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那个日子，是让李金魁永远不能忘怀的。
秋天里，李金魁抽空回了一趟家，那时乡里已有了一辆吉普车，他是坐吉普车回去的。回到大李庄时，天已半晌了，在离村不远的一片槐林里，李金魁看见一个球样的东西在地上翻动着，那东西竟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他一时心动，就让车停下来，独自一人走了过去。在一片灿灿的黄叶里，他看见了他的爷。爷的腰已弯到了九十度，看上去人就像皮球一样，一滚一滚的，他手里正拖着一个竹筢，在林子里搂树叶呢！当他走到跟前时，老捆原地转了一个圈，半仰着身子，慢慢地拧着脖子朝上去看他，他赶忙道：“爷。”老捆喉咙里“咕”了一声，一只手半捂着耳朵，眯着眼看了他一会儿，突然说：“李乡长回来了。”他心里一酸，差点流出泪来，他说：“爷，你别这么说。”不料，老捆却一挪一挪地朝树林里走去了。片刻，老捆又一团一团地走回来，他背在后边的手里拿的是一个四条腿的小木凳，他用袖子在小凳上抹了一下，说：“李乡长，你坐吧，不脏。”李金魁头皮都要炸了，他说：“爷，你别再这么说了……”老捆又拧着脖子往上看了看，说：“是还没‘正’呢？”李金魁说：“正是正了……”老捆说：“正了就是官身了。坐吧，别嫌你爷脏。”李金魁仔细地看了看他，发现爷没有一点儿戏耍的意思，爷说得一本正经，爷眼里甚至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于是，他在爷面前坐了下来，爷颤颤地伸出手，在他脸上抚摸了一阵，爷的手很粗，摸上去涩辣辣的，爷说：“李乡长，当官就是不一样哇，看这脸也润展了。”李金魁说：“你，别这么说了，人家笑话。”老捆说：“真真白白的，笑话啥？”李金魁叹口气说：“这一年多了，我没往家拿过一分钱……”老捆说：“啥钱不钱的，你给爷长脸了！这比啥都强哇。像铜锤家，老表亲，十多年都不走动了，头前会儿上又来了，提两匣点心！你娘要给你留着，我说咱李乡长还缺这一口？！……”接着，老捆又说：“你还记不记得，你上学走时，一家伙给你买了两盘肉包，两碗胡辣汤，把爷撑的呀！……”说着，老捆很幸福地笑了。
听爷这么一说，李金魁掉了两眼泪。到了这时候，李金魁才撕心裂肺地体会到，生活是一种关系呀！活在什么样的关系层面里。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爷的话让他觉得遥远，甚至觉得可笑。可爷的感受是真切的，真切得让人心痛！他觉得他跟爷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已远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爷当然不会知道，他的乡长是怎么当上的。
那也是一场战斗啊！
严格他说，吴乡长几乎是被挤走的。两人最早的较量是在酒场上。“斗酒”是吴乡长最乐意干的。在坟台乡，都知道吴乡长酒量大，他也好斗。只要一上酒场，他非要喝倒一个不行，这是他的嗜好，也是他的毛病。那时候，乡干部的威望大多都是在酒场上立起来的，有很多事情也是在酒场上定的。常常是喝到七八分的时候，乡长说，那事就这样定了啊？！众人就说，定了！所以，在乡里干事，假如你不会喝酒，就等于不会工作。李金魁初当副乡长的时候，每逢酒场，吴乡长总喜欢开他的玩笑，说金那个啥，你不会喝可不行啊！来，来，喝一盅，好好练练。于是，李金魁就替他喝了一盅又一盅，而后就说：我不行了，真不行了。吴乡长包斜着眼说，投降了？李金魁就说，投、投降了。吴乡长就说，举双手投降！于是，李金魁就站起来，举起双手说，我投降了。吴乡长就哈哈大笑说，好！算了，投降就算了。以后，每逢酒场，吴乡长就故会重演，一次次地戏耍他。到了第四次，李金魁一上来就抢先说，吴、吴乡长，你、你是老同志，我是跟你好好学学。吴乡长乐了，说年轻人有长进！可有一样，我是搭手十盘！这时，妇联主任王翠花忙拦住他说，大兄弟，少来两盘吧，他是想灌你哪！十个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输得多了我替你。吴乡长立马说：“那可不行！你俩要是一家，我就让你替。”王翠花就“啐”道：老吴，又说臊话哩！李金魁就说，大姐，不要紧，我谁也不让替，我跟吴乡长学学。接着他又说，吴乡长，我也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有一样，你得让我喝水，我不喝水可不行。吴乡长很大气他说，行，搭手吧。于是一上手就来了十盘，一盘是十满盅，一斤酒就下去了。坟台乡的规矩是酒干亮瓷器（亮酒盅），李金魁是一个“吱”一个，喝了酒之后，还要把酒盅高高扬起朱，让众人看看。吴乡长喝得痛快，是输十个一块“吱”，瓷器也亮得痛快！众人都替李金魁捏一把汗，怕他喝倒了。可李金魁是喝一口酒再喝一口水，倒也从容。这样，喝到第二瓶时。吴乡长就有些红头涨脸了，他大着舌头说，今儿手背，不划拳了，老虎杆子！李金魁就跟他来“老虎杆子”……等第二瓶喝干时，吴乡长的脸就有些发紫，可他仍然说：我没事，我一点事也没有！金金魁……你呢？李金魁说，我是不行了，可我得舍命陪君子，今儿我得跟吴乡长好好学学。再往下，吴乡长又要“押指头”，于是李金魁就跟他比划指头，到第三瓶完了的时候，李金魁仍挺挺地坐在那里，不时地喝上一口水。吴乡长竟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当天晚上，醉如烂泥的吴乡长竟对着乡政府的大门尿了一泡！而后，他就躺在乡政府大院里，又哭又骂的，谁去拉他也不起来，他哭喊着说：我在乡里干了十八年哪！
从此以后，吴乡长就再也不跟李金魁“斗酒”了。（可他永远不会知道，李金魁喝的酒有一半都吐到茶杯里去了。）
第二是“讲话”。李金魁没当副乡长时，是没有讲话权利的；当了副乡长之后，讲话的机会就渐渐多了，他很快就发现，讲话是一门艺术啊！讲话是占领会场，征服人心的最好方法。讲话可以说是体现领导水平的活广告，话讲好了，实在是可以当钱使的！它不仅可以当钱使，那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的表达方式。语言在这里成了一种空间，一次地占有空间，也就等于占有了乡政府的发言权。乡下人说，这人说话“占地方”不就是这个意思么？李金魁开初讲话时，还不是很适应，有时不免嗑巴，在会场上也让人笑过。他发现吴乡长的讲话方法就很不一般，吴乡长讲话也没什么技巧，就是嗓门大些，带着一股霸气，他往那儿一站，就没人敢说话了，会场上总是很静。但他讲话带着一股训人的口吻，气派很大，不时带一些“啊、啊、操、操”的土语，却没什么东西，往下也就是文件上的一些内容了。李金魁一旦明白过来之后，就下死劲去练。只要一有讲话的机会，他就精心地做好准备。于是，每一次讲话，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机遇，他决不放过任何讲话的机会。初时，他讲话时总是拿上几页纸，先是嗑嗑巴巴地念上两行，故意念得声音低一些，让人听不大清，也让人轻视他。可他念出了一种诚恳，念出了一种态度，会让人觉得这人是实心实意的。接着，当人们开始注意他时，他就把那两页纸折起来，突然把声音提高，这样会使人们吃上一惊，就会很注意地听他讲了，往下他就说得生动了。他把声音当成磁石来使用，他要紧紧地吸注人们，该带手势他就带上手势；声音该低下来的时候，他就把声音低下来；该骂的时候，他就放开喉咙骂上两句，接着又会引用两句唐诗什么的，逗上一两个笑话；有时候，他会用本乡本土的粗话俚语先讲上一阵，接着又忽而变成高层面的话语，甚至把美国、日本也拉来大讲一通，讲得人们似懂非懂的时候，再把话头拉回来，落到一些很浅白的事体上……讲着讲着，就有笑声逗出来了：接着是引来了掌声，再往后逢他一讲话，就是掌声不断了。有时候，他不讲，就有人主动要求说，让李乡长也讲讲噢！
此后，在一段时间内，他的讲话成了对吴乡长的一种无形的压迫。当乡长总要讲话的。吴乡长的讲话机会更多，但一次一次的，在众人面前，吴乡长总没他讲得好，吴乡长心里很憋气。过去没有这种比较也就罢了，现在人家一讲话就有掌声，吴乡长怎能不生气呢？吴乡长心里生气却又没法说，你总不能因为人家比你讲得好你就批评人家吧？于是，作为坟台乡第一行政长官的吴乡长总是感到很压抑。很压抑呀！本来吴乡长的文化水平就不高，他也想讲得好一点，可他已经吼惯了，改不过来了，有时想说得生动些，可他又常常记不清要说的那个词儿，就时常挠着头说：“那个、那个，啊？那个什么呀？啊、这个、这个啊……”这么“啊”来“啊”去的，就越发显得没有水平了。在一些会议上，一般都是由乡长最后做总结的，可吴乡长听李金魁讲得那么好，就气得什么也不想说了，剩下了的只有两个气嘟嘟的字：散会！
就这样，渐渐地，吴乡长不大爱讲话了，他几乎把公开讲话的空间让了出来，有时候他常常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喝闷酒，心态很坏。
至于人缘，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坟台乡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乡政府的干部们都已多多少少地欠了李金魁的人情。那些事说起来似乎很小，可搁在个人身上就是大事了。他们一个个都是想回报他的，可他从不给他们回报的机会。于是，总有干部找到李金魁说，李乡长，有事没有？李金魁就说，没事。而后是那些村长支书们，坟台乡一共有三十五个行政村，每个村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求人事，只要是找到李金魁，他都是满口承当，从不搪塞推。这样，时间一长，那些村长们也都先后一个个地欠了他的情分。这些事情都是在心里记着的，各人心里都有一本帐。他们再见李金魁的时候，就不由得更热情一些，说：李乡长缺啥不缺？你要缺啥就言一声。李金魁就说：不缺，啥都不缺。
久了，李金魁说话就越来越“占地方”了。
吴乡长感到事情严重了。有一天，他把李金魁叫过去，乜着眼看了他一会儿，说：“李乡长，我小看你了。”李金魁马上说：“吴乡长，我……我……我是你带出来的。有啥不对的地方，你多批评。”吴乡长背过身去，挠着手默默他说：“我真是轻看你了。”李金魁说：“我可是你培养的……”吴乡长叹口气说：“看来我是该走了。”李金魁说：“吴乡长，你千万可不敢这么说。这话言重了，我怎么能跟吴乡长比呢？”吴乡长说：“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一山不存二虎啊！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李金魁沉默了一会儿，说：“吴乡长，你这是让我走呢，要走也是我走。”吴乡长很久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他挠了挠头说：“你走什么，还是我走。”
话虽这样说了，可两人都没有动。夏天的时候，坟台乡出了一件事，有八个村的村民把乡政府围了！那是因为乡里弄来的玉米种子不出苗。这件事是吴乡长的一个亲戚承办的，亲戚跑了，于是事就落到了吴乡长的头上。那时候，八个村的村民乱哄哄地围在乡政府的门前，一个个骂声不绝，要求赔偿损失。吴乡长没有办法了，只好躲在屋里不出来。就在这时，李金魁出面了。他把八个村的支书叫到一起，说：“吴乡长在咱乡干了十八年，给咱乡办过不少好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他现在遇到难事了，咱咋也得帮他一把。听我一句话，你们做做工作，把人撤回去，余下的事我来办。”支书们都是欠过情的，碍于脸面，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有一个支书问：“这萝卜不小啊！秋苗不等人。李乡长，你咋办呢？”李金魁说：“还有七八天的时间，现在补苗还来得及。种子由我亲自解决，我去省农科所找人弄最好的种子，钱由你们村里凑……”说完这话，李金魁的脸就黑下来了，他再也不说一个字，就那么绷紧脸望着那些支书们，支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人说：“李乡长从来没让我们办过事，这事哪，难是难，我们认了！”李金魁说：“好。你们算给我个脸面，我记下了。办去吧！”
事情就这样化解了。
事后，李金魁却仍然像往常一样，并没有再给吴乡长说什么。可全乡的干部们都知道，是李金魁给吴乡长擦的“屁股”。乡妇联主任王翠花更是逢人就说他的好话，这样一来，吴乡长觉得他实在是没法再呆下去了。于是，就到上边活动了一番，很快挪动到县里去了。老吴这么一挪，李金魁自然就“正”了。走时，李金魁又亲自去送他，一直把他送到县城。两人临分手，老吴感慨他说：“金魁，你是个慢毒药呀！”李金魁面不改色地笑笑说：“还得学习，我还得向老领导学习呢。”
就在那次送老吴上任的路上，李金魁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