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节 半老除娘性欲极强
后来她坐在我身边像个孩子似的又哭又叫，想为自己做解释。出于某种原因，她那令人讨厌的甜蜜，她的无助、垂头丧气，以及她的懊恼等等，都使我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大发雷霆。本来一开始我是想把德加那幅无价之宝取下来砸在她脖子上的，而现在我却几乎要和她一起哭起来，为我的懊恼、绝望而哭，也为莱斯丽和她的心理分析而哭，这些分析帮她创造了这些下流的欺骗把戏。当钟快敲响黎明时，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我并不想这么下流，这么无理。”我在黑影中悄声对她说，握着她的手，“但你让我想到一边去了。你说过，我现在用你的原话：‘我敢打赌，性交一定能让女孩子感觉妙不可言。’”我停了好一会儿，在黑暗中吐出一口浓烟，然后说：“当然，我能。我想这么做。”我又停了一下，“现在全结束了。”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她不停地抽泣着。她说：“我知道我说过那话。如果我让你产生了什么想法的话，那么，对不起，斯汀戈。”又是一阵抽泣。我递给她一张纸巾。“但是我并不是说我想要你这么干。”她抽泣得更厉害了。“还有，我说‘女孩’，并不是说我。”我顿时发出一声足以惊醒死人灵魂的呻吟。我们俩都没有再说话。就这样过了很久很久，差不多三四点钟时，我听见轮船的汽笛声，很清楚，很凄凉，很遥远，从纽约港那边传来，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它让我想起了家乡，心里充满说不清的悲伤。由于某种原因，那声音和悲伤使我更加难以忍受莱斯丽那过于热烈的青春亮丽的模样，她就像丛林中的花朵，那般鲜艳却又无法得到。道德败坏的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而我却没法相信我那玩意儿仍像长矛一样挺立招展。难道这就是圣约翰被剥夺圣职的痛苦？坦达勒斯[1]的？圣奥古斯坦恩的？小聂尔的？
莱斯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口舌主义者，她所有的性生活都集中在舌头上。那么她用她那灵活过余的器官给予我一连串的煽情性刺激，以及同样刺激但却是一派胡言的理论时，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了。我们坐在一起时，我想起在都克大学的病态心理学课上学到的一种奇怪现象“秽语症”，这是一个使用淫秽语言的强迫性习惯，常见于女人身上。终于，我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用尖刻的语言开玩笑般地说，她可能是这种病症的受害者。她似乎并不觉得受到侮辱，但是她说，不，不是那样。过了一会儿，她停止哭泣，然后给我讲了一件事。要是在几小时前，我会觉得是个笑话，而现在我却毫不惊讶地平静地听着这个痛苦的真实故事。“我是个处女。”她用小声而悲切的声音说。过了很久我才说：“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知道吗？不过我认为你是个有病的处女。”我在说这话的同时意识到这太过尖刻，但却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这时，又一声汽笛声从港口传来，使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渴求和绝望的思乡之情，差点令我哭了起来。“我很喜欢你，莱斯丽，”我努力使自己说下去，“只是我觉得你这样骚扰我太不公平了。这对一个男人来说太残酷了，太可怕了，你根本无法想象。”说完这些，我无法想象她会怎样回答我的话。这时，她用无比凄凉的声音说：“可是，斯汀戈，你无法想象在一个犹太家庭长大意味着什么。”她开始对我细细地讲述起来。
终于，在天快亮时——此时我全身上下每一块骨头和肌肉都疲倦之极，包括那个勇猛无比的东西也终于在固执地支撑了如此长的时间之后偃旗息鼓了——莱斯丽又为我描绘了一个她的心理分析的黑色的奥塞罗。这当然是她的家庭，那可怕的家庭，那个冷酷的饰以文明外表的家庭。对莱斯丽来说，它是一个装满鬼怪的蜡像馆。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父亲毕生的追求就是塑料制品。自孩提时代起，他与她讲过的话总共不超过二十句。还有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妹妹、痴呆的哥哥，以及有如恶魔一般的母亲，不知是否受到博纳德的影响，她一直用怨恨、报复般的方式支配着莱斯丽的生活。自从她发现三岁的莱斯丽开始淘气之后，便哄骗着把她的手绑了好几个月的夹板，以预防她手淫。莱斯丽口若悬河般地对我倾诉着，似乎我一时也成为她那不停变换的心理分析医生方阵中的一员，而这些人曾参与她的灾难与不幸达四年之久。天已大亮，莱斯丽喝着咖啡，我喝的是百威啤酒，价值二千美元的马格那沃克斯留声机上正在播放汤米-朵西的乐曲。我精疲力竭地听着，莱斯丽的话像从层层叠放着的毛巾后面渗出来，我则徒劳无益地想把那些大杂烩一般的忏悔词连在一起——尽是些像莱希学派，荣派，奥德勒学派，格塔式心理学，以及升华，偏执，卫生训练等等诸如此类的词儿。我从未听到有人用这种口气吐出这些词语，我觉得它们应该在南方成为托马斯-杰弗逊，雷姆大叔或该死的三位一体的专用术语。我实在太累了，而她仍然说着正流行一时的心理分析。她正说到她的第四位分析医生，莱希派的朴尔沃玛泽医生，而且又提到她的“平稳期”。我几乎不知道她说到哪儿了。我一个劲儿地眨眼睛，暗示我实在想睡觉了。她却还在说呀说呀，但那张湿润、勾人的犹太人的嘴唇，对我来说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突然发现经过这么几个小时之后，我那可怜的阴茎第一次萎缩得像那个“蛆”一样大小。我大声地打着哈欠，嘴张得很大，但莱斯丽一点也没注意。她似乎认为我不能带着这种情绪离开，无论如何我都应该理解她，可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能理解。当莱斯丽继续唠叨时，我只能绝望地反思着那显而易见的讽刺：如果耶稣基督通过弗吉尼亚那些索然无味的小妖精们出卖过我，那么我现在又被极端恶劣的弗洛伊德博士通过莱斯丽之手再次残酷地诈骗了一番。两个绝妙的犹太人，相信我，没错的。“在达到口舌的‘平稳期’之前，”我听见莱斯丽说，尽管那时我已困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我从未对你说过那些话。现在我完全可以说了。我指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那些人人都会说的淫秽词语。我的心理医生——朴尔沃玛泽医生说，一般来讲一个社会的压抑都与它对性语言的严厉压抑有直接关系。”我的回答夹杂着一个巨大的哈欠声，以致听起来有点像野兽的吼叫，“在‘平稳期’，你可以说性交却不能这样干！”她的回答在我的脑海中变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支离破碎的声音。有好几分钟，我已困得不能支持，只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莱斯丽现在正深深陷入一种叫器官疗法的治疗之中，在未来的几天里，她将会坐在某种盒子里，耐心地吸着乙醚散发出的某种魔力，这将把她带入另一个平稳期。困倦又一次向我袭来。我打着哈欠语无伦次地祝她好运，然后，说也奇怪，甚至当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可能在某一天时——某天！我已经进入了梦乡。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吓人的梦，在梦里同时被极度的快乐和痛苦撕裂着。这个瞌睡可能只打了一小会儿便醒了。我醒过来时——我眨眨眼睛，看见莱斯丽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她的故事——发现我的整个身子全压在手上。我把手从屁股下抽出来，五个手指已被压得变了形，完全麻木了。这或许可以解释我那不可言喻的伤心的梦。在梦里，我又一次在长沙发上热烈地拥抱莱斯丽，而且终于摸到了她那两个被紧紧束缚在苦艾和金属丝做成的乳罩里永无出头之日的乳房。我用手抚弄着它们，就像揉着一团生面团。
许多年之后，我总算明白了莱斯丽的执拗，或者说，她那坚不可摧的贞操观与我不得不写的这部大部头小说形成了怎样的美妙对照。上帝知道，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她所扮演的不负责任的、放荡而又富有经验的花花公主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她是那么的丰满成熟，令人垂涎，我还没弄明白就成了她的俘虏。这肯定会将我从耶塔那粗糙的摇摇欲坠的粉红色宫殿中，并毫无疑问地将我从构成这个故事主要原因的一系列事件中拉出来。但莱斯丽对我的信誓旦旦与可怕行为是那么的不同，把我的心伤得如此之深，以致我大病一场。身体上的病其实并不严重，不过是一次流感加上精神极度消沉。但我在床上躺了四五天(内森和苏菲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不时为我送来西红柿汤和杂志)，并肯定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这尽头便是性，它像一座乱石岗，我在那里莫名其妙地摔了一个大跟头。
我知道我那时的长相还算中看，有着一种特别吸引人的聪明才智以及南方人谈话的机趣。这一点我十分清楚，它使我拥有一股甜蜜的诱人的(但决不是讨好、奉承)魅力。尽管我充分挖掘这种聪明才智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找不到一个女孩子愿意和我一同体验性的美妙。现在看起来——当发烧躺在床上时，我认真读着《生活》，伤心地想着莱斯丽和我在黎明昏暗的光线中谈话的样子——这是一种病态。不管多么痛苦，我都应认为它是我那倒霉的命运中的一环，就像人们必须接受口吃、兔唇之类令人厌恶的事情一样，我最终也必须接受它们。我还不是性感的斯汀戈。我不得不安于这点。但我同时认识到，我已拥有更令人兴奋的目标，这可以算是一种补偿吧。毕竟，我是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有一句老生常谈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的创造教者都是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他们集中才智，不允许错位的感情颠覆美与真的更深远的目标。所以，斯汀戈，往前走吧。我对自己说，重新打起精神来，忘记伤痛，继续你的工作吧。把色心抛在脑后，把激情倾注到你脑子里那些引人入胜的呼之欲出的形象里吧。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如此这般的告诫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觉得头脑清醒，精神爽朗，好色之心荡然无存。我开始大刀阔斧地继续与各式各样的小人物纠缠不休：仙子、小丑、乡巴佬、可人儿，还有受尽折磨的母亲、父亲，让他们重新充斥我的小说的每一页。
我再也没见过莱斯丽。我们在那天早上沉闷地分了手，但分手时我们都很悲哀。她让我给她打电话，但我从未打过。从那以后，她常常在我那些淫荡的幻觉中出现。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的脑子里时而浮现出她的影子。尽管她让我受尽折磨，我仍希望她能有好运，无论她去了哪里以及最终变成什么样的人。我总是希望她能在沃根箱子里梦想成真，进入到更高的“高原期”，而不是总停留“平稳期”。假如不行的话，就像她所接受的其他治疗一样，我绝不怀疑在紧接着的十年里，那种非凡的对利比多(性欲)的关心与呵护的科学疗法，将会让莱斯丽尽可能地实现她的梦想。也许我是错的，但为什么直觉告诉我，莱斯丽最终还是找到了她的那份幸福？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我所看见的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很有修养、雅致阔气、风韵犹存的半老除娘，对脏话出口谨慎，婚姻美满，子女成群，而且(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性欲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