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8、罢工
1925年年中，上海棉纺厂的一名中国工人被一个无法无天的日本工头打死。在英国人的授意下，租界警察向举行游行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导致10人死亡，50人受伤。
这一事件像点燃的火柴扔进了火药桶，很多城市爆发了示威、罢工和冲突。香港的罢工长达6个月——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一直被人瞧不起的北京人力车夫也在自己的车上挂出招牌：“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这给农民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乡村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像热带的蔓草一样迅速扩大。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是995人，到11月份就达到10000人。
革命似乎很快就不再只是在激进派的书本中。
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走到了交叉路口。孙中山春天在北京病逝后，他的遗体覆盖着国民党的红、蓝、白三色党旗，悲伤的人们参加送葬。有没有后继者能像他一样走上这条绷紧的绳索？关于国民党性质的争论夏天就开始了。
秋天，毛泽东又回到他得心应手的场地。他发现的新问题———农民运动高涨———在争论中占重要的地位。
湖南省省长正在搜捕这个在乡村活动、时年31岁的高个子激进派。在乡下，毛泽东是相当安全的———军阀对山区鞭长莫及。但是毛泽东铤而走险去长沙。统治者盯梢他，派出军队搜捕他，他逃到了广州。
外部政治力量刹那间压住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为党组织写了几个月的文件，1925年在湖南精神抖擞地干了几个月之后，便填写了一首词以示志念。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既怀旧，又冷静地希望未来。毛泽东回忆起了求学的时代：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毛泽东感到逝去之物不可追：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整首词充分显露了毛泽东的个性，结尾充满自信：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跨过而立之年后青春的活力会稍减，但还会保持那种改变环境的力量吗？
在10月雨季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到了广州。他离开珠江边上这座喧闹的城市将近一年时间，毛泽东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变化。
了解一下毛泽东怎样对他的同事解释这几个月的行踪，将是饶有趣味的。同事们一定非常关心他黯然失色的这段时间。我们所能说的是毛泽东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在不事声张地努力。不久他恢复党内工作。
这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言，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的位置高于他在共产党中的位置。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1925年下半年，他在这份周报上非常热心地发表了出于自己手笔的15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对时政不断的激进评论，与他在1923年在《向导》发表的激进评论如出一辙。
《政治周报》和毛泽东写的发刊词。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宣传部第二号人物。因为宣传部的部长忙于广州政府总理的工作，毛泽东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但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辉。1925年10月，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了。在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弟弟毛泽民就参加了这一届的学习。
毛泽东在讲习所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色之后，他作为教师东山再起。
毛泽东在兴旺的国民党内的工作引人注目，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正从紧张趋于恶化。
统一战线也许从未发生过作用。不管怎样，它在1926年春天已经破裂。一个右翼团体“西山会议派”———其成员曾在北京西山开会而得名———开始出现于国民党内，他们不愿与共产党有任何往来。
就在毛泽东从湖南逃到广州之前，国民党内一位颇有影响的左翼领导人于广州被谋杀。“西山会议派”可能出钱资助了这一事件。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统一战线的势头稍有收敛。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影响很大，大会在广州商业区举行，热闹非凡。和国民党的所有会议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对他的遗嘱的宣读。毛泽东坐在前排，他发言与别人辩论，并以173票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汪精卫的得票数最多，248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李大钊是192票)。毛泽东还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
在代表宣传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新看法：“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35］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像是大旷野中的呐喊。国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像毛泽东曾经接触并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会赞同呢？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处于绝对劣势，他们违背纪律引起了争论。对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该怎么处置呢？毛泽东站在宽容的一边。［36］
毛泽东的目的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孙中山的几位信徒拉到自己身边，他就要反对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发起突然一击，逮捕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37］，控制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劳动工会。在国民党内部，他用阴谋制服汪精卫的左翼势力，汪精卫被迫赴欧洲“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广州政府，并使之向右倾斜。
然而，毛泽东绝没有断绝同国民党的往来。尽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已塞满他的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变成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这一届从5月起始，10月结束。在那不幸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1926年，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9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15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此时已出狱)讲授军事课程。
周恩来有许多毛泽东不具备的品质：性情温和，行为敏捷，善于交往，根守中庸。周恩来虽已27岁，仍像个少年，而毛泽东在少年时就显得老成。周恩来曾到过日本(1917—1918)、法国和德国(1920—1924)，这从其举止中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参加民众革命是他的一种道德选择。他对军事所知并不多，毛泽东也是如此。
那年夏天在广州可视为毛周合作的开始，这种伙伴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得以保持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周恩来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毛泽东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
北伐即将开始。在蒋介石看来这是用军事行动夺取北方军阀的权力以统一中国；而在毛泽东看来还不止如此。毛泽东预计当国民党的北伐军经过早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会引起社会的大震荡。他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要训练全国各地的农民干部，以指导这场社会变革。
一半是因为农讲所的原因，毛泽东的声望在共产党内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复。共产党对农村形势越来越关心使它的领导人再一次起用毛泽东。
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负责人。很明显，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是年底，《向导》发表了他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然而共产党绝没有掌握住全部农民运动，它的农民部居然不合时宜地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广州忙于为国民党负责农讲所的工作。他只是短期回上海两次，但是他的农民工作重心仍在国民党内而不在共产党内。
这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能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
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来说，20年代中期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获益而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同样，对莫斯科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在中国的得意之作。的确，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产儿，但是苏联人过高估计了这个婴儿的能力。既然国民党显得更有势力，所以一谈到中国，克里姆林宫必定要谈到统一战线。
毛泽东则不然。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毛泽东那种超出常规的独特性并不重要，行动方法问题也引不起他的注重。
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支持者的问题，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旧化新？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应该为了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是为了韶山周围90%以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买办的压迫更严重、更残酷。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与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共产党员要长。因为在20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注重农民问题。
毛泽东遭到了上海的反对。陈独秀教授带着书生气推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作共产主义的运动？”［38］刘少奇以屈尊俯就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农民”，领导他们走向革命。［39］
对于毛泽东所持的基本真理，莫斯科靠得近一点，但也不太近。马林对农民的蔑视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农民的愚蠢。但马林在1923年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眼见农民趋于活跃，共产国际于1926年初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农民革命潜力的理论根据。
然而毛泽东的逻辑并不是共产国际式的。因此他欣赏国民党的北伐(在这一问题上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而莫斯科并不赞同，虽然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以后赞成北伐。
苏联人想要农民在精心设计的统一战线的严格控制下参加革命。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的北伐会引起社会动荡，使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官员无法控制。
进一步说，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好(其中包括1923年大肆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愿失去军阀，也不愿失去国民党。斯大林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这二者发生冲突，不愿在中国革命和苏联国家利益之间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
但是从何着手呢？每一次新的革命是创造性的活动，根据其他地方获得胜利的经验而制定的周密革命计划来看，很少有得手的时候。革命之火往往在绝境中闪现，一经引燃，便暴烈迅猛。毛泽东希望并要求有一场社会变革以击破莫斯科和上海发号施令的公文。最终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40］半年以后，他在北上的途中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作出这一判断。
然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还是把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试图置农民力量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9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种内容。它说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买办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占有优势，“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追随军阀，而军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从经济上论证“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毛泽东大胆地提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他在长沙就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继续评论道：“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降至亚洲的稻田。［41］
毛泽东已经表明了他的思想，这是他1925年在湖南时就已经形成了的。
乡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农讲所第六届讲习班于1926年10月结束，广州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留住他，但是他没有去上海主持他任部长的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他回到家乡湖南，不愿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在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问题。
湖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北伐军于1926年夏末抵达长沙，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也披上了拥护国民党的外衣。与此同时，农会在农村各地势力强大。
两种势力之间将有风暴来临，毛泽东将很快看到这一点。他显得有些郁郁沉思，不能完全意识到将要到来的麻烦。他在进行准备活动———他到过浙江和江苏的一些农村，并在《向导》上报道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在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毛泽东又回到了避风处韶山。
他常在冬天回去，那里虽不是家，但至少环境使他感到适应。就像两年前正月回家的那一次一样，他在周围几个村庄考察，在5个县度过了32天的时间。
这一次，毛泽东不需要像游吟诗人一样寻找听众，湖南已有500名农民加入了农会。他的任务不再是发动农民，而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这一整幅农民运动的画卷。
这一次毛泽东的行动很出色。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不是中国革命的经典，经典应该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刊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战士》周刊和出版的《报告》单行本。
毛泽东发现人们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罪大恶极的地主已经被关进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而毛泽东的父亲在1906年也这样做过。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
农民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孩子们很快接受新的道德观念，毛泽东注意到，在玩耍打闹的孩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的孩子跺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他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位乡绅吼叫：“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么？”
社会天翻地覆。由于他久不曾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之中，对于社会的震荡甚至连这位叛逆者也感到吃惊。他怀着敬重之情奋笔疾书：“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的激动心情使《报告》的风格与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文件风格殊异。
毛泽东欣喜若狂。农民为了禁绝赌博，“烧了一担麻雀牌”，毛泽东感到很开心。他不在意有些乡下人确实喜欢打麻将。他怀着激奋———而不是责备———的心情报告说，被推翻的地主开始称崛起的农民为乡里王。他并不隐瞒对劣绅的讥讽，“如今是委员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毛泽东看到轿子被砸，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是否想到过他所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长沙时每天早晨都坐着轿子到学校呢？
革命当然会改变一切。一是呼唤新社会的诞生，再就是要砸碎你所坐的轿子。
毛泽东嘲笑叶公———刘向(前77年—前6年)所编故事中的一位人物。叶公非常喜欢龙，在室内各处都雕画出龙的图案，真龙听说叶公如此痴心就下凡而来，叶公却吓得要死。
毛泽东总结道：“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42］
而这和毛泽东的岳父的平和的激进主义有什么两样？
学究气在毛泽东的身上消失了。他开始反对使他认识了更广阔世界的洋式教育，现在，他认为杨教授这类人物不能成为政治盟友。
《报告》没有提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编选《毛泽东选集》时细心地加上了这一点)。不过这些内容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相当激进的。
毛泽东把农民划分为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的划分，这样分类只是粗略的，但是作为变迁的杠杆来说这是英明的。让贫农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泽东宣称———部分来自调查，部分来自评估———最贫苦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高山为谷，深渊为陵。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对革命的理解，他正在为之“振臂一呼”。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带着他翻旧了的报告手搞。毛泽东来到城市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于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气氛很热烈。
在1927年的其余时间里，武汉成了毛泽东生活的一部分。武汉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会。这座工业城市是中国中部重镇，扼京广铁路要道，又是从重庆到流经上海出海口的长江上的水路枢纽。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左图是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