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1)
他在淑萍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想想，问道：“杜卫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我吗？”
“没，他自尊心特别强，总不愿意谈起监狱这一段，他也怕别人老跟他提这些事儿。”
“他一直不知道我以前住在这儿吗？”
“不知道，我们没跟他说，只说这房子是借邻居的。”
“噢——”他沉吟着，“他出了这个事，你觉得不觉得很意外？你以前没想到过吗？”
“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一点儿也没想到，”泪珠又在淑萍的眼窝里转悠了，“他干吗要干这种事呢？害了人家也坑了我，他又不缺吃不缺喝，刚从自新河放出来就找到了那么好的工作，多不容易呀！他原来还老怕别人拿老眼光看他，在厂子里特别积极，我以为他挺不错了呢，谁想到他还到外头去偷，我真是太老实了……”
“那，你没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比如说，花钱是不是比过去随便了？”
“没有哇，我要早看出来就好了。他每月发了工资全都交给我，然后再冲我要，最近他也没买什么东西。”
“他每天除了上班都干什么？”
“不干什么，这几天帮他们厂里一个姓卢的人打结婚用的家具，其他……，没干什么。”
“他偷东西是哪天？噢，对了，星期天。那天他在家有什么不自然的表情和举动吗？”
“没……我想想，那天，我们俩一块上百货商场买东西去了，对了，他那天碰上了一个好朋友，不过我没看见，他自己跑到街对过跟那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再就是……再就没有什么啦。”
“噢，我知道。”
大福子和梅英端着个热茶杯走进屋来，放在他跟前。他看看表，对他们说。
“我也该回去啦。”
又劝了淑萍几句。他冲大福子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出了西屋。
“谈得怎么样？”大福子先问。
“我问了问杜卫东最近的情况，这个人在出狱以前已经表现挺不错了呢。”
“我原来也觉得挺不错的，谁知道人心隔肚皮，人家都说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瘾，染上了就难改。”
“你妈想叫淑萍和他办离婚，我倒觉得还是别操之太急的好，不如冷处理，让淑萍凉一凉，等心里头平静下来再考虑，家里最好别勉强她，别逼她。人家也毕竟是夫妻一场，总免不了要有些难以割舍的情分，你说呢？”
“对对，回头我们都跟我妈说说。”
“那我走了。”
“哎，”大福子又拉住他，“杜卫东怎么处理，你能不能帮着给打听打听？”
“呃——”他犹豫了一下，“有规定，没有结束预审的案件，办案单位是不对别人透露情况的。我知道杜卫东是市局刑警大队抓的，单从这儿就能看出案子不算小，你想想，偷到太平街去了嘛。刑警队我倒是熟人多，看情况吧，能问我就问问。”
“行，反正别勉强，别破坏你们的规定。”
从西夹道出来，他慢慢地骑着车子，心里又混乱又难过。杜卫东走上回头路，对他的确是一件非常难以下咽的事。诚然，人是会变的，但怎么会这么个变法呢？人，难道真的是一种全不可预言、不可捉摸的怪物吗？他实在悟不出道理来。
回到太平街，把车子搬进大门的时候，他一眼瞥见萌萌那辆绿色的二六小车支放在走道里。
“她今天回来了？”他心里想着。
走廊的白墙上，新近添了两幅精裱的轴挂，一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古画，是青石斋画店的水印；另一幅字，是南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录着一条古训：“行成于思，毁于随。”笔法确是豪放不拘，古风可叹。这是宋阿姨辗转周折托人索要的，昨天才裱好挂出来。他从那字幅下面走过，在衣架上挂大衣的时候，听见客厅里肖萌正在跟谁说话。
“什么叫幸福？要我说，只要你产生了幸福感，那就算是有了幸福。互相喜欢不就是幸福吗？就像援朝哥哥，蔫蔫乎乎的，可你就喜欢这蔫乎劲，他也喜欢你，这就挺好嘛。”
“援朝和他可不一样。”季虹的声音照例要冲一些，“你其实根本不了解援朝。他蔫蔫乎乎？错了，再没有比他更有主意的了。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心里拿得住，这是男子汉的一种气质。再说，援朝好歹是正经八辈的翻译，精一门外语，可他有什么？一个警察，扒拉个脑袋就能干，还挺保密似的，干什么的还不愿意说，我看说不定就是个管户口卡片的。你说你究竟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的？说来说去不就是个形象好吗？这都是一时的。至于说他喜欢你，那当然了，咱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条件，他当然不会有什么说的。”
周志明本来是想进去的，季虹的话使他收住了脚步，心里头仿佛让人踩了一脚那么难受。又有一个声音响起来，原来宋阿姨也在屋里。
“你不要太任性，萌萌，不要那样对待人家乔真，人家请你去玩玩有什么不好呢？志明那孩子老实是老实，可他毕竟是坐过监狱的。”
“坐监狱？那还不是因为保护反‘四人帮’的人吗，现在也平反了！”
“据说也不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人家乔真的爸爸就是管这些事情的嘛。”
他没有再听他们说下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台灯，台灯是贝雕粘的，玲珑剔透，很漂亮。灯光从绿色的纱罩里泻洒出来，整个屋子沉浸在宁静的暗调里。是的，这儿很舒服，很优越，可这儿不是他的家，今后他也不会在这儿安身立命。本来，他是想把自己为什么坐这几年牢原原本本跟施伯伯和宋阿姨讲的，现在他决定不讲了，在季虹这样的人面前以恩人自居，换来她的好感与容纳，也许会使他比现在还要感到尴尬和无味。此刻，他无论如何不能控制住自己去想念死去的父亲。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周围的同志，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代替对父亲那种依傍的渴望，这也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没有亲人便会孤单，他现在就常常会切然地感觉到生活中和心灵上的这种难于弥补的欠缺和空旷。
肖萌呢？肖萌是他的慰藉，尽管他们现在并不十分谈得来，但她毕竟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他之所以没从这儿搬出去，大半就是因为不想伤她。反正，将来就是结了婚，他们也得和这儿分开过，不在一块儿住着。那样，跟宋阿姨和季虹她们的感情，也许反而会好些的。
夜里，他睡不着，倒不是为了这些疙疙瘩瘩的不痛快，顺逆荣辱，他多少都尝过一点儿了，当然不能还像“林妹妹”似的缠绕在这些无聊的愁怀和伤感中。对生活上的事，还是线条粗一点儿为好，管它那么多呢！这一夜使他辗转反侧的，还是杜卫东这件事，怎么想怎么是个不通！
第二天，一到了办公室，他先给马三耀拨了个电话。
“喂，我说，今天晚上我想见你一面，下了班，九仙居饭店怎么样？”
“哈！”马三耀在电话里笑起来了，“你的消息真够灵通的啊，我这儿还没正式结案你就逼我还愿哪？”
“你又是没空儿，是不是？”他先堵他的嘴。
“空儿是有啊，可就是……我说，你等我下月关了饷行不行？还有一个礼拜。”
“你来吧，今天我请你，九仙居的西餐部，那儿人少，说话方便。”
“你出血呀？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是那洋玩意儿咱吃不惯。好好好，晚上见吧。”
“晚上见。”
九仙居饭店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坐落在马尾路深处一个殿堂式建筑的深宅大院里。原以经营鲁菜著名，后来又添设了西餐部。近几年，饭店的门面虽然装修了“洋气”的大玻璃门，可进到内部，还是个绿竹回廊的连套院儿，仍不失其古雅之魅。因为这儿远离商业中心，也不是交通干线，外地人一般涉足不到，本地人又嫌价格昂贵，轻易也不来铺张，所以在繁华拥挤的南州市内，是个得天独厚的避喧之处。周志明之所以把马三耀约到这儿来，图的就是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环境。
他们找了个挨墙的桌子，他叫了菜，马三耀又在柜台上买了瓶“中国红”，两个人杯盏交错地对酌起来。
“你也该请我，你比我阔多啦。”马三耀三杯酒下肚，脸色不变，一边吃菜一边说，“这两年的工资补了你多少钱？你爸爸又给你留了一万多，你可是个大富翁！”
他没答话，却反问道：“听说这次百分之二的调级，你们刑警队有你一个？”
“刑警队一共提了三个候选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反正最后三挑二呗，是谁还没定，不过目前我的呼声最高。”
“为什么，你有那么出色吗？”
“那当然，”马三耀掩饰不住地得意，“我搞刑侦快三十年了，由我自己牵头负责的案件，大小近百起，从没出过一起冤假错案；从没抓错一个人，这在全局都是最高的纪录，这一条还不够硬邦邦吗？包括十一广场那阵子，我抓的也全是小偷流氓，悼念总理反‘四人帮’的没碰过一个指头，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呀，你不服成吗？”
“你现在这个案子搞得好像也挺顺手，什么时候完？”他开始把话题转过来。
“你说的是江一明家那个案子呀，已经破了，马上准备往检察院送了。哼，说是大案，实际上就是一般的溜门撬锁，只不过因为是发生在太平街上，市委格外重视罢了。跟你说吧，搞这种案子，不是吹，轻车熟路，玩似的。你别急，等下星期发了工资准请你，赖不了。噢，对了，你猜作案人是谁？就是咱俩在广场事件那时候抓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还有印象吗？”
“我和他在监狱里住一个屋子。”
“是吗？！”马三耀惊异地叫起来，“搞了半天，你们还是难兄难弟呀！咳，当初也该把你排到涉嫌对象里去，哈——”
“哎，跟你说，”他挨近马三耀，“我怎么觉得杜卫东不大像作案人呢？”
“没错，冤枉不了他。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白不拉擦的，也没什么味嘛。”
“奶油烤杂拌。跟你说真的，我看不像他。”
马三耀的脸从奶油烤杂拌的盘子上抬起来，望着他严肃的面孔，敛起自己的笑容。
“你怎么知道？”
周志明放下手中的叉子，说：“前几天，我见过他，昨天晚上我又去过他家，他和我们家的邻居结婚了，那是很不错很本分的人家。从现在杜卫东本人的情况和家庭的情况看，他似乎不会干这种事。”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以善良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偏偏就是干了，你有什么办法？”
“你不知道，他出狱的时候是下决心要改恶从善的，既然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干这种连过去都没干过的大买卖呢？他过去只不过在街上偷过两次钱包，还从来没敢撬过门，更不用说到太平街这种地方撬门了。”
“案，是他做的，这一点没错。至于他为什么作案，”马三耀仰脖喝干了杯中的酒，“那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题目。我的责任就是查清他的犯罪事实，这个事实是由一系列调查材料、现场勘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材料所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合法的证据材料所组成的，如果谁对这个案件的结论有什么异议，或者要推翻这个结论的话，那么同样，也得拿出证据来，你有证据吗？”
“没有，我只是感到迷惑，想不通，只是在直觉上认为作案的可能不是他。”
“我说你呀，干咱们这行也不是一两年了，怎么像个外行人似的想入非非？我看，你的直觉纯粹是一种臆想，也许那个姓杜的和你患难了两年，建立感情了吧。告诉你，侦查员只承认理智，不承认感情，你可不要感情用事。”
周志明慢慢晃动着杯子里绛红色的酒液，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能看看案卷材料就好了。”
“你比我要高明到哪儿去呢？”马三耀不无嘲讽地说，“你一看就看出问题来啦？哼！跟你说，你要实在想看看的话，也行，叫你们处向局里打个报告，要求把案子接过去重新调查，局长只要一批，我这儿立马就交，怎么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现场的情况，鉴定的情况，我什么都不了解，理智从何而来呢？”
“得了，别操那么多心啦。抓特务大概我不如你，可抓小偷流氓，别忘了，我可是你的进门师傅。我吃这份粮二三十年了，我的那帮人也不是酒囊饭袋，对这个案子的假设，我们比你做的要多得多。事实是摆着的，现场勘查、技术鉴定、知情人证言，互相印证，不那么容易错！无赃无证不成贼嘛！”
他看看马三耀，良久才解嘲地笑了一笑，“唉，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了吧。”
“我们谈点儿别的吧。”马三耀往面包上抹着果酱，苦笑着说，“我这一天到头总是案子案子，脑袋累得不行，谈点儿别的吧，你跟我说说你到她家落户的情况怎么样？”
“那有什么好说的，况且我也没在那儿落户呀。”
“什么时候能叫我喝上喜酒？”
“早着呢，她还上大学，至少还得两年。”
“毕了业她准能分在南州市吗？南大是全国分配，可别给鼓捣到‘新西兰’去。”
“谁知道呢，他们学校最近还要在外县办一所分校，要抽一部分师生去那儿学习，据说毕业以后分校的学生主要分往外地，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没上大学那会儿，只要让他上大学，怎么都干，现在上了大学，挑三拣四的，臭毛病全来了。”
“怎么说呢，论条件，分校就是没法儿跟总校比，吃住不行，师资不行，毕业了还要往外地分，去了那儿也许就定了终生了。现在可不是‘祖国要我守边卡，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年代了。从施肖萌那儿我才知道，如今的大学生和咱们干公安的人可不一样，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并不习惯服从谁，不愿意承认权威。现在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时候竟成了一句空话，做不做由你，信不信由我。没办法，谁让‘四人帮’过去搞空头政治，闹得现在人们连一点儿浪漫主义的东西都不信了，一个个都实惠得吓人。”
“你也甭光赖过去‘四人帮’，现在有些人搞政治思想工作，还不照旧是形式主义？有的政工干部，自己没有水平，怎么教育别人呢？你就说上次局里政治部那位吴副主任讲的那堂党课吧，那叫什么呀，你听了没有？”
“哪个吴副主任？什么时候上的党课？”
“就是挺胖的那个。讲干革命要有良好的体魄，你猜他举了个什么例子？举了个佘太君！说佘太君因为常年坚持锻炼，结果活了一百多岁，是中国有名儿的长寿老人，他连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都分不清，这么当副主任，我也成！”
“举例子嘛，你明白他的意思不就得了？”
“举例子就能随便举？那孙悟空活了好几百岁，他怎么不举？”
“这些事你倒是比我还认真，哼！”
“我也是说说而已，不像你，还当真去操那份闲心。”
直到九仙居要下班关门了，他们才离开座位。周志明有生以来头一次喝了这么多酒，脸上红扑扑的像上了层热彩。他和马三耀分了手，踉踉跄跄回到施家。不晓得是不是由于力不胜酒的缘故，这一夜他怪梦连篇，一会儿看到了那堵土黄土黄的砖窑，一会儿又看到黑黝黝的仙童山，最后，杜卫东不知怎么跑出来了，冲着他抱头痛哭，把他从梦魇中惊醒过来，身上净是冰冷的汗水，直到早晨起了床，精神还有些恍惚不定，他连早饭也没有吃就上班来了。
在办公桌前坐定，用指甲掐了掐太阳穴，杜卫东和王大爷一家的形象就挤在发胀的脑袋里，轮番变幻着，原来那个疑团一下子又重新在心中凝聚起来。
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把段科长叫了出来，在走廊没人的地方，他把他所想的，连带这个案件的情况全都对段兴玉讲了一遍。
听完他的叙述，段兴玉很平静地说道：“这个事我听说了。昨天我在局里碰上搞内部保卫的邓处长，他说９４１厂保卫处向他们汇报了一件事，就是江一明同志在家里被撬以后，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小字条自己掉到地上去了，笔记本是和钱锁在一个抽屉里的，里面都是他在今年十月份参加航空工业技术规划会议时所做的记录，内容是绝密的。估计是小偷偷钱时无意触动了这个笔记本。江一明同志主动向保卫部门谈了这件事，并向厂党委和市委写了检讨，要求处分呢。”
“科长，”他心里霍然一动，“你说这个盗窃案会不会有政治背景呢？我这是瞎想啊。”
“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段兴玉摇摇头，“至于你刚才的那几条怀疑，当然，是可以作为一种看法、一种分析而存在的，但要促成对这个案件的重新调查，分量就远远不够了，除非刑警队自己愿意复查，那又当别论。不过他们现在既然已经准备结案，没有充分切实的理由，显然是不会推翻成论的。马三耀不给你看卷完全对，因为不是你管的案子嘛，你看卷算怎么回事呢。”
周志明叹了口气，“唉，我大概是过于自信了，我和杜卫东相处两年了，每天一块背床板，吃一锅杂粮，的确也容易被过去的实感缠住。可是，可是，他在出狱的时候，确实是改造得不错的，现在又有了那么好的工作，还有了小家庭，这对于一个劳改释放的人来说，生活所给予他的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究竟是什么使他旧病复发呢，而且居然跑到太平街上去偷，这也太胆大包天了。不，他其实不是一个有胆魄的人，不是的。这一点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所以我想不通，可是，我拿不出证据来，我没有证据。”
段兴玉用手蹭着下巴。半天，才抬起眼，说：“你的想法，呃——，也不无道理。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试试。马局长不是经常去施肖萌家找她爸爸谈工作吗，你碰上机会，不妨跟他说说这个案子。江一明同志那个笔记本被动过的事，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你再说说你的那些怀疑，不过千万不要说到要求重新调查的份上去，我们手里既然没有证据，当然就不能武断地否定别人的结论。我想，只要马局长同意让我们从失密的角度到刑警队去了解了解案子的情况，那咱们就可以详细考虑一下背景问题了。凭你和马三耀的关系，到时候找他看看卷总是可以的吧？”
周志明想了想，“对，我在自新河就和马局长熟悉了，实在不行我找他去。”
下班的铃声响起来，他们的谈话中止了。周志明知道萌萌学校的法律系要组织学生到自新河农场参观去，这几天她可能不会回家。但因为他已经和吴阿姨讲好了今天晚上帮她把厨房里的旧碗架用碱洗洗给油出来，所以便匆匆到饭厅吃了饭，没有再耽搁就离开了机关。
从机关的大灰门出来，骑车走不远就上了大街，然后向西拐，奔幸福路。如果去西夹道的话，在这儿就得右转弯了，去太平街还得照直走，一直到南州饭店才能拐弯，他把车子骑到南州饭店大门前，要拐还未拐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施季虹。
施季虹正站在饭店门前的一辆小汽车的边上，冲车里的人说话。自从进了文艺界以后，她身上的打扮一天比一天新颖。今天又穿了身黑色西服，倒也落落合体，一只款式别致的米色皮包挽在小臂上，在白灿灿的路灯下格外触目。
他把自行车顶在汽车的屁股上。施季虹显然还没有看见他，只顾躬着腰把脸对着汽车的窗子大声抱怨着什么。
“不是你非得约我去国际俱乐部的吗？我来了，你倒要上北京去，讲不讲信用？”
“今天非得请你原谅不可了。这是个临时的事，我上午才决定的，连飞机票都是买别人退的。”汽车里的人冷冷地说。
“算了，谁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一贯说了不算的。”她挥着手，直起腰来。
汽车里的人没有再?唆，车开走了。
“小虹姐姐，”他发现季虹看见了他，便往前蹭了两步，“那是谁呀？”
“一个朋友，你不认识。”施季虹翘望着远去的汽车，心不在焉地答道。
“噢，我知道，是那个姓冯的吧？”他随口无心地笑着说。
“嗬，”她把脸扭过来，似笑非笑的，“不愧是公安局的啊，谁的事都想打听个一清二楚，哼，职业病。”
他让季虹刺得有点儿恼火，“随便问问，我要打听这干什么！”
“你今天是不是跟吴阿姨说要刷碗柜？她把柜子都腾出来了，直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季虹自己把话岔开了。
“我现在就回去。”
他骑着车拐过南州饭店，太平街就在不远了。
这是太平街最拥挤的时候。推车上了马路沿，骑过一片开阔地，再过一排又高又密的梧桐树，用不着走到萌萌家的大门口，就能把太平街上的喧嚷甩在后面。这儿，还是挺安静的。周志明的眼睛倏然亮了一下，他看见马局长正从萌萌家的门里走出来，嘿！他心里叫了一声：
“好运气！”
天色有点暗了。施万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心情有些空茫。透过旁边那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黄昏，窗前挖沟留下的泥土狼藉不堪，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来清整一下？将来这儿应当利用起来，种点儿青菜。
刚才马树峰为了江总家被盗的案子来找自己聊聊，这会儿他并没走远，正站在那排已经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同下班回来的周志明说话。呵，对，他们是在自新河农场认识的。从侧面看去，志明那孩子真是长身玉立，显得十分挺拔。
志明已经来了好些天了，宋凡有点不大满意，背地里向施万云嘀咕过好几次，“看他和萌萌的事还没定就这么住进来，万一以后有变化可怎么收拾呢？”“有什么可收拾的？孩子举目无亲，寄人篱下，也是很可怜的。”他生怕宋凡顺嘴说出什么伤人心的话叫志明听见，“他父亲也是个老同志了，就算是革命遗孤，我们也该尽责任照顾他嘛。”可宋凡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坐过监狱的人，难保不养下什么坏毛病，我总觉着和萌萌在一起不大好。”“那倒无碍，你我不是也坐过非正式的监狱吗？”宋凡沉着脸，还是不高兴。好在志明这孩子比较懂事，人也勤快，默默不响的绝不用担心他会惹人讨嫌。
窗外，那排梧桐树下，马树峰和周志明握手告别了。接着，他听见了开大门的声音，周志明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下，移进厨房去了，很快就传出了吴阿姨咯咯的笑声。志明勤快，很讨吴阿姨喜欢。哎，马树峰是怎么走的，他好像没坐汽车，这个老马……
据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群众对马树峰并没有多少气，所以他倒少受了不少罪，这大概和他平常比较俭朴，比较能联系群众的作风有关吧。连市委的干部都知道，老马的几个孩子至今都还在工厂里当工人。施万云心里忽然有点别扭，相形之下，说不定人们会认为，萌萌进南大，虹虹进歌剧院，都是出于他这个父亲的操持。其实他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的。进大学凭考试，制度森严，他怎么能作弊？虹虹进歌剧院的事，她妈妈倒是活动了一下，不过后来也是经过了考试，合格后才录用的，总不为过分吧。对虹虹，他总觉得应该加倍好一点，能帮她的地方尽量帮。孩子在那个艰难年代对父母是尽了心的，他也总该还给孩子一点情分，尽一尽人父之责吧。
特别是现在，虹虹越来越叫人放心不下了。父女之间的隔膜似乎越来越深，距离也越来越难以弥补，见了面，除了互相说几句“吃饭了吗？”“早点睡吧，”“注意别着凉。”之类的废话，几乎连一句正经话也没法谈，一谈就吵，一吵，全家不安宁。虹虹的思想以前就偏激，无论“左”还是“右”，都喜欢极而言之。如果仅此，还可以慢慢引导，慢慢说服，可令人不能容忍和原谅的，却是她身上那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赤裸裸的自私，无掩饰的自私。虹虹过去不是这样的，她就是在当红卫兵发疯的时候，心里也还有着许多火热纯洁的向往，这十年的颠云倒雾，一下子把人拧到反面去了，从盲目地相信一切到一切都不相信，对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一串左右摇摆的脚印，虹虹自己并不觉察，也懒得反顾一下。可他做父亲的却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跟她说，她还不以为然，总是从鼻子里笑一笑，做着不屑一答的神情，仿佛说：“瞧，您又来了。”几次都搞得他极不愉快。说真的，他倒宁愿虹虹的思想重新复归到少年时代的狂热和盲从状态中去，只要国家的政治形势稳定，这毛病并不难因势利导，改过来，他实在不愿意看她这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笑。
是不是他太严厉，太简单了，惹得孩子不愿意同他讨论事情？作为父亲，他是爱虹虹的，可这爱的确只停留在内心深处，很少表露出来。孩子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仔细想想，也是，就从他恢复工作以后算起吧，他就没有真正帮虹虹办过一件事，连和孩子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候也极少，虹虹会不会因此生怨？看来也不全是，如果说，在“四人帮”时期虹虹的烦躁常常是不满于自己和家庭的处境的话，那么现在，她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说到底，个人主义不得了，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
前些天，虹虹请她剧院里的一位院长来家里吃饭，他在饭桌上无意间问了几句剧院党组织的状况，结果那位副院长误会了，以为是向他暗示虹虹的组织问题，忙说了些许愿的话。他听了倒也没说什么，如果虹虹真的在单位里好好工作，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倒也是件好事。前天，那位副院长又给他来了封信，说解决虹虹的组织问题关键要过党小组和党支部这一关，可虹虹在剧院里——当然，信中的措词是含蓄婉转的，但意思明白——虹虹在剧院里的群众关系不好，而且到现在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希望家里能配合点点她。他当即找虹虹谈了，一个青年，政治上对自己总要有要求吧？既有要求，就得严格约束自己，高标准衡量自己，高标准本身就包括了搞好群众关系这一项在内，而搞好群众关系，又首先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做起……他说了将近半个小时，说到后来连自己都有点动感情了，“虹虹，你忘了你这名字了吗，我原来起的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这么多年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的时候，爸爸也还想着，我是革命的，我的后代，我的一家都是革命的，历史总会证明这一点。”他对虹虹是怀了多么大的期望与寄托啊，他的老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虹虹是懂事的孩子，这些充满了父爱的话不会使她无动于衷的，他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相信着自己的判断。他还记得市里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粗野的、看破红尘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未完全冻僵的心，他相信虹虹也没有冻僵。可是虹虹，他万万没有想到虹虹竟然会那样伤他的心，她怎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