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四章
一封关于音乐的信
编辑同志：好！
我一直惭愧并且怀疑我是不是个音乐盲，后来李陀说我是，我就不再怀疑而只剩了惭愧。我确实各方面艺术修养极差，不开玩笑，音乐、美术、京剧，都不懂。有时候不懂装懂，在人们还未识破此诡计之前便及时转换话题，这当然又是一种诡计，这诡计充分说明了我的惭愧之确凿。
现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爱听，屡次偷偷在家中培养对它的感情，最后还是以关系破裂而告终。但有些美国乡村歌曲和外国流行歌曲，还是喜欢（比如不知哪国的一个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个忘记是哪国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仅仅是爱听，说不出个道理来。
古典音乐呢？也不懂，但多数都爱听，不知道为什么爱听，听时常能沉进去，但记不住曲名、作者、演唱演奏者和指挥者，百分九十九的时候能把各种曲子听串（记串），就像有可能认为维也纳波士顿团的指挥是卡拉征尔。至于马勒和马奈谁会画画谁会作曲，总得反复回忆一下才能确定。而签证和护照的关系我也是昨天才弄明白的，后天会否又忘尚难保证。
史铁生与音乐是什么关系呢？他是个爱听他所爱听的音乐的人。且不限于音乐，音响也可以。比如半夜某个下了夜班的小伙子一路呼号着驰过我家门口；比如晌午一个磨剪子磨刀的老人的叫卖；比如礼拜日不知哪家传来的剁肉馅的声音，均属爱听之列。
民歌当然爱听，陕北民歌最好。但到处的民歌也都好，包括国外的。虽然我没去过印尼，没去过南美和非洲，但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北方苍凉的歌让人心惊而心醉，热带温暖的歌让人心醉而后心碎（总之没什么好结果）。我常怀疑我上辈子是生活在热带的，这辈子是流放到北方的。看玛·杜拉的《情人》时也有此感。
被音乐所感动所迷倒的事时有发生。迷倒，确实，听得躺下来，瞪着眼睛不动，心中既空茫又充实，想来想去不知都想了什么，事后休想回忆得起来。做梦也是，我总做非常难解的离奇的梦，但记不住。
音乐在我看来，可分两种，一种是叫人跳起来，一种是令人沉进去，我爱听后一种。这后一种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论你在干什么，一听就“瞪眼卧倒”不动了。另一种则是当你“瞪眼卧倒”不动时才能听，才能听得进去。而于我，又是后一种情形居多。
听音乐还与当时的环境有关，不同环境中的相同音乐，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闹市中听唢呐总以为谁家在娶媳妇。我常于天黑时去地坛（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原为皇上祭地之处），独坐在老树下，忽听那空阔黑寂的坛中有人吹唢呐，那坛占地几百平方米，四周松柏环绕，独留一块空地，无遮无拦对着夜空，唢呐声无论哀婉还是欢快却都能令人沉迷了。
当然，更与心境有关。我有过这样的时候：一支平素非常喜欢的曲子，忽然不敢听了；或者忽然发现那调子其实乏味得很，不想听了。
我看小说、写小说，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心境不同便对作品的评价不同。那些真正的佳作，大约正是有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把你拉进它的轨道——这才叫魅力吧？鬼使神差是也。所以我写一篇小说之前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心态、并以一种节奏或旋律来确认（或说保障）这种位置和状态。但我说不好是谁决定于谁。心境一变，旋律就乱，旋律一乱，心境便不一样。所以我很怀疑我能否写成长篇，因为没把握这一口气、这一旋律可以维持多久，可以衍伸到哪儿去。
等我好好想想，再认可能否应下你的约稿吧。
祝
岁岁平安！
史铁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封信
杨晓敏：你好！
看了您的论文。文章中最准确的一个判断是：我并非像有的人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大彻大悟”，已经皈依了什么。因为至少我现在还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于流行，也由于确实曾想求得一点解脱，我看了一些佛、禅、道之类。我发现它们在世界观方面确有高明之处。（比如“物我同一”“万象唯识”等等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判断；比如不相信有任何孤立的事物的“缘点”说；比如相信“生生相继”的“轮回”说；比如“不立文字”“知不知为上”对人的智力局限所给出的暗示；以及借助种种悖论式的“公案”使人看见智力的极限，从而为人们体会自身的处境开辟了直觉的角度，等等这些确凿是大智慧。）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些炒论一触及人生观便似乎走人了歧途，因为我总想不通，比如说：佛要普度众生，倘众生都成了“忘却物我，超脱苦乐，不苦不乐，心极寂定”的佛，世界将是一幅什么图景？而且这可不可能？如果世间的痛苦不可能根除，而佛却以根除世间痛苦的宏愿获得了光荣，充其量那也只能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而已。也许可能？但是，一个“超脱苦乐”甚至“不苦不乐”的效果原是一颗子弹就可以办到的，又为什么要佛又为什么要活呢？也许那般的冷静确实可以使人长寿，但如果长寿就是目的，何不早早地死去待机作一棵树或作一把土呢？如果欲望就是歧途。大致就应该相信为人即是歧途。比如说人与机器人的区别，依我想，就在于欲望的有无。科学已经证明，除去创造力，人所有的一切功能机器人都可以仿效，只要给它输入相应的程序即可，但要让机器人具有创造能力，则从理论上也找不到一条途径。要使机器人具有创造力，得给它输入什么呢？我想，必得是：欲望。欲望产生幻想，然后才有创造。欲望这玩艺儿实在神秘，它与任何照本宣科的程序都不同，它可以无中生有变化万千这才使一个人间免于寂寞了。输入欲望，实在是上帝为了使一个原本无比寂寞的世界得以欢腾而作出的最关键的决策。如果说猴子也有欲望，那只能说明人为了超越猴子应该从欲望处升华，并不说明应该把欲望阉割以致反倒从猴子退化。而“不苦不乐”是什么呢？或者是放弃了升华的猴子，或者是退出了欲望的石头。所以我渐渐相信，欲望不可能无，也不应该无。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还想作人，还是在为人找一条路，而且不仅仅想作一个各种器官都齐全都耐用的人，更想为人所独有的精神找一个美丽的位置。还得注意：如果谁不想作人而更愿意作一棵树，我们不应该制止，万物都有其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当然那也就谈不上选择，因为选择必是出于欲望并导致欲望。说归齐，不想作人的事我们不关心（不想作人的人，自然也都蔑视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他们这种蔑视的欲望我们应该理解，虽然他们连这凡俗的理解也照常地蔑视——我唯一放心的是他们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暗含地骂人，因为那样他们就暴露了暗地里的愤怒，结果违反了“不苦不乐”的大原则，倒为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提出了证据）。我们关心的事，还是那一条或那一万条人的前途。
这就说到了“突围”。我确曾如您所判断的，一度甚至几度地在寻求突围。但我现在对此又有点新想法了——那是突不出去的，或者说别指望突出去。因为紧接着的问题是：出去又到了哪儿呢？也许我们下辈子有幸作一种比人还高明的生命体，但又怎么想象在一个远为高明的存在中可以没有欲望、没有矛盾、没有苦乐呢？在这一点上佛说对了（这属于世界观）——永恒的轮回。这下我有点懂了，轮回绝非是指肉身的重复，而是指：只要某种主体（或主观）存在，欲望、矛盾、苦乐之类就是无法寂灭的。（而他又希望这类寂灭，真是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下我就正像您所判断的那样“越走越逼近绝境”了，生生相继，连突围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话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远要存在的。我近日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么两段话：“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瞑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想往并不因此消灭。”“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我想，因为智力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无以逃遁，无论科学还是哲学每时每刻都处在极限和迷途之中，因而每时每刻它们都在进入神话，借一种不需实证的信念继续往前走。这不需实证也无从实证的信念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吗，但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学论证的鼓舞，而是出于生存欲望的逼迫。这就是常说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锦的路上有科学就够了，有一个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唤谁都会兴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运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凭了最初级的欲望。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往前走，因而就找一个非现实的图景来专门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说“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项很具体的救济，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没有注意“悲”，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所以艺术总是讲美，不总是讲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这慈悲精神，而热衷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嘛？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人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回教必进人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即便不是推石头也）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不论做什么）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叠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精）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高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给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一九九Ｏ年
《何立伟漫画集》跋
一个现代的何立伟——“孤独人的周末，来客每每是一只野猫同六点钟的黄昏”+
一个古典的何立伟——“远方躲在一棵树的后头，活着就是与之作无休止的谜藏”=
一个必以审美价值安魂立命的何立伟——“以梦的方式进入不真实的美丽，正如以眺望的方式进人童话般的云”。
这样一个何立伟，若忽尔发现“既然不能挑选梦，那就挑选睡眠的姿式罢”，他就非挑选幽默不可了。他的漫画是真正幽默的产品。幽默常遭误会：以为是机智的笑料，以为是愤世的讥嘲，以为是精巧的牢骚；因而大流的漫画都是借针砭时弊去落实此三种效果。但是，人的路途上有着比时弊更为深重的问题，那便是古典得不能再古典的问题，那便是现代得不能再现代的问题，那便是亘古至今乃至永远都以谜藏的方式所呈现的问题：生命同其自由的问题。
以往最好的漫画当属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他带着传统的纯情之爱走进古典的追寻，为人的前途画一幅回归童真的方向。何立伟呢，却是带着现代的孤哀走去作这古典的追寻，望见并且感动于那些童真的背影都已变得冰凉，于是便为人的前途改换一个方向。这真是继承和发展吧，正如孩子必要长大，童真无计久留，于是在丰子恺先生走后漫画界空旷多年，终于等来了何立伟。这个何立伟极有可能并不将方向规定为一个眼见的目的，而是陶醉于将脚步引向精神的游历，并于那条没有终点的路边观赏着自己和众人的脚步，因而他曾沦为作家，现在他又掉进了幽默的渊薮。
从他的漫画中，我对幽默有了初步的印象：幽默是机智地证明机智的无效，是通向智慧的智慧的绝境，是看强人败绩于宽容和泼妇受阻于柔顺的霎那，是快乐地招待苦难的妙举，是拱手向自然出让权力的的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