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人同坐
登上南航的CZ6220航班，夹在红男绿女大包小裹的队伍里往前走，忽然身后的空姐叫住我，把我安排到了头等舱。我以前也坐过头等舱，但都持的是头等票。今天居然持普通票而享受头等舱，心中顿生腐败之感，不禁惴惴焉。想起赫鲁晓夫母亲的一句话：“儿呀，这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是好，可共产党要是打回来，咱可咋办哪？”
抛下了领导和同事，独自坐到头等舱，三位空姐便轮流前来嘘寒问暖，格外垂青。原来该机组竟然都是我的粉丝，我一进机舱便被认出，机长遂命令将我隔离起来，单独囚禁也。
起飞后，自然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不过餐饮都给了我双份。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但想起头天课上讲的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为了不让阿顺姑娘失望，硬是灌下了足够自己吃一天的一大碗荞麦粉，我也就不枉人家的心意，把两份都吃了。个子高高的空姐问：“孔老师再来份儿米饭吧，牛肉的。”我连忙作揖：“饱了，饱了，真的不要了。”眼睛亮亮的那个空姐说：“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读你的书，也喜欢看你的讲座。我们机长一会要来找你请教呢。”
大约飞了一半，机长来了，是个活泼的小伙子。我们谈了些大学和读书方面的事。飞机要下降时，他很有责任感地站起来，回到驾驶舱去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得知，飞机在头等舱不满员的情况下，机组可以安排普通乘客移坐过去。但今天对我的优待，显然是因为他们发自真心对我的喜欢。我从小就是“名人”，在我所生活的每一个圈子中，都受人瞩目，时间长了就煮得麻木了。但近年来此类情况的出现，使我暗自悚然，我隐隐觉得受之有愧。我真值得这般厚待吗？我想起博客上一位朋友批评我的话：因为你是孔庆东，所以你就不能发火！我当时心理上并不接受，凭什么我孔庆东就不能我行我素地活着？但此时此刻，我理解那位朋友的心情了。他，还有跟他一样态度的朋友们，并不是对我苛刻，而是真心对我寄予了某些希望。我如果坚持不从普通舱移到头等舱，那未免多少有些装蒜，他们并不因为我赖在普通舱就把我混同于其他乘客，除非他们没有认出我。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不完全是“我”，而是那个似我非我的“孔庆东”了。说句矫情的话：我恨“孔庆东”。
然而我却真的愿意坐普通舱，正如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坐公交车，喜欢吃小饭馆。我特别喜欢我们哈尔滨的美女穿着几万元的水貂皮草，提溜着蒜茄子去挤公共汽车。我上大学时就宁住十人的宿舍而不住六人的，后来有了跟留学生同住双人间的机会也放弃了。我太愿意坐在三教九流的兄弟姐妹之中了，感觉那真叫“如坐春风”。用东北话说：“一块堆儿坐吧，装啥王八犊子啊。”
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许明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带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人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