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节
小姨被逮捕之后，杨支书给焦柳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梅琴同志的情况。
杨支书在信中说，说实话，我单位广大革命群众一致认为，叶灵风的检举揭发材料不实，是诬陷，组织上对梅琴同志的处理缺乏慎重态度，应该予以甄别纠正。
杨支书没有多少文化，字写得不好，像鸡爪扒，而且他在写信的时候，还像以往那样，把墨水弄得一手一脸全都是。但有关梅琴同志的情况，特别是梅琴同志在县文化局里近几年工作的情况，杨支书认为他是很清楚的，他能够以自己的党性原则做担保，并且在给焦柳同志的信中已经写进了那样的担保了。杨支书写完那封信，把信装好，心里想，焦柳同志肯定会回信的。
果然，焦柳同志没过多久就回信了。
焦柳同志在信中说，杨广贵同志，来信收到了，你在信中提到的情况很重要，可见你是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具有负责精神的基层干部。但是，对党的忠心，对同志的负责精神，不但要体现在主动向党汇报情况，为同志积极说明问题这些方面，更要体现在不怀疑党，不轻易说是说非这一重要的方面。我们都是组织上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相信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梅琴这个人一贯自以为是，遇事容易冲动，爱走极端，在脱离了党的帮助和教育的情况下，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令人痛心的，但也是可以想象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梅琴有冤枉，对她的处理欠妥当，我们仍然要相信党，要坚守信仰，要接受党长期的、严肃的、各种方式的考验，做党忠诚的儿女。
焦柳同志在给杨支书的回信中还说到他现在工作很忙，他将要调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去担负领导工作，因为他和梅琴有过那么一段众人皆知的关系，不便出面为她说话，特别是私下里说情的话，云云。
杨支书看过信后很生气，骂了一句粗话，把信给撕了，丢进了滓纸篓。
杨支书虽然是一个基层干部，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老革命，他的资历一点也不比焦柳同志低，要不是他文化程度低，再加上一些别的说不清楚的原因，说不定他现在的职务比焦柳还高，他也用不着听谁教育他了，他这样的资格，当然有理由撕掉那封狗屁云云的信，尤其是在那位老革命装腔作势对他摆谱的时候。
杨支书撕掉焦柳同志的信后并没有放弃，他又给另外两个正当红的老同志写了信，杨支书认为他不光有资格撕一位老革命的信，他还有资格给别的老革命写信。那两个老同志曾经和梅琴在一起共同战斗过，他们虽然有时候也摆摆谱，但是他们和梅琴没有那种众人皆知的关系，不会说那种长期的严肃的各种方式考验的鸟话。杨支书的犟劲头被焦柳同志刺激起来了，他再一次想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个道理，并且准备把这场斗争顽强地游行到底。
杨支书的判断很正确，那两个老同志接到他的信后，果然过问了这件事。他们先派了人来，到文化局做了一些调查工作，弄清楚了基本情况。他们弄清楚了基本情况以后就打电话到有关部门骂人，要有关部门重新调查，慎重处理。他们在电话里说了很多外人不易知道的事情，最后说，行了行了，我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都经历过，我们也知道你们很为难，你们再为难也为难不上天，说穿了，不就是个善后问题吗？你们把案子结了，人交给我们，别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我们保证她离开你们市，你你就当她失踪了好了。
小姨被关押了十个月，其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然后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小姨从监狱里出来后，很快来到了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城市。
把小姨弄出监狱的那两个老同志，其中的一个姓王，是我们家生活的那座城市省里的领导，他把小姨弄出来后对小姨说，算了，你也别在那个鬼地方待了，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你干脆跟我走吧，去我那儿，你有个姐姐不是在那儿吗？你姐夫我很熟，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你去我那儿工作，看谁还敢把你怎么样。
小姨来到我们家生活的那座城市之后，被安排在文化局工作，职务是人事处长。小姨那个时候三十出头，但她参加革命时间早，是抗战干部，有资历，在文化局这种单位里，像她这么年轻又有资历的干部并不太多，她和省里的领导是血雨腥风的战友，上面看重她，下面尊重她，再加上她和我母亲终于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了，我母亲能够照顾她，按照我们大家的想法，她的好日子总算是来到了。
小姨上班的第一天，局里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局领导和机关科室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局党委书记在最后的总结发言时说，梅琴同志的到来为我们局的工作增添了一份希望，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她表示欢迎！
欢迎会散会的时候，有一个面目清秀个子修长的青年人走进了文化局。他的名字叫鲁辉煌，是本市京剧院的一名武生演员。他来送一份请调报告。有人指给他看新来的人事处长。一分钟后，他走进人事处长办公室，坐到了小姨面前。
小姨最开始没有明白党委书记说她的到来为局里的工作增添了一份希望是什么意思，但是她很快就明白了。
几天之后，局里热情地请来省里的王领导，也就是小姨的老战友，请他来局里检查对小姨的安排情况。
省里的王领导一来就握住小姨的手，说，小梅呀，怎么样，他们安排得还可以吧？
省里领导来了也不能光是看看小姨，还得听听汇报。这方面，党委书记早就准备好了，并且是精心准备的，领导看望小姨的程序一结束，常委书记就把领导迎进会议室，请领导在沙发椅上坐了，削了水果，倒上热茶，一二三四五地汇报上来。
省里的王领导摆摆手，止住党委书记，说，你别给我来遛马那一套，我没那个时间，你就拣重要的说，我能办就办，不能办我拍屁股走路。
党委书记就说了两条，一条是驻地军队老是到局里下属各剧团里挖人，专挖骨干，挖得局里肉疼，军队规在地位高，供应有保障，挖谁谁都巴不得，局里不让挖又想不出好办法；二是局里一直想建一个地方戏的戏院，计划了好几年，材料也报上去了，上面也同意了，就是经费落实不了。
省里的王领导说，全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这是一条大道理，你要不明白这条大道理，你就没法搞好工作。这件事我帮不了你，准确地说，这件事谁也帮不了你。第二件事，盖戏院子的事，你说说需要多少钱。
党委书记连忙报了个数。
省里的王领导略一沉吟，说，我给建设厅说一下，过几天你们打个报告上来，报告直接打给建设厅蔡厅长，这事我给你们办了。
党委书记一个劲地感榭，说，谢谢领导了！谢谢领导了！
省里的王领导走的时候，又一次把小姨的手拉起来，说，小梅，好好干，到这个城市就像到自己家了，有什么困难给我打电话，直接上我办公室也行，我会常来看你的。
小姨看着省里的王领导乘坐的华沙牌小卧车冒着烟弛走了，她不明白地回过头来问党委书记，你说军队的事干嘛？军队在剧团里招人，剧团也在地方上招人，不都是一回事吗？
党委书记就说，你不明白，军队的可是说给省里领导听的，你要提供机会让领导对你的工作点拨一下，做一做帮助提高觉悟方面的指示，省里领导是军队干部出身，说军队的事最合适。再说，凡事都不会有全满，你要想办一件事，就得提出两件事来，让领导否定一个，另一个准能行。
小姨就恍然大悟。
文化局的人很快就知道了小姨的经历。他们知道小姨三十出头，年龄不大，但经历却十分丰富——她打过仗，蹲过伪满大狱，吃过共产党的冤牢饭；她从别的城市里调来，安排在他们这个充满激情的局里；她单身，但她曾经嫁过四个男人，后来都离了。这样的经历让人颇感兴趣。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魅力十足的女人，她的过去充满了神秘感，这些神秘感再加上有过四个男人的经历，就足以使主人公成为故事中的人物了。文化局这样的单位从来就不缺少浪漫的故事，别的不说，只说下属十几个演出团体，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有几个没有过浪漫的故事呢？那些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艺人，又有几个没有新的浪漫故事呢？但新来的人事处长不同，她是政工干部，是党里的人，她不能和艺人比，她的经历可以丰富，但应该单纯，可以曲折，但应该执著，她不该有入戏的权利，否则她把自己当成什么了？艺人吗？
文化局的人很快弄清了小姨经历中那四个男人的情况。他们知道那四个男人中，一个是敌伪官吏，两个是革命者，另一个是身陷囹圄的剧作家。这一清楚就使他们有话可说了。第一个男人成分不好，又是包办婚姻，这样的婚姻不接受是正常的。后两次婚姻呢？对方是老革命，是领导干部，论人生经历思想觉悟，哪一点比你差呢？最多也就是年龄偏大一点，相貌稍差一点，再就是文化程度问题，这些并不是原则问题，不值得提到离婚这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上来处理。更令人同情的是那个剧作家，那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是他们的同行，他会有什么不好？也让她有理由抛弃他？把他一个人丢在监狱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离开了第一个男人，又离开了第二个男人，接着离开了第三个男人，然后是第四个男人，她这样不断地离开过去离开过来，自由自在得一塌糊涂，简直是毫不节制，为所欲为，她要是没有问题，未必还是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有了问题不成？人们这么一分析，有关新来的人事处长的形象就一目了然了。
接下来，人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件事。那位省里的王领导经常来局里看望人事长处。人们听说那位省里的王领导不光来看人事处长，他还经常给她打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充满感情地回忆当年的战斗友谊，一回忆就是一两个小时，回忆得两个人经常热泪盈眶。人们还听说省里的王领导不仅和人事处长共同回忆，他坯和她说一些私房话，比如说，省里的王领导告诉人事处长，他的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福，他的夫人一点也不支持他的工作，他和她没有一点共同战斗的基础和语言，等等。其实这倒也没有什么，领导干部关心文艺界的情况在文艺界并不少见，文艺界的很多优秀人才都被领导干部们关心着，他们再多关心一个人事处长又有多大不了的呢？只有一次，人们当中的某一位没有沉住气，把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私下里的认识弄到桌面上来了，这才使矛盾变得有些公开化和复杂化了。
那是一个地方剧团的团长，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人很直率。那一次他找人事处长解决一件事，人事处长按照规定没有给他解决，他和人事处长大吵了一架。剧团团长拍着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和某人的关系暖昧一点吗，后来还是局党委书记出来，把团长给骂了一顿。党委书记说，查某某，你不要在这里撒野，你说梅处长，你有什么资格？
小姨在那段日子里不止一次听到过别人背后的议论。她知道那不是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有关她的议论的全部，它们远比她听到的要多得多。她知道她没法去向人们解释，她也不想去解释。在经历了北方那座城市的那些遭遇之后，小姨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小姨，她已经不再企求人们对她的了解和理解了。
有一次，小姨到我们家来，吃过饭后，她和母亲在屋里说私房话。
母亲说，小妹，你还是躲老王远一点，免得人们说你的闲话。
小姨不明白地说，为什么？老王我们是战友，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把我从牢里救了出来，我不能连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我那样做可就太不讲情义了。再说，我和老王之间，我们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干嘛要躲开他？
母亲说，你怎么就不懂，你这种经历，现在又是个独身女人，该要找多少闲话呀？
小姨说，什么闲话？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你呀，都折腾成这种样子了，还不学会保护自己，你是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
小姨冷冷地笑了一下，说，我倒是很明白，我是太遭人说话了，好像我生下来，就该是人的一个话把子，任谁都可以拿我作谈资，我也知道他们说我什么，他们把我说成什么样，我不明白的是，我要怎样去做人们才能满意，才能放过我呢？也许人们会给我一些提议，他们会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要做成怎样才能让他们满意，让他们闭上他们的臭嘴，可是我偏偏不那样做，我就是能做也不做，我又不是活给别人的，我就不相信，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他们会拿石头来砸我。
事实上，小姨并没有挨过任何人的砸，直到“文革”后期，她在我们那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着，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身体上的暴力侵袭。小姨她就像是那种学名叫做沙冬青的蒙古黄花木，花儿金黄地开在我们那座城市里，没有盐碱的侵害，没有沙暴来掩埋，枝叶葱郁，迎风招展。她从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她抱以欣赏和尊敬的微笑，男人彬彬有礼地给她让路，女人惊讶万状地打量她柔韧的腰肢，孩子们扎撒着胳膊要她抱抱，惟独没有呼啸而来的石头。小姨她也许真的是蒙古黄花木，是那种如今惟一在荒漠沙区戈壁滩上残存着的常绿灌木，人们离着她太遥远，根本够不着她，人们再傻也不至于傻到跑进荒漠戈壁去，走近她，朝她丢石头，人们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倒是小姨，她在明白过来她不可能再获得人们的了解和理解之后，以强硬的态度对付着人们。她一点也不想给人们面子，或者说在经历过太多类似的事件后，再也不想给人们面子了。她不管人们在背后说她什么，都表示出邈视。她的嘴角常常露出那种被称之为冷笑和轻蔑的表情，那种表情不断地出现，就把一些可能转化的机会全都给葬送掉了。这还不算，小姨她还强烈地反击一切公开说她坏话的人。就在那次那个姓查的剧团团长对她拍桌子时，她并没有老实巴交地等着党委书记出来主持正义，替她申冤。剧团团长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和某人的关系暖昧一点吗？小姨没等党委书记说话，就从她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冷冷地对剧团团长说，这是第一次，我可以原谅你，下一次如果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扇你的耳光。
小姨最终把矛盾弄到文化局的党委中去了。
文化局在小姨到来后，如遇甘霖，一下子就解决了久拖无望的地方戏戏院建筑资金问题。文化局欣喜万分，认为这件事小姨功不可没。他们很看重小姨这个宝贵的财富，他们要利用小姨这个宝贵的财富办更多的事。他们不断地提出要求，请小姨与省里的王领导联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小姨很爽快，局里只要有要求，她都尽可能地去办。有时候王领导给办了，有时候王领导没给办，王领导没给办也不是为难小姨，而是那些事不太好办。小姨也是一个懂事的人，知道领导做得越大，问题遇到得越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做个官就能呼风唤雨，小姨也不勉强王领导，回到文化局，就给局里解释，话都直截了当说，有什么困难就说什么困难。局里也理解，也不失望，也不烦躁，也不责备小姨，过几天，再提出其他的问题，要小姨去找王领导。
有一次，小姨为局里几个剧团下乡演出时的交通工具问题我王领导，希望省里能给解决两台解放牌卡车。王领导给办了，从省里直接给批了两台，让文化局开了回去。
王领导办完这事，把小姨留了下来，私下里对小姨说，解放牌是劳模车，我这回可是下了狠心，连钢厂要十辆，我都扣了四辆，我给你们一下子批了两辆。不过小梅，我有一句话得给你说，有一个问题你得想一想，为什么你没来之前，你们文化局从来没有人找过我？为什么你来之后，每一次文化局有事，都是你来，别的领导不来？这个问题，你可要注意一下。
小姨怎么能不明白，小姨也不东躲西藏，说，还不是局里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局里才要我出面的嘛。
王领导说，是呀，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你们局，是因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才让你出面做说客，知道你这个说客，我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不会驳你的面子，这就是个问题了。小梅呀，我也对你说个实话，我这个做领导的，也不光看你一个人的面子，我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全省人民的领导，谁找我办事，只要该办的，我都会办。当然，我不否认你来找我和你们局其他的领导来找我是有区别的，你们是市辖单位，文化局又不是我分工负责，我可以不管，我可以把问题转到市里去，我还可以叫别的同志去处理，你来了，那就不同了，我就不能推了。但你也得为我想一想，有很多事，并不是我愿意办就能办的，我也有难处。另外，你们局里老是这么怂恿你来找我，局里的同志就没有什么说法？
小姨想说什么，王领导伸手阻止住小姨，说，说法肯定是会有的，说法我并不怕，我相信你也不怕，我们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我们死都死过几回了，只要是为了革命工作，我们能怕什么呢？关健的问题是，我不主张你们局个别领导把你当工具来使用，更不主张你做这样的工具，如果是为你自己的事，我就是再为难，也替你解决了，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局里自己能解决的，能通过正规渠道逐级解决的，最好不要你再出面。
小姨觉得王领导说的话很对，其突她也并不想老是来找王领导，只是局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她是党组成员，是领导班子中的一个，她也想为局里的工作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事，王领导这么一说，她就点头，说，行，老王，我知道了，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局里尽可能自己解决，尽量少给你添麻烦。
小姨回到局里，就把王领导的事说给其他局领导听了。小姨是在局党委会上说这件事的。小姨说，我也觉得，我们老是找老王，显得我们老有依赖性，他做领导的，也有困难，我看，我们以后尽可能地少找老王。
局里的领导们听了小姨这话，面面相觑。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好像都有点意外，有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似的。局党委七个人，除了小姨，都是男的，于是大家就闷头抽烟。
抽了一会儿烟，党委书记咳了两声，开口说，这个嘛，梅处长说的有道理，我们的确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找省里的领导，比如像上次话剧团调人的事，还比如我们与化工厂之间的矛盾问题，这种事，无碍宏旨，我们自己能解决就自己解决，自己不能解决找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解决不了也没有多大关系，总之影响不到局里的生存大事。但是有些事情，我是说那种关系到局里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恐怕我们也不能完全不找领导，我们完全不找领导，放弃领导的关心、教育和帮助，这也不对吧？
小姨说，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能有什么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呢？
党委书记说，和平时期也不能说就没有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了，你像建地方戏戏院的事，戏院建起来了，剧团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地方戏种剧种得到了发扬光大，这就是生；你像局里的级别，长期以来比文联矮半级，干什么都落在人家后面，听人差遣，受人制挟，这就是死。
小姨说，那以前呢？局里没找老王，工作不是也做得挺好的吗？
党组里一个姓孙的副书记这时开口说话了。孙副书记说，我觉得梅外长你还是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你还是不能推卸这个责任，我们要是没有这个条件也就罢了，我们没有条件时叫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那就叫锦上添花，能锦上添花为什么不添呢？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利用呢？
小姨说，你说利用这话是什么意思？
孙副书记说，利用是一个中性词，一方面它有使用手段让人或者事物替自己服务的意思，另一方面它还有使人或者事物发挥效能的意思。
小姨不高兴了，看着孙副书记，说，你说这话，我就有些不明白了，就算你说利用这话有道理，我们利用也得讲理讲情，讲纪律讲原则，不该能利用就利用。而且为什么非得利用老王？非得我去利用？
孙副书记见小姨不解风情，是硬要钻进圈子里来似的，一时收手不住，笑眯眯地说，梅处长，你说你不明白，可是我们大家都是明白的，你和省里的领导，你们之间那什么，啊，那种关系，换了别人，谁又能利用上呢？你想一想，每次省里的领寻来局里，怎么就不握别人的手，要握你的手呢？他要是握我的手，要是握了我的手不放开，在我的手背上拍了又拍，那我就没有什么话说了，我就义不容辞，我就来利用他了。
党组成员们这一回笑得更厉害了。
小姨一下子站了起来，冷了脸，盯着孙副书记，一字一句地说，你听好了，你这话要是最后一次悦，我就原谅你，要是你再说，我就啐你！
在那段时间里，只有一件事情让小姨有了一点安慰。
小姨接到好几封信。信是同一个人写来的。写信的人义正辞严地谴责了人们小姨的议论，认为那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庸俗现象，是人们的阴暗心理在作祟，希望小姨不要妥协，不要害怕，不要被这种无聊的事所纠缠住，挺起胸脯来，堂堂正正，做一个骄傲的人。那些信的落款是：京剧院演员团鲁辉煌。
小姨回想了一下，依稀想起她上任的第一天到她办公室里来送请调报告的那个京剧院英俊的武生。
小姨欣慰地想，毕竟还是有人能够理解我。
鲁辉煌的信源源不断地写给小姨，差不多每隔一天就会有一封信送到小姨办公桌上。鲁辉煌后来在信中不再批驳人们的阴暗心理，改为赞美小姨了。他在信中十分坦率地谈到了他对小姨的认识。他认为小姨之所以与人们格格不入，是因为小姨太美好了，她是泥泞中的一枝荷花，是天空中的一朵白云，是这个污秽的世界里一个纯净的奇迹，她这样的人，没法不受到身外世界的伤害。他对小姨的称呼也在不断地改变。他先称小姨为梅处长，再称小姨为梅琴同志，接下来他开始省略称谓，称小姨为梅琴，继尔称小姨为梅，最后他把梅这个称呼稍稍往后挪了一下，小姨就变成琴了。在称呼小姨为琴的同时，他向小姨表示了他“长久以来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火辣辣的爱慕之心”。
小姨觉得这太荒唐了，有点像演戏。在此之前他们只不过见了一面，充其量算是熟人。当然那以后他们就经常见面了。鲁辉煌是京剧院里的当家武生，跟过名师，下过苦功，自己又有悟性，戏唱得不错，他在院里唱红了两出戏后，就想调到国家京剧团去，他认为凭他的能力待在地方剧团太窝才了，他一直在活动调动的事，从小姨的前任活动到小姨。
鲁辉煌总是找机会到局里来见小姨，每一次来，他都会给小姨带一枝花来。他坐在小姨的办公室里，一点高傲的样子也没有，一坐老半天，一双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小姨，发烧似地说着一些思恋的话。
小姨哭笑不得地对鲁辉煌说，我们认识不过几天，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我不明白你的感情是打哪儿钻出来的。
鲁辉煌说，真正的感情是一见钟情，而不是对对方有多少履历表上的了解。
小姨说，我三十多岁了，你才二十多岁，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代人，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鲁辉煌说，年龄不是爱情的障碍，燕妮比马克思大得多，他们同样组成了令人羡慕的家庭。
小姨说，我结过婚，我有过三个孩子，他们当中最大的如果活着，不会比你小多少。
鲁辉煌说，那只能说明你过去的经历是曲折的，你没有得到应有的爱，而我能给你爱。
小姨说，就算这样，我对你一点想法也没有，而且绝对不会有想法，这总该是障碍吧？
鲁辉煌胸有成竹地说，我会点燃你心中的爱情之火，让时间来考验我对你的忠诚吧。
小姨实在没有办法对付这种死缠烂打的求爱者，她本来对鲁辉煌是有一点好感的，在所有的攻击中，惟有他和别人不一样，表示着对她的同情和支持，但她现在却对他有点烦了，同时她不想让这个年轻人陷得太深，就说，小鲁同志，这样吧，你不是想调到北京去吗？北京我有一些战友，我想办法和北京方面联系一下，争取让你的想法成为现实。
鲁辉煌坚定地说，不，我过去想调走，是因为过去我不认识你，现在我认识你了，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待在这里，待在你身边，我将为伟大的爱情献出我的一切！
鲁辉煌开始公开追求小姨。他不断地到局里来找小姨，并且不再以谈工作为理由。小姨很反感鲁辉煌的做法。她要他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游戏。
鲁辉煌追求小姨的事很快在局里传开了，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小姨为此很恼火，她对鲁辉煌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已经明确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你还要怎么样？！
备辉煌站在小姨面前。他就像他在舞台上扮演的穷困潦倒的书生，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的英俊的面孔变得十分苍白。他的明亮的大眼睛里噙着泪水。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只不过是爱你，只不过是想得到你的爱，难道这也有错吗？
小姨真是疲惫极了。她有一种陷入一块巨大的海绵中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她恨恨地说，鲁辉煌同志，我要对你说多少遍你才会放弃这种愚蠢的念头呢？！
鲁辉煌清秀的脸上泛着光芒。他就像一个孩子，一个受了委屈的、固执的、不顾后果的孩子，大声地说，不！海可枯，石可烂，我爱你的心，永远不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