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关系的“领航人” 邓小平和卡特
美国第３９届总统吉米·卡特?熏因为任职期间毅然决然地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成为继尼克松之后，最受中国人民欢迎的美国总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日，卡特出生在佐治亚州普兰斯小镇的怀斯医院，其祖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内战时期的军人，堪称军人世家。在２０岁的时候，卡特服役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常规潜艇“鲳鱼”号，曾到过中国青岛。２９岁时，因为父亲去世，他退役回到农村继承父业，种植花生，开始了艰苦的“折磨”人的农场生活。但十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在母亲、妻子和弟弟的帮助下，他们拥有了３１００英亩的土地、３处房产和公司股票，资产总值５００多万美元。卡特成了被人们称许的了不起的“普兰斯镇的卡特”。竞选总统之前，卡特在３８岁时当选为参议员，４６岁时就当选为佐治亚州州长。在１９７６年的总统竞选中，美国一家有名的报纸称亚特兰大之所以出名有以下五个原因：一是已经不存在的三Ｋ党，二是可口可乐，三是善于做成大满贯的桥牌名家鲍比琼斯，四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写的名著《飘》和大名星盖博与费雯丽主演的经典电影《飘》，第五个就是种花生的“乡巴佬”卡特竞选美国总统。卡特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４日获得民主党提名，１１月２日在大选中获胜，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日就职。卡特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步行的方式走进白宫就职的美国总统。
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飞赴美国。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如此隆重地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１９７８年的１２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华盛顿时间１２月１５日晚上９时），对于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中美这两个东方与西方的大国在长达３０年的隔绝之后，终于在一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走到了一起：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影响世界和未来的重大消息。而比这个消息更加惊人的消息是，邓小平还将访问美国。
刚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１９７８年“世界新闻人物”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消息一公布，暗杀的警报就从大洋的那一边不断传来。台湾的、美国的特务组织声称要“给一点颜色看看”，还扬言已经收买“意大利枪手”，“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领导人出访上中国是有过成功的经验和像“克什米尔公主号”总理专机爆炸的惨痛教训的。为了邓小平的安全，中美双方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美方甚至还派出了“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进行前期的专门考察。而此时作为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在听说中方只派７名安全人员到美国来时，不禁吃了一惊。后来他又听到中方同意把邓小平访美的安全责任问题交由美方负责，更令他受宠若惊。他感到这是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信任，既受感动又感责任重大。他明确指示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小平的安全，要动用各方力量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邓小平的安全“万无一失”。
这天晚上，正下着雪。还从未与邓小平见过面的卡特，夜不能寐，尽管中美建交的谈判一直是由他和邓小平两人亲自全程掌握的，但那感觉似乎有“遥控”的味道。虽然在北京任职的伍德科克（后来的第一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建议他访问中国，但卡特已经做出决定：“在中国的一位最高领导人对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正式访问进行回访之前，我不准备去（中国）。”眼看着邓小平就要来了，但邓小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夜深人静，卡特仍在仔细阅读美国情报专家们为他准备的厚厚的一份对这个能在政坛上奇迹般再生的政治家的分析材料。他知道邓身高４英尺１１英寸，在中国也只算是一个小矮个。其中一份材料上说，在１９７５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毛泽东的几个提议时，毛泽东要求不同意的人站起来。邓小平真的站起来了。据说当时毛冷冷地瞟了邓一眼，开口说：“因为我没有看见有人站起来，提议全体通过。”而邓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在三次打倒后又三次重新站起来，这种大起大落在许多西方评论家的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仅如此，卡特在３个星期前就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甚至包括国宴的菜单也不放过。美国国务院则发出了多达２０００余张的特别记者证，以使两国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最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
邓小平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３０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而且邓小平把这个日子选择在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大年初一（北京时间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这一天可是吉日良辰，新年的第一天嘛！万象更新。或许邓小平是有意这么选择的吧。
因此，在欢迎仪式的致辞上，卡特又特地加上了一句颇有宗教意味的话：“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他甚至为加上这句话而感到满心欢喜。为了准备和邓小平会谈，卡特还对电视记者发表了专题谈话，为的是在中国广播。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他的这个电视讲话曾经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他在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们一见面就认出了他。他为此感到很高兴。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下雪的天气突然放晴了。湛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白宫南草坪旁的树丛上还挂着雪花。第一次在有着一百七十九年历史的白宫门前与美国星条旗并排飘扬的五星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夺目。而在７年前的这片土地上，竟然连五星红旗的印刷品都很难找到。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就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大会第２６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即２７５８号决议）之后，代表蒋介石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当天降旗之后，联合国大厦门前第２３根悬挂中国国旗的旗杆，却整整空置了６天，因为联合国秘书处在纽约全城四处寻找，竟然找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后来有的说是从印度驻联合国使团的一本印度出版的《世界知识手册》里，有的说是从联合国的某个华裔职员贡献出的自己在法国巴黎旅行时购买并秘藏的一本北京出版物上，才找到了五星红旗的印刷样品。这样直到１１月１日，一面和其他成员国国旗一样尺寸的长１．８米、宽１．２米，用尼龙材料做成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升起来了。但据说这面五星红旗做得仍然很不标准，旗帜上的那颗大五角星和四个小五角星的比例和排列位置不是我们的比例，很不规范。但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据美联社常驻联合国总部记者威廉·奥蒂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共产主义中国的五星红旗，今天（１１月１日）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起。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颇有意思的是升旗的是两个美国黑人：２４岁的威拉德·博迪和２８岁的乔治·鲍德温。”１１月８日，新华社记者高梁以代表团秘书的身份率领中国先遣小组到达纽约后，把从北京带来的标准的五星红旗交给了联合国礼宾司官员，此后，中国人自己制作的五星红旗在联合国高高飘扬。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前，中美这两个国家的“敌对”隔绝状态是个什么样子。中国在美国被“妖魔化”，中国的出版物被美国当局当成“敌国宣传品”。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１０点整，白宫迎来了它来自东方的最尊贵的客人。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陪同邓小平和夫人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宾礼台。军乐队奏响了中美两国的国歌，鸣礼炮１９响。接着，邓小平和卡特并肩走过长长的红地毯，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显然，邓小平享受着政府首脑的礼遇。由于当时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是中国的副总理，因此美国的记者大发感慨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如此隆重地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１９４６年，丘吉尔访美时受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二战”已经结束、丘吉尔已经卸任首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当时，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访问节目，其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密如蚁群的私人轿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但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但邓小平的情况却与此截然不同———他富有传奇般的政治经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其实，访问美国，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夙愿，毛泽东曾多次表示希望到“美国一游”。在抗日战争时期的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就曾对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和他最喜欢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谈过，他愿意为促使美国在中国抗战后的和平民主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飞赴华盛顿拜访罗斯福总统。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罗斯福没有下定决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也表示愿意到美国密西西比河里游泳。据说，毛泽东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丝夫妇时，也都曾半认真半玩笑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对邓小平来说亦是如此。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第７次访华团时，就对竹入义胜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我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去。只有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我们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在国际事务上，我只要完成这件事就可以见马克思了。”邓小平认为，这关键取决于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的决心了。还说：“中日关系正常化一秒钟就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就可以解决。”
而对邓小平来说，这也是他第二次到美国。第一次到美国是在１９７４年４月，当时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６次特别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全场轰动。整整两年之后，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销职务，中国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而这次访美，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进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国内，他要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外，他在寻求和平友谊之外，还要寻求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在１９７９年前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不仅通过本土、而且还利用蒙古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构成“Ｃ”形包围圈，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邓小平知道，要遏制苏联的霸权主义，靠自身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力量是不够的，也要借助西欧、日本，还有美国的力量。这或许正是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飞越太平洋的真正目的。
据说，大年初一这天，北京的天气很冷，一大早就下起了小雨。早上８点，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前来送行的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耿飚等一一握手告别，并在拥抱了他的小孙女后，登上了波音７０７飞机。按预定时间，飞机将于８点３０分起飞。送行仪式结束后，飞机在跑道上徐徐滑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气象部门传来上海虹桥机场有大风大雨天气的预报，能见度下降到１公里以内，根本不符合飞行起降的１．５公里能见度标准。飞机不能起飞，而李先念等领导人仍站在那里向已经滑行的飞机挥手。怎么办？有人建议让李先念等领导人回屋内与邓小平一起休息，等起飞条件符合了再搞一次送行。看着窗外风雨中送行的老战友们，邓小平觉得不能让他们一起在这里等下去了，就说：“我们的飞机先滑行出去，让他们都离开后，我们在跑道上转一圈，再回停机坪来等候。”等送行的人们走后，邓小平说：“我们就不下飞机了。”等了半个多小时后，上海方面的消息说，气象条件还不够。但如果再长时间这样等下去就会影响既定的访美行程。怎么办？一方面是领导人的安全，一方面是第一次访美的计划安排不能取消。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下了命令：“起飞！”
专机飞临上海后，能见度仍然只有１公里。而上海是必须要降落加油的地方，要不然就没法飞越太平洋。再说，还有两个美方派来的空军飞行员要在上海登机领航。飞机在经验丰富的徐柏龄机长稳健地操作下徐徐降落了。可就在轮子放下快接近跑道的时候，徐柏龄发现有一只轮子偏出了跑道之外，如果这只轮子落到草地上，飞机就会出现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即将着地的一瞬间，徐柏龄迅速将飞机拉了起来。第一次降落失败了。大家更为小平同志担心。但小平同志系着安全带，非常沉着。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徐柏龄镇静自如地操作着第二次降落。这一次，终于成功了！飞机原定在上海停留１个小时，但由于天气原因耽误了时间，飞机加满油后，邓小平就要求机组抓紧起飞赶路。经过１５个小时的飞行（中途在阿拉斯加的安科雷奇空军基地停留１个小时），于２９日凌晨４时半（美国当地时间２８日下午３时半）飞抵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窗外，白雪皑皑，彩旗猎猎，五星红旗和星条旗在欢迎的人群中随风飘扬。
卡特说：“我们已经有１４位领导人访问过中国，你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美国占了便宜，１４比１。”
这是卡特和邓小平的第一次见面。在检阅仪仗队后，卡特总统在致词中说：
“今年开始了有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
“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的春节，是你们的新年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的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紧接着邓小平致答词。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白宫致词。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和邓小平并肩走进白宫。他们站在白宫的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摄影记者们纷纷抢拍下了这个经典的历史镜头。
路上，卡特和邓小平谈笑风生。
卡特说：“１９４９年４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在青岛呆过。”
“是青岛吗？”邓小平笑着说，“当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包围了那座城市。”
跟在身后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开玩笑说：“那你们早就认识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走进内阁会议室，双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双方代表在内阁会议室的一张长桌边落座。美方参加的有：卡特、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里查德·霍尔布鲁克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方参加的有：邓小平、方毅、黄华、柴泽民、章文晋、浦寿昌、彭迪、卫永清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冀朝铸。
宾主间的谈判是在幽默中开始的。
卡特说：“我们已经有１４位领导人访问过中国，你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美国占了便宜，１４比１。”
邓小平说：“有好客传统的中国欢迎你们多占便宜。我现在就邀请阁下、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和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其他美国朋友访华。”
卡特风趣地说：“如果所有这些人都接受你的邀请，我这里就没人工作了。作为总统，我首先表示接受邀请，让其他人等一等，以后再去。”
邓小平以诙谐幽默的语气对记者们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在会谈一开始的时候，喜欢抽烟的邓小平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礼貌而又幽默地问道：“白宫可不可以吸烟？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卡特正在整理会谈的发言提纲，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就笑起来了，说：“没有。只要我当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吗？我的佐治亚州种植了大量的烟草。”
听了这一回答，邓小平也开心地笑了，就势点着了一支“熊猫”牌香烟，悠然自得地吸了起来，然后对卡特说：“你准备好了，你先讲。”
卡特按照准备的提纲开始小心谨慎地讲起了关于世界事务的观点，讲到了亚洲和世界的稳定，讲到了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以及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后来，卡特回忆说：“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抽着烟，睿智而明亮的眼睛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卡特讲完后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
邓小平说，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很不安宁，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想打仗，中国人需要很长的和平时期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苏美这两个位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他们的影响。几年来，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对他们来说，来自美国的危险越来越小，更可虑的是苏联。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的统一战线坦率地讲也包括美国在内。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自己所负责任的角度来说，有某些不足之处。
但会谈中，两人一致认为，如果中美联合行动对付苏联，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会进一步孤立苏联人。
第一次会谈进行了１小时２０分钟。会后，邓小平在国务卿万斯的陪同下用完工作午餐后，来到白宫外交接待厅。这时，守候已久的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询问邓小平与卡特谈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像有些领导人拒绝记者说“无可奉告”之类的客套话，而是以他特有的诙谐幽默的语气对记者们说：
“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记者们被新中国的领导人如此鲜明而又高明睿智的回答感到震惊，并对邓小平如此的幽默和灵敏发出由衷的赞叹。
下午，卡特和邓小平的第二次会谈继续进行。着重谈的是与苏联有关的国际局势问题。最后，邓小平要求卡特让顾问与助手们离开，两人从内阁会议室走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邓小平向卡特透露了一个中国政府的高级机密计划，并请问卡特有什么意见。这个计划就是———中国越过边界去给越南一次惩罚性的打击。邓小平告诉卡特：“中国很想让那些狂妄的邻国知道，它们要是对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捣乱，那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
下午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在“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睁大眼睛注视的宴席”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金牌。”
珍贵的云石雕刻的大壁炉，四壁装饰着英国橡木镶板，豪华，典雅。这就是号称白宫第二大厅的宴会厅。虽然它的规模跟能容纳５０００宾客的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相比是小了些，只有１４０个舒适的座席。但今天，就是美国的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大企业家和明星也没有资格走进来参加这个宴会。这次宴会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三大电视网同时实况转播，被人们称之为：“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睁大眼睛注视的宴席”。
在这个卡特总统和夫人为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举行的盛大国宴上，特别令人吃惊和注目的是，在华盛顿寒冷的冬天里，白宫的这个宴会厅四周里竟然盛开着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一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原来，卡特总统为这次宴会是颇花了一番心思的。这１５００株山茶花是特意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而且在宴会桌上还特意摆放了中国竹筷，菜单和座位牌也是由精通中国书法的美籍华人用中英文书写的。这些细致的安排，显示了主人的匠心独运，反映了卡特总统及其政府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
卡特首先祝酒。他说：“在争取自由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只有２００年独立历史的年轻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生效的成文宪法。有４０００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很年轻。我们能够互相学到很多东西。”
邓小平在宴会上用祝酒辞的形式，宣布了此次中美会谈中的一个突破，将反霸内容写进了即将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邓小平说：“我们两国曾经在３０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著名歌星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来到邓小平面前说：“副总理阁下，我对你的个人经历极感兴趣。”
邓小平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金牌。”
在场的人听了都齐声喝彩。
宴会上，邓小平对卡特大谈中国的生活和国家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两人还就传教士的问题发生了心平气和的争论。卡特跟邓小平谈起了从小就对到中国去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很感兴趣，说：“在我小时候，当海军的舅舅常去中国的港口，就给我们写信描绘中国。回国休假的传教士放了有关在中国传教的幻灯片。”
邓小平说：“是的，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深入到了中国的内地。在我们老家四川也能看到他们的足迹。”
卡特说：“我把母亲给我的零用钱一分一分节省下来，去看这些传教士播放的幻灯片。看后使我懂得了把中国人看做朋友。懂得中国需要医院、食品和学校，需要懂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道理。我们都把这些传教士看成是杰出的人。”
对此，邓小平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好的。他们开办的一些医院和学校至今都还在。”
“那我们可以再派传教士去中国布道吗？”卡特试探着问道。
邓小平明确地回答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尽管我们主张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赞同恢复任何外国人到中国传教的活动。中国的基督教协会也赞同我的意见。”
接着两人又从宗教谈到台湾问题。邓小平坦诚地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夫妇及女儿艾米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一场耗资５０万美元的文艺晚会。这是一家石油公司资助举办的，堪称卡特总统任期内最排场的一次活动。这家石油公司或许就是看好了中国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也想借邓小平访美来给自己做广告。
晚会上，许多美国明星都参加了演出。整个晚会在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安娜·威尼斯勒的主持下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像著名的钢琴家鲁道夫·塞金、歌唱家和六弦琴演奏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令人陶醉，而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美国宇航员格伦也为迎接中国客人罕见地登台表演。据说主办者获悉邓小平爱好篮球，还特地安排了哈莱姆环球游览职业文娱球队的篮球表演，博得全场喝彩。最后一个节目是一群天真活泼的美国儿童唱起了中国歌曲，使晚会达到高潮。邓小平夫妇和卡特夫妇愉快地登台和演员们见面。邓小平动情地拥抱亲吻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们的场面更是感人，场上的所有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被中美友好的热烈气氛所感染，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随后，邓小平和卡特在全场２０００名观众的欢呼声中站到舞台中央紧紧握手，耀眼的舞台灯光和热烈的欢呼声汇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他们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握在了一起。
后来卡特在他的回忆录里满怀深情地写道：“在正式的祝酒词和私下的谈话中，人们都像过节一样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似乎有意要打破往往使这种场合气氛沉闷的正式的外交客套。我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当面探问他们以毕生精力研究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代的风俗习惯的第一手材料。”
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卡特的日记中，卡特记载了当天与邓小平在一起的情景：“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既轻松又精彩的演出。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卡特的夫人和女儿）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邓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中国歌曲的儿童演员时，流露了真诚的感情，令全场感动。他吻了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许多观众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泽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卡特还说：“也许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别的儿童最喜欢的人，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双方面的。”
美国主流电视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邓小平旋风”吹遍美利坚。
在华盛顿，邓小平同卡特总统共进行了三次会谈。
第三次会谈是１月３０日早上９点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进行的，其实也就是在邓小平和卡特两个人之间进行的。邓小平只带了翻译冀朝铸。这次卡特说话就不像昨天会谈时那样小心谨慎了。他大声宣读了一张自己手中的便条，扼要地提出了他不赞成中国人进军越南的理由。然后将这张便条交给邓小平。
邓小平坚定地谈起了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个严重的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他还用“哑铃”来形象地比喻苏联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一头通过阿富汗、伊朗、印度直接南下波斯湾的这种扩张称霸的野心。邓小平说，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他强调说，如果中国采取行动，不用多久中国军队便会撤退的。而这一行动的结果将是有益的，而且可能会长期起作用。
之后，邓小平和卡特走出椭圆形办公室，继续参加内阁会议室的会谈。双方就最惠国待遇、互派留学生以及关键的台湾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判。因为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辩论台湾问题，一些议员甚至为此发火，所以卡特希望邓小平能在访美期间的公开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最好用上“和平方式”和“耐心”这两个词语。
但邓小平早已胸有成竹。他说，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贡献，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而不是去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他还强调说：“我们不赞成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过了今年，以后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时贵国政府都要慎重。我们不赞成你们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和卡特从总统办公室走进被称作“总统花园”的玫瑰园，与记者见面。当记者们问他们会谈取得什么成果时，卡特说：“副总理明天还要和我们见面，签署即将达成的一些协议。我们的讨论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
当他们在记者们的镜头前握手时，邓小平兴奋地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邓小平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卡特，也感动了记者们。他们的手握得更紧了。
邓小平在美国的８天时间里，在华盛顿除了和卡特，还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３０日中午，在国会大厦的参议院会议厅里，邓小平与８５位参议员共进午餐，边吃边谈。下午，邓小平出席了众议院的茶会，与众议院的领袖和议员们喝茶会谈。他们就台湾问题、中美贸易问题、南北朝鲜问题等进行了交谈，第一次勾画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获得了议员们的普遍称赞。在这象征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国会山上，那些自以为是见多了世面的议员们，在举行午餐会、茶会时，竟然纷纷拿着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列队等候与邓小平握手，请他签名留念。因为邓小平刚刚被该刊评为“１９７８年的风云人物”。
晚上，邓小平参观了美国国家艺术馆，并发表了讲话，强烈谴责苏联支持越南大规模侵略柬埔寨。他说，中国将始终支持遭受压迫和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反对霸权主义者的正义斗争，“中国虽然很穷，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将坚决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甚至将毫不犹豫地承担必要的牺牲以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
１月３１日，邓小平和卡特的内阁成员共进早餐后，前往林肯纪念堂献了花圈，并参观了史密森氏航空和宇航博物馆。接着到布莱尔大厦接受了费城坦普尔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中午，邓小平还在这里与１１名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再次呼吁中、美、日和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应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１月３１日下午，邓小平在布莱尔大厦又会见了美国广播电视界记者。然后和卡特一起前往白宫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等文件。签字之后，卡特总统首先致词，宣布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在上海和广州开设领事馆，中国将在休斯敦和旧金山开设领事馆。同时，数百名中美学生将到对方大学进修学习。邓小平在致词时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晚上，邓小平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盛大的答谢宴会，到会的人超过了预定人数，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为邓小平致词作翻译的费斐女士几乎站不上临时搭就的讲台。人人希望与邓小平碰杯、说句话、抢拍个镜头，气氛热烈感人。
在离开华盛顿前，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亲切拥抱告别。邓小平与卡特的会谈是以吸烟开始的，告别也是以吸烟的话题结束的。卡特对邓小平说：“只要不影响你的健康，欢迎你明年到我的家乡佐治亚，在那里我可以让你品尝到几种最优良的烟叶。”
邓小平手里夹着一支烟，笑着说：“尽管我离不开烟，但我的医生向我保证我不会得癌症。”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天早上，邓小平在出席了美国政府举行的简短欢送仪式———鸣礼炮１９响，检阅仪仗队———之后，乘专机前往著名的工业汽车城亚特兰大以及休斯顿和西雅图等有“美国阳光地带”之称的南部城市参观访问。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休斯敦国家宇航中心、波音公司，并在休斯敦结识了著名的世界石油大亨亚蒙·哈默。邓小平每到一处，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了热烈欢迎，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许多人都想见一见他，同他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请他签名留念。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
在西雅图，邓小平会见了华盛顿重量级的民主党参议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亨利·杰克逊。在这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杰克逊还拿着１９７９年第一期的《时代》周刊，指着封面上邓小平的图像说：“那个时候，恐怕也认为你是红色魔鬼头子之一，不可能想像可以将你评为《时代》周刊的新闻人物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不了解中国。我一向认为，美国未能理解中苏分歧是美国情报界最可耻的大失败之一。”邓小平西雅图之行，使波音公司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首批大公司之一。
邓小平在结束访美之前，还特别接见了美方的安全警卫人员，与他们合影留念。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一件与警卫工作有关的特别礼物———一张贴有邓小平照片的西雅图警察局带有证章的局长证。邓小平对美方警卫人员说：“感谢你们的周到服务，保证了我访问美国的圆满之行。今后，我欢迎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到中国访问。”
２月５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的友好访问，途经东京回国。邓小平在西雅图机场发表了告别讲话。在飞离美国之前，邓小平还致电卡特总统，肯定他访美取得的成功，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重大发展。电文如下：
卡特总统：
在我结束对贵国的正式友好访问，即将离开你们美丽国家的时候，我对你和卡特夫人以及贵国政府给予我们一行的盛情款待再次衷心感谢。
我这次对贵国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同你的会谈，同美国各界朋友的相互了解，加深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重大的发展。我相信，这对于我们两国，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在我国欢迎你和你的夫人。
邓小平和卡特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邓小平的言谈举止却给卡特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他说：“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他把接待邓小平来访视为其总统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如愿的，中国领导人也很满意”，他甚至认为：“过去三天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交流不再是例外而是常规，不再是头条新闻或者历史学家的事，而是中美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他认为在这位身材矮小却十分健壮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他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的这次访美，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是中美两大民族传统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世界论坛报》称“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杆”。在８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进行了各种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化界人士。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发表了讲话，回答了近百名记者的提问。先后有２０００多名记者采访报道了这一历史性访问，美国的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或“邓小平频道”，有评论说，邓小平以其独特的魅力在美利坚刮起了“邓小平旋风”。据白宫老资格的礼宾司人士说，欢迎邓小平的热烈场面是空前的，在美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而邓小平的传奇经历、可爱性格和政治风度也深深地吸引着美国人民。纽约州的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穴邓小平?雪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肯定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说：“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陶森说：“（邓小平）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而中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在记者述评中说：“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还有一点值得记住的就是，邓小平访美回到北京后的第１０天，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他半个月前在白宫跟卡特就说过的。邓小平说话算话，说干就干。
邓小平在华盛顿收到了毛泽东４２年前写给他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华盛顿访问时，意外地收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一封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写给他和任弼时的亲笔信。
事情是这样的：邓小平在华盛顿先后在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和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等人物的同时，他还会见了一位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斯诺。
海伦也是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笔名尼姆·威尔斯，绰号佩格。１９０７年９月２１日生于芝加哥，父亲是个律师。她怀揣埃德加·斯诺文章的剪报本，于１９３１年乘美国“林肯”号海轮来到中国上海，在美国领事馆当秘书。１９３２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１９３７年４月她在斯诺的影响下，只身前往西安，并成功越过国民党的封锁进入延安，写下了她的成名代表作《红色中国内幕》（中译名《续西行漫记》），是《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重要补充。在中国期间，她和斯诺在北京还参与策划了“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工合”运动。她一直关注中国并热爱中国，写了１７部有关中国的书，但大都未能出版。
１９３７年，海伦到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４０多个中共领导人和著名的红军将领。但是，遗憾的是她没有采访到邓小平和任弼时。因为他们已经率领部队离开延安前往云阳镇，待命开赴抗日前线。但海伦并不甘心，她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共的所有高级将领采访到，给他们写上一笔。于是，她就找到毛泽东，请求毛泽东给她想办法。毛泽东拗不过她的“穷追猛打”，只好答应给她写封介绍信。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
礼
毛泽东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
而当海伦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兴致勃勃地赶到云阳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却已离开了云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斯诺多次来过中国，因为她与斯诺在１９４９年已经离婚，故而未能转交这封信。海伦一直没有放弃要把这封信交给它的主人。任弼时于１９５０年去世后，海伦就始终期待着亲手把这封信交给邓小平。然而天遥地远，时空阻隔，再加上中美两国长达３０年的政治隔绝、对立，直到这次邓小平来到美国，海伦一下子喜出望外，立即从家乡康涅狄格州赶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会见邓小平的要求。经过多方努力，她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终于如愿以偿。
当她和邓小平握手的时候，海伦激动地说出了第一句话：“你真难找啊！”
是啊！这一找，等了４２年！而毛泽东主席也已经在３年前逝世。
邓小平热情地握着海伦的手，亲切地说：“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
然后，海伦兴奋地将这封尘封了４２年的信郑重地交给了它的收信人邓小平。摄影记者们也纷纷抢着拍下了这个中美友谊史上十分珍贵的镜头，后来许多报纸也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消息。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美国的访问。”
１９８１年８月，刚刚离任的卡特夫妇应邀来到中国。邓小平亲切会见了卡特夫妇。会谈中，他们谈得最多的仍然是他们共同关心的中美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要继续发展下去。发展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需要。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国方面来说，是当时总统尼克松先生开创的，卡特先生执政时完成的，希望里根政府继续作出努力来推进中美关系。”
卡特说：“对美国人民来讲，美中之间的新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明显的。这种关系将会持久地向前发展，不会因党派而异。”然而，事情并非卡特所说的那样，里根政府一上台，对华政策的转变再次让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后话。
这次会谈，他们不可避免的再次谈到台湾问题。会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了卡特夫妇。
这是邓小平和卡特的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是在６年以后的１９８７年６月。邓小平仍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卡特夫妇。
会谈中，他们还就他们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苏关系和中东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邓小平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第二次到中国的卡特夫妇，这次专门去了一趟西藏。卡特向邓小平说明了他去西藏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同尼泊尔作个比较，一个是实地看看“文化大革命”后西藏的历史文化恢复状况。并说：“我是一个农场主，拉萨附近的农业情况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觉得西藏发展旅游业的前景广阔。
邓小平也承认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并说中央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邓小平指出，看待民族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
邓小平还问卡特：“这次到拉萨的感觉怎么样？”
“非常有意思。”卡特说，“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进行长途旅行的话，我想首先你应该再去一次美国。”
邓小平一边吸烟一边爽朗地笑着说：“上帝不允许我再年轻２０岁喽。”
卡特说：“对美国来说，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说：“我们经常回忆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我访美时受到美国政府破格接待时的情景。在你的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了不起。”
卡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美国的访问。”
会见结束时，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对邓小平说：“非常感谢你送给卡特图书馆的挂毯，我们非常喜欢。”卡特将自己刚出版的回忆录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
邓小平与卡特这次会见的谈话，后来分为两篇，分别以《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和《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