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捕风者之韦夫的灵魂说-3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有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糸的。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糸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的很多，甚至一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抑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过一会，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作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
老A！！
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桂花街17号已叛变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立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象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象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
2Sf5Yr〗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缈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间谍，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我可以说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拔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沦。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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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嘎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勿勿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下，说：“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糸。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止在一痤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恐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重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列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哪？”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墩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人，”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
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
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带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他插嘴说：“他们被捕了。”沉默一会又说，“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被录音！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正当我把烟刚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声喉管就被割断了。但这足以引起我们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沓沓沓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
这时，刚插嘴话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快跑——！”
但此时沓沓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来不及。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落在代老A脸上。我说过，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我看见代老A拔出手枪，朝传来喊话声的方向开了一枪，紧接着里里外外枪声和呼叫声四起。到这时，我反倒没有了刚才的惊慌，变得异常镇静，右手灵活地从后腰上摸出手枪，打开保险，朝窗外射击，一块玻璃我听出是被我的子弹击中咣当粉碎的。正当我准备瞄准再射时，跟我站一起的那位女同志突然踹我一脚，喊我：“快！快撤！”
我随她指的方向看，那位刚才飞身灭灯的“眼镜”正在向我招手。我一个鱼跃飞身扑到他脚下，看见他裤档下有另外一双脚正在魔术般地缩短，像正在被墙体吞吃。不一会那双脚不见了，露出一圆黑洞，“眼镜”用脚踢踢黑洞，对我说：“快过来！快走！”
我顺势扑入黑洞（当时我躺在地上），开始慢慢地听不到枪声。
暗道出口在一条山涧的两块巨石缝里，很隐蔽。我不知在暗道里爬行了多久，反正出来时已听不见枪声，不知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还是战斗结束了。我从暗道出来，看见理发店的老头已在外面，他身边没有其他人。这说明我前面只有他一人，我看到的那双“魔术的脚”就是他的。他上前来拥抱了我，然后把头伸到洞子里侧耳听听，也许听到了什么，转身问我后面是谁。我说不知道。过一会，后面人出来了，是“一把刀”，就是那个红头发青年，我在第一次“红楼会议”上见过他。他躲过了这次劫难，但……我说过，他很不幸，就在南京快解放时却牺牲了。后来除杀两个叛徒的任务是他完成的，因为“望远镜”就在这场战斗牺牲了。
他出来后很久都没人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出来，又担心等久了出麻烦，所以我决定让老头和“一把刀”先走，我再等一会。令我吃惊的是，当我看他俩离去时，发现理发店老头的步态稳健自如……我突然对这位平常唯唯喏喏的老头肃然起敬起来。
他们刚走不久又出来一人，是那位女同志，她一出来就伏在我身上呜呜大哭。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我想她也不会认识我，她这样子使我有点窘迫。我劝她一会后，把她扶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像刚才理发店老头一样把头伸进洞子。她问我干吗。我说听听看，还有没有人出来。她又一下哭起来，说：“没有了，我刚进暗道他们就把门关死了，我一直在那听他们战斗，直到断了枪声才走。”
我问：“有没有被捕的？”
她说：“听不出来。他们肯定都牺牲了。”
这是个魔鬼和天使握着手降临的晚上，仅仅在短暂的一阵子枪声中，我知道了什么是死，什么是生；生和死都是那么猝不及防，那么神秘不测。我感激上苍在如此危难中给我洞开一条逃生之路，但就这样我仍然要咒骂她夺走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的生命。我没有忘记，那天会议上总共有11名同志，这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们牺牲了有7名同志。如果加上在院子里向我们呼叫的那人，牺牲的就该是8人。但我不知他是不是牺牲了。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白胡须老头，也许不是。说真的，尽管只有一面之交，可我对这个白胡须老头总有种莫名的顾虑和怀疑，我忘不了他离开我们时露出的那道哆嗦的目光。如果说出卖我们的人肯定是那天晚上人中间的一员，那要我说他就是“这一员”——卑鄙的一员！但谁也不知道这卑鄙者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些人中间，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么怀疑他也许是不公平的。
谁是真老A
让我歇一歇，让我想一想。我确实老了，刚刚还在嘴边的话，一下不知跑到哪去了。人老了什么东西都跟着老了，包括我记得的事情也老了，老得随时可能消失无踪。我曾经能够把关于你母亲的事牢记得都能背下来，可现在不行了，现在能掏出一半就不错了，还有一半不是我没有记得，而是从记得的记忆中消失了，死亡了，就像有些树枝从树上死掉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人老到我这年纪别说记住的东西要离开我，就连牙齿这么坚固的东西都要离开我——你看，这全是假牙。人的记忆就像河水，淌得越远流失得越多。我这河里的水真是越来越少了。说真的，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跟那个女同志分手回家的，那个晚上我说就像一道黑色屏障，不但把我们很多同志的生死隔开了，也把我的记忆隔开了，我甚至以后好几天的事情都想不起了。
刚才我说人的记忆像河水，这是为了形容记忆的流失才这么说的，其实这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得承认我们大脑是台摄像机（又是放影机），将对当时进行的每分每秒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案。事实上我们大脑没有这么了不起，起码在记忆能力上，顶多是台高级相机而已。对过去来说我们大脑无异于一册影集，我们的回忆正是依靠几张照片，通过想象来完成的，想象的自由和成功与否来自于摄下照片的多少。现在我看见一张“照片”，是自己和杨丰懋深夜坐在水西门公寓的楼上客厅里，这也是我继暗道逃生之后有的第一张照片——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所以我不知道是谁让我去那里的，什么时候、怎么去的等等细节。
然后的“照片”越来越多，所以我可以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坐了一会，你母亲从另外一只房间里走出来，步子很沉，脸色苍白，满副病蔫蔫的样子，见了我就像见了救命恩人似的扑在我怀里，呜呜地哭。她这样使我马上想到，她一定是把孩子手术了，所以我安慰她不要哭，说她还年轻，等革命胜利了再要孩子也许比现在更好，这日子不会太久等等。
你母亲却哭得越发伤心，一边哭一边诉说道，声音里有种彻骨的悲痛：“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孩子他爸牺牲了……呜呜呜……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
你想想看，当时杨丰懋就在我身边，你母亲这么说我当然无法理解：我简直糊涂昏了！
这时杨丰懋上来把你母亲扶在沙发上安慰一番后，转身对我这样说道：“我已接到上级指示，今后南京地区地下工作由我全面负责，我就是今后的老A.我任命你为代老A，这是委任书（给我一本证书），今后你有权代我行使任何权力。现在我决定对你公开我和鸽子的秘密关糸，我和鸽子其实不是夫妻，而是兄妹，只是为了掩护身份才假扮夫妻的。”
兄妹俩假扮夫妻，现在看这种伪装并不是无可挑剔，因为这样等于是将两枚炸弹捆在了一起，爆炸的可能就多了一倍。但在当时似乎又必须这样，一方面这样做便于把保密局的各路情报及时送出去，当时我们只有在水西门公寓才有一部上好的电台，你母亲要没这身份，经常出入那里显然不可能，也不安全；另方面也是为了摆脱秦时光等人对你母亲的纠缠。那些混蛋怎敢去纠缠大名鼎鼎的杨太太呢？
那么谁是你真正的父亲？
杨丰懋告诉我：就是老A，那个真老A！
“你是知道的，”他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鸽子怀着身孕，组织上曾要求她不要这孩子，但现在孩子父亲老A已不幸牺牲了。你也许不知道，老A就在那天晚上的会上，而且就是因为掩护你们才牺牲的。现在，鸽子希望组织上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这是老A唯一的孩子。我作为她哥无权作这样的决定，现在由你行使代老A权力作出决定，你的决定就是组织上的决定。”
啊，这对我说又是个惊心动魄的晚上。啊，我很遗憾，我真的很遗憾，老A，我仰慕已久的老A（也是你父亲）居然就在那天会上，而我始终也不知哪一位是真正的老A.你母亲说你父亲肯定带着眼镜。可那天会上有三位同志带着眼镜。我希望你母亲多给我一些特征，她说她也说不准，因为你父亲当过演员，擅长化妆，而且经常化妆，你母亲也不知那天他会化妆成啥样。而且说实在的，即使你母亲给我明显特征，我也无法确认谁就是你父亲老A，因为会议时间那么短，我根本没在意谁是谁，谁和谁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一直想，那位预先在洗澡堂等我们的那位“眼镜”——就是后来插话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就是飞身扯灭电灯的那位“眼镜”——就是让我从他裤档下逃生的那位“眼镜”，也许就是你父亲老A.就算是他吧，可我也没在意他长得啥样，只模模糊糊觉得好像个头有些魁梧，穿的是条当时很时髦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浅灰色呢裤子——因为我从他裤档下钻过，所以单单记住了裤子的特征。这说来简直是个笑话，一个我那么敬仰、那么想认识的人，而且也给了我认识机会，而我却只记住了他穿的一条裤子的颜色和样子。啊，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充满遗憾。人的一辈子总有遗憾，和你父亲同在一屋而没有认识他，这无疑是我这生这世的一大遗憾。
据你母亲说，她和你交亲是在一艘开赴法国的海轮上认识的，时间是在39年或者40年春天，我记不大清楚了。那时候，你父亲已是个很出名的影星，三十来岁，你母亲刚二十出头，在美国留学。当轮船到西班牙后，你父亲先上岸，两人于是分了手。后来你父亲回国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杨丰懋有着亲密的往来，这无疑为你母亲再见到他提供了上好条件。我想，你舅舅杨丰懋可能是促成你父母婚姻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们后来是什么时候再见面的，什么时候产生的爱情，什么时候结的婚，这等等情况我都不知晓。我猜想，在你母亲来南京前他们可能就结婚了，你母亲所以到南京来工作，也许正是为了同丈夫并肩战斗吧。据我所知，你母亲以前在国民党上海宪兵司令部做事，她到我们这来也正是宪兵司令杨家虎举荐的。
我刚才说了，你舅舅任我为代老A，同时把决定“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我。你知道，我是从来不赞成牺牲孩子的，现在既然权力到了我手上，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然而，我想不到，你母亲，还有你舅舅，也一定没想到，我的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人能否认，“洗澡堂会议”让我们一下牺牲7名或者8名同志是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为把你生下来我们的损失却比“洗澡堂会议”的损失还要巨大，还要惨痛。
你出卖了你母亲
我知道，我们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想做错事的，是的，我们生来谁都不想做错事，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错事。我们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却不可以不做一件错事。我们每个人都时不时在做错事，做错事成了我们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做错事（这不可能），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生活，没有成长，没有一切。事实上，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存在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怕做错事，有时候做错事反而会把我们敲打得更加坚硬有力。但我又要矛盾地强调，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决不能做错事，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允许我们做错事，因为每个错误一到了我们手里都变成是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也是个偌大的错误，也会断送我们乃至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这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是人，不可能不做错事，另方面我们又不能做错事，一做错事就可能断送我们只有一次的性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事的是世上最残酷也是最神秘的职业，任何一个变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个正常的错误，都可能结束我们生命。这是没办法的，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我相信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只有这样。
我说过，1948年的三四月间，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事，这个春天谁也想不到会这么难过。期间的一天，保密局全体人员在二楼小礼堂里开我的上司吕展的追悼会（这老东西早该死！），中途我去上厕所，不一会就听到你母亲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响起，便知道她一定有什么事要通知我。我故意在厕所里磨蹭着，等你母亲入厕有一定时间后才放水冲厕，通告你母亲：我要出来了。故然，我刚到洗手间，你母亲跟着也出来，和我并排站在那洗手，同时往我口袋里塞了张纸条，告诉我说：郑介民知她有身孕很生气，要她尽快把孩子处理掉，问我怎么办。你看，你还没出生就开始给我们找麻烦了。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不理他。这么说你母亲无疑要冒犯郑了。其实，经过不长时间的明争暗斗，郑在保密局的势力基本已名存实亡，尽管他抓住毛人凤诸多把柄和秘密，但反蒋派毕竟势单力薄，郑纵然有千手黑材料也难不倒毛，斗不过毛。根据这情况，我想与其小冒犯不如大冒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郑私设电台，让你母亲偷听“蒋毛专线”之事向毛告发。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你舅舅和母亲的一致赞同，于是由你舅舅出面，把毛人凤请到饭桌上，用郑介民和秦时光作下酒菜，喝得毛暴跳如雷。告郑的同时又告秦时光（诬告他被郑重金收买），这是你母亲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样不但把秦时光这条狗害了，同时又可能日后让你母亲接替秦时光的角色，无疑使我的想法变得更加高明。
这一招很灵验，不出半月，郑被调离保密局，“荣升”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委员会其实是个虚职，郑此次“荣升”实为明升暗降。郑走后不久，毛在保密局内部大肆清算郑，可悲的秦时光稀里糊涂成了郑的走狗，被派去北平开展特务工作，一下火车就被我们的同志除杀。这便是一条狗应有的下场。
秦时光走后，毛果然调你母亲干起了秦留下的活路。毛对自己与蒋秘密联络的事显然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而你母亲已知道，而且对他又那么“忠诚”，所以你母亲在他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当你母亲像只蝴蝶一般从我身过掠过，踅入秦曾经出入的密室时，我心里发出了欢喜的狂笑和嘲笑，我想总有一天，毛会为他这天大的失算扇自己耳光，这无疑比我们直接扇他耳光还叫人开心。由于有了这开心的想象，那天上午的一切，包括被毛的一顿臭骂，和在楼梯上不慎闪伤脚，竟然都变成了我的快乐。
这是5月间的事。
6月份，我被正式提拔为处长。我相信，这一定跟你母亲有关。事实上，毛在任何处室都安插了眼线，以前我的眼线是秦时光，现在变成了你母亲，这就注定我有荣升的“前程”。
7、8、9三个月，我一直在重庆。当时南京政府“弹亥”蒋的人很多，按蒋的旨意，毛人凤着手将保密局部份机构悄悄转移重庆，我在重庆主要负责接迎工作。
10月9日，毛为褒奖我在重庆工作“得力”，派专机将我从重庆接回南京过国庆节（10月10日）。这天晚上，在保密局国庆招待会上，我寻居然没看见你母亲，使我一下心虚万分。直到第二天晚上，当我在你舅招待保密局处以上领导干部的宴会上见到你母亲时，才恍然明白为什么昨晚看不到你母亲，是因为你的缘故。当时你已有八个多月，“大腹便便”的她显然不适合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我以为这样她肯定是上不成班了，结果第二天我刚在办公桌前座下，你母亲笨重的身体像企鹅一样挺过我身边，我心里顿时热烈得想哭。我想要不是为了革命，大家闺秀的你母亲这时也许早在某个花园里被孩子父亲及一大堆佣人众星捧月地呵护着，期盼着，悠闲和幸福像空气一样包抄着她，使她一辈子都对这段时光充满甜蜜回忆。然而，现在她甚至看不到一张真正的笑脸，她自己的笑脸因为孩子父亲的不幸也很难看见了。革命有时就是这样，并不比坐牢或者比坐牢还要难受的折磨好受一点，尤其是搞地下革命的。我并不是怀疑或者否认自己的一生，但如果一个人还有来世的话，我想我一定会重新选择自己的，我宁愿做个短兵相接的战士，也不要重操旧业，这是世上最残酷、最抑制人性的职业。
这个月底，保密局一批政治犯在秘密押往重庆途中的前一站丰都码头被营救，著名的有张干林师长、卢学东教授等11人。这当然是我们干的好事，又一件好事！这事把毛人凤气疯了，他吼叫着从一楼冲到四楼，从厕所冲到会议厅，像一条被咬伤的疯狗。我钻在办公室里，表面上气乎乎走着，骂手下人，甚至还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心里头却高兴得直想哈哈大笑。我有种预感，毛一定会派我去处理这事，这样的话我们11名同志必将安然无恙离开鬼城丰都（他们暂时还未离开丰都），因为我很知道他们藏在何处：就在码头警务连弹药库里的11只墨绿色炮弹箱内，我将派出所有人四处搜索的同时安排船只，将同志们划过江去。
果然，被我踢翻的热水瓶渣子还未清理尽，我桌上的电话便响了，我抓起电话（故意对着话筒骂人），听到毛气冲冲的声音，要我马上乘他专机去重庆。就这样，我去了丰都，把同志们安然送过了江。因为没有抓到人（永远抓不到），我自然不能很快回去，所以我又在重庆搁下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行山宾馆陪两个美国佬用餐，我的勤务兵急冲冲跑来向我报告，说毛人凤马上到重庆，现在正在飞机上。我赶紧驱车去机场。机场已候了一帮政界军界要人，经打问才知毛是陪蒋经国来重庆的，我一个小小处长还远不够迎接的资格。
这天晚上，毛忙完了大事，将我喊到他下榻处，一见面就得意洋洋地对我这样说：“你没有抓到共党，我倒是抓到了条大鱼，一条大大鱼，你想是谁吗？”看我摇头，他又说，“是林英，你没想到吧，这个婊子养的！”林英就是你母亲当时的化名。
我说：“林英？不会吧，她不是杨大人的夫人，怎么会呢？”
毛骂：“嘿，什么夫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夫妻，都是他娘的共党！”
我想这下真是完蛋了，可这么会这样呢？我故意套问他怎么发现的，他嘿嘿一笑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力，是那个婊子自己把自己卖了！嘿嘿，是她肚子里的小东西把她卖了，嘿嘿。”说着来来回回走，一边又津津有味地说，“你想不到的，她在生那个小东西时几次昏昏迷迷地呼叫一个叫‘何宽’人名，下面人向我反应这事后，我就想这个‘何宽’是她何须人也，她干吗在这时反复呼喊他？这中间肯定有秘密，有她不可告人的东西。起初我以为这何宽是她的相好，孩子是她和相好私生的。这么想着，我还为杨丰懋感到不平，戴了这么一顶绿帽子。但后来我琢磨起何宽这名字时总觉得很耳熟，像是听说过似的，是谁呢？军情处的老汪给我提了个醒，说是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滩上名噪一时的一个影星，名字就叫何宽。而这个何宽你应该知道是谁，就是我们几个月前曾四处搜捕、后来在紫金山上拒捕被我们当场击毙的那个代号叫老A的共党头子王立。哈哈，这下我把问题想开了，不把她当婊子看了，而是怀疑她和杨的关糸，怀疑他们是共党。于是我派人暗中盯梢水西门公寓，哈哈哈，尾巴就这样露出来了。一天晚上，都半夜了，他们管家，是个女的，突然钻进了他们花工的小木房里迟迟不出来，我的人开始以为他们是在偷情，想去看个新奇，结果看里面根本没人影。这就奇怪了，因为花工明明是在里面的，而且刚才还明明看到有人进去，怎么一下都不见了？盯梢人向我这么汇报后，我想有进就有出，让他们不要打草惊蛇，守它个通宵，结果就守到了，天没亮，两人一先一后从地底下钻出来，哈哈哈，那地底下可有名堂呢……”
我知道那房子里有地道，我们的电台就设在地道里，地道破了自然什么都破了。啊，想不到啊，想不到，你的出世居然把你母亲的身份暴露了。你母亲正是在生你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呼喊你父亲的名字而暴露了身份，照毛人凤话说，就是你出卖了你母亲。啊，一个女人生孩子按说是多么正常的事情，谁想到这……好了，现在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地下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危险的职业，任何一个举动，一个眼色，一滴眼泪，一道喷嚏，甚至一声梦呓，都可能意想不到地出卖你，使你苦苦营造多年的一切毁于一旦，毁于一瞬间，一念间。啊，女儿，我的女儿，请允许我这么亲爱地称呼你，请你不要怪我跟你说这么多，我是决计要跟你说这些的，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你母亲的事情，尽管是一点一滴的，都要尽量地交给你，让你看看，让你记住。我说你要好好地把这一切都记在心上，心的心上，因为你是你母亲唯一的亲人。我时常想，这世上除了你也许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以怀念你母亲的人，她的亲人朋友和战友很多已经在那场战争中牺牲，幸存下来的现在也该老死了，或者说正在死亡，就像我。哦，女儿，我的女儿，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能说的也许还没有丢掉的多，过去了那么多年，我真的丢掉了很多该说的。我为什么不早10年、20年或30年来跟你说这些？那就是我的故事了，你要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会跟你说的。作为一个在国民党心腹机关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地下”，我现在这年纪也许是无法说完我的故事了。（完）说这些？那就是我的故事了，你要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会跟你说的。作为一个在国民党心腹机关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地下”，我现在这年纪也许是无法说完我的故事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