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考尔-塞夫尔说他已结束了在安-坎贝尔书房里的搜寻检验工作，所以我坐在安的沙发上，看她的心理战术系列讲座中的另一盘录像带。在我周围，法医实验室的人们正在依据检验的证据来推断可能去过她房间的人。他们掌握的资料都是些人们通常认为肮脏的东西——毛发、纤维、灰尘、指纹、污点和污迹。
在一个普通的、冗长乏味的谋杀案调查中，如果知道有谁在她的房子里呆过，也许最终会找到杀她的凶手。如果知道有谁曾呆在她地下室的那间房里，那份嫌疑犯名单就不会那么长了，除非那些人合谋搞鬼。但到现在，那间房子还被封着。这也许是个错误，尽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般来说，若知道有谁在犯罪现场，一切就深入了一步。我们倾向于断定查尔斯-穆尔到过现场，至于他是何时到了那儿，在那儿干了些什么则有待证实。
威廉-肯特上校目前忽然出现了会被撤职的问题，更不必说他为了婚姻最终还得对他夫人说些好话。感谢上帝，我没遇到这种问题。
肯特已经承认了包括通奸、玩忽职守和不合军官身份的行为，但这只是3种军法署署长办公室可以列出的罪名。犯罪的人常在谋杀调查中这样做，就像在公正的上帝的圣坛上献上一个小小的祭品一样，希望上帝先接受这个，然后再让他到别处去找活人当祭品。
显然正如肯特所说，安-坎贝尔就是在进行一场心理战争实验。假如我相信肯特说的，那安-坎贝尔就是在进行一场计划周密、道德败坏的针对敌人——她父亲的战争。如果她父亲值得她反对，她要反对什么呢？关于杀死她的凶手，穆尔说过些什么？作为父亲，谁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同样，也许安-坎贝尔认为她对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所以，将军一定对她做过些什么，不管是什么，但已经使她走上了一条复仇之路，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我毁灭。我想起了一件事，可能会使女儿和父亲走到这种地步，那便是性虐待和乱伦。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唯一可以确认此事的人已经死了。将军也可以确认这件事，但我布伦纳不会去触动他。然而，我可以问得谨慎些，还可能，仅仅是可能，我可以慎重地问问坎贝尔夫人关于她女儿同父亲的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把我的20年押进去了。
另一方面，正如肯特指出的，为什么去翻那些与本案无关的丑事呢？但是谁又会知道到底本案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呢？
那么，是将军为阻止她的疯狂，还是怕她丑事外扬而杀了她？还是坎贝尔夫人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样做的？穆尔上校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确，我搜集的丑事越多，哈德雷堡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就越瞠目结舌。
辛西娅走过来，硬往我嘴里塞了一片炸面饼。显然，我们比同乘一辆车、合用一个浴室、分享一个炸面饼的关系更亲密了。
我有个好消息。第5步枪射击场上的车辙印是穆尔上校那辆车的。发刷上的指纹假定是穆尔的，那么它们与帐篷桩上的两个指纹、安吉普车上的至少6个指纹、男厕所里的一个指纹都相吻合。厕所马桶座圈上找到的另一根毛发同穆尔的头发对比证明是同一人的。垃圾袋上的所有指纹都是穆尔和安-坎贝尔的。安靴子上、枪套上、头盔上的指纹证明他俩都拿过这些东西。所以，你设想和描述的犯罪活动，安-坎贝尔和穆尔的活动以及行为好像都与这些实物证据相吻合。“祝贺你。”辛西娅说。
“谢谢。”
“案子了结了吗？”
“我会去同穆尔核实的。”
“如果他不承认，你会带着我们获得的证据去找军法署署长吗？”
“我不知道。这案子还有破绽。”
“对，”辛西娅说，“至少有一个。车前灯亮的时间对不起来。我们可以假定穆尔在犯罪现场，但却不能证实在那个时间是他用绳子勒死了她。而且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
“对。不知道动机。这样同陪审团打交道就会是件很艰苦的工作。”我又说，“而且还有可能只是一次意外造成的死亡。”
“是的。如果穆尔有什么话要说，他一定会这么说的。”
我拿起电话，拨了福勒家的号码。说话的是一个懒洋洋的女人的声音。我说了我是谁，福勒接过了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好像有些烦躁。“喂，布伦纳先生吗？”
我说：“上校，我已经决定暂不查封穆尔上校的办公室，也不没收他的东西。我希望让您知道这一点。”
“现在我知道了。”
“您让我告诉您关于要逮捕谁的事，我已经重新考虑过逮捕他的事。”
“我不知道你打算逮捕他，布伦纳先生，但如果你再重新考虑的话，你能否再叫醒我，以便让我了解最新情况？”
“当然。”这是个玩笑。我喜欢有幽默感的人。我对他说：“我给您打电话，是请求您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否则会给此案带来麻烦。”
“我明白。但我会将此事报告将军。”
“我想您别无选择。”
“毫无回旋余地。”他清了清嗓子。“你有别的嫌疑犯吗？”
“目前没有。但我有些很好的线索。”
“这很鼓舞人。还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我开始搜集有关坎贝尔上尉……的证据，我该怎么说……？有关她活跃的社交生活的证据。”
死一样的沉寂。
因此我又继续说：“这一点不可避免会暴露出来。我不知道这是否同她的被杀有关，但我一定会尽力正确地观察一切，如果这一情况不得不公布于世，我会尽力减少给基地和军队带来的损失。”
“你们为什么不在7点钟到我家来喝咖啡呢？”
“嗯，我不想那个时间去打扰您。”
“布伦纳先生，你含含糊糊不听从命令，真让我生气。7点整到我家来。”
“是，长官。”电话断了。我对辛西娅说：“我得同通信部的人谈谈哈德雷堡的电话服务问题。”
“他说了什么？”
“福勒上校要我们7点到他家喝咖啡。”
她看了看表。“嗳，我们可以去睡一会儿。好吗？”
我们俩从飞机库往外走的时候，我问辛西娅：“他们在装衣服的袋子里找到她西点军校的戒指了吗？”
“没找到。”
“在她家里的东西中也没发现吗？”
“没有，我问过考尔了。”
“奇怪。”
“她也许它丢掉了，”辛西娅说，“也可能是被拿去清洗了。”
“可能。”
我们朝辛西娅的车走去，她对我说：“我想她父亲是造成她行为方式的关键。你知道，一个飞扬跋扈的人，把她推进了军队，设法控制她的生活；一个软弱的母亲，很长时间不在她身边；周围世界的许多变动，完全依靠和服从于这个父亲的事业。她用她所知道的唯一方法来反抗。这一切简直就是教科书上的玩意儿。”
我们坐进车里，我说：“对。但也有千千万万和她有着同样背景的女儿把这种关系调整得很好。”
“我知道。但那要看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正在设想用一种更……反常的父女关系解释她仇恨的原因。”
辛西娅将车头转向飞机场的大门。她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你认为强奸和谋杀难以证实，所以就试图去证实乱伦。如果我是你，保罗，我不会触及这个问题，这会毁了你。”
“对。我进犯罪调查处接的第一个案子是桩营房偷窃案。瞧我现在已经走出了多远，下一步就是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