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带着银纽扣的小伙子：穿越慕尔岛
我现在踏上的土地是慕尔岛的罗斯岛，这是一片山区，没有道路，和我刚离开的那座小岛相似，上面布满了沼泽、欧灌木和大岩石。熟悉这片土地的人也许有路可走，但对于我来说，除了自己的鼻子没有别的办法，而且除了本玛尔山也没有别的路标可循。
我尽量朝着先前在小岛上看到的炊烟方向走去。我浑身乏力，路途又崎岖不平，晚上五六点钟前后才来到一片小洼地底部的一幢房子面前。房子矮而狭长，草皮屋顶，用没有抹灰浆的石块砌成，屋前的土墩上坐着一位老人在夕阳下抽烟斗。
他用有限的英语使我明白船上的伙伴已安全上岸，第二天就在这间房子里受到了招待。
我问：“其中有一位穿得像个绅士吗？”
他说他们都穿着粗制的大衣，不过其中第一个到的人穿着裤子和袜子，其他人都穿水手裤。
我说：“啊，他应该戴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
他说没有，他和我一样光着头。开始我以为阿兰也许丢了帽子，后来我想起了下雨，我猜他一定把帽子藏到他那宽大的外衣里以防损伤。我想到这儿就微笑了，因为朋友安全了，还因为他对于衣着的虚荣。
然后老先生轻拍前额大声说：“你一定是有银纽扣的小伙子。”
“是啊！”我说，感到惊奇。
“那么，”老先生说，“我有话要传给你，请你沿托洛西到你朋友的地方去找他。”
他接着又问起了我的遭遇，我便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南方人听了一定会发笑，可是这位老先生（我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的举止，虽然他背上的衣服都搭拉下来了）一直认真同情地听我说完，然后拉着我的手进了茅屋，屋里也一样简陋。他把我介绍给他妻子，仿佛她是女王，我是公爵。
那位善良的太太为我端来了燕麦面包和冷松鸡，拍着我的肩膀，一直微笑着看着我，因为她不会说英语。老先生也不甘落后，用本地的酒调了一杯潘趣酒给我，我一直在吃，然后又喝酒，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好运。这座房子尽管充斥了泥炭烟，并且像个滤锅一样到处是孔，但对我来说它仿佛是宫殿。
酒让我出了一身汗，我感到了浓浓的睡意，好心的夫妇让我睡下。我再次上路时已是第二天中午时分，嗓子感觉好多了，好招待和好消息使我精神焕发。尽管我极力坚持，老先生仍不肯收钱，他还给我一顶帽子戴。虽然我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当我走到看不见房子的地方时，就立即在路边水池里小心谨慎地清洗了这件礼物。
我对自己说：“如果这就是野蛮的高地人，我多希望我们家乡的人更野蛮些。”
动身时已经很晚了，而我在路上东游西逛也耗费了将近一半的时间。真的，我遇见许多人在可怜的一点点的土地上刨食——那恐怕还不够喂猫呢，或者他们放牧着像驴子一样大的小牛。暴动后法律禁止高地人穿本民族服装，人们被迫接受他们很不喜欢的低地习俗。他们的装扮真是千奇百怪：有些人除了披风或大衣什么都不穿，裤子像没用的废物一样挂在背上；有些人用杂色的条纹布缝在一起模拟格子花呢，就像老妇女的被子；其他人仍旧穿着高地苏格兰裙，不过在腿中间缝上几针，改良成荷兰人穿的裤子。所有这些拼凑物都是明令禁止并将受到惩罚的，因为旨在摧毁家族精神的法律要求严格执行。不过在偏僻海边小岛上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告发。
他们似乎非常贫穷，毫无疑问这是很正常的。现在抢劫已经被制止，首领们连一座公开的房子也没有，就连我东游西逛所经过的乡间小道也充满了乞丐。在这儿我注意到和我家乡不同的地方，低地的乞丐，即便是穿长袍式礼服被准许乞讨的人都很谦卑讨好，如果给他四便士硬币请他找钱，他们会很有礼貌地找你二便士硬币。但这些高地乞丐非常有尊严，他们要求施舍去买鼻烟（据他们说），也不会找回零钱。
当然这不是我关心的事，只是一路看来觉得很有趣。我更关心的是很少有人会讲英语，这些少数人（除非出于乞丐之间的友爱）也不大愿意讲。我知道托洛西是我的目的地，便一再向他们重复提及这个地名并比划着，他们倒不是简单地以手势答复，而是用一长串盖尔语让我莫名其妙，所以也难怪我常常走错路。
最后大约是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已经非常疲乏。我来到了一间单独的房子面前，请求让我进去，但被拒绝了。我想到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地方金钱应该很有用，就用食指和拇指捏着一枚金币。这样原先一直假装不会英语，并打手势要我离开的房主突然开始说清晰的英语，并同意用五先令换一宿住宿，并在第二天领我去托洛西。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安，我害怕抢劫。其实我大可不必担这分心，屋主并不是抢劫犯，他只不过非常穷，还有点狡诈。他并不是这儿唯一的穷人，因为第二天我们足足走了大约五哩才找到一幢他说是有钱人的房子。这也许是慕尔岛的有钱人，但要在南方就一定不是，因为他倾其所有，把整个屋子翻得底朝天，邻居也来凑数，才凑齐二十先令的银市。零散的那一个先令他留给了自己，说让这么一大笔钱闲置不用会让他吃不消的。尽管如此他很好客，谈吐有礼，请我们与他家人一同吃饭，用精致瓷碗调酒，这样我的无赖向导十分开心，居然不肯走了。
我开始生气了，求助于这位有钱人（赫克特-麦克林是他的名字）。他参加了我们的谈价，也亲眼看见我付给他五先令，但麦克林喝了一杯酒，发誓说要等大家喝完酒才能离开他的酒桌。我只好坐着听雅各宾的祝酒辞和盖尔歌，直到所有人都醉醺醺地踉踉跄跄地上床或到谷仓去睡觉为止。
第二天（我旅行第四天）五点钟前我们起身，可那无赖向导又端起了酒杯，我花了三个小时才请他走出了屋子，然后是更大的失望，各位很快会知道的。
我们走到麦克林先生房子前面长满灌木的山谷，一切都很顺利，只是我的向导不停地回头望着。我问他干什么，他只是对我笑笑。我们刚刚走到山的背后，看不见房子了，他就告诉我托洛西就在前面，那座山峰（他指给我看）就是最好的标志。
“我不管，”我说，“你反正会和我一起走的。”
这无耻的骗子居然用盖尔语说他不会英语。
“我的朋友，”我说，“我知道你的英语很溜，告诉我怎样让你的英语回来，你想再要钱？”
“再给五先令，”他说，“就带你去。”
我想了一会儿，给了他两个，他贪婪地同意，并坚持要马上拿到手。“为了表示好运，”他说。不过我想这真是我的坏运。
但两个先令也没能使他走多远。他坐在路边，脱下厚底皮鞋，看样子他想休息了。
我这时非常恼火，挥起拳头要揍他。他马上从衣服里拔出一把刀来，弯下身子像一头野猫一样对我嬉笑着。我除了愤怒什么都忘了，我冲向他，拨开他的刀子，右拳打在他脸上。我是强壮的小伙子，又充满愤怒，他只是个瘦小的人，他在我面前重重地倒下。谢天谢地，他倒下时刀也飞了出去。
我捡起了刀子和他的鞋子，祝他早安，自顾自走了，留下他赤手空拳还光着脚。我心中窃喜，知道因为种种原因我摆脱了这个无赖。首先他知道他再也要不到我的钱了，其次这双鞋在这儿只值几便士，最后这把刀其实是匕首，法律是不允许他携带的。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赶上了一个身材高大，衣衫褴褛的人，他走得相当快，却用拐杖探着道，因为他双目失明。他说他是一名传教士，听到这我应该感到比较心安，但当他的脸转向我时，我看到的是阴森、危险和诡秘，而且我们开始一路同行时我就看见他衣服口袋露出手枪的金属枪柄。带着这家伙意味着初犯罚十五英镑，再犯就流放到殖民地去。我搞不懂一个传教士为什么要有武器，也不明白一个瞎子怎样用手枪。
我把刚才的向导的事告诉他，这事的处理使我很得意，虚荣心使我丧失了应有的谨慎。当我提到五先令时，他失声大叫起来，使我打定主意不再提那两个先令，同时很高兴他看不见我涨红的脸。
“是太多了吗？”我问，有点结巴。
“太多了，”他叫道，“只要请我喝一点白兰地，我能带你去托洛西，而且在这桩交易中你还能享受与我作伴的乐趣呢，我可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我说我不明白失明的人如何做向导，这时候他大笑着说拐杖足以做一只鹰的眼睛。
“至少在慕尔岛，”他说，“我对每一块石头和每一丛灌木都了如指掌，你看，”他说着，用拐杖左指右敲的仿佛要证实他的话，“那边是一条小河，上游那儿有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块高高竖起的大石头，山脚下很难走的路就是通向托洛西的。这条路是人畜行走践踏出来的，路径很明显，两边灌木茂盛。”
我承认他说的非常准确，并告诉他我感到很惊奇。
“哈，”他说，“这算不了什么，在‘条例’①颁布以前，这儿允许携带武器时，我还能射击呢，说出来你相信吗？啊，是啊，”他大声说，然后斜眼一瞥，“如果你带了手枪的话，我能表演给你看。”
①‘条列’：雅各宾人被彻底击溃后，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苏格兰高地人穿着民族服装和携带武器。
我告诉他我没有这些玩意儿，并离他远了一点。如果他知道这时他衣袋里的手枪已暴露无遗，那我就危险了。我还能看到阳光在枪柄上的反光，不过我运气比较好，他对此一无所知，以为一切都掩盖得很好，藏得很深呢。
接着他狡猾地询问我从哪儿来，是否有钱，是否能为他换五先令零钱。他说这钱就在他高地钱包里，一边说一边侧身靠近我，我就躲开他。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条绿色的牲口小路上，要翻越几座山坡到托洛西。我们不断地调换着位置好像在跳双人舞似的。我显然占了上风，因此我情绪高昂，和这个瞎子周旋使我开心。不过传教士的火气越来越大，终于用盖尔语大声咒骂起来，还要用拐杖打我的腿。
然后我就警告他说我口袋里也有一把手枪，如果他不乖乖走南去的山路，我会把他的脑浆打出来。
他立即变得很有礼貌，试着想要软化我，但发现没有效果时，他又用盖尔语咒骂我，自己走开了。我看着他敲打着拐杖大步走过泥塘和灌木丛，直到他转过山侧，消失在洼地里。我又继续向托洛西走去，感觉比和那位有学问的人一起走路要愉快得多。这真是一个倒霉的日子，我刚刚摆脱掉的人是我在高地上遇见的最坏的人。
在托洛西，慕尔海湾能眺望摩汶大陆的地方有一家小酒店，店主是一个叫麦克林的人。似乎这是个很有地位的家族，因为在高地开一家酒店要比在我们那儿更体面，也许是因为这是一个热情待客的职业，或许因为这是一个闲适的可以喝酒的工作。他的英语很好，他觉得我像是有点学问的人，就先用法语和我说话，他说得比我好多了，然后又用拉丁语，这方面我们不相上下。令人愉快的竞赛立即使我们成了朋友，我坐下来和他喝酒（或更准确地说我坐着看他喝酒），最后他喝醉了，伏在我肩上哭了。
我装作不经意地让他看见阿兰的纽扣，不过显然他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确他对阿德谢尔家族及其朋友都抱有怨恨，他还没有喝醉时曾用优美但恶毒的拉丁文念了一篇讽刺杂文，这是用挽歌体韵文描写那个家族的一个人。
当我说到那位传教士时，他摇着头说我幸好摆脱了他。“那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他说，“他叫邓肯-麦可，他靠耳朵可以射中几码远的物体，常被指控拦路抢劫，还被指控过谋杀呢。”
“怪就怪在他自称是传教士。”我说。
“他确实是的，”他说，“他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说？他瞎了，图沃特的麦克林就叫他干这个，不过他也是够可怜的。”酒店主人说，“他总是在路上，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听年轻人谈宗教，毫无疑问这对他来说是有巨大诱惑的。”
最后主人不能再喝了，就领我走到我的床铺边。我心情愉快地躺了下来。走了大半慕尔岛的崎岖山路，从伊尔瑞德到托洛西，直线距离是五十哩，我因时而走错路几乎走了一百哩，走了足足四天，反而不怎么觉得疲倦。千真万确，长途跋涉结束时，我的身心状态都比启程时强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