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节 南方的美景
啤酒使我情绪高涨。那天天气异常炎热，但公园那边有一丝微风吹来，窗帘微微飘拂。我听见楼上传来贝多芬的乐曲声。这当然是苏菲所为，周六她只上半天班。她总是在冲凉时将留声机的声音放得大大的。我意识到我正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样，浓墨重彩地描绘着南方的美景。其实我对他们的观点厌恶之极，对南方怀着与那些自由主义的纽约人几乎相同的憎恶感。这曾令我无比痛苦，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在整整一上午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那块魔力无穷的土地令我兴奋异常，描述它(我曾忠实而痛苦地记录下它的音容笑貌)带给了我一阵微小的狂喜和巨大的心痛。当然，我常常经受这种快乐与痛苦交织在一起的情感冲击(最近的一次便是我在莱斯丽身上的失败)，但此刻，我似乎特别脆弱，仿佛随时都可能潸然泪下。第四交响乐柔和亲切的慢板从楼上飘下来，像脉搏一样坚强有力地跳动着，与我激动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我必须去看看南方，老伙计。”我听见坐在我身后椅子上的内森说，“你知道，现在是我看南方的时候了。今年夏天你讲的那些事，仿佛已过去很久。你说的那些南方的事，或者应该说是北方与南方的关系触动了我。我们在争论我们常常争论的那些话题时，我记得你当时说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话。你说，至少南方人已冒险来到北方，见到了北方的真相，而真正想了解南方的北方人却微乎其微。我记得你说，北方人在自己的无知中沾沾自喜，你说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傲慢。这是你当时用的词儿，它们曾狠狠地刺痛了我，可后来我又仔细想过，开始明白你可能是对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真挚地说：“我承认那是无知。我怎么能仇恨我从见过和不了解的地方呢？你说得对，我们去旅行！”
“谢谢你，内森。”我回答说，心里充满感动与莱因戈德啤酒激起的真情。
我手里拿着啤酒瓶，走进浴室去小便。我比我意识到的醉得更凶一些，尿撒得到处都是。透过尿溅在池中的声音，我听见内森在说话：“十月中旬时我可以休假，到那时你的书也写得差不多了，大概也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为什么不那时去呢？苏菲也从来没有请过假，所以她也可以休假一二周。我可以借我哥哥的车，是一辆敞篷车。他又买了辆新车，所以不会再开它了。我们开车去华盛顿……”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目光一直盯着药箱：被盗之前它一直是个很隐密的储藏所。既然莫里斯-芬克排除了嫌疑，那么谁是罪犯呢？我心里思忖着。附近总有一些贼在游荡。不过这事儿也无所谓了。我意识到，我先前的气愤与懊恼此时被一种奇怪复杂的不安情绪所替代，毕竟那被偷去的是一个人的卖身钱。阿提斯特！祖母的奴仆，我的资助人。这个黑奴男孩的肉体为我提供了足够的保障，使我得以在布鲁克林逗留了整个夏天，并完成小说的前面部分。或许神是公平的，阿提斯特不再纠缠于我，我的生存无须再与一桩罪恶相连。我为自己摆脱了它，摆脱了奴隶制而感到欣慰。
然而我怎么可能摆脱奴隶制呢？我心中一阵犯堵，低声地说出了这个词，“奴隶制”！我一直有种冲动，想写写奴隶制，将它从深埋之处挖掘出来。与它相关的任何事情每次都激起我的冲动。实际上我此时写的，正是那个制度的继承者们在四十年代，在弗吉尼亚的潮汐镇的疯狂挣扎，在我那亲切而令人痛苦的布尔乔亚新南方家乡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才意识到，那儿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奴役中产生的。我们大家，无论白人黑人，在某种意义上不都是奴隶吗？我明白在我心灵深处某个最不平静的角落，只要我还是一位作家，就会受到奴隶制的束缚。突然间，通过一阵令人愉快的、懒洋洋的、略微有点醉意的精神漫游，我从阿提斯特想到了在麦卡阿尔宾酒店大声打鼾的父亲，又从父亲想到了那个穿白色长袍的黑人——在詹姆斯河泥泞的河水中接受浸礼的那特-特纳，强烈的思乡之情突然向我袭来，一阵痛楚像长矛似的刺穿了我的心。我从浴室中出来，脚步蹒跚，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很大，把内森吓了一跳。
“那特-特纳！”我说。
“那特-特纳？”内森迷惑不解地问，“谁是那特-特纳？”“那特-特纳，”我说，“一个黑人。在1831年的暴动中，他大约杀了六十个白人——没一个犹太人。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詹姆斯河边。我父亲的农场正好在他领导那次血腥起义的那片土地的中间。”我开始向内森讲述我所了解的这个黑人令人吃惊的故事，以及他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神秘生活与举止。我正在讲述的时候，苏菲走了进来，她刚洗完澡，浑身清爽，煞是迷人，那张脸看上去非常甜美。她坐在内森椅子的扶手上，一边专心听着，一边用手不经意地抚摸着他的肩膀。但我很快便结束了，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人了解甚少，没有多少东西可讲；他神秘地出现在一段历史中，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后，便如同来时一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没有身份，没有形象，只留下一个姓名。他应该被重新发掘出来。那天下午，当我借着酒兴试图向苏菲和内森讲述他的故事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应该将他写出来，把他变成我书中的人物，为世界重塑他的形象。
“太妙了！”我听见自己带着醉意兴奋地大叫，“你知道吗，内森，我现在才明白，我应该用那奴隶的题材写一本书。我们的旅行正是时候。现在这本小说已写得差不多了，可以稍微停一下。我可以做一个全盘计划。因此当我们到南安普顿时，我们可以开车游遍那特-特纳的故乡，和人们交谈，参观所有的古老房屋。我可以感受那里的气氛，做很多笔记，收集资料。这将是我的下一本书，一本关于特纳的书，同时，你，还有苏菲，也可以为自己增加许多有价值的知识。这将成为此次旅行中最奇妙的部分……”
内森用手抱住苏菲使劲搂了一下。“斯汀戈，”他说，“我简直等不及了。十月份，我们就往南方进发。”他瞟了一眼苏菲的脸。他们交换着爱的目光——先是相遇，继而强烈地交织在一起，以至我感到很窘迫，赶紧把目光躲开。“告诉他吗？”他问苏菲。
“为什么不呢？”她回答说，“斯汀戈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不是吗？”
“也是我们最好的人[1]。我们将在十月结婚！”他高兴地说，“所以这次旅行也将是我们的蜜月旅行。”
“上帝，天哪！”我欢叫起来，“恭喜你们！”我大步跨到椅子前，吻了他俩——吻在苏菲的耳旁，那股栀子花的芳香像针似的刺着我的心；吻在内森那高贵的鼻子上。“真是太妙了，”我喃喃地说。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早已忘记在刚刚过去的日子里，这样的狂喜往往伴随灾难同时降临。
大约十天或十天后的一天，也就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接到了内森的哥哥劳瑞打来的电话。那天早上，当莫里斯-芬克指着过道里那台油腻的付费电话叫我接听时，我大吃一惊——接电话本身已令我吃惊，尤其是这电话是我常听说但从未谋面的一个人打来的。那声音十分温和，可亲，和内森几乎一模一样，带着明显的布鲁克林口音，刚开始时很随便，然后渐渐严肃起来。他问我能否安排一次与他的会面，越快越好。他说最好不要让他到齐墨尔曼的公寓来，而是我到他在森林山的家里去一趟。他又说，我必须知道这事与内森有关，而且很紧急。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于是我们约定在下午晚些时候在他那儿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