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 悲惨世界
她回到桌前，吃力地把那台德国造的笨重玩意儿放到地板上，换上那台波兰文的打字机。这台机器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很轻，式样也更新颖；她的手指感觉很舒服，打起字来速度更快。她开始打字，一边把前一天下午速记下来的霍斯口授的回信翻译成波兰语。这封信涉及到一个不大但却恼人的问题，牵涉到集中营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同时还奇怪地带有《悲惨世界》的某些痕迹……她清楚地记得……噢，记忆犹新。霍斯收到附近村子一个牧师的来信，虽说是附近，实际上已在集中营的防线之外。村民清一色是波兰人。牧师在信中抱怨说，一群喝得醉熏熏的集中营士兵一天晚上闯进村子，从圣坛上拿走了一对十七世纪铸的精美的银制烛台，这可是一件价值连城的手工艺品。苏菲将牧师这封用生涩难懂支离破碎的波兰语写成的信件翻译成德语念给霍斯听。在念信时，她感受到了这封信的大胆和冒失；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者只是出于愚蠢，才促使这样一位低微的教区牧师给奥斯威辛司令官写来了这封信。然而信里却有着某种狡诈：语气谄媚乃至奴颜媚骨(“冒昧占用尊敬的司令官阁下宝贵的时间”)，又坦白地说明了经过和要求(“我们可以理解酒精过量造成的这次越轨行为，无疑它不是出自恶意”)。显然，那位可怜的牧师抑制着极度的恼怒写下了这封信，好像他和他的教民们最崇敬的宝贝被劫掠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菲把这封信大声念给霍斯听，有意强调了那种谄媚的语气，强调了牧师的极度绝望。等她读完后，她听见霍斯发出一声很不满意的咕哝声。
“烛台！”他说，“我为什么必须要有什么烛台的问题？”
她抬起头来，看见他嘴角浮起一丝自嘲的笑容，意识到——在许多个小时里，他有如机器一样冷漠，除了让她速记和翻译之外别无其他——他那略带玩笑意味的滑稽问题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她说的。她一下子惊惶失措，铅笔从手中落下。她感到自己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也无法回应他的笑容。
“教会，”他对她说，“我们必须尊重本地的教会——即使是一个乡村教会。这是个好政策。”
她默默地弯腰拾起笔。
然后，他直截了当地冲着她说：“当然，你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对吗？”
她无法觉察这其中有什么嘲讽意味，却半天回答不出。等能开口说话时，她本能地加上了一句：“你呢？”她因此好一阵窘迫，血一下子涌上她的脸。她觉得她的话简直蠢透了。
但令她惊讶的是，他仍然面无表情，声音也完全是就事论事的腔调。这让她松了一口气。“我过去是天主教徒，但现在我是一名信神者[1]。我相信有神灵——在某个地方。以前我曾信仰基督教，”他说，“但现在已与它决裂了。”
这就是全部谈话。他说这些话时，与评论一件穿过的衣服没什么不同。当他命令她给党卫军警卫部队指挥官弗利兹-哈契斯坦写一份备忘录时，又变得公事公办起来，没再对她说过另外的话。他要求在驻兵营房中搜查烛台，尽全力捉拿肇事者，并以纪律不严的罪名关押在营地宪兵司令部。备忘录一式五份，分别交给党卫队中队长科特-尼特尔，第四分营总管以及驻军警卫部队的政治教导监督员，以及党卫队大队长科纳德-莫根，负责集中营军纪的党卫队特别委员会主任。然后给那气恼的牧师回信。他用德语口授了一封信，让苏菲翻成牧师用的那种语言。第二天，这封信在打字机上完成了。苏菲为自己能把霍斯平铺直叙的德文变成美妙绝伦的波兰语而感到满意：“尊敬的塞宾斯基神父，我们为贵教堂遭到的野蛮行径感到十分震惊与不安。没有什么比亵渎圣物更让我们如此痛心疾首。我们将尽力采取措施，确保那珍贵的烛台完璧归赵。虽然本地的驻军部队士兵拥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党卫队对每位成员——对每一位在这片领土上服役的德国人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杜绝这类不轨行为的发生。我们只能真诚地希望您能谅解……”苏菲敲打着键盘，咔哒咔哒的声音回响在那间小屋里，而霍斯则对着一张肮脏的地图沉思着。苍蝇嗡嗡乱飞，远处罐车仍不停发出有如夏天响雷一样的隆隆声。
她很快便打完了(按惯例打上“嗨，希特勒！”)。她的心又一次一阵狂跳，因为他说了一句什么。她抬头看见他正盯着她看。虽然打字机的声音把他的话吞掉了一些，但她几乎可以肯定他说的是“很漂亮的头巾”。她的手抖动着，不由自主地抬起来，不无卖弄地摸了摸头顶。那张绿色格子花头巾是用很廉价的监狱特用的平纹细布做成的，遮住了她的头皮和那些可笑的发卷。六个月前，她的头发被剃得精光，现在刚冒出来，长成一圈圈滑稽可笑的发卷。这块头巾也是一项难得的优待，只有有幸在霍斯家工作的犯人才被允许将秃头遮起来；而在电网里面那个被封闭的天地里，无论男女都必须光着他们的头。尽管头巾所赋予的尊严微乎其微，苏非却为此心存不很强烈却非常真诚的感激。
“谢谢，司令官阁下！”[1]她听见自己结结巴巴地说，声音颤抖。无论是作为临时书记员还是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与霍斯说话的念头一直困扰着她，几乎使她有点神经质了。与霍斯说话成为她梦寐以求的一件事，这使得她的神经越来越紧张，胃也因为恐惧而咕咕直响。她并不是怕司令官本人，而是担心自己因为紧张而丧失随机应变的能力，敏感的举止，表演才能，以及最起码的说服力。她渴望拥有这些，以便设法打动他，使他相信她，并尽力满足她的一点点微薄要求。“非常感谢！”[2]她用笨拙的不可原谅的大嗓门高声说道，心想：你这傻瓜，保持镇静，他可能会认为你是个讨厌的小笨蛋。她用轻柔的声音表明谢意，眼睛忽闪了几下，拘谨地垂了下来。“洛蒂给我的，”她解释道，“霍斯太太赏给她两张头巾，于是她把其中的一张给了我。它可以遮住我的头。”她的心情平静下来。她想，别说得太多，千万别在现在说太多的话。
他正在审阅给牧师的信，尽管他曾承认对波兰文一字不识。苏菲看着他。他声音平谈，困惑地咧着嘴，似乎想读出这种“不可能的语言”中某些发音艰难的词语，但很快便放弃了。“好，”他说，“我希望我们能让这位不幸的牧师得到一些安慰。”他拿着信大步走到门口，打开门，很快便从苏菲的视线中消失了。他朝楼下正在听候差谴的副官斯契夫勒大声命令着，那声音隔墙传来有些发嗡。他叫斯契夫勒立即将这封信送出，斯契夫勒恭恭敬敬的应答声从下面隐约传来，好像说：“我马上就上来，长官！”“不，我下来拿给你！”她听见霍斯不耐烦地说。
这位司令官大概需要校正什么问题。他一边往楼下走，一边嘟嘟囔囔地自语着，大马靴的硬底很响地敲着楼梯。他下楼去和他的助手——一位刚从乌尔姆来的一脸正经的年轻上尉交换意见。他们的声音不断从楼下传上来，单调，平谈，不很清晰。接着，有那么一瞬间，在他们的话语后面，苏菲听见了什么声音——本身毫无意义而且很简短——后来，这成为她在此时此地所获得的无数零碎记忆中最难以忘怀的印象之一。她立即明白过来，它是从那台笨重的电唱机里发出的音乐声。那机器放在四楼下面那间凌乱不堪、墙上挂着装饰地毯的玫瑰红会客室里，在她到来后的一个半星期里的每个白天都响个不停——至少在她的听觉范围内。无论她曲蜷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的草垫小床上，还是在这儿——这间屋顶阁楼里，那音乐通过间或开关的房门不断传进她的耳朵。
苏菲几乎没留意这音乐——大部分时候没有，因为它不是别的，只是闹哄哄的花哨而伤感的德国作品：泰罗林谑趣曲，真假声反复咏叹调，手风琴钟琴合奏曲，无不充满蜜糖般的特鲁尔情调，以及从柏林咖啡馆和音乐厅涌出的令人泪流满面的伤感旋律，尤其是像发自心底哭号的那首“不为爱哭泣”(由希特勒最喜爱的“歌鸟”查拉-林达用柔和的颤声演唱)，被庄园的女主人——霍斯那打扮得俗不可耐、珠光宝气的妻子黑德维希——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苏菲一直对那台留声机羡慕不已，以至后来发展为一种心病，每当经过那里到屋顶小室时，总忍不住偷偷看上几眼。那是一间她曾在波兰版的《老古玩店》中见过的那种会客室，充斥着各个时代各种风格的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波兰的古玩，看起来像某位发狂的收藏爱好者的杰作。光洁透亮的镜木地板上到处堆满长沙发，椅子，桌子，写字台，双人座椅，躺椅和垫脚凳。要摆放好这些家具，起码需要十几个房间。但就在这一堆大杂烩中，那台樱桃木造的仿古式样的留声机却凸显在外。苏菲从没见过用电力扩音的留声机——她只看见小型的手动装置的机器。她感到绝望，因为这样一台神奇的机器只应该被用来播放德沃夏克。她在近处看见了上面的斯特朗伯格-卡尔森商标。她以为是瑞士货，直到布罗尼克——一个看似头脑简单实际却很精明的波兰囚犯，司令官家的勤杂工，所有小道消息的提供者——告诉她说，这是一台美国货，是从某位富豪的公司或某个外国使馆掠夺而来，然后成为从欧洲各地疯狂掠夺而来的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之一。唱机四周有一大堆唱片，全装在一个玻璃盒子里。唱机面上还放着一个粉红色赛璐珞的胖乎乎的洋娃娃，脸颊绯红，吹着一支镀金的萨克斯管。苏菲曾想，欧特彼[1]，美妙的音乐缪司……
苍穹诉说着上帝的荣光，他的福音，笼罩在整个天空！埃利森合唱团的声音压过了霍斯和助手在下面的谈话声，像什么东西似的直刺她的心扉。她一下子从打字机前的椅子上弹了起来，仿佛要向谁表达她的忠心似的。她浑身微微颤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哪个傻瓜或怪物把那张唱片放在了唱机上？是霍斯太太突然发疯了？苏菲不知道。不过这没关系。(后来她才想到一定是霍斯的二女儿爱米，一个十一岁的金发碧眼圆脸的女孩，喜欢在饭余小睡后无聊地瞎搞。)那令人欣喜若狂的和音像一双天神之手从她的皮肤上摩挲而过，犹如冰凌般冰凉清爽，使她全身一阵阵颤栗；有很久一阵儿，她像梦游者似的在浓雾与黑夜中跌跌撞撞地走着，好像已蒸发在灿烂的阳光里。她走到窗前，透过窗玻璃上淡淡的映像凝视着自己露在方格头巾下的苍白的脸。她直直地盯着那张精致的面容，泪水涌上眼睛。她哭了。这时她又瞟见那匹神奇的马，还有草地，远处的羊群，一切幽静得好像是地球尽头。天边，秋季的灰色灌木丛正渐渐变黄，一片业已凋谢仍很壮观的树叶犹如绒毛一样卷成一团往上飘升，奇妙无比，美丽异常。“我的上帝……”她用德语说，沉醉在那首赞歌里。她闭上眼睛，听着那天使般的三重对着这旋转的地球唱着神秘的赞美词：他日倾听今日的诉说。
在明晚之后，她消失在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