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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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中只剩下了她和让-马克。
“我几乎都已经忘了，”她说，“我最初买这套房子就是为了能够得到自由，为了能把我的东西放在没有人会动它们的地方。”
“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我和那个乞丐是同一类，而不是和你。我站在这个世界的空白处。而你，你却总是以你自己为中心。”
“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多么华丽的空白处，你什么都不用为它付出。”
“我时刻准备着离开我那华丽的空白处，但你，你却从来不肯放弃你带着那些面孔建立起来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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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以前，让-马克还希望解释些什么，承认他的骗局，但那一来一去的四次相互反驳已经不可能让对话再继续下去了。他已不能再辩解些什么了。因为这套房子的确属于她，而不属于他。她说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华丽的空白处，这也是事实。他嫌的钱是她的五分之一，他们全部的关系建立在他们从不介意这种不平等的心照不宣的彼此认可上。
他们都站在那儿，面对面地站在桌子两旁。她从她的手提包里抽出一个信封，撕开它，展开信纸；这就是他刚写的那封信，几乎还不到一个小时。她再也不隐藏什么了。他知道她正在作一个决定。她一点也不感到不安地在他面前读了那封她应该保密的信。然后，她把它放回手提包中，几乎是冷漠地瞟了让。马克一眼，一语不发地走进了她的卧室。
他又在考虑她所说的话：“没有人有打开我衣橱，翻拢我的私人物品的权力。”她一定已经觉察到了，上帝知道她是怎么觉察到，他已经知道那些信和放它们的地方的。她的目的是要告诉他，她已知道了一切，而且她对此并不在乎。她已下定决心要按她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了，不再为他考虑。从今以后，她会当着他的面读她的情书。她的不满意预示着让-马克的不存在。对她来说，他已不在这儿了，她早已把他从心中驱逐出去了。
她在自己房中呆了很久，他可以听见吸尘器把那些闯入者留下的满地狼藉带去，让一切都恢复条理的声音。然后她进了厨房。十分钟后，她喊了他一声。他们坐在桌边吃着一顿简单的冷餐。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第一次一句话也不说。(口欧)，他们多么迅速地吃完了那些已觉得食之无味的冷餐？她又一次回到了她的房间，让-马克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其实也是什么都不能做)、他穿上他的睡衣裤，倒在了他们通常是一起躺在那儿的双人床上。但那天晚上，她没有走出她的房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还是不能人睡。最后，他翻身下床，把耳朵贴在她的房门上。他听到了有规律的呼吸声。他告诉自己，她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脆弱。或许当他把自己当成强者，而把她当成弱者时，他就错了。
实际上，谁才是强者呢？当他们置身于爱情地带之中时，或许他真的是强者。但当爱情从他们脚边溜走时，她却成了强者，而他成了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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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单人床上，她并不象他想象的睡得那么好，她的睡眠总是被打断，而且在不连贯的睡眠中，还总是充斥着不愉快的，断断续续的，荒谬的，无意义的，痛苦的性爱的梦。每一次从这样的梦中醒来，她总是感到很不安。她认为，那是女人生命中的一个秘密，每个女人的：这种夜生活向忠诚，贞洁，清白的许诺提出了质疑，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发现它的令人憎恶，但尚塔尔却喜欢想象普林西斯-迪，克赖弗斯，或柏那丁-迪珊特-皮拉的贞洁，或是爱维拉的珊特-西里莎，或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母亲特里莎焦虑不安地奔走过一个世界之中，尽心尽职地履行着她的职责——她喜欢想象她们从那不被认识的，觉得不太可能发生的，低能的不道德行为的掩盖下浮现出来，而白天又变回纯洁善良的女性。这就是她的夜晚：她几次从与一个她不认识的，令人厌恶的男人稀奇古怪的纵欲的梦中醒来。
凌晨醒来后，她再也不想回到那肮脏的快感中去。穿好衣服，她装好够一次短暂旅行用的一小旅行箱的日常生活用品。当她一切就绪时，看见让-马克穿着睡衣站在她的房门口。
“你去哪儿？”他问。
“去伦敦。”
“什么？去伦敦？为什么要去伦敦？”
她异常平静地说：“你很明白为什么要去伦敦。”让-马克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她又重复道：“你很清楚，不是吗？”她盯着他的脸。这是多么大一个成功。这次，她终于看到他成了那个脸红的人！
他的脸颊燃烧着。他说：“不，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伦敦。”
她很高兴地看到他涨红了脸。“我们在伦敦有一次会谈。”她说：“我昨天才知道的。你应该可以理解我既没有那个祝会，也没有那个渴望告诉你这些。”
她也知道他不可能会相信她的话，但她很高兴，她的谎言能如此的不令人厌恶，如此的傲慢，如此的大胆，如此的敌对。
“我已叫了一辆计程车。我现在要下楼去了，它随时都可能会到。”
她用微笑向他说再见。最后一刻，似乎是违背她意愿的，似乎是一个不受她控制的手势，她把她的右手贴在了让-马克的脸颊上，这个动作稍纵即逝，它只持续了一秒或两秒。然后，她转过身去，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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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能感觉到她的手轻触他的面颊，更精确的是三个指尖的轻触，就象一种被青蛙触摸过后的感觉。她的轻抚总是缓慢的，平静的，在他看来就像是在拖延时间。然而，在他面颊上作短暂停留的手指不象是一种轻抚，而却象一种提醒。就象一个被暴风雨冲走，被浪涛卷走的女人，只能用一个短暂的手势来代替语言：“我的心仍然留在这儿！我走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我！”
他机械化地穿上衣服，开始回忆他们谈论的有关伦敦的话。“为什么要去伦敦呢？”他问。她回答：“你很明白我为什么要去伦敦。”这是一个对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声称要离开的显而易见的暗示。这句“你很明白”表示：你知道这封信。但那封信，那封她刚从楼下信箱中取出来的信，只可能有送信人和她本人知道。换一句话说，尚塔尔已经撕下了可怜的凯拉诺的面具。她正对他说：是你，是你自己邀请我去伦敦的，所以，我顺从了你的安排。
但如果她已经猜到(上帝啊，上帝啊，她是怎么猜到的？)：他就是那个给她写信的人。那她为什么还要那么生气呢？为什么她会如此残忍呢？如果她已经猜到了一切，为什么她不猜一猜他用这个计策的原因呢？她为什么还要怀疑他呢？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之后，只能确定一件事：他不了解她。要不就是，她还是不了解这一切。他们的思想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他看来，它们再也不会汇合了。
他感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伤痛，而且，那种伤痛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它就象在熔耀一种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公平一样熔耀着自己。但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尚塔尔回来向她解释这一切了。虽然，他狠清楚，这才是一种合理的行为。痛苦不会来听自己倾述原因，因为它有它自己的原因，即使是不合理的。他那不合理的要求是为了尚塔尔，当她回来时，发现房中空无一人，没有他。因为她曾宣布，她要一个人呆在这儿，远离间谍行动。他在自己口袋里放了几张钞票，那是他所有的财产。他犹豫一会儿，到底要不要带上钥匙。但最终，他还是把它们留在了门厅里的小桌子上。当她看见它们，她就会明白，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只有几件夹克和衬衣挂在壁橱中。几本书搁在书柜里，就象是作为一种纪念品。
他走出房间，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不属于他的房子。在他决定将会去哪儿之前离开它。在他站在大街上之前，他不允许自己再想些什么。但才下了一半楼，他就有了千种脱离现实的感觉。他不得不在楼梯中央停下来，考虑到底去哪儿？他的脑中突然冒出一个迥然不同的示意：派利高德，那个住着他的一部分家庭成员的，总是愉快地欢迎着他的，巴黎的一家小旅店。当他正考虑着的时候，一辆计程车在红灯前停了下来。他招了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