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着。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个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力。
我们四人围坐在梅尔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从水池后面大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充满了厨房。四人里有我、梅尔、梅尔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萨（我们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劳拉。那时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但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餐桌上放着冰桶。杜松子酒和奎宁水被不停地传来传去，不知怎么的，我们就谈到爱情这个话题上来了。梅尔认为真正的爱情决不次于精神上的爱。他说他离开去上医学院时，已在神学院里呆了五年，他说回顾在神学院的那些日子，仍然觉得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特芮说在梅尔之前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男人非常爱她，爱到想杀死她。特芮说，“有一天晚上他揍我，拽着我的脚踝在卧室里拖来拖去，嘴里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这个婊子。’他不停地把我在卧室里拖来拖去，我的头不断磕着东西。”特芮看了看大家，“碰到这样的爱情你们怎么办？”
她瘦得皮包骨，有一张漂亮的面孔，深黑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直拖到背上。她喜欢绿宝石做的项链和长长下垂的耳环。
“我的天哪，别犯傻了。那不是爱，你知道这个。”梅尔说，“我不知道你该叫它什么，但你绝对不能把它叫做爱情。”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认为那就是爱情，”特芮说，“也许对你来说这很疯狂，但它同样是真实的。人和人不一样，梅尔。不错，有时他是有些疯狂的举动，我承认。不过他爱我，或许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确爱我，那里面有爱情，梅尔，别说没有。”
梅尔嘘了口气，端起酒杯转向我和劳拉。“那个人威胁要杀死我，”梅尔说。他喝干杯中的酒，伸手去拿酒瓶。
“特芮很浪漫，特芮是那种踢-我-我-才-知-道-你-爱-我类型的人。特芮，亲爱的，别那样。”梅尔把手伸到桌子对面，用手指摸了摸特芮的脸颊。他冲她咧嘴笑了笑。
“他现在想和解了。”特芮说。
“和什么解？”梅尔说，“有什么好和解的？我清楚我知道什么，就这些。”
“我们怎么就说到这个话题上来的呢？”特芮说，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梅尔满脑子都是爱情，”她说，“是吧？亲爱的。”她笑了笑。我想这个话题应该结束了。
“我只是不想把艾德的所作所为叫做爱情。我没别的意思，亲爱的，”梅尔说，“你们怎么看？”梅尔转向我和劳拉，“你们觉得那是爱情吗？”
“你问错人了，”我说，“我连那个人都不认识，只是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我怎么会知道。你得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我想你的意思是说爱情是一种绝对。”
梅尔说:“我说的这种爱情是指，我说的这种爱情是，你不会想着去杀人。”
劳拉说:“我对艾德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过谁又能够评判他人呢？”
我碰了碰劳拉的手背，她冲我快速地笑了笑。我抓起她的手，它很温暖，指甲光洁，修剪得十分整齐。我用手指攥住她的手腕，把她搂到怀里。
“我离开他时，他喝了老鼠药，”特芮说，她双手紧抱双臂，“他们把他送到圣达菲的医院。那时我们住在那里，大约有十里远。他们救了他的命。但他的牙龈因此变了型。我是说它们从牙齿上脱开了，牙齿像狗牙一样立着。我的天哪。”特芮说。她沉默了一会儿，松开两臂，端起酒杯。
“人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劳拉说。
“他现在消停了，”梅尔说，“他死了。”
梅尔把一小碟酸橙递给我，我拿了一块，把汁挤进酒里，用手指搅了搅冰块。
“后来更糟了，”特芮说，“他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就连这件事也给搞砸了。可怜的艾德。”特芮摇了摇头。
“什么可怜的艾德，”梅尔说，“他非常危险。”
梅尔四十五岁，身材瘦长，满头松软的卷发，脸和胳膊都因打网球晒成了棕黑色。没喝醉的时候，他的每个动作和手势都很精确，非常的谨慎。
“可他确实是爱我的，梅尔，你得同意这个，”特芮说，“这是我对你的惟一请求。他爱我的方式和你的不一样。这不是我要说的。但他爱我，你能同意这一点，是吧？”
“你说他给搞砸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劳拉端着杯子身子往前倾，她把双肘搁在桌上，两手握住酒杯。她瞟了眼梅尔，又瞟了眼特芮，单纯的脸上带着迷惑的神情等着答案，好像很奇怪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朋友身上呢。
“他自杀时怎么给搞砸的？”我说。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梅尔说。“他用他买的点二二手枪威胁我和特芮。噢，我不是开玩笑。这家伙老是威胁我们。真该让你们看看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像逃犯一样。我自己甚至买了一支枪。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的人？但我真的买了，用来自卫，就放在车子仪表板旁的匣子里。有时我必须在半夜离开公寓去医院，知道吗？我和特芮那时还没结婚。房子、孩子、狗和所有的一切都归了我前妻，我和特芮住在现在这所公寓里。有时，像我说的那样，我会在半夜接到出诊电话，必须在凌晨两、三点钟赶到医院。停车场里一片漆黑，我还没走近车子就吓出一身冷汗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从灌木丛里窜出来或是从汽车后面给我一枪。我是说，这个人疯了，他完全有能力安装一个炸弹之类的东西。他没日没夜地打我的服务专线，说要和医生谈谈，我一回电话他就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没几天活头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对你们讲，真是太恐怖了。”
“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特芮说。
“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劳拉说，“可是他开枪自杀后到底怎样了？”
劳拉是个法律秘书。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好上了。她今年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除了彼此相爱外，我们相互欣赏并愿意在一起呆着。她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说，“他在屋里朝自己的嘴里开了一枪，有人听到枪响，报告给经理。他们用总钥匙打开房门，看到发生的事情，叫了救护车。他被送来的时候我恰好在医院里。他还活着，但已经不可救药了。他活了三天，头肿得比正常人的头大了一倍。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形，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了。特芮知道后想去陪他。我们为这事大吵了一场。我认为她不该看到他那副样子。我认为她根本就不该去见他，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谁吵赢了？”劳拉问。“他死时我在他的房间里陪着他，”特芮说，“他再也没能醒过来，但我一直陪着他。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他非常危险，”梅尔说，“如果你把那叫做爱情。那就请便吧。”
“那是爱情，”特芮说，“当然，在大多数人眼里那可能不太正常。可是他愿意为它而死，他确实为它死了。”
“我他妈说什么也不会称它为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没有人明白自己为何而死。我见过许多人自杀，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死。”
梅尔把手放在脖子后面，椅背向后倾斜着。“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他说，“如果那也是爱情的话，它就归你了。”
特芮说，“我们那时很害怕。梅尔甚至立了一份遗嘱，并写信给他在加州做过特种兵的弟弟，告诉他一旦发生不测好去找谁。”
特芮喝着杯子里的酒。“梅尔是对的——我们过得像逃犯一样，整天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梅尔，是不是呀，亲爱的？我甚至报过警，但警察也无能为力。他们说必须等艾德真的干了什么才能采取行动。那不是笑话吗？”特芮说。
她把最后一滴酒倒进杯里，晃了晃瓶子。梅尔起身到橱柜旁，从里面又拿出一瓶来。
“嗯，尼克和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劳拉说，“我是说，对我俩而言。”她用膝盖碰了碰我的膝盖。“你该说点什么了，”劳拉说，把笑脸转向我。
作为回答，我拿起劳拉的手举到嘴边，很夸张地吻了一下。大家都被逗笑了。
“我们很幸运，”我说。
“你们两个家伙，”特芮说，“快别那样，真让我恶心。你们还在蜜月期，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们还狂热着呢，真是的。等着瞧吧。你俩在一起多久了？有多久了？一年？一年多？”
“有一年半了，”劳拉笑着答道。脸上泛起红晕。
“哦，那么，”特芮说，“等着瞧吧。”
她端着酒杯一动不动地看着劳拉。
“我只是开个玩笑，”特芮说。
梅尔打开杜松子酒，围着桌子给大家倒酒。
“嘿，伙计们，”他说。“咱们干一杯。我建议大家干一杯。为爱情干杯，”梅尔说。
我们碰了碰杯。
“为爱情。”我们说。
后院里，一只狗叫了起来。窗前那棵白杨树的叶子轻声拍打着窗玻璃。下午的太阳好像进到屋里来了，光线充沛舒适。我们有了如临仙境的感觉。我们再次举起酒杯，冲着彼此咧嘴笑着，像是一群商量好要去干一件不让干的事情的孩子。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我会给你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你们可以自己作结论。”他又往杯子里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块冰和一片酸橙。我们一边呷着酒，一边等着他。劳拉和我又碰了碰膝盖，我把一只手放在她温暖的大腿上，再也没挪开。
“我们当中有谁真正懂得爱情吗？”梅尔说，“在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是些爱情的新手。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这没错，我不怀疑这点。我爱特芮，特芮爱我，你们俩也彼此相爱。你们知道我现在所说的这种爱是什么。肉体上的爱，那种把你驱向某个特别的人的冲动，还有对另一个人的本质的爱，爱他或她精神上的东西。肉欲之爱和好吧，就叫它情感之爱吧，就是每天都关心着另外那个人。但有的时候，我很难接受我爱过我第一任妻子这个事实，但我爱过。我知道我爱过。所以我想就这点而论，我很像特芮。像特芮和艾德。”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爱我前妻胜过爱我的生命。但现在我从心里恨透了她。我真的是这样。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呢？那个爱情怎么了？它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这是我想知道的。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再有就是艾德。好吧，我们又说起艾德了。他那么爱特芮，以致于想杀死她，最后他把自己给杀死了。”梅尔止住话头，吞了一大口酒。“你们俩在一起呆了十八个月，你们彼此相爱。从你们的一举一动里看得出来。你们因爱而发光。但是，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你们也都曾结过婚，像我们一样。甚至在这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其他的人。特芮和我在一块儿五年了，结婚也四年了。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不过也是件好事，不幸中的万幸吧，你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们中谁出了什么事——请原谅我这么说——但假如明天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次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我错了吗？我说得太离谱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们立刻给我指出来。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什么也不清楚，我率先承认这一点。”
“梅尔，看在老天的份上，”特芮说。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腕。“你快醉了吧？亲爱的？你已经醉了？”“亲爱的，我只是说说话而已，”梅尔说。“行了吧？我不必非得喝醉了才能说出我的想法。我是说，我们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对不对？”梅尔说。他把眼光定在她身上。
“宝贝儿，我不是在批评你，”特芮说。她端起她的杯子。
“我今天不值班，”梅尔说。“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不值班，”他说。
“梅尔，我们都爱你，”劳拉说。
梅尔看着劳拉，像是认不出她来了似的，像是她不是从前的她了。
“也爱你，劳拉，”梅尔说。“还有你，尼克，也爱你。你们知道吗？”梅尔说。“你们俩是我们的好朋友，”梅尔说。
他端起他的杯子。
梅尔说，“我本来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是说，我想证明一点。注意了，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现在还没结束，它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在谈论爱情时，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
“行了，”特芮说。“没喝醉的话就别说醉话。”
“闭上你的嘴，哪怕就这一次，”梅尔安静地说道。“你能不能行行好把嘴闭上一分钟？我要说的故事是，有对老夫妇在高速公路上遭了车祸。一个年轻人撞了他们，他们给撞得稀烂，没人觉得他们能挺过来。”
特芮看了看我们，又回头看着梅尔。她看上去有点担忧，也许用这个词来形容太重了一点。梅尔把酒瓶沿桌子传了一圈。
“那天晚上正赶上我值班，”梅尔说，“那是五月或六月的一天。我和特芮刚坐下准备吃晚饭，医院来了电话，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这起车祸。喝醉了酒的孩子，十几岁的小年轻，开着他爸爸的小货车一头扎进了这老两口开的野营车上。这对夫妇七十来岁。这孩子（大约十八、九岁）没到医院就死了，方向盘穿透了他的胸骨。这对老夫妇还活着，你们知道，我是说，也就剩一口气了。他们遍体鳞伤，多处骨折，内伤，大出血，挫伤，撕裂伤，全了，而且，他们每人都得了脑震荡。他们的状况很糟糕，相信我说的。当然，他俩的年龄对他们来说更是双重的打击。要说那女的比那男的还要糟，除了以上说的外，她脾脏也破碎了，双膝的膝盖骨骨折。好在他们系了安全带，天晓得，这才暂时保住了他们的命。”
“伙计们，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广告，”特芮说。“这是发言人梅尔文麦克吉尼斯博士在发言。”特芮大笑。“梅尔，”她说，“有时你真是太那个了，但我爱你，宝贝，”她说。
“亲爱的，我爱你，”梅尔说。
他隔着桌子探身向前，特芮迎着他。他们接了个吻。
“特芮是对的，”梅尔坐下后说，“系上安全带。言归正传，他们还算有点人形，这俩老的。我赶到时，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像我说的。他就在墙角的一张担架上躺着。我看了一眼那对老夫妇，告诉急救室的护士马上给我找一位神经科专家、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和两个外科医生来。”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会尽量长话短说，”他说，“我们把这两个人抬进了手术室，没命地干了几乎一整夜。这俩人，他们的生命力简直不可思议。你偶尔会碰上这样的人。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天快亮时，我们给了他们百分之五十的机会，给她的机会也许还少一点。就这样，他们第二天早上还活着。于是，我们把他们转到特护病房。呆在那里的两个星期里，他们一直顽强地支撑着，各方面都越变越好。我们就把他们转回到他们自己的病房。”
梅尔停了下来。“现在，”他说，“咱们干掉这瓶廉价的杜松子酒，然后去吃饭，好不好？我和特芮知道一个新去处，我们就去那儿，到那个新地方去。不过得先把这瓶廉价的烂酒喝完再说。”
特芮说:“实际上我们还没在那儿吃过饭。不过它看起来还不错，从外面看。”“我喜欢食物，”梅尔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我这辈子可以重来的话，我想当一名厨师，知道吗？是吧，特芮？”
他笑了起来。夹了块冰放进杯里。
“特芮知道，”他说，“她可以告诉你们，不过让我对你们说这个。如果我可以转世投胎到一个不同的年代，你们知道吗？我想投胎成一名骑士。因为穿着那身盔甲你会感到很安全。在枪和火药发明之前，做一名骑士是很不错的。”
“梅尔想骑着马，拿着根长矛，”特芮说。
“走哪儿都带着一个女人的头巾，”劳拉说。
“或一个女人，”梅尔说。
“真不害臊，”劳拉说。
特芮说，“假如你转世成一个农奴。那年头农奴的日子可不好过。”
“农奴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过，”梅尔说。“但我猜就连骑士也是别人的扑人①。难道不是这样？另一方面讲每个人都是别人的扑人。不是那样吗，特芮？我喜欢武士，除了女士外，还因为那一身盔甲，要知道，他们不会轻易受到伤害。那会儿没有汽车，知道吧？不会有喝醉的年青人来撞你的屁股。”
“仆人，”特芮说。
“什么？”梅尔说。
“仆人，”特芮说。“他们叫仆人，不是扑人。”
“仆人，扑人，”梅尔说，“有他妈的什么差别？你反正知道我的意思。行了吧，”梅尔说。“我没文化，我知道我的那点玩意儿。我是心脏外科医生，没错，但我只是个修理工。我在里面乱整一气，把东西鼓捣好。他妈的，”梅尔说。
“没见你这么谦虚过，”特芮说。
“他只不过是个谦虚的江湖郎中，”我说。“不过梅尔，他们有时会闷死在盔甲里。如果里面太热而他们又累又乏的话，他们甚至要得心脏病。我读到过他们有时会从马背上掉下来，爬不起来了，因为那副盔甲使得他们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有时被自己的马踩在脚下。”“那太可怕了，”梅尔说。“那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尼基②。我猜他们只好躺在那儿等着，直到有人过来把他们做成羊肉串。”
“其他的扑人，”特芮说。
“正是，”梅尔说。“一些仆人会过来把这个狗杂种刺死，以爱的名义，或他妈的那些他们在那时为之而战的东西。”
“和我们现在为之而战的东西一样，”特芮说。
劳拉说，“什么都没变。”
劳拉的脸色还是红红的。她的眼睛发亮。她把杯子送到嘴边。梅尔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他仔细地看着标签，像是在琢磨一长串数字。他然后慢慢地把酒瓶放在桌上，又慢慢地去拿奎宁水。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劳拉说。“你的故事还没讲完。”
劳拉点不着烟，她的火柴老是熄掉。
屋内的光线和刚才不一样了，变得越来越暗淡了。但窗外的树叶子还在闪闪发亮。我凝视着它们在窗子玻璃和贴着佛米卡贴面的台子上留下的图案。当然，它们和先前留下的不一样了。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我说。
“更老但更聪明了，”特芮说。梅尔瞪了她一眼。
特芮说，“继续你的故事，宝贝，我只是开个玩笑。后来怎样了？”
“特芮，有的时候，”梅尔说
“梅尔，别这样，”特芮说。“别总这么严肃，甜心。连个笑话都受不了？”
“哪儿好笑？”梅尔说。
他握着杯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妻子。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把目光定在劳拉身上。他说，“劳拉，假如我没有特芮，假如我不是这么爱她，假如尼克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爱上你的。我会把你掠走，亲爱的，”他说。
“讲你的故事，”特芮说.“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新地方，可以吗？”
“可以，”梅尔说。“我说到哪儿了？”他说。他盯着桌子看了会儿，又开始了。
“我每天都顺便过去看看他俩，有时一天两次，如果恰好我在那儿有别的事情。石膏和绷带，从头到脚，两个都这样。你们知道，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他们就是那副样子，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只在眼睛、鼻子、嘴那儿留了几个小洞。她还必须把两条腿吊起来。她丈夫抑郁了好一阵子。即使在得知他妻子会活下来后，他的情绪仍旧很低落。但不是因为这场事故，我是说，事故只是一方面，但不是所有的。我贴近他嘴那儿的小洞，他说不，不是这场事故让他伤心，而是因为他从眼洞里看不到她，他说那才是他悲伤的原因。你们能想像得到吗？我告诉你们，这个男人的心碎了，因为他不能转动他那该死的头来看他那该死的老婆。”
梅尔看了看大家，想要说什么，又摇了摇头。
“我是说，看不见那个狗日的女人，这简直要了那个老狗屁的命。”我们都看着梅尔。
“你们明白我说的吗？”他说。
也许这时候我们都有点醉了。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阳光从房间里消退，从它进来的那个窗子退了出去。尽管这样，仍没有人站起身来，去打开头顶的灯。
“听着，”梅尔说。“我们喝完这狗日的杜松子酒。剩下的刚够每人一杯。然后我们去吃饭。我们去那个新地方。”
“他有点沮丧，“特芮说。“梅尔，你为什么不吃片药？”梅尔摇了摇头。“我什么都吃过了。”
“谁都有需要药片的时候”我说。
“有些人生来就需要它们，”特芮说。
她在用她的手指来刮桌子上的东西，稍后，她停了下来。
“我觉得我想给我的孩子打个电话，”梅尔说。“你们都不介意吧？我去给我的孩子打电话。”他说。特芮说，“要是玛乔里接电话怎么办？你俩听我们说过玛乔里的事吧？亲爱的，你知道你不愿意跟玛乔里说话，那只会使你更加难受。”
“我不想和玛乔里说话，”梅尔说。“但我想和我的孩子说话。”
“梅尔没有一天不唠叨这件事，他希望她再嫁人，要不就死掉，”特芮说，“不说别的，”她说，“她在让我们破产。梅尔说她不结婚是为了故意刁难他。她有个男朋友跟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所以，梅尔也在养着她的男朋友。”
“她对蜜蜂过敏，”梅尔说。“如果我不祈祷她再婚，就祈祷她被一群狗日的蜜蜂扎死。”
“真可耻，”劳拉说。
“呲呲呲呲呲呲呲——”，梅尔用手指作蜜蜂状在特芮的喉咙上比划着。然后双手垂下来，一直垂到身子两旁。
“她很邪恶，”梅尔说。“有时我真想装扮成一个养蜂人去找她。你知道吗？戴着那种像头盔一样的帽子，有可以放下来遮住脸的挡板，大手套和防护服。我去敲门，把一窝蜜蜂都放到她屋子里去。当然，我得首先确保孩子们都不在家。”
他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看上去他费了很大的劲。然后，他把两只脚都放在地板上，身体前倾，
手肘支在桌子上，用双手托住下巴。
“要不我还是不给孩子们打电话了，这恐怕不是个什么好主意。也许咱们直接去吃饭，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我说。“吃或者不吃，或者接着喝。我可以现在就出去，向落日走去。”
“那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劳拉说。
“就是我说的意思，”我说。“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可要吃点东西，”劳拉说，“我想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饿过。有什么可以垫垫的？”
“我去拿点奶酪和饼干，”特芮说。
但特芮只是坐在那儿，没有起身去拿任何东西。
梅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酒洒在了桌子上。
“酒没了，”梅尔说。
特芮说，“现在干吗呢？”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发出的噪音，直到房间全都黑下来了，也没有人动一下。①这里梅尔想说“骑士也是别人的仆人”。“仆人”对应的英文为“Vassals”，梅尔把它说成了“vessels”。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拼写错误（a变成了e），有点像中文里的“白字”。Vessels的中文翻译为“容器、船”，在这里如照字面翻，就没有念白字的味道了。所以可以把“vessels”译成“扑”。在后面的对话里，特芮还会用这个“白字“来讥笑梅尔。②尼克（Nick）和尼基（Nicky）都是“尼古拉斯（Nicolas）的昵称。尼基更亲密一点。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着。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个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力。我们四人围坐在梅尔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从水池后面大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充满了厨房。四人里有我、梅尔、梅尔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萨（我们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劳拉。那时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但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