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太阳浴血 第十三章 随军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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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日本辞典《广辞苑》，找到“慰安妇”辞条，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
有必要拾起这个并非淫荡的话题。
在世界近代军队史上，大规模征集和使用随军妓女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发明。这一创造陆续引起西方各国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极大兴趣，他们把该项研究视作一把打开日本国民性秘密的钥匙。
对于有过禁欲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关于日本军妓的花边新闻和黄色书刊曾经广为流传，招徕和毒害过相当数量的幼稚读者。由于庸俗的故事出自堕落文人的手笔，并不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因此该类题材也就注定只有沦为淫荡话题的下场。
日本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强大起来的东方国家。这个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因而具有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气质。例如他们即爱美（菊花）又尚武（刀），既礼仪周全又野蛮残忍，既信仰科学又崇拜皇权，既民主又专制，既守旧又纵欲，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奇特的和充满矛盾的民族，而且这一切互相矛盾的品格又无一不是以最高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五十年代初期，日本人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消除战争带来的贫困和饥饿，初步解决了住房、教育和就业三大社会难题，使国民经济发展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九六五年，日本人均产值首次超过英国。一九六八年超过法国。
进入七十年代，日本人在汽车、造船和电子产品三大支柱产业方面首次超过欧美，产量居世界首位。
一九八五年，即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整整三十年后，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国民生产总值超过除美国外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纵观历史，要认识日本的现状就不能不了解日本的过去，要了解日本的过去就不能不认真研究半个世纪前那场决定日本命运的战争和主动选择战争（注意，不是强加！）的千千万万的日本人，包括日本的男人和女人。
这就是我撰写《随军慰安妇》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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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东京国际法庭。
“日本兵那么酷爱女人，对女人的嗜好，简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兵占领南京头一周内，被他们糟蹋奸污的中国妇女有三万人之多。”
这就是中国证人在审判“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时的一段证词。
日本军事法庭规定：凡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判处一个月以上徒刑；犯有强奸罪的军官，除服刑外，一律降为士兵。另外规定：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只有一审，不允许上诉。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年底，也就是日本侵略军血洗上海和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四个月中，遭到日本强盗野蛮施暴，被强奸、轮奸、蹂躏的中国妇女至少在五万人以上，而日本华中军事法庭总共只受理了两名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受理军官人数为零。
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本军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撰文写道：
“……士兵越来越不受纪律的约束，为所欲为，他们在南京城里纵火抢劫，追逐妇女，这种现象实在令人担心。
“……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无疑就等于瓦解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
日本士兵在中国城市的放纵和为所欲为引起了军事当局的忧虑，他们担心的并不是当地人民的命运，而是军纪涣散将直接影响和削弱帝国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一九三八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在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长期调查之后，写出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有名的《麻生意见书》。麻生军医首次在报告中提出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以消除士兵性欲旺盛带来的种种不安稳因素。他将这种“随军慰安所”的职能明确规定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
麻生医生的意见被东京大本营采纳了。
在日本近代史上，以天皇名义发动的大规模对外战争至少有七次，即侵占台湾，吞并朝鲜，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满洲事变，“七·七”华北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对狂热的日本国民来说，战争是一种高效催化剂，它使大和民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并把每个国民忠君爱国的愿望变成投身“圣战”的实际行动。
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队捷报频传。在皇宫门口，每天都能看到一队队摇着太阳旗的游行队伍踏着泥泞的秋雨或者冬雪，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集会庆祝。在东京街头，每家商社和住户都挂出欢庆胜利的太阳旗和彩带，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许多兴高采烈的人群在欢呼。酒馆里的醉汉也在醉醺醺地向日本皇军致敬。青年学生成群结队离开学校去参军，工厂的工人成立预备役兵团，随时准备听从召唤开赴前线。在家里，妇女会的妇女连夜赶制慰问袋和慰问鞋，把“效忠天皇”和“保佑平安”的字样一针针绣在吉祥物上。连监狱里的囚犯也热血沸腾，要求当局把他们派到中国去打仗。
狂热的战争情绪好像危险的酒精一样在大和民族的血液中燃烧。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军部在国内首次秘密征召“随军慰安妇”。
第一周，首批自愿应召的一百二十八名妇女从长崎登船启程，前往上海前线“安慰”作战最勇猛的将士。这批女人中有学生、职员、女工，也有家庭主妇和私娼。她们许多人还是处女，自愿将贞操和青春奉献给战争。功利目的是次要的，慰安妇薪水相当微薄，她们都为自己有机会直接服务于前线官兵深感荣幸和自豪。
秘密或者半公开地征召慰安妇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四年底。在漫长的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约有五万名年轻女性志愿走上前线，用这种特殊方式为战争作出贡献。另外还有九万余名朝鲜和台湾妇女应召入伍。
这两项数字相加的总和为十四万二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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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驱使男人走向战场，也驱使女人走向战场，而且是一个更加悲惨和苦难的战场。
既然解决士兵的性骚扰同解决军队的粮秣弹药一样重要，那么妇女们在军队中的地位和职能便由此被确定下来了。个人贞操固然不容忽视，但是归根到底战争是全民族的头等大事，男人为战争牺牲生命，女人为战争贡献肉体，这是一种旗鼓相当的神圣义务，它表明战争责任感如此深入人心，就像后来妇女也要端起竹枪向敌人坦克冲锋一样义不容辞。
由于自愿应召的慰安妇们大多具有战争热情和献身精神，因此她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同军队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共存共亡。战争结束，回到日本的慰安妇约为原人数的十分之一。
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一批从日本九州招募的慰安妇到达上海，经分配，其中二十人搭乘一节军用列车前往杭州。上海至杭州铁路长约一百八十九公里。沿线所经大小车站十余个。列车驶出不到一刻钟，在第一站虹桥即被车站守备队扣留，要求就地“安慰”。由于沪杭铁路沿线日军都是九州兵团的士兵，见到家乡来的女人特别激动，因此上级破例允许这节闷罐车厢沿途逐站进行“安慰”。消息传开去，急不可耐的士兵早早排起长队，唱着日本歌谣等待“安慰”。安慰时间规定为每人三十分钟，后减少为十五分钟，军官士兵一视同仁。据沪宁战地司令部报告，“安慰”效果极为显著。经过“安慰”的士兵纪律明显加强，因私自外出强奸妇女而遭受不测的人数大为减少。官兵纷纷反映希望再次接受“安慰”。
这节车厢从上海到杭州整整走了二十七天。慰安妇们初步为战争付出代价，途中共有三人五次因体力不支发生休克，严重者出现大出血及神经性疾病前兆。
一九四二年，第一批随军慰安妇被飞机空运到太平洋战场最南端的腊包尔基地。驻守该基地的日本军人全都如同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兴高采烈。慰安所头天挂牌开张，通宵达旦守候在门外的士兵足足排了几公里长。十多天内，接受“安慰”的官兵达五千余人次，但是担当这一重任的慰安妇却只有十一人。
一九三九年，日本军事当局正式将随军慰安所作为军队编制配属部队。此后，凡是日本帝国士兵足迹所到之处，到处都有身穿和服或者军装的慰安妇身影。战争把士兵变成机器，把女人变成服务于机器的机器，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讲，她们都是道道地地的“卫生性公共厕所”。
在马鲁古海和菲律宾之间有座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热带小岛，岛上驻扎着一千二百名日本空军和两千名日本陆军。每隔两个月，便有一艘给养船送来油料、弹药、粮食和淡水，还送来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慰安妇。给养船尚未在码头抛锚，士兵就排起长队，每人领到一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里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这批慰安妇的工作范围包括航线附近十几个岛屿和基地，因此她们的日程通常安排得很紧张，每次上岛只能停留三五天。但是士兵的要求并不因为女人时间紧张而减少。这样，慰安妇们只好超负荷工作。她们通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每人每天至少要“安慰”五十个发狂的士兵。更令人发指的是：有时妇女人数太少，长官竟然命令她们每人每天必须接待三百个人。
一九四四年五月，给养船遭到美机轰炸，慰安妇全部葬身海底。
大渊清，航空自愿兵，生于大正九年。当时他的部队驻守在一座无名岛上。二十年后他在自述中回忆头次接受“安慰”的情景说：
“……虽说运输船靠上了码头，可是女人们很快又会离开岛子，谁知她们下次还会不会再来。这天的女人有二十多个，据说都来齐了。按士兵人头计算，她们每天至少得对付几十个男人才行。
“地点安排在兵营的特别室。这间房子平时是剑道和柔道的练习房，有二十个铺席大，屋顶被空袭炸开个大洞。‘突击’从一清早开始。房子里用毯子隔开，士兵们就像接受集体体检似的穿着短裤和衬衣，在门外排着长队。
“但这时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来得急促，‘突击’用的卫生袋发完了，军官和老兵们先满足了需要，轮到我们新兵就没份儿。军官和女人商量，结果她们同意不用那个来对付。她们也准是豁出去了。
“那天‘突击’开始时，海上骤然来了少有的风暴。猛烈的雨点打得地面泡沫飞溅，风吼叫着掠过天空，把椰树连根拔起。在被飞机炸开洞的屋顶上，大雨好象瀑布一样往里倾泻。士兵们不管这些，他们一面被浇成落汤鸡，一面还在猛烈‘突击’。明明是大白天，可是屋里暗得好像是夜晚。当时我不满二十岁，对女人了解不多，在中国虽然也干过强奸女人的事，但是都跟俗话说的那样，没进门就泄了，没顶用。在岛子上就不一样，铺席上躺着日本女人，说日本话，我觉得她象我的母亲，又象姐姐。不管怎么说，不能随便应付，轮上我就得拼命。
“……在微暗中，被濡湿了的女人身体看上去好像涂了一层磷，闪动着青色的夜光。女人的脸我是看清了的，但总记不起来，同许多日本女人的脸混在一起。女人身体虽瘦，乳房却出奇地大，胀鼓鼓的。在右边乳房上有块不大的红色胎记。女人突然笑起来，说：‘前一个士兵什么也没干，他只是紧紧捏住这儿叫我妈妈。’女人又问我家乡是哪里？我回答说山梨县。她说她是秋田县。我记得女人的声音很好听，跟音乐一样悦耳。
“……天空中不时滚动雷声，划过一道道雪亮的闪电。大雨从破洞里滂沱而入，浇湿了我的全身和我身子下面这个冰凉的日本女人。女人没有动作，也没有声音，仿佛一个毫无知觉的软体动物……正在进行中，女人突然轻轻呻吟起来，要撒尿，我立刻泄了气。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我们这种存在实在十分可怜，并且十分可耻，跟畜生没有两样。门外的士兵都在不耐烦地跺脚，蹬墙壁，我觉得他们可恨极了，跟一群发情的骡子差不多。
“我穿上衣服的时候，女人依然保持刚才那种仰卧姿势，只是微微抬起头来说：‘请您体面地去死吧，拜托啦！’我看见女人的目光定定地注视着我，好像这样才能把神圣的责任交付到我身上。我想她肯定对每一个士兵都用这样的姿势，并且都说类似的话。但是我仍然很感动，不管怎么说，女人也是为了战争贡献身体的。作为男人，我当然不能对她的托付无动于衷。
“在女人枕边，我看见一只拳头大小的护身符，就是日本女人用来保佑男人平安的那种‘吉祥如意’，我明白她是在为每个士兵祝福。
“我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无言以对……”
大渊清现任东京一家经营古旧藏书商店的经理，全日本古旧藏书理事会理事。一个注重礼仪的有教养的绅士。
4
关于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妓制度，话题很多，许多人更愿意将兴趣集中在道德问题上，这就使我们对军妓制度的研究本身变得同有没有必要放映《望乡》的争论一样陈旧了。
我以为军妓问题与其说是妇女问题，毋宁说是民族问题更确切。
敌随军营妓调查
——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节录）
战地记者潘世徵
当腾冲城门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六十个敌人随军营妓被包围在里面。果真我军登上南门城墙后，发现对面北门一条小巷里，常有三三两两的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那儿匆匆经过。后来小包围形成了，有时也会见到一两个营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从封锁口出入。国军士兵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却回头嫣然一笑，姗姗地走了。
营妓制度，在全世界军队里尚属稀有之事。于是在我军士兵的谈话中，都像神话一般传开了。
……一个十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向来都是替营妓们打洗脸水的，据她报告，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枪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十三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
十四日上午，国军攻克腾冲最后一个据点。在一处墙缝里，发现十几具女尸，都穿和服，还有穿漂亮西服的。她们都被蒙上眼睛，死得非常整齐。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打扫战场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群躲在稻田里的女人。她们有的穿便装，也有的穿日本军装。营妓的被俘立刻轰动了全城。她们是哪国人？从哪里来？以前是干什么的？长得漂亮吗？她们每天过的怎样的生活呢？……
一个女人能讲中国话。她告诉记者，她们都是朝鲜人，两年前从汉城、元山、仁川和平壤到中国来的。
她们的到来却并不是强迫。日本军队创立营妓制度，派人到朝鲜招收贫苦女孩子到中国供应军队。因为营妓生活相当舒适，能赚很多钱，所以愿意做这种事情的女孩子亦不在少数。
日本营妓则是从日本国内自愿来为军队服务的。她们每星期检查一次身体，有病便加以治疗，平时管理极端严格，不许有丝毫的越轨行为。工作时间以外，营妓可以不受阻碍地外出游玩，军人则不允许私自带营妓出门，倘若违反纪律，无论官兵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记者曾在腾冲城南参观了几座营妓公馆（亦称慰安所）。一个院子里有十几间房子，每间房门上都贴着营妓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这种合格证每星期换一张，上面签有医官名字印章。房内陈设，有如日本式家庭，大约是想造成家乡的气氛，提高士兵的热情。……
有一件事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就是那些多数来自日本的营妓。腾冲战役直到最后时刻，敌人并没有丝毫的淫乱行为，营妓的生活同士兵一样，每天两包饭团或者一包饼干。她们戴上钢盔，帮助士兵搬运弹药，甚至用机枪或步枪向国军射击。敌人崩溃的时候，把她们全都处决了，也有一种说法是自杀的，总之没有一个日本营妓活下来。但是国军官兵与敌人战斗近在咫尺，经没有人听见过女性呼救或者哭泣的声音。这说明日本营妓都有很坚强的意志。
……
摘自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扫荡报》
吉野孝公，九州岛人。生于大正二年十月七日。战争期间担任卫生队本部上等兵。他在战争结束三十年后向一位作家叙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腾冲战役，其中部分是关于那些日本慰安妇的壮烈行动的。
“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慰安妇们承担了部队的炊事工作，饭做好了就捏成饭团，冒着敌人炮火送到战壕和地堡里，送到每一个把枪管打得通红的士兵手里。她们已经和部队结成一个整体了。”
“每个士兵的动作都必须得到发挥。如果让一名士兵去做饭，那么就有一支步枪打不响，它将直接影响‘把腾越（即腾冲）确保，死守到十月’的师团命令。正因为这样，她们才向士兵提出：‘让我们来干吧，请您上前线去，务必好好向敌人瞄准。’”
“回想起来，当时那些士兵对她们的行动并没有感动，‘谢谢’或者‘啊，真过意不去’这样的话，完全是三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有的感情，或者叫做感叹吧。”
“在当时，女人的行动大家都觉得是‘应该的事’。”
“战国时代（指日本的战国时代），武将和武士在城陷之日与妻子同归于尽，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杀死儿子还有泪，但是让妻子自杀时却不会哭，因为是断了后嗣更让人觉得悲痛吧。”
“她们不只是做饭团子。东边缺少弹药就拖着沉重的弹药箱往东边去，西边手榴弹打完了她们又抬着手榴弹箱往西边去，总之哪里需要她们就到哪里去。一只铁皮弹药箱有五六十公斤重，她们有时一个人拖住那只大家伙，咬紧牙关在地上爬；有时两人抬一只，肩头和胳膊都磨出血来。有个叫君代子的姑娘，也是北九州人，平时很娇嫩的，连比茶碗重一些的东西也不曾端过。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合抬一只弹药箱，一颗子弹打中大腿，结果弹药箱砸下来，活活将她砸死。”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战场上已经没有男人女人之分了。女人和士兵穿一样的军装，头戴钢盔，她们不再是慰安妇，而是来自日本的战士。没有人退缩，也没有人哭泣，我想她们的心情一定也变成了古代武将的妻子，随时准备同丈夫一道牺牲。我听过许多当过士兵的人现在回忆说，长时间同她们在一个部队，越是远离日本，她们就越是变成士兵的一部分了。”
“……后来，司令官命令焚烧军旗，砸毁电台，全体官兵准备‘玉碎’。有个叫爱子的千叶姑娘，平时对一个年轻的A少尉有感情。九月十一日敌人总攻击开始，爱子就脱下军装和钢盔，换上干净漂亮的日本和服，来到正在地堡里战斗的A少尉身边。她当着惊讶的士兵们对少尉说：‘求求您，请杀死我吧！’”
“这就是‘美丽的死’，即死在自己爱人的怀抱里。也就是想象中的情死。”
“少尉面对跪在地上的爱子姑娘，一时间竟然畏缩不前。爱子急了，流着眼泪说：‘您要是不肯杀死我，我就留在您身边，直到敌人把我们一起杀死。’”
“所有的士兵都被爱子感动了，他们默默地望着A少尉，眼睛里流露出责备的意思。人与人的心理感应，恐怕只有在死的时候才能相通吧。A少尉眼圈红了，沙哑着嗓子说：‘爱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决心好极了，我很快就跟着你去。’”
“说完，拔出手枪抵近爱子的耳根开了一枪。爱子晃了晃，一头栽倒在地上。少尉连眼睛也没有眨，转过身又继续战斗。当天夜里，这座地堡被火焰喷射器摧毁，所有的尸体都烧焦了，无法辨认。”
“同一天，有三名日本慰安妇学着爱子的榜样，被自己爱恋的士兵杀死。”
“据说有个叫清子的静冈慰安妇，被所爱的人拒绝开枪，就绝望地爬出战壕，迎着敌人枪弹走去。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去拖住她，敌人的机枪就把清子的身体打得象马蜂窝一样……”
“士兵们全哭了，他们悲痛地喊着：‘你们为什么要死？死有我们就足够了！士兵就是为死而来的。你们是女人，不是士兵，请你们务必活下去，活着回日本！……”
“当天夜里，剩下三十多个日本慰安妇都自杀了。”
“现在的日本人都瞧不起当过慰安妇的女人，觉得她们肮脏、下贱，以为他们都是坏女人。只有当过士兵的人不这样认为。他们在一起经历过那些生生死死的岁月，一起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因此只有他们懂得尊重她们，把她们当作真正的女人。”
吉野孝公的自述被日本作家千田夏光写进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慰安妇》里。该书一九七五年在日本出版。
吉野现在日本九州留米市西站町开一家小旅馆，与老伴过一种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他每年九月都要带上干粮出一次远门，到长野的善光寺为战死在腾越的日本人祷告，三十余年不曾中断。
公元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征服者的盟军就耀武扬威地踏上了日本的领土。为了防止占领军向日本妇女横施暴行，由内务省（警察）和大藏省（财政）牵头，共同建立了一个名叫“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组织。该协会英文简称叫“RAA”。RAA的职能同当年的随军慰安妇差不多，亦属于“卫生性公共厕所”，只是服务对象变了，门外等候的男人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占领军，包括黑人和白人大兵。
日本内务省在暗中恳求这些占领军：请将就这些女人吧，千万别再向其他日本女人伸手。
据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承认：“如果这样就能保住日本女人的贞操，那真算便宜的。”（千田夏光：《随军慰安妇》）
RAA前后共招募了五万多名日本女性，把她们秘密或半公开送往占领军驻地。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出面干涉，该组织仅开张年余便被迫解散。RAA的女招待们命运最惨，她们成为日本民族的耻辱，或流落街头，或再度沦为烟花巷里的卖笑女。据调查表明，战后回国的大约五千名随军慰安妇中，没有一个人重新走进RAA的大门。也没有一个人因生活所迫而重操旧业。
日本战败后，社会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到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一九四六年出现的全国大饥馑，饿死二百万人。当时，不少良家妇女尚衣食无着，不得不向占领军出卖肉体换取食物，那些刚回国的慰安妇们就面临着一场更为艰难的生存竞争。
关东军G联队，有三千四百名四国士兵，配属十六名来自四国岛的慰安妇。这支部队从一九三九年起一直驻守在满洲里北部的俄满边境上。这里荒凉寒冷，人烟稀少，在长达六年的共同生活中，三千四百名士兵同十六名女人一直融洽相处，好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年轻的士兵入伍前大多是童男子，是这些女人第一次将他们变成男人。一九四五年该部队调防台湾，并在那里成为美国军队的俘虏。慰安妇们先被遣送回国，她们无法回故乡谋生，就一起到了北海道的函馆。她们相约，哪怕日子再苦也要熬下去，哪怕饿死也决不出卖肉体。
一年后，G联队的战俘陆续回国。归来的“丈夫”们偶然听说了“妻子”的事情，无不为之感动。大家通过种种办法互相联络，凑出钱来帮助女人，并定期把她们接来同大家见面。后来这种聚会就成为一年一度的例会，一直保持至今。
每年八月，人们都从全国各地赶到函馆来赴约，只除了那些永远不能再来聚会的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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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妓制度的出现固然与日本民族文化渊源和道德观念有关，但是归根到底，它反映出这个海岛民族内在的生命意识和精神气质。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识问题，我们便无从解开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之谜。
【资料】
据统计，本世纪上半叶，日本全国十八至四十五岁青壮年男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直接参加了侵略战争。他们中百分之七十参加过掠夺和屠杀，平均每五人中有一人死于战场。
报载：本世纪下半叶，日本对亚洲各国尤其对南亚各落后国家的工业投资累计高达近千亿美元。这个事实表明，日本人用经济手段对亚洲的掠夺已经远远超过其军事侵略。
报载：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全世界最大的500家工业公司中，日本占159家，仅次于美国。
报载：一九八九年五月，日本大藏省宣布，日本外汇储备突破一千亿美元大关，高居世界第一。
报载：日本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报载：日本是亚洲最大的木材收购商。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原始热带雨林几乎被砍伐一空。
报载：日本是造成世界温室效应的主要责任国。据美国环境保护局测定：日本工厂排放的废气占整个亚洲工厂排放废气总量的一半以上。
报载：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一九八九年十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年会。大会呼吁人类提高警惕，并谴责日本是破坏亚太地区自然环境的罪魁祸首……
这是一个危险的民族。它野心勃勃，富于扩张，同时又永不满足，充满无限活力和生机。
随军慰安妇的骨灰盒终于没能跨进靖国神社的门槛。作为历史遗留给人们的一个悲剧主题，它的意义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道德研究的范围。
在即将竣工的二十世纪历史长廊中，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块触目的碑铭：
——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军事战争遭到完全失败；
——本世纪下半叶，日本人的经济战略获得极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