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12-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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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获得了某个适当的视角，于是有理由认为歌德是位于欧洲历史中心的人物。歌德——伟大的中心。这不是那种一味回避极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实实在在的、使两个极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过欧洲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歌德在青年时代曾钻研过炼金术，但后来却成为首批现代科学家中的一员。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然而他又是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欧洲人。歌德可谓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几乎一辈子也未离开过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玛。他的一生属于自然，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在爱情方面，他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再有：
让我们回想一下阿格尼斯呆在害舞蹈病的电梯中的情景。尽管她本人就是个电脑控制论专家，然而她对这架机器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故障却一无所知。对她来说，这电梯是那样陌生，不可理喻，与她每天所接触的各种机械——从电话机旁的小计数器到洗碗机完全一样。
相对而言，歌德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则不同，当时的科技水准已开始给人们提供安逸，但是，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对自己使用的各种器具物品的原理则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房用什么材料盖成，他知道为什么他的油灯能放光，他也懂得他与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远镜的原理；他本人虽然不会做手术，但是，他却多次亲临手术场面，在他生病时，他能够使用专门术语同医生交谈。整个科技世界都向他开放、为他所理解。这就是歌德所处的欧洲历史中心的伟大时代；今天，谁若是被困在颠颤不已的电梯里，一想到那个伟大的时代，心中定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怅惘。
贝多芬的作品始于歌德的中心位置结束之时。此刻，世界开始失去其透明度，开始变得昏暗，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它向未知飞奔而去；人，被世界抛弃之后，则龟缩进他的自我，耽于怀旧、梦幻、反叛，让自己内心的声音淹没而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但是，那发自内心的呼声对歌德却像一种不可忍受的噪声。歌德厌恶噪声，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无法忍受远处花园中的犬吠。据说他不喜欢音乐，这不确切，他不喜欢的是管弦乐队。他喜欢巴赫，因为巴赫仍把音乐看作各种独立音响的透明组合，每一种音响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各种乐器的声音融汇成喧闹和哀叹的和声。歌德不能忍受管弦乐队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灵魂的高声叹息。贝蒂娜的那些属于年轻一代的朋友看见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并朝他们投以厌恶的目光。为此，他们不能原谅他，他们指责他是灵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敌。
贝蒂娜是诗人布列恩塔诺的妹妹，诗人阿尔尼姆的妻子，她尊重贝多芬。她属于浪漫派一代，但她又是歌德的朋友。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地位：她俨然是一位统治着两个王国的女皇。
她的书充满对歌德的溢美之辞。她所有的书信都是一首对他的颂歌。是的，正因为人人都知道歌德太太将她眼镜打落，都知道歌德不光彩地背叛那可爱的孩子以迁就那根疯香肠一事，这本书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爱情方面对已故诗人的一番教训，在重大感情问题上，他的表现竟如此庸俗可卑，牺牲激情以保住那可怜而平淡的婚姻。贝蒂娜的书既是颂扬又是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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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去世那年，贝蒂娜写信给朋友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伯爵，其中描述了发生在二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件事。她说是直接从贝多芬那里听说的。一八一二年（眼镜打碎的黑色日子后又过了十个月）,贝多芬在特普利茨温泉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他第一次会见歌德。有一天，他俩一道出去散步。他们正沿着一条大街走着，突然遇到皇后及家人一行。歌德一见，顾不得贝多芬正跟他说些什么，立刻捱到路边，脱帽肃立。贝多芬则相反，他把礼帽紧紧地按在脑门上，两道浓眉一皱，足足又冒出两寸；步幅丝毫不减地继续往前走。这样，宫廷显要们只好停靠一边，并向他打招呼致意。他走过这一行人之后，转过身来等歌德跟上。然后，他直言不讳向歌德谈了对他奴颜卑膝行为的看法。那一通训斥，简直像教训一个拖鼻涕的小学生。
这一幕是否真有其事？是不是贝多芬的杜撰？自始至终如上所说，还是他又添油加醋？贝蒂娜有无添油加醋？或者从头到尾是她捏造？谁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写信给普克勒-穆斯卡乌时，已意识到这件轶闻极有价值。惟有这个故事才能揭示她与歌德之恋的真正意义。可是，如何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她问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Kannst du sie brauchen？”你能用它吗？看来伯爵无意用它，于是贝蒂娜考虑是否应该发表与他的通信；而就在这时候，一件大好事发生了：一八三九年，她在 Athenaum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封信，声称贝多芬本人讲述过同样的故事！这封署明写于一八一二年的信的原件从来没有发现过，目前看到的只是出自贝蒂娜之手的抄件。信中有若干细节（例如确切的日期）可以说明贝多芬从未这样写过，或至少不是像贝蒂娜抄写的这样写的。可是，不论这封信是纯粹伪造还是真假参半，这件轶闻蛊惑力极大，于是不腔而走，家喻户晓。一切都迎刃而解了：难怪歌德宁可放弃伟大的爱情去要那根香肠；当贝多芬礼帽压得低低的，双手叉在背后，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歌德却像个卑躬屈膝的仆人，乖乖地站在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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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娜学过音乐，她甚至作过几首乐曲，所以她有一定的基础，能够领会贝多芬音乐中的新颖优美之处。但我有一个问题：令她着迷的是贝多芬的音乐，那音乐的音符，还是那音乐所表现的，换句话说，即音乐与贝蒂娜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态度的共呜？真有所谓对艺术的爱，它真地存在过吗？它莫不是一种幻念？当列宁声称热爱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真正所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听到的是什么？是音乐？还是一个雄浑的声音，使他回想起灵魂深处有过的庄严的震颤，一种对于鲜血、兄弟之情、行刑、正义、以及绝对存在的向往？他是从音乐中感受到愉悦，还是从音乐所触发的遐想中得到快感呢？而后者则与艺术和美无关。我们还是再回到贝蒂娜：她所感兴趣的是作为音乐家的贝多芬，还是反歌德的贝多芬？她对音乐的爱，究竟是一种把我们引向神奇的隐喻、引向两种绘画色彩的和谐的无声的爱呢，还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激情，激励我们去加入政党？无论是哪样（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真相），贝蒂娜反正是把一个礼帽压低、阔步向前的贝多芬的形象送入了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形象将世世代代走下去。
一九二七年，贝多芬逝世百年以后，德国的著名杂志Die Literarische Welt（《文学世界》）采访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询问贝多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对这位将礼帽紧扣在脑门上的贝多芬作身后的调查结果如何，编辑们事前一无所知。“巴黎六人团”成员奥利克①以他同代人的名义指出：他们对贝多芬毫无兴趣，他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是否哪天他会被重新发现、重作评价呢？也绝无可能。简直荒唐！雅纳切克②也认定，贝多芬的作品从来没有让他激动过。拉威尔③的结论是，他不喜欢贝多芬，因为他的声名不是建立在音乐之上，而是关于他生平的文学传奇造成的，就他的音乐而言，根本谈不上完美。
谈到文学传奇，这一次涉及到两顶帽子：一顶是低低地压在两道扫帚眉的前额上；另一顶则拿在一躬到地的人的手中。魔术师爱用帽子变戏法。他们能让物件在帽子中消失，也能让帽中飞出一群鸽子。贝蒂娜从歌德的帽子里变出了象征他的奴性的丑鸟，接着又让贝多芬的音乐消失（当然很不聪明地）在他的帽子里。她为歌德准备了当年泰彻奥·布拉得到的和吉米·卡特将要得到的东西：荒唐可笑的不朽。但是，荒唐可笑的不朽其实正等着每一个人；对拉威尔来说，把礼帽扣在眉沿的贝多芬比垂首鞠躬的歌德更加荒唐可笑。
看来，人们即使可能提前设计、操纵并照章实施安排一个人身后的不朽，那最终的结果也绝不会符合原先的意图。贝多芬的礼帽已成不朽，这个计划成功了；然而，这顶不朽的礼帽究竟产生什么意义，却不是事先决定的。
① 乔治·奥利克（1899一？），法国著名作曲家。
② 雅纳切克（1854一1928），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捷克作曲家。
③ 莫里斯·拉威尔（1875一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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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约翰，”海明威说，“他们也不断向我发难。他们不去读我的书，却撰写什么关于我的书。他们说我不爱我的几个妻子，说我不关心我的儿子，说我一拳把某个批评家的鼻子打歪了，说我撤谎，说我言不由衷，说我自负，说我阳亢，说我自称在战场上负了二百三十处伤，而实际上只有二百一十处，说我手淫，说我不听我母亲的话。”
“这就是不朽。”歌德说。“不朽即永恒的审判。”
“若是永恒的审判，那也应该有个像样的法官才是，不该是心胸狭隘的教员，手里还攥着一根答鞭。”
“手执笞鞭、心胸狭隘的教员，永恒的审判就是这么回事。你还想要什么，厄内斯特？”
“我什么也没想要。我曾指望死后平安无事。”
“但你却千方百计想成为不朽。”
“胡说。我只写书，仅此而已。”
“对，一点不错！”歌德大笑。
“我不反对我的书成为不朽。我写书时，一个字也不许删除。要顶往任何逆境。而我本人，作为一个人，作为厄内斯特·海明威，我对不朽毫不在意！”
“我非常理解，厄内斯特。可是你活着时就应该更加当心才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更加当心？你是说我爱说大话？我承认年轻时的确爱唱高调。喜欢在人前卖弄。听到那些关于我的轶事，心里美滋滋的。但是请相信，我并不是为了不朽才这么干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确感到不寒而栗。此后我已上千次地告诉大家让我独自好好呆着。可是我越求事情越糟。我为避人耳目而去了古巴。我得了诺贝尔奖，但我拒绝去斯德哥尔摩。相信我，我对是否不朽毫不在意。现在，我告诉你另一件事：那天我意识到自己已被不朽控制以后，怕得要死。人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他却不能掌握自己身后的不朽。你一旦被不朽拖上船，就甭想下去了，即使你开枪自杀，你死后还得呆在甲板上，这太可怕了，约翰，太可怕了。我死后躺在甲板上，只见我的四个妻子蹲在四周，写她们所知道的一切，她们身后是我的儿子，也在那里书写，还有那位老太太葛特露德·斯坦因①，也在那里不断地写，还有我所有的朋友，他们都在披露过去听说的我的不检点的往事或对我的诋毁诽谤；在他们身后，上百个手持麦克风的新闻记者在那里你推我搡，还有全美国的大学教授们，忙着分类呀，分析呀，并把点滴所得塞进他们的文章和专著。”
① 葛特露德·斯坦因（1874-1946），美国旅居巴黎的作家，对二十年代的美国作家产生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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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激动得浑身发颤，歌德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别激动，厄内斯特！别激动，朋友。我理解你。你方才所说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梦。我最后做的那个梦，那以后就没有了，或许它们都混在一块，我也分不清究竟是梦还是真。那是个小小的木偶剧场，我来到幕后，操纵那些木偶，背诵着台词。演的是《浮士德》。我的《浮士德》。你知道吗，木偶剧演出的浮士德是最美的。那里没有演员，由我一个人背诵台词，这比以往任何一天的演出都有意思，所以我高兴极了。我瞥了一眼观众席，突然发现剧场里空无一人。我感到困惑。观众哪儿去了？因为我的《浮士德》太没意思，他们都回家了？还是因为我这个人连被人嘘都不配？茫然之间，我转过身去，突然我惊呆了：人们本来应在台前，这会几却都跑到了后台，一个个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我的目光与他们相对时，他们鼓起掌来。原来，他们对我的《浮士德》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想看的不是我摆弄的这台木偶戏，而是看我本人！不是《浮士德》，而是歌德！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恐惧感，与你方才所说相仿。我觉得他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我说不出，我喉咙好像堵上了；我放下手中的木偶，让它们横躺在被灯光照亮、却无人观看的舞台上。我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一言不发走到衣帽间，取了帽子戴好，我甚至没有对那些好奇凑热闹的人再看一眼，便离开剧场回到了家里。我尽量不左顾右盼，尤其不回头张望，因为我知道他们正跟在我身后。我打开我那扇沉重的大门，一进屋就狠狠把门撞上。我找到一盏油灯点亮，抖抖颤颤地举着，来到书房，心想看看我的矿石收藏，兴许能让我忘记刚才不愉快的一幕。谁知道，我未及把油灯放到桌上，突然发现他们一张张脸都紧贴在我的玻璃窗上。我知道我是永远别想摆脱他们了，永远，永远，永远。我意识到灯光正照着我的脸，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得出他们是在细细打量我。我吹灭油灯，虽然心里明白我不该这么做。而现在他们也明白了，我在躲避他们，我害怕他们，但这样肯定会更加激起他们的好奇心。这时，我的理智早已被恐惧压倒，我不顾一切地奔进卧室，从床上拖下床罩胡乱裹住脑袋，捱进房间的旮旯，紧贴墙壁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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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和歌德沿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退下。你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位弄到一起，他们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但这又怎么样呢？你觉得歌德在另一个世界会愿意和谁相处呢？与赫尔德①？与荷尔德林②？与贝蒂娜？与埃克尔曼？请想一想阿格尼丝，当她想象自己每逢周六在桑那浴室中都要听到女人的嘈杂声，她感到莫名的恐惧！那么，歌德怎么会向往赫尔德呢？尽管有点大不敬，但我不妨告诉你，他甚至不会向往席勒。他生前是绝不会承认的，因为那样会使他终身没有一个知己朋友，这结局也太悲惨了。席勒无疑是他最好的朋友。但这“最好的”只是指比别人更要好，而坦白地说，那些人其实并不那么要好。他们是他的同时代人，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甚至没有选择席勒。当他意识到这些人将终身陪伴他时，他的确感到焦虑。但是没办法，他不得不安之若素。但死后难道还得和他们厮守不成？
正是出于对他由衷的爱，我于是梦想出他身边有一个人令他颇感兴趣，（也许你忘了，我可以提醒你，歌德终生都对美国非常向往！）而且此人又不像歌德晚年时主宰德国的那帮浪漫主义的小白脸。
“你知道，约翰，”海明威说，“能和你在一起，纯粹是缘分。人们个个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我的几位妻子，还有老葛特露德·斯坦因，准备给我一处比较宽敞的铺位。”谈到此，他突然哈哈大笑：“当然啦，可不是因为你这副令人难以置信的稻草人般的尊容！”
海明威的这番话不大好懂，我必须稍作解释：不朽者在另一世界散步时，可以选择他们生平的任何一种装束打扮，歌德此刻选择的是他晚年独自在家时的样子，除了他的最亲近的几位以外，无人知道他是这副打扮：他有见光流泪的毛病，因此戴了一副绿色眼罩，用一根细绳系在脑门上；脚上蹬着拖鞋；一条又长又厚的羊毛大围巾缠在脖子上，因为他害怕感冒。
说到他这副让人不敢相信的稻草人般的打扮，歌德喜不自胜地大笑，仿佛海明威的话是对他的赞美。他凑到他跟前轻轻他说：“我这副装束主要是为了贝蒂娜。她每到一处，都大谈对我的爱，我要让大家看看她爱的是什么。现在她一看见我，就忙不迭逃命。我知道她现在恨得捶胸顿足，因为我丢人现眼：无齿、秃顶，眼睛上还蒙了这副可笑的玩意儿。”
① 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批评家。
②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