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这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故事，甚至也不是那种能够串成一个故事的片断。如果它是个故事，在这起马球俱乐部的事件中，我就该达到我的高潮，或者无论如何达到它的初级阶段，而剩下的可能是那起事件对有关的三个人的生活的影响了。
它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类似于故事的任何东西，而仅仅是一种尝试，想给你描述——这样做的过程中，可能也让我自己更加清楚——一个多年来我莫名其妙地但又忠心耿耿地热爱着的男人的神态和性格。因此，对于博尔顿·伯恩在以后的篇章中不再出现，我没什么歉可道，不过，他的邪恶的阴影还是应该贯穿到底的；我最后一次见他（为了我的目的）是在杰克·阿尔斯特罗普家的那天晚上，在我们的那次令人过于欢乐甚至是喧闹的晚宴后，我注意到他和海利·德莱恩握手时，嘴唇焦枯，带着假声假气的热情宣称：“怀有恶意？嘿，不会的——嘿，多荒唐！玩一玩马球，公平竞争嘛，对吧？应当如此？对了——明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路。估计你要继续和杰克呆到把星期日过了？我真希望我没有答应吉尔德米尔家——”从此以后他就消失了，在海利·德莱恩性格的暮色中闪了一下灯光，算是达到了他的目的。
我一直觉得重要的并不是博尔顿·伯恩。尽管俱乐部和客厅里喊喊喳喳地议论这段插曲，朋友们逐渐令人惊讶地竭力表现出浑然不觉的样子，还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两眼恳求着要你说话，如果你比他们知道得多的话，而我已经把这件事完全丢在脑后，因为我确信德莱恩早已忘了。“那是马的缘故，不关别的事，”我暗自发笑，高兴得好像我早就对德莱恩夫人怀恨在心，现在还为她幸灾乐祸似的；然而我心里还是念念不忘，阿尔斯特罗普说德莱恩曾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恨的就是残忍。”
现在，这是多么符合我的主人无意中说露嘴的另一个事实——德莱恩从头至尾参加了内战！我对这件事竟感到意外，我竟然忘记了、或者也许根本不知他的这段历史，似乎有点难以置信。然而，像我这样刚跨出九十年代大学校门的年轻人身上，这种无知过去比起现在更可能得到谅解。
那是我国觉醒之前我们民族麻木不仁的黑暗时代；毫无疑问，战争似乎离我们比离当今的年轻人更远，更别说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反正，在老纽约情况就是这样，或许在我成长于其中的富裕而懒惰的老纽约人的小家族里情况更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英勇作战了整整四年，在这一长期的斗争中，纽约尽了她的一份力，难以忘怀的一份力，可是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明白这一事实时，我是多么茫然不解——那时我在上学——如果我父亲的一些亲属和同时代的人在打仗，而其他人——真不少！——却袖手旁观。尤其我回忆起在上学时我听到一个男同学讲述他父亲腿跛的原因时，我是多么震惊：“在钱瑟勒斯维尔他的腿挨了一枪子儿，他再也好不了啦。”
我惊呆了；因为我朋友的父亲正好是我父亲的年纪。当时（正值学校足球赛）这两个人正并排站着，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父亲弯腰驼背，腿瘸着，很苍老，而我父亲，甚至在晚辈眼里，看上去身板笔直，充满朝气。仅仅在一二小时前，我还一直对我的朋友夸耀父亲是个神枪手（圣诞节他把我带到他的北卡罗来纳射击场去了）；可是现在我却站在那里显得十分尴尬。
后来我回家度假。一天只有母亲和我，我对母亲说：“妈妈，为什么爸爸那时没有去打仗？”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想她一定看出了我的激动不安而感到震惊。可是，她却把她那张平静的脸从刺绣活儿上抬起来。
“你父亲，是吗？怎么，因为他那时已经结了婚。”她脸上带着一种缅怀往事的微笑。“莫莉已经出生了——萨姆特堡沦陷时她有六个月了。我记得我正在给她喂奶，爸爸进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们真是无法相信。”她停下来不慌不忙地拼配一块丝绸。“结了婚的男人是不被召去打仗的。”她解释说。
“可是他们去了，妈妈！佩森·格雷的父亲打过仗。在钱瑟勒斯维尔受了重伤，自那以后他只好拄着拐杖行走。”
“好啦，亲爱的，我想你不愿意让你爸爸成那个样子，对吧？”她又停下，发现我没应声，很可能觉得这样谴责我没有心肝刺痛了我，她好像减轻了指责的口吻，补充说：“你父亲的两个堂兄弟倒是去打仗了：他的堂弟叫哈罗德和詹姆斯。他们是小伙子，没有家庭义务，可怜的詹姆斯被打死了、你要记住。”
我一声不响地听着，再也没有跟母亲提起过那场战争。其实对任何人也没有再提过——甚至对我自己。我把整个事情埋在我认为看不见、听不着的地方。毕竟战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出生时它就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没有人再谈起它。当然在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仍然会碰到年长一些的人，人们说起他们时便说：“不错，某某参加过战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是因为退伍时有军衔而为人所知，鲁斯科特上校啊，德特兰西少校啊，斯科尔老将军啊。人们不觉莞尔，不过也承认：如果保留他们的军衔使他们高兴，那是他们赢得的权利，然而海利·德莱恩的想法似乎与众不同。他从不让人叫他“少校”或“上校”（我想他退伍时是上校人此外他比那些老兵要年轻几岁。得知他曾和他们并肩作战就像看见一个人能记起的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老奶奶由保姆举起看华盛顿将军一样。我总认为海利·德莱恩跟我是一代人，而不是我的父辈；尽管我知道他比我大得多，而且偶尔还管他叫“先生”，但是我觉得我和他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来自我们有共同的娱乐，而且谈起它们用的也是同样的俚语。他肯定比我认识的那几个参过战的人小十岁或十五岁，然而我敢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人是逃了学自愿去当兵的。因此，我忘记了（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是不可原谅的。
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经营了两三代人，一直是纽约一家可靠而守旧的私人银行。我的朋友海利在他事业的初期就被认定为合伙人；这个位置在他家中差不多是世袭的。凑巧的是，阿尔斯特罗普家的那一幕发生后不久，我在该行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聘书来了，不是经德莱恩之手，而是经过弗雷德里克一布罗德先生之手来的，他是个资深的会员，我父亲的老朋友。这是一个相当有利的机会，让人无法推辞，于是我把自己平庸的能力和竭尽全力的迫切愿望搬到了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的一张办公桌前。正是由于这偶然的变化，我和海利·德莱恩之间慢慢产生了一种感情，我简直像他的儿子，而他却像我的哥哥——因为人们几乎不能称他为父亲，甚至连他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
我的工作不可能使我按他的方式办事，因为他的业务工作十分轻松，他在银行上班时间不长，也不正规。不过，他好像喜欢我，不久就开始叫我处理很多琐碎事务，在商界，年轻人是可以为长者效劳的。商业信函的写作是他的一大困惑。他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他用词准确明了，不拖泥带水；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比他对模糊的冗词赘语更不耐烦的了——美国的初等教育正是用这种东西败坏了我们的语言。他常常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艰涩不准的词语，气冲冲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翻译成英语——”然而当他要写信，更糟的是口授时，他那友善的前额和一双大手就发潮了。他常常喃喃地说，一半是问他自己，一半是问我：“我倒底该怎么说呢？‘大函昨B收悉。建议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喜欢它的式样？’——“唔，就这么说，”我通常回答。然而他总是摇头反对：“小伙子，你和我一样糟。你不知道怎样写好的英文。”在他的脑海里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有一条固定的鸿沟。我从来没有办法让他的想像力跨过这条鸿沟，让他看到他脱口而出的语句比起写在纸上的是“更好的英文”。写在纸上的是绞尽脑汁、咬着笔杆制作出来的，其中包括把同样的说法翻译成诸如此类的语言：“上月卅日惠函收悉，抱歉之至，无奈复函相告，思之再三，本人对该事实难苟同”——常常在“该事”上大笔一划，看作“站柜台的行话”，然后就抱怨自己无能，找不出一个更加约翰生①式的词语来替代它。
①约翰生（1709—1787），英国文学家，喜用典雅和拉丁语源概括性强的词。
“我的麻烦就是，”他常说，“我父母在语法方面要求很严，从来不让我们这些孩子使用粗俗的语言，一旦使用，必须予以纠正。”（他所说的“粗俗”是指随便的或不准确的。）“我们是读最好的书长大的——司各特呀，华盛顿·欧文呀，写了《旁观者》的那个我忘了他的名字的老作家呀，还有吉朋呀等等；我虽不是一个文人，而且从来没有以文人自居，但我不会忘记我早期接受的训练。我看到孩子们读像吉卜林这样的新闻记者写的东西时，我恨不得从他们手里扯掉那种劳什子。一文不值的新闻——大多数时髦书都是这些玩艺儿。你会原谅我这种说法，孩子，就连你也太年轻了，不知道英文应该怎样写。”实际上——虽然一开始我发现很难相信——德莱恩曾经肯定是个读书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过宴会后，步行回家，月亮惊魂不定地从“天憩”阁后起身，他对着月亮吟诵道：“她像夜色在美中行走，”我大吃一惊。另外，他喜欢这样来描述马球赛中的一次胜利的猛攻：“告诉你，我们像亚述人一样压倒了他们。”拜伦不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粮。有一段时间，很明显他把格雷的《挽歌》全诗背了下来，一个秋天的晚上，当我们一起站在他乡间别墅的阳台上时，我曾听见他低吟着：”
昏蒙的四景已从眼前消尽，
肃静的寰空之中万籁无声……
尽管我对德莱恩夫人不怀好感，但我不能相信是德莱恩的婚姻制止了他对书籍的兴趣。从他极有限的典故和引文来判断，他的阅读好像是在他第一次碰到莉拉·格雷西之前很久就停止了。我像一个地质学家那样探测他，发现莉拉的地层下有好几层都没有任何文学兴趣的痕迹。因此，我得出结论，像其他我所认识的人一样，他的脑海只能接受某一个时代，一旦得到，就“啪”地一声关闭了，就像一个吃饱了的甲壳动物，再来一个潮头永远打不着它；这时我终于发现，人们在某一个时代就停止生活，不管他们还能再活多少年；我认为德莱恩在十九岁左右就停止了生活。那个时间大概刚好是内战结束，他也恢复了以前从未偏离过的普通生活。这四年显然已经塞满了他身心的每一个缝隙。因为我不能相信他是毫无知觉地度过这四年的，像有些著名人物，命运的玩偶那样，从人生经历的顶峰跌入深渊，却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一无所知——由于坚持规定的仪式，或是由于逃跑时带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梳妆盒而丢了王位。
不，海利·德莱恩感受过战争，并为战争所改变；我把他和别的“老兵”相比时我发现他们真有天壤之别；他们，以前我认为是我父亲的食客中最无聊的一些家伙，现在都成了意趣盎然的人物。那时，每当母亲宣布斯科尔将军或德特兰西少校要来吃饭，我总是找借们躲开；现在，如果我知道要请这些人，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服她也把德莱恩请来。
“可是他年龄小得多——他只喜爱热衷于运动的那一帮人。请他来和老先生们呆在一起，他是不会高兴的，”我母亲笑眯眯地再加上一句：“如果海科有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这是由于他妻子的缘故，我想。”
然而，有一次，她真的请了他，而且他也接受了邀请，我们也不必请德莱恩夫人（毫无疑问她会厌烦的），因为我们没有请斯科尔夫人和鲁斯科特夫人，要使它成为那种老式的“男士宴会”，有烤鸭肉，一罐潘趣酒，我母亲是唯一在场的女士——这样的夜晚我父亲仍然特别喜欢。
我记得，在饭桌上，我是怎样地留心观察斯科尔将军、老德特兰西和德莱恩的不同，又想努力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德特兰西少校嘴上总是挂着战争——布尔溪和安德森维尔的轶事呀，林肯、西沃德①和麦克莱伦②的趣闻呀，尤其是在潘趣酒下肚以后。“如果一个人经过了战争，”无论说到什么，从发表对上星期日布道的观点到赞美烤鸭肉的味道，这一句总是他的开场白，斯科尔将军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晋升到他拥有的那个军阶，他虽然从未提到这个话题，却无言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军阶的权利。他是一个高大而又沉默的老绅士，长着一头浓密好看的白发，半睁半闭的眼睛在静脉隐现的眼皮间烟焰闪动，还有一副威严笔挺的姿势。他的风度无可挑剔——完美得到代替语言的程度，过后人们就会说他只要躬身微笑，以及起立又坐下就多么讨人喜欢，他把这种困难的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据说他是鉴别马和马德拉白葡萄酒的行家，但他从没骑过马，还传说他在欧文街阴森森的老宅子里给他的稀客递上的是很一般的葡萄酒。
①威廉·亨利·西沃德（1801—1872），美国国务卿（1861—1869），美国内战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领袖。
②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1862—1885），美国内战时北方军队的著名将领。
他和德特兰西少校有一个共同特点——老纽约人的极端谨慎。他们带着本能上的不信任注视着有可能扰乱他们的习惯、减弱他们的舒适或者强加给他们不习惯的义务（无论是公民的还是社会的）的任何事物，尽管在别的思想过程中他们十分迟缓，然而当一个貌似无害的谈话可能会引导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哪怕是支持市政改革的最温和的尝试，或者请他们拥护不管规模多小的一项新的不熟悉的事业，他们在揣测方面总表现出超凡的机敏。
按其宗旨，绅士们总是尽其可能慷慨地捐钱给慈善组织协会、元老舞会、儿童救济院和他们自己教区的慈善机构。一切不带“政治”色彩的事，奋兴布道会，或者卑鄙小人贿选的企图，甚至一个新近的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一个个看上去实在值得怀疑，他们认为这由于某些神职人员的轻率而被人借用了名义，正如德特兰西少校所说：“然而，在这个喧嚣的年代，有些人会不择手段地引人注意。”于是他们一齐为他们青年时代的已逝的“老纽约”叹息，鲁比尼和珍尼·林德①前来演唱过、萨克雷先生来讲过学的那个排外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纽约，那个拒绝接纳查尔斯·狄更斯、又被他出于报复诽谤和嘲弄过的纽约。
①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德特兰西少校和斯科尔将军内战中从头打到尾，亲身参与过不能言传的恐怖与痛苦，忍受过形形色色的艰难和匾乏，遭受了严寒、酷暑、饥饿、疾病和创伤的磨难；而这一切已经消失，像消化不良的症状，在舒舒服服地睡过一觉后荡然无存一样，使他们极其平凡又无限快活。
除了一点区别，鲁斯科特上校也是这样。尽管按出身他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但很久以前就被他们接纳入伙了，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战友，另一方面因为他娶了海利的一个亲戚。我现在仍然能想得出鲁斯科特上校：一个机灵英俊的小家伙，这两个特征都极为显著，波浪型的头发很有光泽（要不难道是假发不成？），上好的麻纱衣服上有一股太浓的科隆香水味。他年轻时参加过纽约民兵，曾跟伟大的第七团“出征”；第七团，从那时起就成了他生命的源泉和中心，就如同对于某些耄耋之年的人来说，他们的大学宴会仍然是他们生命的源泉和中心一样。
鲁斯科特上校长于骑士精神。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就是“蓝军与灰军”，就是营救可爱的南方姑娘，就是关于“星条光荣”的轶事和越过敌军防线送重要急件。对许多人来说乏味而凄凉的四年生活在他的道路上似乎充满了魅力，而潘趣酒（使我们年轻人很开心，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招引他）总是从他的记忆中唤起无数次情景：通过快捷、恭敬而殷勤的行动，在某颗骄傲的南方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他又发现了杰克逊游击队的驻地、或者可以涉水过河的地点。
那儿坐着海利·德莱恩，比别的人年轻许多，然而在这种场合好像是他们的长者，所以我不禁想道：“如果他十九岁就不再往大长，那么他们现在还裹在褪褓里呢。”然而他仅仅在道德上一个劲儿地长。但在智力上，他们处于同一水平。这时他们开始讨论沃拉克剧院最新上演的戏剧，要不就是母亲试探着提到《罗伯特·埃尔斯米尔》的作者①的新作（她的看法是：在男人的宴会上，只要女主人在场，她就该让谈话保持到最高水平上），德莱恩的话并不比他的邻座的更深刻——而且他几乎肯定没读过这本小说。
①即玛丽·奥古斯塔·沃德（汉弗莱·沃德夫人，1851—1920）。
每当谈起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有关俱乐部管理啦，慈善事业啦，或者“绅士”与社区的关系啦，他才突然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冷漠。
他常常坐在那儿一边听，一边抚弄着我姐姐的大斯凯犭更狗（这条狗无视一切规矩，竟然在吃甜食时跳上了他的膝头），他那忧郁的脸上带着一种严肃而略微心不在焉的表情；正当我母亲（我知道）在想这个人有多么乏味时，他便满面笑容，亮出他的酒窝；而且常常带着十足的胆怯表明他对长辈的尊重，却决不随声附和，说道，“毕竟，谁率先行动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把事情做了。”
这总是问题的实质。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包括我父亲，一切事情——从教区会议到元老舞会——的关键，恰好是德莱恩所忽视的：即那些组成委员会或领导运动的人们的等级地位。对德莱恩来说，重要的只是运动本身；如果事情值得做，他以其慢吞吞、懒洋洋的方式宣布道，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做，哪怕它的支持者是循道宗信徒或公理会教友，或者是那些在中午吃正餐的人。”即便他们是新新监狱来的囚犯，我也不在乎。”他肯定地说，他的手懒洋洋地抚弄着狗脖子，我看见他安抚伯恩的受惊的小马时也是那个样子。
“或者是布卢明代尔出来的疯子——因为这些‘改革家’总是那个样子，”我父亲进而说道，他宽容的微笑使他的话显得柔和了。
“噢，好吧，”德莱恩嘟囔着，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了，我敢说我们现在这日子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
“尤其是，”德兰特西少校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补充道，“我看，潘趣酒就要上桌了。”
潘趣酒表明我母亲要退席了。她羞怯含蓄地微笑着站起身来。而这些绅士们，都站了起来，对她的退场表示殷勤的抗议。
“抛开我们回艾尔斯米尔先生那儿去了——我们都要吃这位先生的醋了！”罗斯科特上校宣称，带着骑士风度第一个赶到门口；他开门时我父亲说，仍然带着他宽容的微笑：“啊，我妻子——她书可读得不少。”
这时，潘趣酒端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