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科里-克鲁斯为我把一切都搞妥，使我不受法律制裁，但是爱国的弗兰克-埃尔克就惨了，他终于被审判和定罪，不但被解除现役职责，只保留平民职务，还要去监狱服一年有期徒刑。一周后，少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没生我的气，也没表示义愤，甚至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做到的，墨林，”他对我说，“你终于获得了无罪宣判，祝贺你！整个事件实际上都是个天大的笑话，他们应该做到的是把那些小子投入监狱才对。我衷心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始至终对此事毫不在乎，但是却接到命令来处理此事，并且要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现在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你交谈，不是在施加压力，我劝你立即从政府行政部门辞职。”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感到头晕眼花，本以为这回可以完全不受追究，竟想不到却是被砸了饭碗！我将如何生活下去？将如何养家糊口？我在长岛买的新房子过几个月就可以搬进去，但那些银行贷款将如何偿还？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摆出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问他：“大陪审团已宣布我是清白的，为什么我还必须辞职？”
少校一定看透了我的心思。佐顿和科里在拉斯维加斯时曾取笑过我。说不管我怎么装模作样，别人都可以一眼就看出我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时的少校带着怜悯的表情对我说：“我这样说是为了你着想，你自己也想想看：发生了这种事以后，上面的头头会在整个军部大楼布下犯罪调查部的人马；联邦调查局的人将继续到处窥探；所有在预备役的小子还会设法利用你，让你和他们达成交易，万一不遂心愿，他们就会继续兴风作浪。但是，如果你辞职了，一切都会很快地随风而去，调查人员也会由于失去目标，无事可做而随即冷却下来并很快撤走。”
我原打算再问问其他收受贿赂的民职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没等我开口，少校就抢先说：“据我所知，和你情况相似的参谋及单位行政人员中，起码有十个准备辞职，还有人已经辞过了。请相信我，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你将会渡过难关。其实你在现在的岗位上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在你这个年龄本该谋份更好的职业。”
我点点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在生活中一直没有取得多少成就，虽然我出版过一本小说，但我每周只在民政部门挣100美元，如果不是每月为杂志社写稿有300-400美元的报酬，还不知如何维持生活呢！现在既然非法金矿已经关闭，这个岗位就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
“好吧，”我说，“我将写份辞职报告并在两周后离去。”
少校先点头后摇头说：“你还有带薪的病假设用，在两周内把它用完并找份新的工作。这里的事我会为你安排好的，你每周只要来几次处理一些文件就行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写了份辞职报告。事情也许不像原来估计的那么糟糕，起码我有20天的带薪假期，这里已约有400美元，我还可以领取大约1500美元的政府养老基金，虽然这么一来就意味着我得丧失在年满65岁后可以每月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但那已是30多年以后的事了，也许我还活不到这个岁数呢！这样算起来总共约有2000美元左右，再加上存放在科里那儿的受贿款三万多美元……突然，我有一种恐惧感——万一科里背信弃义，拒绝把钱还给我，那该怎么办？我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能哑巴吃黄连了。虽说我们是好朋友，而且他这次保护了我，使我绝路逢生，但是我对他仍不敢存有幻想，他毕竟是拉斯维加斯的一名骗子，假如他认为因为帮了我的大忙，这些钱就应归他所有，那怎么办？我是不能提出异议的，我本来也得花钱买自由，上帝啊，我该付出这个代价！
更令我忧心忡忡的事是我不得不告诉维丽我失业的事，而且还要向她父亲解释我为什么会失业，那老头子就必然会到处打听，直到知道真相为止。
当天晚上我没有把事情告诉维丽。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而是到杂志社去见埃迪-兰舍。我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却坐在那里又是摇头又是大笑。当我说完时，他不无惊奇地说：“你知道吗？我总是遇到令我吃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最直率的人莫过于你哥哥阿迪，其次就是你了。”
我之所以把有关收受贿赂使我变成了半个愚蠢的罪犯的事告诉埃迪-兰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理负担少一些。这几年来，广大读者不接受我的小说，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及基本失败的人生造成我忧郁孤独的内心世界，现在把这些心中的苦水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也算是一种摆脱吧。
兰舍一直面带笑容地望着我，听我诉完后，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神经质的一个——你的婚姻美满，有儿有女，生活安定，收入固定，现在正在写第二本小说，你究竟还想要些什么呢？”
“工作！”我告诉他。埃迪-兰舍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这个要求。说来也奇怪，我向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竟然毫不难为情。
他对我说：“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我大概再过六个月就要离开这个岗位了，他们会派另一个编辑来接替我，我将向我的接班人推荐你，他曾欠我一个人情。我会让他给你足够的自由写作任务，你就能有足够的开支了。”
“那太好了！”我高兴地说。
埃迪轻快地说：“我在离任前会给你一大堆写作任务，诸如冒险故事、爱情故事以及我经常写的书评等，怎么样？”
“好啊！”我快活得差点要跳起来，又随口问：“你估计何时能把你那本小说写完？”
“再过几个月吧，”兰舍说，“你的呢？”
我最怕别人问这个问题了，因为至今我仍然是仅仅写了个提纲。我本打算把关于亚利桑那州那件家喻户晓的刑事案件改编成一部小说，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我把提纲寄给出版商，他们都不同意预支稿酬给我，说是这种小说不可能赚钱，因为它牵涉到一个被绑架的小孩最终被杀害的惨案，人们不会同情小说的主人公——那个绑架者的。我打算写的另一部小说《罪恶与惩罚》也把出版商给吓跑了。
“我还在写呢，”我说，“还要写很长一段时问。”
兰舍同情地微笑着说：“你是个好作家，别担心，你总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的。”
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写作和书本，两人都觉得自己比那些畅销书单上的大多数著名小说家还强，只不过命运的天平倾向于他们，让他们名利双收罢了。我离开兰舍时，已经对前途信心十足。兰舍总是鼓励我，他是我今生遇到的少数几个乐意鼓励我的人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容易与人相处，又很机智和有才华的人。他夸奖我有才能的话使我振奋起来。
就这样，一切事情都随着我离开民政部而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我现在成了专职作家，能过上诚实的生活了。我不但免去受牢狱之苦，而且再过几个月就能搬进我有生以来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子。看来以前犯点小罪反而有好的报答呢！
两个月以后，我搬进了刚建好的在长岛的新家。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卧室，我们还共有三间浴室和一个专门的洗衣房，这样我就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在泡浴缸的时候，头部总是被刚洗好的衣服淌下的水滴所困扰了，也不必等孩子们都洗完了才轮到我洗。我还有一个充满繁文缛节的豪华的私人小天地——一间可以供我写作的书房。我们的新家还附有一个有花有草有树的小花园。有了这座我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我到底能够和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了。总之，这些许多同龄人早就拥有的东西，现在我也终于拥有了！
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的家人安全了——我们总算离开了那些贫困和绝望的邻居。他们永远不可能赶上我们，他们的悲剧不再能威胁我们并造成我们的不幸，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成为孤儿！
有一天，我悠闲地坐在新家的走廊里，观赏后院的风光，忽然意识到：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将来的幸福怎么都不可能超过现在。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有点不愉快，如果我是个艺术家，为什么就仅仅满足于一个我所爱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孩子和一栋廉价的郊区房子这样的小康生活？当然，我不能和法国画家高更比，但是，也许正是安于现状使我写不出作品来？我心里极其痛苦地涌出一种对维丽反感的情绪，上帝啊，是她把我牢牢地拴住了！
除了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不满足，其他一切都很顺利。对子女心满意足是人之常情，他们的确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在我儿子五岁时，有一次，我带他在街上散步，有只猫从地窖里跳出来，跑得很快，简直像在我们面前飞行一般。我儿子稚气十足地问我：“那是只胆小鬼吗？”回家后，我把此事讲给维丽听，她兴致勃勃地把它写了下来，要寄给一家专门为精彩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社。我的反应与她不同，我想也许他的小朋友曾这样笑骂过他，而他对这句话根本不理解，反而没感到是受了奚落。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儿子所接触语言的奥秘和经历，我羡慕他的童真，也羡慕他有父母可以交谈，同时他的父母还会为他的才能大惊小怪。
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全家人在第五大街散步时，维丽在欣赏商店橱窗里那些她永远也买不起的衣服。有个只有三英尺高的衣着考究的妇女向我们走来，只见她穿着雪白的有皱边的衬衣，外边套了件麂皮背心，下穿一条深色的苏格兰粗呢裙子。我女儿拉一拉维丽的外衣，指着那个侏儒妇女问：“妈妈，那是什么？”维丽感到既惊恐又不好意思，她对伤害别人感情的事一向反应过敏。她赶紧叫女儿不要作声，直到那个妇女走远为止，然后才详细地向女儿解释说那妇女永远不可能再长高了。女儿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于是又问道：“你是说她不会长大，那就是说她也像你一样是个小老太婆？”维丽尴尬地冲着我笑一笑，回答她：“是的，宝贝。别再想这件事了，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给临睡前的孩子们讲故事，女儿似乎在沉思，没听故事。我问她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爸爸，我究竟是个小女孩呢，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老太婆？”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有无数类似的有关他们孩子的故事，因为这些事天天都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然而我仍然禁不住陶醉在和儿女们一块儿分享生活的乐趣中，这些欢乐丰富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编织而成的。
再说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不断地淘气，一会儿把食物扔到哥哥身上，一会儿又故意倒翻饮料，接着还把船形调味瓶撞倒，弄得维丽怒不可遏，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她吼叫：“你再多干一件坏事，我就宰了你！”这当然是个夸张的威胁，但是女儿非常认真地盯着她并且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枪吗？”
这可真够滑稽的，她居然以为除非她妈妈有枪，否则就杀不了她。小家伙对战争、伤风败俗的强奸犯和猥亵犯、交通事故、殴打、癌症、中毒、被人从窗口扔出去等等，均一无所知。我和维丽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维丽爱怜地对她说：“我当然没枪啦，别傻了。”听了这几句话，女儿脸上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而维丽从此以后也没再说这类的气话了。
维丽有时也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富于宗教色彩，也越来越保守了，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梦想当作家的玩世不恭的格林威治的女孩子了。住在城里的公屋区时，是不准养宠物的，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喜爱动物，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她就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尽管儿子和女儿在草地上玩小狗小猫时的情景动人，我仍然感到有点不高兴，我不喜欢家养的猫和狗，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孤儿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宠物。
我对维丽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夫妻和谐的难能可贵。她是一个作家的贤妻及其儿女的良母，当遇到孩子们跌伤需要缝针，伤风需要吃药之类的事时，她从不惊动我，也不叫我帮忙。说到家务活，我最没耐心干了，而她任劳任怨，把通常是男人干的那些粗重的家务活也全包了。她父母家离我们只有30分钟的车程，她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开车带孩子们到那里去，她甚至不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同前往，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拜访，了解我情愿利用独处的时间写作。
不知道为什么她晚上经常做噩梦，也许是和她那充满天主教教规的童年有关。晚上，她即使是在熟睡的时候，也会绝望地轻声叫喊与哭泣。每当这种时刻，我不得不叫醒她。有天晚上，她在梦中极度惊恐，我把她紧紧搂在怀中，问她梦见什么，有何不妥？她在我耳边柔声地说：“千万别告诉我关于我即将死亡的事。”
这件事对我的惊吓非同小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去看过医生并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追问此事时，她竟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又问她是否去看过医生，她反而笑我婆婆妈妈，还若无其事地解释道：“这和童年所受的宗教教育有关，也许是我害怕下地狱的缘故。”
我为杂志社当自由撰稿人已有两年了。看着孩子们成长，婚姻美满得使我几乎要自寻烦恼。维丽经常回娘家，而我则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的小书房里写作，因而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一边在写作，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一边在为杂志社写稿，每周至少三篇。我写那些有关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为了消遣和名誉，而给杂志社写稿则是为了挣钱养家。我估计得再过三年才能把小说写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每当感到寂寞时，我就把越堆越高的手稿拿出来通读一遍。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健康成长，看到维丽越来越知足常乐，怕死的念头也越来越少，我感到无比欣慰。谁都说好景不长，我认为好景之所以不长是因为你不想它长，如果样样事情都完美无缺时，你就会去自找麻烦。
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也已经两年了，每天写作十个小时并阅读自己拥有的杂志、报刊和书籍；每月去看一次电影，日子过得非常有规律。有一天，埃迪-兰舍打电话约我去市区吃晚饭，我高兴极了，这可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去看纽约市区的夜景。这两年里，我每次去市区跟杂志社的编辑讨论约稿事宜，都是在白天完成的，而且我总是开车赶回家吃晚饭。这一方面是因为维丽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不想错过晚上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欢乐，再有就是晚上可以在清静的小书房里写作。
这一次是因为埃迪-兰舍刚从好莱坞回来，他向我打包票会有重要消息告诉我，还有美食等着我去分享。像往常一样，他问我小说进展如何。他总是以慧眼识英雄的态度待我，始终以为我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巾少有的、不带任何私心地真诚待我的一位。他有些地方很有趣，令我非常羡慕，他还让我回忆起维丽在新学校学习写作时的情景。她那股劲头当时充斥在她的写作和日常生活中，即使是现在她每隔一段时间也会表现一下。我在电话里告诉埃迪我正好第二天要到杂志社去谈约稿的事，谈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共进晚餐。
那天晚上，他领我到一家叫珍珠的饭店去。我真是孤陋寡闻，竟然从未听说过纽约有这么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中国菜。我把新鲜感告诉埃迪，他觉得不可思议，也因此详尽地给我介绍了中国菜的各种珍馐佳肴，还指出哪些是名牌菜并把“招财饼”上那些汉字的意思解释给我听。看到我想吃招财饼，他赶紧阻止我说：“哦，你千万别吃这些饼，如果吃了就太没品味了。看来今晚你最大的收获要算学会不应该在中国餐厅吃招财饼。”
两个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已够逗的了，数月后，我在《绅士》杂志上看到他利用这件趣事写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既开自己的玩笑，又开我的玩笑，把这件事叙述成一个精彩感人的故事。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原来他是把幽默感隐藏在自己那寂寞的、与周围的人疏远的外表下面。从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得知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把我描写成一个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心中有奋斗目标的人。这篇文章让我久久兴奋不已。
不过，他说我那天晚上最大的收获是不吃招财饼，这可就说错了，因为晚饭后他说服我出席纽约文学界的派对，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伟大的奥萨诺。
我是在晚餐的最后阶段被他说服的。当时正边吃甜品、喝咖啡，边闲聊。我在埃迪的建议下要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诉我这是配中餐吃的唯一甜品，还一再忠告我别吃招财饼。然后他即兴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席那个派对。我不想去，因为回长岛得开一个半小时的车，而且我宁可赶回家，也许可以在上床前再写上一个小时左右。
“还是和我一起去吧，”埃迪说，“你不能老是当一个溺爱妻子、儿女的隐士，抽出一个晚上来，在那里可以痛饮和畅谈，还会碰上一些漂亮的女士，也可以和一些重要人物接触。如果你认识某个评论家，以后他碍于情面，也就不可能把你的作品批得一无是处。如果某个出版商在派对上见过你，认为你是个好人，你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就能成为好作品。”埃迪知道我还没为自己的新书找到出版商，我第一本小说的出版商永远也不愿意再次见到我，因为他只卖出了2000本，而且以后都没有希望再出普及本。
在他的游说下，我出席了那个派对，见到了奥萨诺。在派对上，奥萨诺一直没有提起过他还记得和我的那次会见，我也只字没提，可是一周后，却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信，问我是否愿意去见他并和他共进午餐，谈谈他为我安排的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