌子又高；再者床在我的重量下塌得厉害，一坐就知道这床不但不能当椅子坐，就连能胜任其床的职责也是很可怀疑的。我用两个拳头撑在床上，翘起穿鞋的脚，小心不弄脏床单和被子（差不多算是干净的），躺下去。凡是在我身体下的部分，床垫就凹下去，我倒像是睡进了一个吊铺，或说是一个窄窄的坟坑：根本不能想象还可以有一个人和我同睡这张床。

我坐在椅子上，望着被光线照得透明的窗帘完全出了神。就在这时候，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喝说话声；一男一女两人聊着，一字一句都让人听得真切：他们谈到一个叫彼特的，从家里逃走了；有提到一个稀里糊涂地克拉拉姨妈，总是娇惯孩子；接着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门开了，那两个声音进了隔壁房间；我有听见那女人连连叹气（是的，甚至叹气声也直接送到我的耳边！），那男的表示一定要在一次和克拉拉谈一谈。

我站起身，心里已有了主意。我在洗脸池里有洗了一边手，用毛巾擦干，没想定究竟去哪里就离开了旅馆。我请出的只是：旅馆的房间太不尽人意，如果我不想因为这一点就丢掉完成使命的把握，那么我应当－－尽管先前根本没打算这样－－悄悄的去求助于某个本地朋友给帮一把忙。我把青少年时代的面孔飞快的逐个查视，可马上又把他们全都撇到一边，因为我所需要的协助具有机密性，我不得不要大费艰辛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才能跨越这么多年的隔阂－－而这么多年我根本没有见到他们过－－我不想这么做。不过我随即又记起这儿想必还有一位，从前我曾为他在此地谋到了职业，而且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会很高兴有机会替我出力的。这个家伙很古怪，即生性多疑，又优柔寡断。据我所知，他的老婆已经跟她离异多年，原因很简单：他到哪儿都能过日子，就是不跟他和他们的儿子生活。我想倒他可能已经再婚，又焦急起来，真的有了家室就会使我的请求变得十分麻烦，于是我更加快脚步朝医院方向走去。

这儿的医院由一群大大小小的楼房构成，这儿那儿的分散在一个大院子里。我闯进紧挨大门的那间难看的小屋，请求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把门人给我和病毒科联系一下；他把桌子沿边的电话机朝我这边一推，说：“02！”于是我拨02，得知考斯卡大夫刚走，这是他正朝大门走来。惟恐把它漏过，我去坐在临近大门的一张凳子上，漫不经心的看了一会儿那些穿着蓝白条相间睡衣的人走来走去，接着我就看见了他，来了，心里想着什么，高高，瘦瘦的个子，其貌不扬之中带着亲切之感，对，那就是他。我从长凳上站了起来，迎上前去，仿佛像要撞到他身上似的。他很不高兴的瞥了我一眼，但立即认出我，张开了双臂。一个印象产生出来：他对这次意外重逢感到非常兴奋，他那不假思索的欢迎使我欣慰。  

2

我告诉他，我抵达这里才不到一个小时，来办一件并不重要的事，大约耽搁两天。他呢，顿时似乎受宠若惊，因为我第一个拜访的居然是他。这样一来我倒很不自在起来，因为自己此行并非无求于他。我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乐呵呵地问他是否已经再婚），似乎表示我对他诚挚的关注，骨子里却有着具体的打算。他回答说（正合我意）至今仍是单身过。我对他说要好好叙谈叙谈。他称是的，但抱歉地说可惜他还得回医院去，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了，而晚上要坐车离开这个城市。 “你不住在这儿吗？”我问，心里急坏了。他安慰我说他住在这儿，在一幢新楼里有一个单居室，但“一个人过日子是很难受的。”原来，考斯卡在二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里有一个未婚妻，是个小学教师，自己有一套二居室公寓。“以后你要搬她那儿去吗？”我问他。他否认，说我当初给他找的这个工作很好，别处很难找到更好的了，可是他的未婚妻又很难在这儿弄到一个位置。于是我对我们官僚主义的拖沓深表愤慨（真心诚意地），它根本不可能去解决诸如男女调到一起生活的问题。“放心吧，路德维克，”他带着息事宁人的口气对我说，“事情总算还没有弄到忍受不下去的地步！来回跑固然又费钱又费时间，可是我能保持独身，无牵无挂的。”“你干吗非要那分儿自由自在呢？”我问他。“你自己呢？”他把球又踢了回来。“我常找姑娘们玩，”我回答，“倒不是女人们怎么样，是我自己需要独来独往的，”他说完又道，“听着，到我那里去坐一坐，我待会儿再走。”这正中我的下怀。

出了医院的院墙，我们很快走到一群新楼附近，楼房一幢又一幢地矗立着，毫无章法。不曾夯平的路面满是尘土（没有绿草坪，没有人行道，没有路）。这一群楼难看地装点在城区的边缘，挨着一片空荡荡的平原田地，直到远处。我们在四楼停下，我看到门牌上有考斯卡的名字。穿过门厅，我们就到了屋里。我满意的程度超出了预计：一张宽宽大大而又舒适的双人沙发床占着一角，上面蒙着红地带花的床罩；沙发床那一头有床头柜，一把扶手椅，一个大书橱，一架留声机和收音机。

我向考斯卡称道了一番他的房间，问他的浴室怎么样。“谈不上漂亮，”他说，很高兴我所表示的兴趣，并把我领到浴室的门口。浴室虽小却讨人喜欢，有浴缸，有淋浴喷头，有洗脸池。“我看到了，你的住处真是好极了，我想起了一个好主意”，我说，“明天下午和晚上你干什么？——咳”，他不好意思地抱歉道，“明天我一整天都值班，得快到七点才能回来。你晚上没有空吗？——我晚上可能有空，”我回答“不过你回来以前，能不能把这套小居室借给我用一个下午？”

我的问题使他很吃惊，但他马上（似乎怕我怀疑他缺乏诚意）对我说：“我很乐意借给你用。”好像为了表示不想追问我的要求出于什么动机，他连忙接着说：“你要是住下有困难，可以从今天起就睡在这儿，因为我明天早上才回来，甚至明天早上也不回来，反正我要直接去医院。”“不，这倒不用。我在旅馆里已经住下了，只不过我的房间太差劲，明天下午我需要一个舒服的环境。当然，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呆着。”“对了，”考斯卡微微低下头说，“我想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很高兴能对你有点用。”然后又添了一句：“当然，我是希望能真的对你有点用。”

说完，我们在小桌子边坐下来（考斯卡已经做好了咖啡），又闲扯了一阵（我坐在沙发床上，得以证实了床是紧绷绷的，既不塌陷，也不吱呀吱呀叫）。考斯卡声明他得回医院去，而且匆匆向我交代几件要注意的事：浴缸的龙头要拧紧；标着热水字样的水龙头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是流冷水的；电线的活插板塞在沙发床下；小柜子里有一瓶刚动一点儿的伏特加。接着他交给我串在一起的两把钥匙，哪一把是底下大门的，哪一把是家里大门的。我一生不知换过多少张床睡，所以对钥匙总是刮目相看，这时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喜滋滋地把钥匙揣进了口袋。

考斯卡临出门对我表示，他很希望他的房间能使我“遇上真正的好事”。“会的，”我对他说，“有了它我就可以完成一个美好的拆台计划”。“你认为拆台也可能是美好的吗？”考斯卡问。我这时心里暗暗发笑，因为透过这个问题（口气虽然平和，但问题却是有锋芒的），我已经分毫不差地发现他还是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认识他时的考斯卡。我很喜欢他这一点，同时觉得他有些滑稽，所以我又反驳他道：“我知道你宁肯当一个温顺的手艺人来营造一个永恒的天堂，一听到拆台这个词儿，心里就不踏实，可我跟你不一样：我不当上帝手下的小工。再说如果他老人家的小工们在这个世界上造出的房子都有结结实实的围墙的话，那么我们这号人能有运气来拆台的机会就不多了。其实说什么围墙，我看到处这些墙都是样子货。把这些样子货拆毁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年分手时（大约有九年了）我们就是这样的；如今我们的分歧就是一个影射，因为我们俩谁都会意到这番话真正所指是什么，而且也都觉得没有必要重开当年的舌战。我们这时无非是需要相互表白一下，我俩谁都没有变，都还是原来大相径庭的我们俩（在这方面我很喜欢考斯卡身上和我的不同，而且正因如此，我乐于和他争论，这样我就能顺便明明白白表示出来我现在是怎样一个人，我在想些什么）。为了消除我对他的最后疑虑，他回答我说：“你刚才的话再明白不过了。但是请你告诉我：像你这么一个怀疑一切的人，你又怎么有把握看出来这墙就是样子货呢？你挖苦别人充满幻想，难道你就从来不曾怀疑过这些幻想真的就只是幻想吗？要是你自己错了呢？而假如这些幻想偏偏就是价值呢？那么你不就是一个破坏价值的人吗？”他接着又说：“一种被搞糟了的价值和一种被你揭穿的幻想都一样可怜，它们很相近，两者太容易被混为一谈了。”

当我陪着考斯卡穿过市里回到他的实验室的时候，心里确实感到身边就是从前的那个老朋友。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拼命拿他的真理来说服我，即使现在，在这新住宅区爬光秃秃的坡路时也还是这样。考斯卡很清楚的二天整个晚上，我们有的是时间，于是他很快抛开了哲学，转而谈起琐事来。他再次问清当他明天七点钟回家的时候我一定在家等着他（他没有别的钥匙串），又问我是不是真的不缺什么了。我摸摸脸说我该去理发馆才是，因为讨厌的胡子又长出来了。 “好极了，”考斯卡说，“我让你好好刮它一次胡子！”

3

我对考斯卡的荐举没有推辞，由着他把我领进一家理发小铺，三面镜子前安着三张大转椅，两张已经坐了人。他们的脑袋后仰着，满脸是泡沫。两个穿着白褂子的女人正俯身向着他们。考斯卡走近其中一个女人的身旁，在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这个女人在一块毛巾上擦了擦她的刮胡子刀，朝着店后堂喊了一声，一个穿白罩衣的姑娘走了出来，去照料那位被撂在椅子里的先生。这时候考斯卡打过招呼的那个女人朝我微微一点头，用手招请我去坐在那张空椅子里。考斯卡和我相互握手道别，然后我就坐下了，把后脑勺搁进支撑脑袋的垫子上。于是我又跟这一辈子中多少年里一样，从镜子里倒着端详我自己。我避开面前的镜子，把目光转移到空中，无目的地望着用石灰水刷白的天花板，上面斑斑渍渍。

我盯着天花板，连我在脖子上感受到女理发师的手指时也没动弹。她把一块白布的布边塞进我衬衫的领子里，然后退后一步，我听到刮胡子刀在用来磨快刀刃的皮条上来来回回蹭动，而我则一动不动，保持着舒适、固定的姿势，轻松、毫无所思。一会儿以后，我的脸上感觉到湿漉漉的手指在给我涂滑腻腻的剃须膏，我顿时发现这是一件古怪而好没道理的事情：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她跟我无亲无故，我与她毫不相干，却来温柔低抚摸我。女理发师抹完以后，又拿起一把刷子开始抹肥皂，于是我的脑海里浮起了一种想象（因为即使在休息放松时刻，思想也并不停止活动）：我成了一个手无寸铁的牺牲品，完全在受一个正在磨砺手中剃刀的女人的宰割。由于我似乎觉得身体在空间里化掉了，只有自己的面孔被手指摸来模去，我很容易想象出她那双纤纤玉手，抱着我的脑袋（把它转来转去，抚摸着）。似乎它们并不把我的脑袋当做是连在身体上的，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东西，好让在旁边小桌上等着的那把快刀来最后使它达到完美的独立自主的地步。

摩挲停止了。我听见女理发师走开去，她这次才真的拿起了刮胡子刀。这一瞬间我心里想（因为思想继续在活动），我应该看一看我脑袋的女主人（也是升降机），我的可爱的刽子手是什么样子。我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挪下来，往镜子里瞧，我怔住了：原来觉得很好玩的这一番折腾蓦地变成了格外实实在在的情景：镜子里那个朝我弯着身子的女人，我好像认识她。

她一手按着我的耳垂，另一只手十分细致地刮着我脸上的肥皂沫；我仔细观察她，尽管刚才一瞬间，我不胜惊愕地认定了她是谁，但这个被认定的她又慢慢烟消云散，不见了。接着，她弯身向着洗脸池，用两只手指把刮胡子刀上的大堆白雪抹下去，直起身子，轻轻地转动椅子，就在这一刻，我们四目相遇了一秒钟，我再次觉得就是她！毫无疑问，这张脸已经有所不同：变得灰暗，憔悴，两颊微凹，彷佛是她姐姐的脸；不过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那已是十五年以前的事！在这个阶段里，时光在她的真容上烙印了一张骗人的面具，但幸好这张面具上有两个洞眼，通过它们，那双原先的眸子，真性的眸子能够重新凝视我，就像我曾经熟悉的那双眼睛那样。

可是后来出现了一件又不对头的事：理发铺里又来了一个顾客，他来坐在我的背后等着。很快他跟我的女理发师说起话来，大谈这夏天天气多么好，城边上正在造什么游泳池；女理发师搭着话（她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但说什么没有听进去，再说也没有要紧的话）。我发现她的声音我并不熟悉。语气是坦然的，没有任何不安的成分，几乎很俗气，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现在她给我冲脸，把我的脸用手掌按着，而我（尽管声音不对）又开始重新认定那是她，而且我觉得在十五年以后我的脸又重新受到她双手的爱抚，久久地，温柔地爱抚着（我根本忘了这不是爱抚，而是给我洗脸）。那个家伙越来越饶舌，她那陌生的话音也不停地答着什么。我难以相信这就是她的声音。但我还是认为能从她的双手把她确认。我努力从她的手力轻重来辨别到底是不是她，还有她是否认出了我来。

接着，她拿来毛巾，擦干我的脸颊。那个罗嗦家伙为他刚说的一个笑话大声地乐开了。我注意到女理发师没有笑，所以她对这个家伙说了些什么，肯定并不很经心。这一点又使我惶恐起来，因为我认为这是她认出我来的一个印证，证明她内心里很激动。我决心等我一站起身来就跟她谈谈。她给我解掉了脖子上的毛巾。我站起来。从上衣口袋抽出一张五克朗的钞票。我期待目光再次相遇，我就好开口说话，叫她的名字（那个家伙还在唠叨），然而她一直漫不经心地别转着头，利落地把钱接过去，毫无反应地拿走了钱。顿时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异想天开的疯子。于是我绝对没有一点勇气再开口。

怀着难以名状的不满足感，我离开了理发铺，只觉得满脑子的疑团。一张从前爱恋至深的面孔如今我竟对它狐疑不已，这实在是太无情无义了。

当然要弄个水落石出并不困难。我匆匆回到旅馆（半路上远远看见对面人行道上有个年轻时代的老朋友，扬琴团团长雅洛斯拉夫。但我像躲开刺耳的、过于喧嚣的音响一样，赶忙别过脸去）。从旅馆我给考斯卡挂电话；他还在医院。

“请你告诉我，你让她给我刮脸的那个女理发师，名字是叫露茜.赛贝考娃吗？”

“现在她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不过，说的就是她。你怎么会认识她呢？”考斯卡说。

“提起来那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了。”我回答。我走出旅馆（天开始黑了），也没想起吃晚饭，就在街上溜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