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2）
卢瑟福笑了，“他当然很聪明，他在大学里干得很出色，可惜后来战争爆发了。他是学生会里响当当的重要人物，是获得蓝色荣誉的划船队员，并经常获得各种奖励。我认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棒的业余钢琴家，的确，他是个不错的多面手，是那种让人觉得会像乔伊特那样成为未来首相候选人的顶尖人物。然而，说实话，牛津大学分别之后，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当然是战争中断了他的事业。那时，他还很年轻，我想他多半是当兵参战去了。”
“他大概是被炸伤或是出了什么事。”维兰德回答道，“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混得还很不错，在法国还得了D．S．O勋章，他后来回过牛津大学当了一段时间学监，我知道他于1921年去了东方，因为掌握几种东方语言，他不费周折就找到了工作，他担任过几个不同的职务。”
卢瑟福爽朗地笑了起来，“这么说，这理所当然地说明一切噗！历史是绝不会透露荒废在破译野战指令情报密码这种机械的例行公事以及公使馆里的茶水舌战之中的横溢才华的。”
“他是在领事馆工作，不是在外交部。”维兰德冷冷地说道，很明显，他无心打趣，而且，听到这些类似嘲弄的话，也不作任何的异议。这时卢瑟福起身要走，毕竟时候也不早了，我说我也得走了。道别时，维兰德仍旧是那种官里官气的冷静和彬彬有礼，而桑达斯却很热诚地表示希望再见到我们。
天还没亮，我就去赶火车，在我们等出租车时，卢瑟福问我可否愿意到他住的酒店去消磨这小段时光。他有间起居室，我们可以在那儿聊聊，我欣然应允，于是他说：“好吧，我们可以谈谈康维，要是你愿意，除非你对他的事已经完全厌倦。”
我说尽管我对康维并不太了解，但对他的事丝毫没有厌倦。“在我大学第一学期的期末，他就离开了学校。走前他确实很关心我，我是个新生，找不出什么理由对我那么好。虽然只是些很平常的琐事，但我总也忘不掉。”
卢瑟福表示同意：“没错，我也非常欣赏他，虽然以时间衡量的话我很少能见到他。”
接着是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显然，我们都在回想一个对我们都有很大影响的人物，而这种影响又远非仅仅通过这么偶然碰面时的三言两语能够评说得出。从那以后，我常常注意到，人们即便是在很正式的场合遇到过康维，哪怕只是一小会，都会对他留下生动的印象。作为一个青年他确实很出色，至于我，在崇拜英雄的年龄认识了他，对他的记忆便更富于浪漫色彩。他身材高大，英俊满酒，不仅在体育运动方面很优秀，而且能轻易拿走学校里的每一种奖项。有一次，那位易动感情的校长在谈到他的成绩时用“了不起”一词来形容，由此，他得到“了不起”这一雅号，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这个绰号。我记得他曾在毕业典礼上用希腊语发表演讲，他还是学校戏剧演出中最受欢迎的一流演员；他多才多艺，他的英俊，他的才智和体力的完美统一使他更像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的杰出人物，又有些像菲利普·西德尼，如今我们这一时代的文明却很少能造就出这样的人才。
我把这些想法都讲给卢瑟福，他回答说：“是啊，的确如此。有这样一个贬义词‘万事通’来形容那些广而不精的人，我想有些人会把它用在康维身上，像维兰德这样的人。对维兰德这个人，我不太感兴趣，我无法容忍地的一本正经和自视过高。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他的官欲太强，他说的那些话，什么‘人们会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不会把事情兜漏出来’，就像是皇帝写临圣多美尼克教堂，我最讨厌这类外交官。”
我们沉默了许久，车子已驶过几个街区。这时，他接着说：“不管怎么说，昨晚也不算白熬。对我来说还是个特别的经历，听桑达斯说起发生在巴斯库的那件事，以前也曾听说过，但没有太相信，这只是个离奇惊险的故事而已，没有绝对相信的理由，或者说相信的理由只有一丁点。而现在有两条小小的理由相信这件事了。我敢说你会看出我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我很多时候都在走南闯北，也懂得这世上无奇不有——如果是亲眼所见就会确信无疑，但如果只是道听途说，就不会太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感觉到他所说的话对我意思不大，便大笑起来，“唉，有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愿与维兰德讲知心话，那只会像推销一部史诗给《珍闻》杂志一样。我更愿意跟你谈谈心里话。”
“也许你太恭维我了。”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这么想。”
我并没有提到过我那玩弄技巧的作家生涯，（毕竟，精神病专家的诊所并不是人人都应光顾的）而且我惊奇地发现卢瑟福居然还了解我的一些情况。我把想法都说给他听。卢瑟福说道，“没错。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丧失记忆曾一度是康维的烦恼。”
我们到了酒店，他到办公室取来了钥匙。当我们上到五楼时他说：“说了这么多都不着边际，而事实上，康维并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还活着。”
电梯上升的短暂时空里谈论这事似乎不适场合。进入走道的几秒钟后我问他：“你敢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面回答，一面把门打开，“因为去年11月我和他一起乘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到火奴鲁鲁（檀香山）旅行。”他半截停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椅子上坐好并倒上喝的，点上支雪茄之后才继续说：“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度假，我老是到处游逛。而我已经多年没见过康维了，我们从未通过信，我也不觉得会时常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翻翻记忆中的图像，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跳入脑海之中。我在汉口拜访了一个朋友之后就转乘北平的快车返回。在火车上很碰巧地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上了。她要去重庆，那里有一个她属下的修道院，由于我会点法语，她似乎很乐意向我煤谋不休地谈她的工作和一般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并不抱多少同情，但是和今天很多人那样，我是准备接受它们的，就像罗马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行我素，而不用在满是普通士兵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地假装委任官的样子，因为他们至少是勤快的。还有，得顺便提一提的是，那个修道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一个几星期前住进医院的伤寒病患者，她们都肯定地认为他是欧洲人。当时病人根本没有讲自己的情况也没有什么证件，他穿的是当地的衣服，而且是下层人穿的那种，当修女护士们把他领进医院时，他确实病得很厉害。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说得很棒，还有，我火车上的那位同座向我保证说在他认出修女们的国籍之前曾用英语与她们交谈，而且口音很纯正。我说我简直无法想象那样一种情形，我含蓄地打趣她怎么能够判断她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说得纯不纯正，我们拿这件事和别的事情开了不少玩笑，最后她邀请我有机会到修道院去看看。这当然就像要我去爬埃非尔士峰（珠穆朗玛峰）那样不太可能。可是当火车到达重庆，同她握手道别之时却真感到一种遗憾，我们偶然的巧遇就到此为止。
“然而很碰巧，我在几小时之内又回到了重庆。火车就在离车站一两英里的地方拟了锚，之后非常艰难地把我们推回火车站，在那儿我们了解到临时替代的发动机不可能让火车在12小时之内到达上海（终点站），中国的铁路上这种事时有发生。因此，只好在重庆呆上半天时间——于是我决定去修道院拜访那位很不错的女士。
“我真去了，而且得到热诚的欢迎，很自然地她对我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够把十足正统的刻板、严肃与非正统的随意宽舒的心境统一在一起，这也未免太复杂了吧？不管怎样，这没有什么妨碍，那些修道的人们还不是组成了很快乐的社团群体。到那儿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基督教医生坐到我的旁边。席间，他风趣地把法语和英语混用起来与我聊天，然后，他和那位女修道院长带我去看他们那所引以为自豪的医院。我告诉她们我是个作家，他们也够天真的，竟然认为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中去。我们从病床的边上走过去，那位医生一面向我们介绍每一个病例。那儿非常干净清洁没有一点污渍，看上去管理得很不错。当时我已经把那个英语口音很纯正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才悟了过来。
“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已经睡着，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示我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于是，我说“Goodafternoon”，这是我首先说出却并非本来想要说的“一个词”。而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Goodafternoon”。的确没错，他的口音属于受过正规训练的那一种。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已经把他认了出来，尽管他长了一脸胡须，尽管他的面貌变了不少，而且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