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内的水管风波
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关于“装车”和“卸车”。院内的“水管风波”。
北京现在还有多少酒馆？
卖饭兼卖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馆。必得是以卖酒为主，附带卖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馆。据老人们说，当年北京城酒馆颇多，而地安门外、鼓楼之前那二里长的街面上，不但酒馆的数量可观，其种类也相当齐全。
北京市民现在不怎么喝黄酒了，而当年京师酒肆之中，“南酒店”却占相当的比例；店中出售“女贞”、“花雕”、“封缸”、“状元红”等不同流派的黄酒，同时也把“竹叶青”当做一种陪衬，附带出售；与黄酒相适应的酒菜则备有火腿、糟鱼、醉蟹、蜜糕、松花蛋等物。另一种“京酒店”，早期只供应雪酒、冬酒、涞酒、木瓜酒、干榨酒、良乡酒……后来渐渐加添上声名鹊起的汾酒、西凤酒、泸州大曲、贵州茅台……虽已名不副实，但老年人叫惯了，仍叫“京酒店”；再后来因为又变化为主要出售北京郊区自产的“二锅头”，以“价廉物美”来维系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终于“返璞归真”。这“京酒店”供应的酒菜，早年多是咸栗肉、干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楂……夏季添加莲子、鲜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为主；后来渐渐素食减少，而变为咸鸭蛋、酥鱼、兔脯、驴肉……到了如今，则以“小肚”①、猪蹄、各类肉肠和粉肠为主了。当年还有一种“药酒店”，现在北京市民常把黄酒叫“料酒”或“药酒”，但早年的“药酒店”，所卖的酒并非黄酒而是各种露酒，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另外，如莲花白酒、绿豆烧酒、“五加皮”……一类的烧酒，也多在这种酒店中出售。这种酒店往往并不准备酒菜，沽酒者大都也是购回再饮。如今北京市民一般是不怎么喝露酒的，他们把黄酒、白酒、啤酒以外的带酒精饮料统称为“色儿酒”，“色儿酒”中只有红葡萄酒一种受到欢迎。至于专门出售威士忌、白兰地一类洋酒的“酒吧”，除了某些一般市民不能随意人内的大饭店中设置过外，市面上似乎始终阙如。
当年的鼓楼前大街，义溜胡同附近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酒肆。“义溜”其实是“一绺儿”的谐音，因为那胡同狭窄得两个人迎面相遇，必得侧身谦让才能通过，所以人称“一绺儿”。“一绺儿”在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内，似乎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当年它附近有名的酒肆饭馆颇为不少，酒徒食客为抄近路常斜肩而过，故而名声颇著。从鼓楼前大街穿过“一绺儿”胡同，便可直抵那酒肆门前，门上挂着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楼”。进了大门，迎面立柱上是一副对联：“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当时有首《竹枝词》曰：
地安门外赏荷时，
数里红莲映碧池；
好是天香楼上坐，
酒阑人醉雨丝丝。
这说的是夏天，其实冬季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节前后。“一绺儿”胡同南侧，挨着后门桥，有座火神庙，现在遗痕犹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每逢元宵灯节，据说庙中都要烧“火判”，即将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以薪炭，燔火燃烧，不但使其体腹红透，而且还要“鼻头出火耳生风”。这自然要吸引无数的市民去观看，其中一部分在观览之余，便不免要到“天香楼”中痛酌一番。如今年过70的北城市民，忆起当年景象，往往还能形容个淋漓尽致。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时，就不知把这话题炒过多少遍“回锅肉”。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饭馆的数量一度大大减少，酒馆一度濒于绝迹。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饭馆的数量和种类才有所增添，酒馆也略有恢复。当然，旧时代里酒馆的繁多乃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态，那一“传统”本不值得大力继承，但适当地向市民提供一点“随意便酌”的场所，开设一些管理得当的专卖酒类和酒菜、备有坐席的酒馆，看来也还是必要的。1982年年末的钟鼓楼一带，这样的酒馆出现了一家。它位于鼓楼后面、钟楼前方的钟楼湾胡同之中，是一所平房，叫“一品香烟酒店”。里面设有四五张方桌、十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蛋香肠、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一类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之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在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与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大半相熟，于是乎酒馆中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
且说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海西宾骑着自行车，遵殷大爷之嘱追寻卢宝桑的行踪，结果是发现卢宝桑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品香”。海西宾在“一品香”门前下了车，把车支好、锁好，隔着玻璃窗朝里面望去。原来同院澹台智珠的爱人李铠早在里面，卢宝桑进去后立即看到了李铠，显然是大声地吆喝着，一溜歪斜地走了过去；李铠站起来扶住了他，显然是在颇为惊讶地询问……
海西宾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在叫他：“西宾！”
海西宾转过头一看，是薛纪跃的哥哥薛纪徽，骑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
薛纪徽本不打算下车，他那声召唤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但海西宾打个手势，让他下了车。海西宾问他：“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薛纪徽明显地疲惫不堪，简单地解释说：“加班。”
海西宾便对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乱套了！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说着用下巴指指“一品香”里头：“跃子怀疑是他干的，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
薛纪徽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里望去，只看到了李铠，他心想：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宾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他便说了声：“好，我赶紧去！”说时抬腿上车，恨不能立刻到达。
海西宾望着薛纪徽那宽厚敦实的脊背迅速远去，心中涌出了一股酽酽的同情。他蓦地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伙子都到什刹海边乘凉，不知怎么地大家伙哄着让他跟薛纪徽摔跤。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便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纪徽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纪徽说：“咱们也甭摔。我站在这儿，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倒了，就算你赢。”说罢双腿微张，双手叉腰，挺起了厚笃笃的胸脯。海西宾使出了多种手段，又是掌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顶，活像一条白龙缠磨一座铁塔，竟始终不能把薛纪徽撂倒。周围的小伙子们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兴。最后海西宾只好抱拳称服：“徽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纪徽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伙练套拳看看吧！”海西宾便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式”，薛纪徽便带头鼓掌，大伙哄然叫好之后，薛纪徽说：“还是‘哪里哪里’有功夫。我其实一点功夫没有。我的本钱不过就是敦实。”海西宾从此记住了这句话，他觉得，他需要向薛纪徽学习的，正是那可贵的“敦实”；而敦实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一身铁疙瘩般的腱子肉上，敦实，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地做人的态度……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纪徽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纪徽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娘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医院已为时甚晚后，便提着医药箱赶到了薛大娘床前，顺利地接下了薛纪徽。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他是个基督徒，他说的是真心话。但薛永全仍然把这一切看做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娘不满20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纪徽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的生。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着，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脐带来，生瞅着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绠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
父母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惟一成活的男孩取名为薛纪徽。生下薛纪徽以后，薛大娘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有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全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后终于痊愈。薛大娘身体康复以后，又生下了薛纪跃。三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全夫妇按说该彻底地扬眉吐气。
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
薛纪徽16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刚上到初中三年级。他是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战士之一，他狂热地信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大串联”中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他厌恶“打、砸、抢”，他为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同其他“红卫兵”战士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他同情那他认为仅仅是犯了错误而并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他对“中央文革”越来越极端的过激言论感到困惑……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灵上所刻下的印迹，对他人生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如那期间他所目睹的“装车”、“卸车”的场面更富于刺激性和震撼力。
什么叫“装车”和“卸车”？
装卸的并非货物，车子也并非是载重卡车。
在薛纪徽他们住的那条胡同附近，还有一条更整齐的胡同，胡同里有个保护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里住着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当时该人不但已经年逾古稀，而且大脑已然软化；他身躯肥胖，腿脚极为不便，说实在的，早该谢绝一切邀请，不再外出活动。然而，在“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潮之中，不知怎么的，他偏幸存，并在“五·一”、“十·一”一类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正式开始前40分钟，便有一辆小轿车来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会默默地围成一个半径颇大的圆圈，来看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如何将他装进车去。薛纪徽便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
小轿车的车门口径，于那臃肿的老人本已不适，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不得不如同装载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贵物品般大费周折。先是一个年轻人从那边车门进到车里，伸臂准备接应，然后再由三个人将那老人扶到这边车门，有的帮助他屈身，有的轻轻按下他的头颅，有的几乎是搂住他，将他往车门里运送。老人通过那车门，终于被塞进车里，往往要费去十几分钟，而这时在围观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发出的生理性呻吟：“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挤压得极其痛苦），以及据说是那老人女儿的镇定而威严的指挥声：“慢点！慌什么！好，用劲！怕什么？甭怕他叫唤，用劲往里推！你那边用劲往里拉！别瞎拽他胳膊！托住他身子！爸，您叫唤什么？！这不就快坐进去了吗？……”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小轿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们并不全都散去，有一部分留在那胡同口上，窃窃私议着。他们都摸准了规律，在“装车”这个节目结束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必定便会接演“卸车”这个节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次快速卸装。他上了城楼，陪同他的人让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名单上，用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划上一个对钩，于是等他气息略平，便不等那活动结束，又把他装车运回家中。车子到了他家口，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便又在他那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儿指挥下，对他实行最后的“卸车”。“卸车”按说要比装车困难得多，但速度却总比“装车”要快，指挥者的声调也变得急促僵硬：“别怕！拽你的！从里头推呀！爸，您嚷什么？这不马上就下来了吗？好，快点架进去！快！……”
那位老人自己对这样被人“装卸”是否心甘情愿，不得而知。他的女儿对此事的想法，却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装车”时特别不顺，大约是老人的一个孙子忍不住说：“我看去不了就别去了吧！”担任现场指挥的那位女儿立时焦躁地驳斥说：“别去了？！晚上新闻联播里没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没死，人家不得说他给打倒啦？告诉你说吧，只要有一回没上去，咱们留在北京的还好说，那外地的几窝子，立时就得让人欺侮个臭死！……”说着亲自猛力地将老人往车门里推，使老人发出了一声空前的惨叫。你也不能说那当女儿的手狠心冷，她声音打颤地叫着：“爸！”还当着众人流下了眼泪……这些话语传人薛纪徽耳中，这些情景映入薛纪徽眼里，他觉得生活给他上了极其丰富、极其深刻、也极其令他痛心的一课。
每次“装车”、“卸车”的演出结束以后，过不了几个小时，附近一些单位架设的高音喇叭里，便会传来电台广播员那圆润洪亮的宣布名单的声音，当终于宣布到那位老人的名字的时候，薛纪徽常常紧紧地咬着他的牙关，心弦辛酸地颤动。
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市内的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
早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就在心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实质有什么透彻、准确的认识，他只是从切身的感受中总结出了一点：这场“革命”不实在。那“装车”、“卸车”的场面，尤其给了他这样一个启示。
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
现在薛纪徽骑车赶赴弟弟薛纪跃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
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新娘子是否能体谅他呢？他今天为什么非得去加班呢？这对她来说，岂不是一种轻视吗？在她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她惟一一次担任主角的时刻，可是他这个大伯子却似乎偏偏觉得不必凑趣……还有母亲，没有比母亲更讲究吉利、更在乎面子的人了，纵使她对自己一贯是挚爱和引以为荣的，今天自己的表现，怎样耐心地解释恐怕也获得不了她的理解！她会问：“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来一会儿，那怎么一晚就晚到这个份儿上？”可以告诉她：半路上，让人把车给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运输的车，司机急得头上冒汗，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他那车就是开不动了。他截住薛纪徽的车，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这儿，已经是19辆了，要么根本不停，要么停下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手……大哥，我可全仗着您了！”薛纪徽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车去帮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面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好……母亲听了这些会怎么说呢？一定会说：“你不能告诉他，你今儿个家里还有事吗？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帮忙的人吗？他说截了十几辆也不灵，你就信他的？他为了让你心软，总得往苦里说噢，你就那么心实！……”是的，他心实，他不能看着别人犯愁不管；他听不得那些撇下有难的人不管、自顾自地跑车的无情行径；他不能容忍自己因为要赶早回来参加跃子婚宴，便见义而不勇为……他图个什么？感激？表扬？私下的报答？公开的奖赏？都不是，他图的是问心无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少虚伪，越来越更实在，在这样一个扎扎实实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里，他更必须敦敦实实地对待国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同海西宾的相遇，使他的精神负荷更其沉重。倘若婚宴一帆风顺，他的迟到不过是一般的缺陷；然而怎么会乱了套？什么雷达表？谁的？什么人偷了它？老李怎么会跟这种事沾边？……想到父亲的懦弱，母亲的迷信，弟弟的幼稚，他心里一阵酸痛——他们是多么需要他在场控制住局面啊！而在关键时刻，他却迟迟不到……
快！快去！驱赶走每块肌肉、每根神经中的疲惫，重新抖擞起全身心的精、气、神，去实实在在地做一个称职的儿子、兄长和大伯子……
薛纪徽到了新房门外，紧张的心弦稍有放松——一切似乎都还正常嘛。新房中的宴请仍在进行，虽说不上笑语喧哗，倒也还算热闹。苫棚中传出炒菜的声音，飘散出蒜苗肉丝的味道。而且女儿小莲蓬带着油嘴圈儿，恰巧从新房中跳了出来，一见他便高兴地大喊：“爸！”又扭过身去通知里面，“奶奶！我爸来啦！”
薛纪徽赶紧进屋，劈面便见着了母亲。
此刻薛大娘心里真是酸苦辣咸俱全，惟独少去了甜味。雷达表丢失后的一场风波，引得原先的客人纷纷告辞而去，只剩下殷大爷还在。王经理等人告辞时尽管说了不少劝慰的话，到底让薛大娘脸面上无光。七姑是愤愤然、恨恨然而去的，而且临去时当着薛家人向潘秀娅撂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儿个不回自个儿家了，我这就找你爹妈去；明儿个你们回门的时候，要还没把事情弄明白了，秀娅呀，你就先甭回这儿，你先跟娘家住着！”……薛大娘真是哭不得嚷不得争不得辩不得，而正在这时，偏又来了一茬新的客人，薛大娘要脸，她不愿让家丑外扬，少不得强颜欢笑，布置孟昭英赶紧收拾前茬婚宴的残局，重摆新宴——菜肴自然相对从简，端上来的不过只是木樨肉、摊黄菜、芹菜肉丝、蒜苗肉丝、红烧小黄鱼、菠菜炒粉丝……薛师傅讪讪地向新来的客人解释着：新娘子累了，暂时在那屋歇着，呆一会儿准来给大家点烟敬酒；薛纪跃是真的醉了，他傻笑着，胡乱地应答着人们的祝贺与调侃……他们商场的团干部杨及光，完全是出于好心，即席为薛纪跃朗诵了宋朝秦观的一首《鹊桥仙》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在那样一种场合和气氛中，有谁听得懂他嘴里吟出的句子呢？他试图把最后两句展开议论一下，可是谁又能有听他讲解的耐心呢？在一阵乱哄哄的碰杯劝酒声中，他也只好作罢……
薛纪徽和母亲面对面站住。薛纪徽等待着母亲的质问、申斥、唠叨、埋怨……然而母亲并没有一句话，只是痴痴地望着他，那眼里充盈着无尽丰富的哀愁、烦怨、渴求、期待……薛纪徽的心针刺般发疼了。
新房中的宴客们并不清楚薛纪徽是才刚到来，薛大娘和薛师傅出于面子也并不当众盘问薛纪徽为何姗姗来迟；薛纪跃在酒醉后失去了逻辑思维，见到哥哥只是拿起酒杯嚷着：“哥！咱俩干一杯！”……所以薛纪徽竟顺利地渡过了第一道难关，迅速地在新房中同大家达到了协调；他自己稍觉难为情的，只是他的衣衫对比于其他的人，未免显得寒碜——他实在来不及再回趟自己的家，换上一身鲜亮的礼服。
在席面上应酬了一会儿，他便出屋进到苫棚，打算了解一下所谓雷达表被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孟昭英果如他所料，正在苫棚中帮厨。薛纪徽原来作好了被母亲、弟弟乃至于父亲埋怨的思想准备，对孟昭英却完全放心，难道她还会责难他吗？他万没想到，偏偏是孟昭英，一见到他便毫无保留地发泄出了全部怨气。她不顾路喜纯在场，先是顿着脚埋怨：“你还知道来哩！你干脆别来不更痛快！小莲蓬病死了你也不管是不是？我累死了你才痛快是不是？我是你们家的苦力！童养媳也比我强！我还活着干嘛？干脆一头撞死拉倒！”说着她竟激动地抽泣起来。
薛纪徽慌神了。他不知该怎么安慰她。他忽然洞察了她的贤淑辛勤和她在见到他以前的拼命克制。他的良心在一阵阵地抽搐。他为那么多人都考虑到了，偏忽略了她！这心地善良的、用全身心爱他的妻子！
他也顾不得那对他来说全然陌生的路喜纯在场，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孟昭英那抖动的肩膀。沙哑地说：“是我不好！你回家再骂我吧……我知道你实在不容易，难为你上上下下忙活了一天……”孟昭英用手绢堵住鼻子，抽噎得更加厉害，他只得疼爱地抚摩着她那浑圆的肩膀，劝慰地说：“行了行了行了……我都明白。生活就是这样，谁也不容易……都得互相谅解才成……我以后再不会撇下你一个人了，重担子咱们一块儿挑……”
路喜纯别过头去，给煮好的鹑鹌蛋剥皮。鹌鹑蛋是荀大嫂送过来的，她建议先给新娘子吃上几个，压压惊。
薛纪徽见孟昭英稍趋平静，便抓紧询问：“那雷达表是怎么回事儿？我在胡同里遇上了西宾，他说咱们这儿刚才闹了一场……”
孟昭英突然又激动起来，把肩膀一晃，甩脱开薛纪徽的双手，既委屈又鄙夷地说：“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敢情早先一直保密，瞒着我——哼，谁稀罕哩！我算什么？听使唤就行了呗！人家可是金枝玉叶，腕子上有了不锈钢的，还嫌不够派头，给预备着雷达镀金小坤表哩！要不是我跟这儿碍事，早拿出来给戴上了！……说是跟那五斗橱抽屉里搁着，人家路师傅给上‘四喜汤’，说那‘汤封’也在抽屉里头，拉开一看，‘汤封’跟表都没影儿了！这就闹腾了起来！……说是宝桑挨着那抽屉坐，准是他偷了，要搜人家。宝桑能让搜吗？闹得个天翻地覆！……宝桑也不是东西，满嘴胡，把路师傅也给伤了……新娘子这会儿还跟你妈那屋哭呢，我这眼泪值几个钱？你快去吧，可别让你弟妹委屈大发①了！……”
薛纪徽本想这就去见见新娘子，想法子调解一下。听了孟昭英后几句话，却又不能立时挪脚离去，只得拉过孟昭英一只手来握住，揉搓着说：“别这样，别……凡是想开点，都能闹清楚的……一家子人，还是要谅解着点，要团结……”
在新房隔壁，薛师傅和薛大娘的住室中，亲友们都已回避，摆宴的桌子上杯盘狼藉，也不及收拾；潘秀娅坐在床边，心里比孟昭英更委屈、更烦怨，她眼泪汪汪，撇着嘴角，随着低头揉搓衣角，原来落在头发上的五彩纸屑，不断地飘到膝上……薛纪跃的大姑和詹丽颖一左一右地坐在她身边，劝慰着她。大姑笨嘴拙腮，詹丽颖粗声大气，都不得要领。
潘秀娅只觉得自己是受了骗。什么雷达表？真有吗？真为我买了，怎么不早让我戴上？怎么那么巧，一拿“汤封”，就连雷达表也飞跑了？更可气的是，敢情薛纪跃他爹当年是个喇嘛庙里的喇嘛！喇嘛不就是和尚吗？和尚不是不许结婚吗？不是不许吃荤吗？……这下可好，自个儿嫁到了个喇嘛家！传到单位里去，人家非拿我开心不可！光凭这一条，就得白踩咕②我一顿！大嫂也是，你给介绍的时候，怎么不把这一点弄个清楚？薛纪跃就更不像话，你干吗隐瞒？还有，你不能吃鱼，见鱼就吐，究竟是个什么毛病？……怪不得你没见上我几次就说你“愿意”！……七姑走了，生是给逼走的——十六道菜刚上到十二道，就把汤端上来了，准是事先跟那大师傅串通好的！那是个什么大师傅啊！“大茶壶”的儿子！恶心！还有那个什么宝桑，真现眼！没准确实给我买了块雷达表，没准真让他给偷走了。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倒霉！薛家净是这号亲戚！将来还得了吗？动不动就来足撮一顿！谁供得起？还顺手牵羊！那个什么殷大爷也够呛，阴阳怪气的，会点穴！说是薛纪跃他爹当年的把兄弟，我看准也是个喇嘛！我真嫁到个喇嘛庙里来了！妈呀！这可怎么得了啊……
想到这里，潘秀娅爽性捂脸痛哭起来。
詹丽颖搂住她，摇晃着她，劝慰她说：“咳！你遇上的这些个事算得了什么？一点小小的误会！一点小小的损失！你们这些年轻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才惨呢！打成了‘右’！那什么滋味？下放！劳改！批斗！检查！……你这点挫折算得了什么！快别流‘自来水儿’了，听你詹姨的话，洗洗脸，整整头，抻抻衣服，喷喷香水，高高兴兴，活活泼泼，重上喜宴！……”
詹丽颖的话语并不能解释潘秀娅心中的疑虑，但她的一片热心肠毕竟还是能给人温暖的，潘秀娅在她的臂弯中稍趋平静……
这时小竹突然跑了进来：“詹姥姥，您在这儿！我爷爷替您盖了戳子——您的电报！”说着递给她一个薄薄的封套。
詹丽颖双眉一耸，接过来顾不上道谢，立即拆开看那电文，只见有六个字：
兄病速来惠娟
惠娟是她爱人的亲妹妹。詹丽颖这一惊非同小可。她立即置新娘于不顾，也不跟那大姑解释一声，捏着电报便头也不回地奔回了自己家中。她坐到自家床上，又把电文看了两遍，发了半分钟愣，便猛地倒在床上，把枕巾扯过来，下意识地把枕巾一角塞进嘴里嚼着。
“兄病速来”！什么病？难道……她忽然想到年初爱人来探亲，她煮好元宵给他吃，他曾说过：“咽起来觉得自己是只北京填鸭……”他的食管是不是那时候就有了问题？而且他明显地日渐消瘦！……太可怕了！她整天都干了些什么啊！为别人的事瞎忙！却偏偏对自己的爱人掉以了轻心！她还觉得别人都是悲剧性人物哩——嵇志满可怜，慕樱孤单，薛家失窃，新娘子委屈，韩一潭优柔寡断，澹台智珠力不从心……可闹了半天最大的悲剧是在自己身上！偏偏在这政治上得到彻底解放、事业上出现发展前景、家庭即将团圆的时刻，袭来了阴森森的病魔！这袭击一定急促而猛烈，否则不会由惠娟署名来电——啊！会不会已经……人们在那种情况下，总还要仅仅说“病”而不说……的！
詹丽颖猛地坐了起来，她把那封电报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心乱如麻。她该怎么办？啊，她必须立即行动，刻不容缓！
对了，她得立刻去打电话——往四川打长途，找惠娟，找爱人单位的领导……她还得立刻给本单位领导打电话请假。她不能等到明天，她今天就该搭晚车走；要么，她就该立即去弄到一张明天或后天的飞机票……
她急匆匆地跑出了屋子，刚往垂花门冲了几步，又突然扭回身，朝张奇林家奔去；奔到门前她就使劲地用手指头弯敲门上的玻璃，还一边叫着：“于大夫！我用用您家的电话！”她突然发现了门上的锁——原来惟一留在家中的张秀藻刚刚出去——她急恼之中不禁把那门锁用力地拨弄了一下。她又转身大步朝院外走去。刚出垂花门，一个瘦小的男人迎着她说：“詹姨，您瞧这是什么事儿——打了水不管回水，水管子冻上了，我们可怎么办？”她一反常态，听也不要听，绕过对方身子，一径冲出了院门。出了院门，扑面一阵冷风，她才意识到忘记了戴围脖，并且没有锁屋门，但她并不转去，而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公用电话……
在詹丽颖离开了新娘子以后，薛纪徽才进那屋去，同新娘子见了面。他诚恳地说：“让你受委屈了！我们确实有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我，不该现在才来……可是，小潘，时间长了你就明白，我们一家子都是实诚人，不会亏待你的……咱们团结起来，实实在在地过日子，不好吗？表丢了，咱们可以再买一块；谁得罪了谁，咱们可以赔礼道歉……遇事干嘛往窄处想呢？生活的路，宽得很嘛！小潘，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没有现成的幸福，全靠想得开，靠相互谅解，靠争取，靠奋斗……唉，我也说不好，反正，你心领就是了！……”
潘秀娅毕竟是个本性淳朴的人，她对生活，对人和事，本无过分的苛求，听了大伯子这番恳挚的话语，她停止了抽噎。
孟昭英端了一碟鹌鹑蛋进来，连筷子一起递到潘秀娅手中，对她说：“吃吧。外院荀大婶送给咱们家的。特为你煮的。吃了补精神。要嫌淡，我给你拿盐去！”
薛纪徽和潘秀娅都抬眼望着孟昭英，两个人心里都挺感动。薛纪徽更觉得孟昭英心地仁厚。她仅仅是冲自己最贴心的丈夫发泄心中郁结的浊气，在其他人面前，她还是竭诚地尽她的义务。难道他今后不该加倍地怜爱她么？……
小院中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住在同詹丽颖一墙之隔的那间东屋的小两口回来了。两个人都是街道工厂的工人，身材都瘦小单薄。在这个四合院里，他们的收入最少，负担却最重——他们每月得分别给双方的老人五块钱，此外，他们的儿子才三岁多，平时搁在姥姥那儿，因此还得多给姥姥三十块钱。他们像许多类似的北京市民一样，过着一种把每一分钱都算计得极其精细的生活。他们屋里只安了一个六瓦的小日光灯，而且尽量做到能不开就不开。他们绝对不吃零食，从未见过他家来过客人，更不消说从未请人来他家吃过哪怕是一碗炸酱面。
每月他家的电表顶多只走一个字，逢到海西宾来收水电费，他们一听说因为总电表中有多出的度数，需得各家均摊补齐，便会一遍又一遍地诅咒“偷电的耗子”；因为除了张奇林家，其余各家都合用一个水龙头，由一个水表显示总用量，他们在用水上倒不那么节约；但是倘若别的人家洗衣服用水量大了，或者冬天放完水不及时回水，使水管上冻，不得不在烧热管子的过程中浪费掉一部分自来水，因而使得各家水费均摊额上升时，他们也总要久久地生气、抗议、痛心……
这天他们上完早班，拿着工会发的电影票到圆恩寺电影院看完《真没有想到》和《心灵的呼声》两部短片，回到家里，便分头张罗家务——男的叫梁福民，他提着水桶去水管那儿接水；女的叫郝玉兰，她坐在小厨房里，把入冬前买来的储存白菜，耐心地一棵棵倒腾着重新码过。他们小厨房里有一口水缸，能盛四桶水，为怕万一上冻把缸撑破，每天他们只往里面盛两桶水；他们储存了100斤一级菜、200斤二级菜，为了保证能吃一冬，他们逢到晴和的日子，便耐心地把一棵棵白菜都拿到院里晾晒，并且每隔三两天，郝玉兰都要把它们重码一遍，不但绝不允许那白菜“烧心”，就是菜帮子，也尽量不让它坏掉……他们生活上的节俭，主要集中在吃上，同许许多多的北京市民一样，他们具有所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精神”；他们穿得并不坏，屋里的家具和床上用品也并不比别家逊色，而且也购置了12英寸黑白电视机——尽管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使用它，只在有特别好的节目和把儿子接回来时，开上那么一阵；平日晚上他们宁愿骑车去厂里看俱乐部的彩色电视——至于对他们的儿子，他们花钱却相当大方，让儿子穿戴得漂漂亮亮自不必说，偶尔还买回昂贵的广柑和巴拿马香蕉，让孩子得意地站在院心里美滋滋地享受……两个月前他们有过一次壮举：带孩子去香山看了一次红叶，据郝玉兰对詹丽颖说，他们光吃冷饮就花了八毛钱！回来时他们一家三口全都红光满面，对生活感到十二万分的满足。
但是这天他们却陷入了烦恼。梁福民在水管子那儿提水，水管子竟冻住了！显然，这是因为薛家这天用水量极大，一大早便将水井下的阀门打开，因为要随接随用，又仗恃着中午比较暖和，便一直没有关掉阀门回水，谁想下午四点钟一过，气温一分一秒地迅速往零度下降，待梁福民来接水时，便出了问题！
梁福民跑回厨房，对郝玉兰说：“水管子上冻了。我可没精神去烧开它。凑合着用缸里的剩水吧！”郝玉兰生气地说：“缸里只剩个底儿，烧了开水就焖不了米饭，哪能凑合？都是薛家自私，光顾他们方便！今儿个他们也不知用了几吨水，下月咱们还得为他们掏水钱！甭跟他们客气，找他们家去！让他们把水管子给烧开！”
梁福民抹不开面子，光是怄气，并不动窝。他叹口气说：“今儿个也不知是怎么的了，水管子上了冻，我跟詹姨说，她那么个热心人，忽然比那水管子还冷，根本不搭理我，扭头走人了……”郝玉兰便停止码白菜，站起身来，气恼地说：“敢情他们各家刚才家里都有人，都把水提足了，所以不着急……你这个‘杵窝子’①，你不敢去找，我去！”说着拍拍围裙，甩着手走出小厨房。刚迈出去，恰可好薛大娘从新房出来，郝玉兰气呼呼地冲着薛大娘说：“嘿！你们家得负责啊！你们光顾自个儿得用，打开水管子不给回水，这会儿冻得邦邦硬，让我们到哪儿接水去？”
薛大娘这天遇上的窝心事本已一大笸箩，新房中所接待的第三茬客人酒饭都已消耗到一半，可新娘子还没露面，客人们不免七嘴八舌，纷纷要求新娘子“下凡”一见。薛大娘脸上堆笑，心中叫苦，正出得新房，要去那边屋里撞撞大运——看新娘子是否已经回心转意，能够重返新房把局面应付下来，不曾想刚迈出门槛，斜刺里却杀出了个郝玉兰！
薛大娘一愣。闯入她眼帘的郝玉兰，瘦小干枯，小鼻子小眼，本不标致，再加上怒容满面，双手叉腰，出言不逊，顿使她从胃里泛出一股秽气。薛大娘在这天里本是立誓任凭什么海鬼夜叉来捣乱，也一律要好言好语相待的，在郝玉兰这突然袭击面前，却一时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她想到院里别家对跃子的喜事都送了像样的礼品：张局长和于大夫他们是一个自动压水的热水瓶，海老太太和海西宾他们是一个带哨嘴的搪瓷“叫壶”，詹丽颖和慕樱合送的是一套香港出的化妆用品，澹台智珠家送的是一个白瓷观音，韩编辑和葛老师送的是一听上海金鸡饼干，荀师傅家送的不止一样，最值钱的是一盏有机玻璃座子的台灯……惟独梁福民和郝玉兰，只拿了一卷1983年的电影挂历来敷衍——薛大娘知道，那挂历是他们厂子里发给他们的……
薛大娘一口气堵在喉咙口，不能不吐出来。她用训斥晚辈的口吻对郝玉兰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没瞅见我们家正在办红喜吗？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地商量？干吗那么横鼻子竖眼的？”
郝玉兰却觉得是薛大娘亏待了她家。她不知道，她跟梁福民清晨五点半骑车去上班以后，薛大娘也曾捧着喜糖来找过他们，见门锁着，只得退回，还曾跟孟昭英说：“小梁小郝他们有小小子，得多给他们点喜糖，下午他们回来，我要忘了你给我补上！”……郝玉兰此刻面对着愠怒的薛大娘，心想你们家办红喜有什么了不起！抠门儿大仙！得了我们一份崭新的挂历，连张糖纸也没让我们见着！稀罕你呢！咱们“人穷志不短”，喜糖不要你的，上了冻的水管子可得给咱们乖乖地烧开！
两个邻居便在那么个心理背景下，你一嗓子我一嗓子地争吵起来。
海老太太闻声赶来劝架。她站到薛大娘和郝玉兰当中，倚老卖老地说：“都给我少说两句吧！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跟当年护国寺庙会里头‘年儿’耍把式、‘仓儿’说相声差不离啦！当年‘天元堂’的‘黑驴张’卖眼药，也没像你们这么吆喝过！成啦成啦，薛大妹子你该忙活什么快忙活去吧！小玉兰你这嘴也真太不饶人，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值当你脸上这么白一块红一块的！不就是要打水吗？走，我带你去于大夫家，先跟她那儿打两桶……啊，锁门了，那也用不着犯难，让福民到我那儿先匀一桶去使，不就结啦！……”
薛纪徽和孟昭英闻声出了屋，薛大娘转身劈面见着孟昭英，一腔怒气和幽怨又冲着媳妇发泄起来：“啊，我跟这当院让人踩咕，你倒一边躲着受用去了！你把那水管子一打开就撒手走人，连眼皮儿也不往那边夹一下，眼下水管子冻上了，你算痛快了吧？什么时候公鸡下蛋，石头开花，你许才能生出个良心来！”
薛大娘气头上把话撂得这么重，薛纪徽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儿，他想孟昭英这下还不得跟婆婆锅铲对汤瓢地大干一场。连海老太太和郝玉兰也惊呆了。几个人都禁不住把目光集中到孟昭英身上……
孟昭英本也一股气顶到了脑门上，可她看到婆婆那满脸抖动的皱纹，看到婆婆耳边那在寒风中抖动的几根白发，心中忽然闪电般划过一个念头：二三十年后，我也不就这样了吗？谁也不容易啊！可怜婆婆一大早起来就跑出跑进，可遇上的净是窝心的事！……想到这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不但并不针锋相对地还击，反而跨上一步去，搀住薛大娘说：“妈，您别生气，是我不好，我这就烧水管子去……妈，您保重，您可千万别气出病来……”
薛大娘在惊讶中清醒过来，她望着媳妇，只见媳妇两个眼圈塌陷着，灰黑灰黑！婆媳二人的手接触到了一起，像阴阳极般突然紧紧地攥住，两个人鼻子都酸了，薛大娘的老眼里涌出了泪花……还有什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她们更该将心比心？还有谁比她们更该相依相靠？
郝玉兰在薛家婆媳的这种表现中突然感到难堪。她扭身走回自家厨房，只见梁福民在那里捧着一个纸包发愣。梁福民见她回来，便说：“回来得好！你也太错怪人了！瞧，小莲蓬送来的，她说是她妈嘱咐她的，一瞅见咱们回来，就给咱们送来……还说她奶奶说了，咱们家有小小子，所以要多给点！”郝玉兰接过那纸包，摊在案板上一看，是包喜糖，真不少，净是带金银纸的，光“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块之多！她心里一阵阵往上蹿着惭愧……
薛纪徽立即去取劈柴，好把冻住的水管子烧通，路喜纯对他说：“大哥，您让我去。我能让它通得快点。”薛纪徽这才注意到他。他感到惊奇，因为一般来帮厨的“红案”都不会有这样的热心肠。他见路喜纯有着一张善良而质朴的面容，不知那双眼睛是让油烟熏着了，还是落入了烟灰被使劲揉擦过，显得异样地红肿……他感动地对路喜纯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你有什么巧法子，教给我点，以后再冻住了，我也好依法行事儿。”
路喜纯下到水井里操作，薛纪徽蹲在水井边上给他打下手，两人合作得很顺当……
正当梁福民和郝玉兰在小厨房里越来越感到尴尬时，海西宾给他们提来了一桶水，对他们说：“我奶让我给你们送的，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