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61节
(60)
杨红觉得自己没有醉，但走路有点飘飘的。飘啊飘的，就飘到了舞场，好像陈大龄也是飘飘地跟着她，把她安置在一个椅子上坐下，就飘走了。过了一会，陈大龄又飘了回来，端了一杯浓茶，叫她慢慢喝了解酒。他就坐在她对面，怜惜地望着她，说：“你不该走过来帮我的，我也是先天性不醉酒的。你一过来他们就不会放过你了。”
杨红目光散乱地望着陈大龄说：“其实我想醉，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没听说借酒浇愁愁更愁？”
杨红反问他：“你没听说恨不相逢未嫁时？”
陈大龄深邃的眼睛盯着杨红，杨红一下觉得酒全醒了，立即住了口。
舞场上响起一首轻快的圆舞曲，杨红不敢正视陈大龄的眼睛，说：“你跳舞去吧，我自己坐一会。”
陈大龄笑着说：“你不跟我跳吗？又在转什么念头？是不是觉得自己象海的女儿，配不上王子，应该让王子去找那边的那个公主跳？”
杨红被他猜中了心思，不好意思地问：“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对自己太没信心嘛。其实你很漂亮，回头率应该是很高的，不过你可能以为男人看你是在批评你裙子不漂亮。”陈大龄不由分说地拉起杨红，旋了两旋，就把她带到舞池中央。陈大龄的一只手轻轻地搂在杨红腰上，整个手掌只有拇指接触她的背，但杨红觉得就是那一个指头也很有力，给出的信号足以让她知道下一步是该进还是该退。而且陈大龄的手臂好像可以托起她，所以她一点不用思考，就让他带着她波动旋转。
陈大龄微笑着说：“这些天躲着我，在转什么念头？是不是觉得自己不会拉琴，应该让姓陈的找个会拉琴的，天天吹拉弹唱当饭吃。”
杨红又被他说中了心思，不知道答什么，只望着他傻笑。
“其实共同语言并不是两个人都会拉琴，或者两个人学同一个专业。共同语言是因为两个人对生活对爱情的看法是一致的。都会拉琴不代表什么，你没听说过‘同行相轻’？我弟弟跟弟媳两个人经常为拉琴的事发生争执的。不过，只要两个人感情在，过一会就和好了。”
“为什么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因为我老在那里揣摩你的心思嘛。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想，如果我是她，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想？然后我就把我想的说出来，从你那里得到了验证。”陈大龄带杨红旋了几圈，说，“我能猜到你的心思，可能是上帝造我们两个的灵魂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模子。先造了一个，后来又忘了，就又造了一个，所以我们两个的灵魂是一个版本的。”
杨红很喜欢这个比喻，只是很遗憾：“那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两个早点遇到呢？”
“也不迟啊。遇到了就是幸福，无所谓早或迟。”
杨红无奈地说：“相遇的时间是很重要的，迟了，就一切都完了。”
“遇到了，就不会完，不论是分是合，是生是死，你我都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跟自己一样的灵魂的，你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孤独。”
杨红黯然想到，光是灵魂不孤独有什么用？就恨不得两个人能在一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不孤独。就象现在这样，能看见，能听到，能摸得到。
乐队开始演奏《请跟我来》。一阵音乐过后，一男一女唱道：
男：我踩著不变的步伐
是为了配合你的到来
在慌张迟疑的时候
请跟我来
女：我带著梦幻的期待
是无法按捺的情怀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请跟我来
合：别说什么
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
别说，
你不用说
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
当春雨飘呀飘的飘在
你滴也滴不完的发梢
戴著你的水晶珠链
请跟我来
陈大龄解嘲地说：“跳舞真是个好东西，平时想搂不敢搂的人这时可以轻轻搂一搂了。”
杨红朝他怀里挤一挤，说：“跳舞真是个好东西，平时想抱不敢抱的人现在可以使劲抱一抱了。”
两人默默地跳了一会，杨红觉得这歌词好像很能代表她的心情，只要陈大龄说一声“请跟我来”，我就跟他到天边，到地角，但他为什么不说呢？杨红问：“你说有话跟我说的呢？”
陈大龄温柔地看着怀里的杨红，说：“我知道你一定是在那里翻来复去地想我们三个人的事情，一直到把自己想糊涂了为止。”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翻来复去地想。”
“你想出办法来了吗？”
陈大龄没有正面回答：“有时我希望你能为我做出一个决定，不论你怎么样决定，我都会欣然接受。如果你叫我带你离开周宁，我会立刻带着你远走天涯，不管别人说什么。如果你希望我离开你，让你们安静地生活，我会立即从你生活中消失。如果一定要看见我结了婚你才安心，我也会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好等的了。你说什么都行，只要你开心就好。”
杨红不说话，但是两眼开始模糊，陈大龄又接着说：“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我做出任何决定的，因为你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你只能伤害你自己。你每次打通了电话，突然挂断，都让我很担心，我每次都是骑着车，顺着滨湖路每个电话服务点找你，最后找到你打电话的那个，才知道你向回家方向走了。我还是不放心，我会骑车到你楼下，又不敢上去找你，只好请刘伯上去看过你没事才回家。”陈大龄担心地看着杨红：“你这样折磨自己，叫我怎么放心跟讲师团走呢？”
杨红哽咽起来，紧紧贴在陈大龄身上，贴得太紧，都能感觉到他的冲动了。杨红仰起脸，含泪望着他。
陈大龄苦笑一下：“我要是真的不正常就好了。这一下，我在你心目中的光辉形像全部坍塌了吧？”
杨红摇摇头，悄声问：“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陈大龄拉着杨红转了个圈，不露痕迹地把距离拉开了一点：“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我还知道你如果做了现在想做的事，今后会想什么。你会永远在心底开道德法庭的。”
“你怕我会审判你？”
“我不怕你审判我，开个全市公审大会审判我，我也不怕。我是怕别人议论的人吗？对我来说，爱情是无罪的，没有任何法庭可以审判它。我怕的是你不审判我，而把一切都揽到你自己头上，把自己当作一个坏女人，不留情地审判自己。即使没有人知道，你也会一辈子审判你自己的，因为按你的道德观，爱情只能有时间上的继起，不能有空间上的并存。”陈大龄叹口气，“还是跳舞吧，跳舞就可以让你这么名正言顺地在我怀里待一会，就待一会。”
杨红担心着，犹犹豫豫地问：“那你过一会—，疼，疼起来怎么办？”
陈大龄不解地看着杨红，看了一会，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笑起来：“看来你对男人这本书真的没读几页。”他低下头，附在她耳边，悄声说，“不是每个人都会疼的，而且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一种办法的，男人可以自行了断的。”看杨红听到“了断”两个字，就惊恐地睁大了眼，便说，“真的不忍心污染你，不过你的脑筋里已经有太多的负担，不想再把这个也加在上面，只有告诉你。”他斟酌了一下，小心地说，“男人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也许，怎么样说呢，象挤牙膏一样？”陈大龄笑着说：“难怪你每次看我的时候，脸上都是悲天悯人的神情。你不用为这个担心的，这本来不是什么秘密或坏事，不过中国人一向把这当个坏事，不提罢了。不能说得更清楚了，回去找几本书看吧。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要答应我，从今以后，不要胡思乱想，要开开心心的。”
“我没办法不胡思乱想，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陈大龄怜爱地说：“傻丫头，你不用作出任何选择的。三个人不一定就要成为一个三角的，三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星系。你看地球，它带着自己的卫星，绕着自己的恒星，不是转得挺好的吗？你也可以做一颗行星，你可以带着你的卫星，绕着你的恒星，自由地旋转。卫星不会因为行星不是绕它旋转就觉得痛苦的，每颗星都有自己的轨道，痛苦的是没有轨道，而不是谁绕着谁转。”
杨红就痴痴地听他说，觉得他说的都是自己心里想到但不能形成语言的东西。
陈大龄把杨红往自己怀里拉了拉，低声问：“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爱情，是超越了情欲和婚姻的？超越，并不是不想要，其实是很想很想要，超想要，越来越想要，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要不到的话，也不会影响这种爱情的。“
“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一个版本的。”杨红闭上眼睛，她能看见陈大龄描绘的那个绚烂的星系，自己就是那颗卫星，绕在陈大龄身边，而他，正绕着一颗明艳无比的恒星幸福地旋转。杨红尽情享受陈大龄怀里的那份温暖和他的男人气息，心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希望天下有不散的舞会，那就可以这样呆在这个怀抱里，只到永远……
(61)
杨红乘坐的飞机平安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
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杨红并没有感觉到激动或兴奋。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乘火车出J省的时候，那样一番激动，在心里惊呼：我终於到过J省以外的地方啦！想起更久以前，每次学校组织出去春游，都会有两三天激动不安，连觉都睡不好。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都不觉得激动了，反而有点怀念熟悉的家园，有点怪自己：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干什么？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
杨红惊觉地想，完了，我真的老了，记得朱PETER说过，当你踏上美国的那一刻，如果你想的是尽快回国的话，你就知道你老了，至少是心态老了，因为激动跟年纪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激动；而怀旧跟年纪却是成正比的，年龄越大，越怀念从前，越怀念故乡。
杨红想，朱PETER说的话不能算数，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了一鸣惊人，什么话都要反着说，成语也好，格言也好，他一定要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才安心。就说这“叶落归根”吧，谁都知道是拿来赞美那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老了之后，心心念念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但被朱PETER一改，就变成终生逃离之后无可奈何的回归了。
他说小树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拼命地往上长，拼命地把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离身下的土地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被根抓住，恐怕会长得飞起来。那时候，树叶对根没有什么感觉，不觉得是根在为自己提供生长的养分，反而觉得根是在羁绊自己。要等到树叶老了，黄了，失去生命力了，才会倦倦地落下，回到根的身边。但离根不值得唾骂，归根不值得赞颂，因为离根和归根，只不过是树叶生命中的两个过程、两个阶段。
杨红觉得朱PETER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妖言惑众。像他这样的人，反右的时候肯定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肯定被揪出来批斗，反精神污染的时候肯定被当成一个污染源清除。他到今天还逍遥法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可以在屋顶上大喊“我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
杨红不知道自己这趟出国算不算离根。出国之前，老有人问杨红：出去了还回不回来呀？连老院长都担过这种心，曾专门把她找去，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祖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对得起祖国啊。半年过了，就马上回来。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卖江北新修的那些房子，明年春天要搞干部调整，你不回来，这些都没你的份的。
杨红自己也给人做了十来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很佩服老院长的方法和技巧。现在你要说服一个人，光说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不跟他的切身利益挂上钩，他就算嘴里被你说动了，心里也不会动的。象劝你回国这事，祖国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国之心不会被震动；新房子的事也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家之心不会被震动；干部调整的事更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权之心不会被震动。这样三件事一摆，你不被说服？那你就是铁了心要叛国了。
杨红觉得别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不就一个半年的访问学者吗？哪里就会赖在美国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到了别人那里，是为别人打工，怎么比得上呆在自己的学校当研究生导师？杨红当时当地就对老院长担保：你放心，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不会留在美国。对老院长，你不能说什么天打五雷轰之类的话，但如果可以的话，杨红也不怕那样说，因为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绝对会回国的。
杨红就不理解，为什么学校那些干得挺不错的老师，到了美国，就想方设法地留在那里呢？学校作过统计，截止去年，有90%自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有55%公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
根据小道消息，女出国者的背叛之风比男出国者更浓，有人说是因为女人更容易找个老美结婚，一步到位地把身份搞定。据说中国男人找美国女人呢，就受到些生理上的限制，差不多就是牙签跟竹筒的关系。哪个牙签愿意掉到一个空广的竹筒里去受那个屈辱？但中国女人找美国男人呢，那就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比喻，但据说美国男人最欣赏那些在中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年纪一把，相貌不咋，知识渊博，谈吐潇洒。
杨红开始还不信，后来院里一位三十有五的老姑娘公派出了一趟国，就套牢一个老美，先回中国，再以美国公民未婚妻的身份去了美国，一个老姑娘把些个小姑娘气得！
大家忿忿地说，这种人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运气这个东西，一旦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的。对有运气的人，大家羡慕一通，充其量也就心里咒她日后离婚，或者被卖进窑子里去。但有些人，凭的不是运气，而是卑劣的手段，那大家就要公开地痛骂一下了，不骂不足以平民愤。
化学系有个老师是探亲出国的，去了一段时间就向学校打报告，说她怀孕了，要生第二胎。学校当然不能说同意，就回了信，劝其不要生。杨红听说这事后，还跟周宁在家里议论，说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你要生就生呗，还打个什么报告？有点无事生非的意思，明知你这样问，学校是不会同意的。不过事实证明那个老师打这个报告是英明的，或者用学校的话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她后来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就有一封信可以证明她不能回中国，她回中国会受到惩罚甚至迫害。那个代表学校回信的人好像也倒了酶，被撤了职，因为他为美国政府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发炮弹。
大家听说这事后，没有一个不说那个老师卑鄙无耻的。大家一致认为象这样投机取巧、背叛祖国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懂行的人说，刚开始时，以计划生育为由申请政治避难的，据说是100%地批准，现在这种申请多了去了，美国也搞不清究竟谁回国是真的有危险，谁是假的有危险，只有定个名额，每年不超过20%。所以大家预计化学系那个老师最终是哭哭啼啼地回国来。
但后来听说那个老师居然就成了那20%里的一个，她申请成功了，虽然还没拿到绿卡，但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卡，总之是可以呆在美国了。於是又有很多人私下羡慕她，说她这可是一生两得，不仅比咱们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为她赚了绿卡，不如给这个小孩起名叫“绿卡”吧。有人就说，听说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公民呢，应该叫“公民”了。周宁听了，还呵呵笑着说：“说不定是个‘母民’。”
周宁的妈妈倒是有让杨红在外面生几个小孩的意思。一听说杨红出国的事，连证都还没签到，婆婆就转开了念头。婆婆的方言不好懂，都是周宁翻译给她听的。婆婆说，听说美国那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到了那边，也生几个。我四个儿媳妇，这三个都因为超生被结了扎了，没指望了。你没结扎，我们周家就靠你了。
杨红听不懂婆婆，但婆婆听得懂她，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电视里广播里天天用的话，婆婆还是听得懂一些的。所以婆婆对她自己的语言能力一直有点自豪：我听得懂你的话，你就听不懂我的话。
杨红说，就半年时间，哪能生小孩？怀个小孩都要十个月。婆婆说，你不会揣一个出去生？
“生了谁带？”
“送回来我跟你带。”
杨红想到婆婆带小孩的方法，有点胆战心惊，望而生畏。周宁几个兄弟加上他们的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七、八个小孩都放在家里婆婆带。婆婆带小孩那真叫有大将风度，基本上执行无为而治、自生自灭的政策。早上起来，也不用洗脸，大大小小一排都蹲在马路边拉尿拉屎。拉完了，再对彼此堆出的形状、大小、气味什么的，互相评论一番，常常为意见相左打得不亦乐乎。拉在路边的屎是不用扫的，等会车来人往的，压的压了，踩的踩了，很快就没有了。
早饭吃了，小孩子便作鸟兽散，婆婆自己也锁了门，上别人家打麻将去了。中午记得，就回来做一顿饭，不记得就莫怪婆婆记性不好。晚上这一顿是一定要做的，有没有菜无所谓，小孩子都已经饿得发麻，风卷残云般地吃了，婆婆便用一盆热水，把所有的小孩都洗了，大家上床睡觉。
杨红一直很钦佩婆婆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盆水，洗到后来，连盆底都盖不住了，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但婆婆一定要呵斥着，把每一个都拧过来洗过才让睡觉。杨红一想到自己的小孩要加入这个队伍，就不由自主地打寒战。
杨红不好针砭婆婆带小孩的方式，说了周宁也不会为她翻译，还不如不说，就一笑了之。她再怎么能耐，在婆婆眼里，也只是个生小孩的机器。
杨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腹部，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象婆婆说的那样，揣了一个到美国来了。裹挟在机场滚滚的人流里，杨红四下张望着，想找到TRACY，但很快就失望了。在汉城转机的时候，时间太短，根本没空跟TRACY说话。后来在飞机上上洗手间时，看见她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近水楼台先得厕所的地方。飞机上很安静，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听音乐，杨红也没好意思走上去跟TRACY讲话，只跟她招招手，算打过了招呼。
这一路之上，朱PETER讲过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像正在一点一点被实践证明着。换机的时候该怎么怎么样，在飞机上怎样填I-94表，下了飞机怎样租个小车推行李，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都料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还是朱PETER的话帮了她很大忙，杨红觉得对朱PETER的印象和感觉都好多了。她觉得朱PETER应该在洛杉矶什么地方，因为他对洛杉矶机场好像很熟悉。会不会是跟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机场的清洁工？听说文科博士在美国潦倒得当清洁工的大有人在。
这样一想，杨红对那些推着清洁车的男人就有点注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