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家
文化研究可以从一万种途径入手。我一直想从家庭史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化的演变，我觉得这比那些虚构的“家族小说”更能体现我们民族的本真状态。因此我打算从我所熟悉的家庭中选择一部分来进行一种“本真描述”，当然，这种描述是以不触犯真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前提的。下面要讲的老刘家，就算是其中的一例。
老刘家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邻居。我们单元每层住6户，我家是楼里的1号，住一楼，老刘家是10号，住二楼。我们楼一共3层，因此，老刘家的位置基本上相当于中南海，是全楼的中心。
老刘家的第一个特点是，全家5口人，没有一个身高超过1米6的。他们家按身高可以分为三个梯队。老刘头和他的二儿子刘波将近1米6，属于家里的“堂堂七尺男儿”，或者叫“上层建筑”。老刘婆子和女儿树枝大概有1米5，属于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大儿子刘杰则只有1米4，属于“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的一代怪杰。哈尔滨人管“矮”叫“矬”，特别矮的人被叫做“小矬把子”。所以老刘家的人如果跟邻居吵架，最经常听到的诟骂就是“一窝小矬把子”，再难听点就是“一窝耗子”，更难听的则联系到生育问题，说是半夜让耗子给睡了，才生出这么一窝杂种。中国的老百姓骂人时，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骂得既朴实，又生动。但以挖苦对方的身体特点作为骂人的杀手锏，则常常把小矛盾激化为大冲突。知识分子据说是比普通百姓文明，吵架时一般不攻击对方的生理缺陷，但知识分子经常爱说对方是“拿卢布的”，“有海外关系的”，“投靠政府的”，“闹过动乱的”，我看这比老百姓的攻击生理缺陷还要卑鄙下流。因为老百姓那样骂，不过是自己解恨，对方蒙羞；而知识分子这样说，则等于变相告密和诬陷，有可能使对方坐牢甚至杀头。鲁迅和周作人都表示过，老百姓的粗俗是健康的粗俗，知识分子的秀雅是病态的秀雅。老百姓经常骂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几天之后，又好像忘记得干干净净，离老远招呼对方说：“我家包饺子啦，去端一盘子吧。”而知识分子受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嘲讽，表面上大度地一笑，说没什么，实际上怀恨终生，一旦得到机会，便整得对方家破人亡。老刘家经常因为个子矮而遭受辱骂，但他们似乎没把这当成一回事，出来进去，照样顶天立地，看不出一点知识分子所说的什么“自卑感”。那意思仿佛是说，我们既然矬，那你们就骂我们矬，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骂你们时，也自能找到你们的缺点。老刘家有时遇到以“小矬把子”为主题的辱骂时，就回骂对方是“电线杆子”什么的。老百姓骂人不管有多么恶毒，一般都是实有其事，不会凭空捏造。有根有据地骂，再厉害也不会彻底决裂。凭空捏造地骂，则可能会出人命。比如围绕老刘家的身高问题，你可以骂出1000种花样，他们全家照常吃得饱睡得香。但你假如说他们家是苏联特务，那不但他们全家要跟你拼命，我们全楼都会从此看不起你，因为这说明你骂人的水平已经低劣到可耻的地步，你的人格太“矬”了。
老刘家的第二个特点是，阴盛阳衰，乾纲不振，大事小情，均由妇女当家做主。男性总人数虽超过女性50%，但平均身高并不占上风，更加上大儿子刘杰天生呆傻，所以从我记事起，他们家就是母系社会。
老刘头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大人们叫他老刘，我当面叫他刘大爷。孩子们一般称呼各家的男女主人，不论其年纪多大，都叫“老某头”，“老某婆子”，或者叫“某某他爸”，“某某他妈”。我们经常跟老刘家的二儿子刘波一起玩，因此就叫他的父母为“刘二他爸”和“刘二他妈”。老刘头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个家里的摆设，没有任何本事和特长，当然也没有什么“特短”，不好不坏，不俊不丑，每天上班下班，有时买菜做饭，有时不做，参与楼下的唠嗑，但说不出什么引人注意的话来。别人挖菜窖，他也挖菜窖，别人买秋菜，他也买秋菜，有时帮助别人干活，帮不上什么大忙，但也不添麻烦，有时和人下棋，棋艺很臭，但凑合能下。偶尔和人吵架，笨嘴拙舌的，又是个沙哑的“公鸭嗓”，不具备起码的观赏性，没什么人围观，所以也吵不下去。只有一次战绩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在楼前卖废品时，因为排队问题跟“老财迷”他妈吵了起来，老刘头骂了一句粗话，那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要直接跟对方发生性关系，没想到“老财迷”他妈对语言特别敏感，扑过来叫道：“来，来呀！你他妈不脱裤子不是人，快来，让我尝尝你的耗子能耐，让我也给你生一窝小耗崽子！”一边叫一边就解裤腰带，吓得老刘头掉头就跑，那姿态恰是一个词的绝妙解释：“鼠窜”。老刘头边跑边说：“快来人哪，耍流氓啦！快来人哪，耍流氓啦！”“老财迷”他妈已经抽出了半截裤腰带，像马鞭一样摇晃着追上去，可惜被闻声赶来的“老财迷”他爸给拽住了，说：“让你出来卖破烂儿，你他妈跑这儿卖屁股，你欺负老刘这么个老实人干啥？要耍流氓，回家跟我耍去！”而老刘头那边，也恰好被瘦小的老刘婆子迎头截住，老刘婆子那时也就三十多岁，伸出枯瘦的胳膊，把老刘头往旁边一甩，面向老财迷的父母，凛然喝道：“别走，来呀，我要看看你咋给我生一窝小耗崽子！生不出来不要紧，我现去抓一窝给你塞进去！”于是，会战以老刘家反败为胜而告终。
这老刘婆子可非等闲之辈，她不但是老刘家的一把手，而且是我们街道居委会我们楼的小组长，是我们这些革命居民最直接的首长，相当于我们楼的武则天或是伊丽莎白女王。但她在家里家外都并没有什么特权，当组长纯粹是义务和兴趣，是地地道道的“公仆”。偶尔年终时上级能发给一条毛巾之类的，算是对仆人的奖励，她就一路举着到处向人炫耀：“看，这是我发的，小组长一人一条，上边这个小猫多俊哪！胖乎乎的。小猫的少，剩下都是南京长江大桥，六组的跃进他妈想要我这条，让我一把抢过来了，我才不给她哪！”邻居们欣赏了一圈，把毛巾摸得乌黑，老刘婆子才喜滋滋地拿回家，搭在屋里的铁丝上，半个月内不许用，专供来客瞻仰。她在执行“公务”时，大家认她是组长，是“领导”，而平时似乎没有这么回事，不但可以打骂她的丈夫和孩子，连她本人也可以冒犯。在我的记忆里，那真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的时代。我家有的邻居把厂长打伤了，把主任家的窗户砸了，也没受到什么报复。大家都很尊重领导，那是因为人家一天到晚很忙，又操心又没有报酬，有时还挨打受骂，家里的条件和别人一样甚至更穷，这样的“公仆”谁不拥护？这样的执政党还不该喊“万岁”么？
老刘婆子我当面叫她刘娘，她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上班，长得瘦骨嶙峋，脸似骷髅，手如鸡爪，我第一次学到“木乃伊”和“芦柴棒”这两个词时，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她。我爸则说她是“小鸡崽子”。她虽然自以为是领导，但劳动人民的缺点也不少。有一次她儿子刘波欺负我，打破了我的衣服，我向她告状，要求她赔我衣服。她以为我父母不在家，便凶狠地拿着一把菜刀威胁我，不许我再告状，还把我从楼上推到楼下。没想到我爸正好回家拿啤酒瓶子换啤酒，听见我的哭声，便在楼下骂她大人欺负小孩不要脸。老刘婆子恼羞成怒，跑下楼来，想冲进我家撒泼放赖。我爸是个脾气暴躁的酒徒，又是一脑子封建意识，不愿意跟女人纠缠，就堵在门口，一把抓住老刘婆子的衣领，用力一提，老刘婆子就两脚离了地。我爸提着她走到楼梯旁，喊了声：“去你妈的！”奋力一甩，老刘婆子被扔出七八米，又打了两个滚，滚到了楼外。楼外的邻居们齐声喊好，有的说：“老孔，再扔一个！”老刘婆子坐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哭嚷着：“好啊老孔，你一个老八路，打我这个革命干部，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要向毛主席汇报！”我爸在屋里有些不知所措，一会儿骂我说：“你他妈没出息，跟她告什么状？以后别去他们家！”一会儿又说：“这老刘婆子也就是六七十斤，他们全家我一扔一个。”
过了几天，老刘婆子又上我家串门了，说她那天没了解实际情况，就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实在不应该，还说我的衣服破了，她可以给我补。我爸说他的态度也不好，希望她别生气。我妈在一旁也批评我爸是“臭法西斯主义”，打自己的老婆孩子还不够，还要打外人。老刘婆子一本正经地说打她也没啥，但是不应该那天打她，因为那天她来了例假，“你像杨子荣摔小炉匠那么摔我，要是把我摔出个好歹来，你我的革命工作不是都受影响么？”
“革命”是老刘婆子的常用词，一说到这一类词汇时，她就神采飞扬，颇有几分令人尊敬。老刘婆子最喜欢开会学习什么的，肚子里背了百十条毛主席语录，轮番引用。晚饭时经常听到她喊：“各家注意了，各家注意了！吃完饭全体开会，传达最新指示。”开会时，老刘婆子先背诵一段语录，或者全楼百十号人齐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传达最新指示或上级精神，有时让我念一段报纸。每到这种场合，老刘婆子仿佛是什么东西附了体，满脸洋溢着高尚的光辉。比如有一次传达西哈努克来访，老刘婆子和派出所的小张共同主持。老刘婆子开口便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十八天大楼五栋的全体革命同志们，在此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柬埔寨人民的伟大领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即将光临我们美丽的哈尔滨市之际，为了进一步搞好市容市貌，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深入斗批改，气死帝修反，我们派出所的模范民警小张同志特来我们组传达上级有关指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张同志讲话！”小张是破过许多要案的民警英雄，经常来我们这一带，人缘很好。他说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几天各家要大搞卫生，要达到铁器放光，木见本色，不许乱倒垃圾，不许穿有补丁的衣服出门，人人要洗澡理发，女同志要化妆。商店里会有丰富的商品供应，但不许抢购，不许排大队。邻里之间要加强团结，打架吵架以“反革命”破坏罪论处。如果遭遇到外宾，要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从容镇定，落落大方。不许议论西哈努克亲王的身高和宾努亲王的摇头。外宾如果要到家里看看，可以领到楼里条件最好的一家，不管到谁家，都要密切配合。外宾如果送礼，可以回送他们毛主席像章，然后把礼物上缴。外宾要看报，只给他们看“两报一刊”，《参考消息》绝对不能给他们看。外宾要和女同志拥抱接吻，一律谢绝，但不许生气骂人，可以改成握手。从明天起，呆傻残疾人员和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都由有关部门暂时收容，这些家庭今晚要准备行李和粮票。讲到这里，小张看了看老刘婆子，说：“革命干部要以身作则。”老刘婆子本来激情满怀的样子，听了这句话，顿时一脸沮丧。
原来，小张的一句话，涉及到老刘家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刘杰天生痴呆兼癫痫，发起病来就一头栽倒，浑身抽搐。有一次栽到炉子上，半个额头被灼伤，留下了苹果大的一片紫红色疤痕。他一栽倒，就必须用力按他的人中穴来急救，我们全楼的人几乎都学会了这门技术。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一对情侣，一次女的患急病，突然抽搐起来，我说：“按人中，按人中！”那男的马上就去按女的肚脐眼，他还以为“人中”就是人的正中间，是“肚脐眼”的雅称呢。刘杰因为这个病，他们家和我们全楼都叫他“大小子”、“大傻子”或“大傻小子”，而“刘杰”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刘杰个子矮，脑袋大，生理发育很正常，一头乱发，满嘴乱须。不发病的时候，能做些日常交谈，十句话以内，看不出精神不正常。每年春节，他都穿戴簇新，最早一个，到各家拜年。邻居们给他很多吃的，但他很懂事，只拿一点。他谈起话来，十句以外，就要进入“非人世界”，大人们就开始厌烦，说：“大傻子，快回家去吧，看看你爸你妈是不是在床上摔跤呢。”但我很喜欢听大傻子的“胡说”，他的话直接记下来，便是一篇优美的科幻或童话。比如有一次他和我谈电影《列宁在1918》，说瓦西里从楼上跳下来，敌人在楼上开枪扫射，杨子荣在楼下一个就地十八翻，一手接住瓦西里，另一手放出500条毒蛇，敌人跑到冬宫里，500条毒蛇变成500股蓝烟，从门缝里钻进去，座山雕只好说：“老九啊，你赶快跟我从这暗道里走吧！”阿庆嫂说：“你走不了啦！”胡传魁说：“你是——”瓦西里说：“我一不是将军阁下，二不是少校先生，我是帝国的——小军官。”说到高兴处，刘杰有时还粗着喉咙唱几句。他虽然常常把电影内容搞乱，但对细节记得非常清楚。他的胡思乱想使我感到十分愉快，我有时甚至很羡慕他的生活状态，假如他不抽风的话。
刘杰比我大六七岁，一直没有上学。我入小学的那年，他父母让他跟我一起去上学，我就领他到了教室坐下。老师进来，看到我旁边坐着一个满嘴胡子的人，就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刘杰说：“我是傻子，我跟孔庆东一块来上学。”我说：“他妈让我帮助他。”可是不到一个月，他就犯了病，学校坚决不再要他。第二年他又试了一次，最后还是不行，他的父母只好绝了这个念。我很小的时候，刘杰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我上了高中，他还是那个样子。有一次下大雪，天地皆白，银片飞舞，我站在楼门口看雪。他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旁边，也默默地看着。忽然，他说了一句：“唉，我要是不傻，多好啊！”我现在想到他这句话，不禁百感交集。
刘杰的弟弟刘波，大家都叫他刘二，比我大3岁。他很小就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到谁家都要偷点什么。我的玩具被他偷走无数，幸好他不偷书。长大一些，他不偷玩具了，改偷值钱的东西。慢慢地，他加入了社会上的流氓团伙。我们那一带有许多国家级的流氓大盗，以后我会专门描写。刘二在里面连三流角色也排不上。因为一等的大流氓首先要讲义气，为朋友排忧解难，两肋插刀。二等流氓要会打架，有一身好功夫。三等流氓也要做到不欺负弱小，不偷穷人，以及“兔子不吃窝边草”之类。刘二打架没本事，只能欺负我这样的比他小三四岁的孩子，偷也只能偷他熟悉的人家的东西。因此他在黑白两道都被人看不起，只好在我们这些小孩子面前吹牛。有一个暑假，他教我们几个小孩偷东西，说先要练“二指禅”，拿一只盘子，边上抹了油，然后用食指和中指去夹，什么时候夹起来了，功夫就练成了，百夹百中，在商店里，在汽车上，想夹谁的钱包，手到擒来。苦练了两个礼拜，我和另一个小孩都勉强夹起来了，可是发现刘二却根本夹不起来。从此他在我们心目中更没有任何地位。那之后很长时间，见到什么都想去夹一下，但就是不敢伸到别人兜里去夹。我终于明白，“偷”主要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心情，技术再好，不能进入那种心情，也是白搭。我自从练习夹盘子之后，字写得越来越差，因为拇指和食指的力量总是用不到一块儿。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夹的技术仍然不错，字写得仍然难看，这就是我不学好的罪有应得的报应。
刘二在家里不会做饭，不会干活。在学校学习极差，在团伙中专业素质又低，因此人品越来越恶劣，撒谎不脸红，说话不算数，倒是越来越接近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刘二到了十四五岁以后，附近已经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他到谁家，谁家就全体出动盯着他。他只好到远处去作案，远处人生地不熟，常常失手，于是他成了拘留所的常客。他对我们吹牛时，便增加了一个重大题材。他的吹牛一是说他在拘留所里见到了某某大流氓，拜了某某为师，学了什么新本事。二是说他如何如何不怕酷刑，守口如瓶，决不出卖朋友。三是说他与某某过招，轻松获胜。他的话我是不信的，但觉得很有意思，便如同听他哥哥说疯话那样听下去。有一次在楼前，他说他因为聚众抢银行，被警察用铁丝捆住两个拇指吊起来，全身的重量坠在拇指上，皮都脱落了，他仍然一声不吭，保住了一个名叫侯三的哥们。我想起电影《钢铁战士》中监狱里的叛徒欺骗解放军说：“敌人压了我两三回杠子，我连吭都没吭。”刘二接着又说那个侯三如何不够哥们意思，出去以后骗了他家的钱，还把他的东西给卖了，他在拘留所里教警察“八步赶蟾”，警察才把他放了，等等。正说着，忽然楼那边有个瘦子喊“刘二”，刘二见了，站起就跑。跑了几十米，被那人追上掀翻便打，只见刘二跪在地上，双手护住脑袋，鸡叨碎米似的磕头不止。楼里一群人上前喝住那个瘦子，问他凭啥打人。瘦子说：“各位叔叔大爷，我侯三吃了熊胆也不敢跑到你们18天来撒野，我请叔叔大爷给评评这个理。他偷了纺织厂工人的100多条裤衩，在拘留所里，警察还没动他一手指头，他就诬赖是我偷的，结果他出来，我进去，他又到我家骗钱，还把我的车子和军大衣给卖了。各位叔叔大爷要是说我没理，我就在这儿让大伙打成肉饼。”有个叔叔说：“你有理，可你也把刘二打了，谁也不欠谁的，你走吧。”从那以后，刘二不再对我们吹牛了。
老刘婆子对刘二从小溺爱，看见别的孩子打我，她来干涉，但刘二打我，她视而不见。长大后想管教已经来不及了。老刘婆子也到我家来哭天抹泪过，说她自己家里的革命工作没有做好，养了这么个逆子，给党和政府添麻烦。
1980年秋，我考进了黑龙江最著名的高中——哈三中，刘二则进了黑龙江最著名的监狱——哈三监。我想起刘二教我的一首监狱歌：“乌云笼罩着哈三监，这里的生活不一般。大碴（cha）子粥啊倭瓜头，吃得我们好胃酸。”我把它改成了：“阳光照耀着哈三中，这里的生活不虚空，数理化啊德智体，乐得我们好用功。”后来我家搬了家，就再没见过刘二。
老刘家的女儿叫树枝，是刘杰、刘波的姐姐，我叫她树枝姐或大姐。矮墩墩，黑乎乎的，挺老实，没什么特别之处。比她爸厉害，比她妈懦弱，比大小子灵，比刘二傻。但老实人也有出名的时候。她长大后当了一个饭店的服务员，竟然贪污了240块钱，受到单位的公开批斗。因此她得了一个外号，叫“二百四”。但她依然活得很踏实，别人骂她“二百四”时，她回答道：“不要脸！”这句回答真是莫名其妙，不知是说“贪污240块钱的人不要脸”，还是“骂人家贪污240块钱的人不要脸”。有的坏小子存心戏弄她，喊一句“二百四”，她就答一句“不要脸”，对方喊得快，她也答得快，听上去“二百四，不要脸，二百四，不要脸”，好似运动场上的加油声一般。她从来都没有悟出其中的语言陷阱，所以永不气馁。时间长了，对方反而觉得没趣。我们经常觉得“对牛弹琴”这个成语是讽刺牛的，其实该讽刺的是弹琴者，牛自有牛的精神世界，安知弹琴之际，牛不在心里美美地窃笑呢？
老刘家的第三个特点是不讲卫生。老刘婆子身为组长，经常号召居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也会背“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语录。但他们家的卫生都是表面的。干净的被子底下全是脏衣服，干净的锅盖下面全是没洗的碗筷。米不淘就煮，菜不洗就切，生冷不忌，到处蝇歌蚊舞。我爸虽然粗鲁，但在人民军队里养成了讲究卫生的好习惯，常说他们家这样吃非吃出病来不可。我说“老头皮”他们家不也这么吃吗？我爸说，“老头皮”他们家是干重体力活的，好比老虎和熊瞎子，什么都能消化，老刘家是不干活，又不念书，一窝病秧子，再不讲究点卫生，那不是作死吗？
老刘家还抽烟，两个大人，加上个刘二，抽得烟雾从门窗直往外冒。我爸说：“这家人可真傻，有那个钱，还不如买酒喝呢，抽烟，可真傻！”
我从小就觉得老刘婆子一身都是病，可她总是精神抖擞的，即使猛烈咳嗽时也不显得沮丧。她永远在忙碌着，上班，购物，做饭，开会，发言，宣传，串门，收钱，抽烟，打牌，吵架，道歉……然而有一天，她去参加二单元的一家婚礼，酒席上还谈笑风生的，给新郎新娘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出来走到我们单元门口，一跤摔倒，抬回家就死了。她的生命已经耗尽了，死时还不到50岁。
老刘婆子死后，老刘头表面很沉着，照常下臭棋，干傻活。别人也开导他说，这回没人管你了，你自由自在欢度晚年吧。但他衰老得很快，好像有小鬼勾魂似的。有一天他说：“我就是舍不得大傻子啊。要没大傻子，我早让刘二气死了。”我上北大后的一个暑假，听说大傻子刘杰死了。再一个暑假，听说老刘头死了。树枝出了嫁，刘二在哈三监刑满出来，但不久又进去了。此后我每获得一个学位，就得知刘二又进去一回。我每次去访问老邻居时，都盼望能见到刘二，但他仿佛成心拒绝我走进他的世界，每次都在我回去前夕，被判刑或是加刑。
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回哈尔滨参加妹妹的婚礼，听说刘二惹恼了一个流氓，那个流氓来找他说理，只打了他一拳，刘二倒地就死了。才30岁出头，不知为什么身体这么弱，我一直以为早夭的都是知识分子呢。
老刘家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树枝姐不知住在哪里，但她的孩子已不是老刘家的后代了。老刘家的死者不论善恶好坏，都已经远远地飘逝。我想他们死了也未必是悲痛的事，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他们恐怕不喜欢融入今天这个世界。我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但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仍然经常感到迷茫，感到自己很傻。我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想起那句：“唉，我要是不傻，多好啊！”
祝刘大爷、刘娘、刘大哥、刘二哥，安息！
（本文特为白领刊物而作，希望翻身能够不忘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