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沉默与爆发·公元1889年
柏林一直活在沉默里。
整个欧洲文明三千余年，文明中心在南方与北方轮转，顶峰一个个交错，只是没有到达德国。强盛的所在在地中海阳光与英吉利海峡间交替，从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再回到亚平宁半岛，只是未曾眷顾巴尔干半岛遥远的内陆。柏林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德国从来不是翻云覆雨的列强之一。
在整整数千年间，德国并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制下有三百余个分立的小国，每片领地属于一个家族，不存在统一的国家，甚至没有统一的民族。在法国、英国一个个建立起强大的行政国家数百年后，德国仍然处于分散的无力状态。国度的统一要等待时机。拿破仑结束了神圣的罗马帝国，1848年革命燃烧到柏林与维也纳，此时建立统一国家的声音已无比强大，但真正的统一仍然需要时间和等待。
这种状态仿佛一种长久的饥饿，在无言中等待，无法满足，在等待中为自己自圆其说。德意志情绪和精神已然自发产生，德意志诗歌和艺术也被哲学家论述，可是德意志国度仍未建立。德意志英雄们似乎要继续等待一个世纪，才能获得与其他国度同样爆发的机会。这种等待在迫切中发酵，酝酿成苦涩而猛烈的共同情绪。
德国终于等来了一曲悲剧的史诗。
铁血俾斯麦之力
德国的历史并不长。这不是说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不长，而是说德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很短。中欧土地上人类生存的历史悠久，据考证，古希腊的很多部族就是从巴尔干半岛迁徙而去的日耳曼种族，他们属于印欧人种，万年前生活在欧亚大陆交界，欧洲和印度北部的很多民族都是这些古人的后裔。古罗马的覆灭也源于大规模入侵的日耳曼部落，这是史上第二次印欧民族大迁徙。
但是这样悠久的民族文明并没有形成同样悠久的民族国家。日耳曼民族在19世纪之前从未统一成国家。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莱茵森林整个封建时代都处于不同诸侯国的统治下。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巴伐利亚、波西米亚，以及无数细小得数不清的国度。神圣的罗马帝国与其说是帝国，不如说是松散的战略联盟，皇帝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势力，也不能插手诸侯内部的王国事宜。最强大的诸侯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奥地利由哈布斯堡家族统帅，靠婚姻继承了大半个欧洲，与其说他们是日耳曼国度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哈布斯堡国度的一部分。能统领德意志的只有普鲁士。
普鲁士在19世纪中叶变成欧洲的重要力量。在19世纪初，它还缺乏足够的对外能力，1806年，在法军的攻击中迅速臣服于拿破仑脚下，人们几乎是开门迎接这位辉煌的法国人。10年之后，在第七次反法同盟中，普鲁士军队和英军联手，在滑铁卢给拿破仑致命的打击。在战后签订的维也纳协议中，普鲁士扩大了疆土，它在欧洲的地位才日益变得关键起来。它的位置在欧洲大陆中央。一面与法国接壤，成为欧洲反法主战场，另一面与东欧诸国接壤，直接面对日益强大起来的俄罗斯帝国。这样的战略位置直到20世纪都很重要。
1848年革命之后，普鲁士国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希望寻求建立新政府，统一德意志。然而什么形式的统一却不容易确定。当时有两种可能性：大德意志，即包含神圣罗马帝国几乎所有诸侯国在内的广义德意志；小德意志，排除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由普鲁士率领余下诸国组成。1834年，普鲁士率先发起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提倡贸易自由，当时除了奥地利与汉堡，其余邦国全部加入了联盟。对普鲁士来说，这是绝好的基础。
德国的统一来源于强力的铁腕首相——俾斯麦。他是德国民众等到的第一位强权人物，几乎凭一己之力实现了统一。俾斯麦于1864年上任，受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一世所托成为首相，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促成德国统一大业。他决定按照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国家，原因很简单，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不仅仅包含奥地利，还包含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的领土，如果将其纳入计划，将使得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变成棘手的问题。俾斯麦决定孤立奥地利，树立普鲁士。很多人认为俾斯麦根本不是一个德意志国家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普鲁士主义者。一切都可以推进，只要普鲁士是主人。他先挑起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获取主动，随后又对法国虎视眈眈。他耐心地寻找机会，如同一只伺服的狼。在西班牙国内的一场动乱之后，继承成为问题，俾斯麦用各种办法支持威廉一世的一位远亲、霍亨索伦家族旁系后裔登基，这引起法国的强烈警惕。在一连串假意敷衍和欺诈的手腕之后，法国终于被惹怒，向普鲁士宣战，这给了俾斯麦渴望已久的机会。如其所料，所有其他德意志邦国均加入战争，和平时不能达成的统一，在一致对敌的紧急中达成。在色当，德意志军队大败法军。1871年1月，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宣告德国统一，登基成为第一位德意志帝国皇帝。
俾斯麦的功绩由此展开。他在法国人的皇宫为德意志帝国加冕，这无疑是最大的羞辱。随后，俾斯麦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孜孜不倦，为德意志的强盛谋划。俾斯麦之前，德国的经济相对西欧非常落后，容克阶层，或者说大农庄主的保守完全跟不上资本主义浪潮。人们期盼强者降临。俾斯麦改革经济政策，改良农耕工具，建设城市，发展资本主义，促进柏林文化，将德意志帝国带入工业强国的行列。他实施圆滑的多边外交策略，用不择手段的毅力和狡猾的刚柔并济让德国维持在有利地位。俾斯麦是历史上最褒贬不一的人物，很多人称其为英雄，也有很多人斥其为反动者。
俾斯麦被称为铁血首相，源于他在1962年说过的一句话：“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议论和多数人投票能够解决的，有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通过一场斗争再解决，一场铁与血的斗争。”他参与过镇压巴黎公社，这使得他成为共产党人最愤怒的敌人。
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都写进了历史。在德国历史博物馆中，我们能看到德意志崛起的整个过程。大篇幅的展览，讲述德国统一的19世纪，讲述俾斯麦，讲述柏林建设和德意志精神在世纪之交的转变。俾斯麦是不可能绕开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本身。甚至连这座历史博物馆也是在俾斯麦时期改建完成。这座漂亮的巴洛克建筑本是一座军火库，1880年改建成军事博物馆。二战后的扩建中，有著名设计师贝聿铭的参与。
俾斯麦在任的时期是柏林建设的黄金时期，在他上任之前，申克尔已经为柏林建了美丽的老博物馆。俾斯麦任首相的时候，博物馆岛、柏林大教堂和其他一大批建筑相继完成。他按照香榭丽舍大街修建了选帝侯大街，柏林成为真正的大都市。
今日的柏林很大一部分是二战后的重建。俾斯麦时代的建筑还有一部分遗留，但大部分都毁于二战时盟军的轰炸，此时能看到的是战后新生。新老建筑的交错让人目睹历史的交错。申克尔代表新古典主义的柏林，他是19世纪初杰出的建筑家和画家，他所设计的宪兵广场剧院和老博物馆都是古典主义的典范。老博物馆中有希腊出土的多种雕塑，博物馆内外形成一体。国会大厦是1894年沃勒特建筑的文艺复兴式样建筑，1945年毁掉，20世纪60年代重建。选帝侯大街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裂的时候曾经被拦腰截断，这条宽阔笔直的大道一端连接国会大厦，另一端连接博物馆岛和霍亨索伦家族教堂、柏林大教堂。在隔绝的时期两边各自发展，如今当壁垒拆除，路的尽头一览无余的时候，清晰可见的差异如同赫然暴露的伤痕。
在柏林的街上走着，想到德国的整个20世纪，人的心里会有许多唏嘘。目睹19世纪的历史种种，也许我们能非常容易地理解当时德国希望统一与强大的意愿。西有法国威胁，东有奥地利与俄罗斯强盛，拿破仑与奥地利的婚姻让普鲁士夹在中央，又没有意大利的富有和英国的工业，没有海军和殖民地，只有代代相传的诗歌，唱着古老的日耳曼英雄。这样的内忧外患成为一种逼迫，越是忧患，人心里希望统合的意愿就越强烈。直到1871年才真正有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从文化多样的角度这或许是好事，但从民族心态的角度则很难说。像瓶子里的魔鬼在等待中许愿，从对拯救的答谢，到对拯救的诅咒，等得太久，所要的回报就要加倍。20世纪是对19世纪的反讽，统一的喜悦化为战争的疯狂，等待拯救等来一场屠杀。也许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还没有人能预见到后世的悲歌。1889年，柏林仍然在上升的希望之中，得来不易的辉煌，欣欣向荣的新的城市，梦想中的金色未来。
德国人为什么深刻
1889年，有几件大事发生。其中之一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到达柏林。他是一个天才，一个预言家，一个饱受精神痛苦折磨的人。他在都灵发疯，抱着一匹受鞭打的老马哭泣，把马叫做自己的兄弟，因此被朋友带回柏林。他的名字是尼采。
尼采是德国哲学最特殊的人物。
从一方面讲，尼采继承了来自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与深邃，走到山巅，而从另一方面讲，他又拥有所有人都没有的个人态度与疯狂。他不像他的前人那样使用全景式的系统语言，他的论著是箴言式的、寓言式的，由格言警句和论断，而不是定义、推理和词语辨析构成。换句话说，他使用的是先知书，而不是牛顿力学的书写格式。
尼采是一位先知，他是最难评价的一个人。他用最嘲讽的语言批评基督教的懦弱文化，但又比任何人更懂得基督教精神。他鄙视大众的庸俗，赞颂英雄精神，但同样鄙视追求个人地位的群众将领。他批评之前所有哲学家，说他们一窝蜂发出冰冷而空洞的“美德的轰鸣”，是“用大话来粉饰”，但他也不认为纯粹感官的、物理的理论能解释事情。他将之前的善恶都抛下，却不愿走到虚无的尽头。
尼采的徘徊是德国哲学进入新世纪门槛时最关键的徘徊。德国哲学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杰出的典范。从康德开始，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不仅仅总结道理，还能从人类历史中找到完整而深刻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深入人的精神深处和历史深处，追问人的意识、理性、心和灵魂，寻找人作出决定的理由，探讨自由与命运，事物纯粹的本质。德国哲学不带有很强的社会训诫感，它从人的内心出发，从思考、理智、情绪出发，将人当作纯粹的宇宙存在。与德国哲学相比，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显得太贴近生活常识，18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则带着太直接的改造社会的冲动。
康德是德国哲学的重要开创者。他想知道人怎样获得认识。他从英国休谟的《人性论》中提出的理解问题出发，将“先验综合判断”作为自身哲学的第一个问题。他用12年的时间思考《纯粹理性批判》，用几个月时间一挥而就，虽然其中有他自己承认的表达缺点，但那并非因为康德逻辑不明，而是他完全清楚自身讨论的问题有多困难。他从正反不同方向讨论自己的观点，像个孩子一样坦诚：“我怀着一种指望，在我像这样从别人的观点不偏不倚地看我自己的判断的时候，我能得到第三种的见解，要改善我从前的看法的。”他诚挚专注的思考，他的深入和广博，他的虚怀若谷的内心，让他的著作有超越时代的深入和独特的魅力。他的三本批判之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即使是哲学学生读起来也不容易，然而两百余年过去，研究康德的人还是很多，有增无减。他对先验知识的质疑与思考，他对道德的界定和反思，他对审美判断的依赖，直到今天还是许多人思考未来方向的重要指引。
康德不认为自己是浪漫主义者，然而他对自由意志的讨论使他赢得浪漫主义的称号。与康德同时代的德国艺术家正沉浸在名为狂飙突进的艺术运动中。18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林格尔写作了一部名叫《狂飙突进》的戏剧，歌德留下著名的以自杀来结束的爱情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席勒用诗和戏剧表达与康德类似的问题：自由、意志、道德理性、独立个人。他笔下的戏剧人物并非如同古典，受一时冲动或命运捉弄得到厄运，他写下更深入的悲剧：人的反抗，对世界、对自然的反抗。在他之后的哲学家费希特也同样热衷于自由，他后期虽然成为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是建立在一种由自身出发定义世界的自由之上。
康德提出的问题为德国哲学奠基。在他之后，很快有了另外一位与之比肩的伟大人物：黑格尔。黑格尔是宏大哲学的真正代言人。他的作品是如此波澜壮阔，以至于接触过其讲述的人，很难不被其全景式画面所打动。他所尝试的是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可理解的框架，从世界的内在、而非表面的细碎观察一切。他所找到的是精神，精神是唯一真正独立的存在，精神的呈现就是我们可见的日常世界。精神的演化决定物质的表现，而精神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渐认识自己。古代建筑是淳朴的世界精神的展现，现代音乐是抽象复杂的世界精神的产物。宏大的历史，源于更为宏大的精神展开。
在这方面，黑格尔很容易被批评。精神听起来太玄，很多人认为黑格尔是“将宇宙想象为一种有灵魂的实体”，因而听上去接近古老的神学。然而黑格尔本身并没有这样故弄玄虚，他没有将其当作人格化的存在，而是清清楚楚地表明，精神是决定宇宙的内在规律。“精神是世界的内在存在。”黑格尔说，“经过发展，知道自身就是精神的精神，即是科学。科学是精神的现实，是精神用自己天赋的要素为自己所建立的王国。”这意味着科学是已经阐明的精神。他没有用规律一词，而是用精神，这并不代表他所指的是某种神灵。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精神是物质遵循的内在基础，但不同的是，黑格尔笔下的精神更具有演化的特征。
黑格尔影响到在他之后的很多代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提出关于冲突的概念，他称作辩证法，一种正向精神与反向精神带来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碰撞、成长、升华。历史冲突是其中内在精神冲突的体现。他将这种必然经历的过程看作净化的必须，它所带来的痛苦是世界本身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冲突在他的同时代人叔本华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叔本华是悲剧哲学家，他的核心观念就建立在这样不可避免的斗争的悲剧上。他同样强调某种宏大似理念的事物——意志，也同样强调意志将自身展现为可见的现象，然而与黑格尔强调精神本身的演化不同，叔本华相信，意志分裂到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事物因此开始经历无尽的斗争。意志总以欲求某种东西为基础，人受其推动，也就总在无穷无尽的欲求中行动。在意志与意志的碰撞中，人遇到毁灭的悲剧，并在这悲剧中看到一种特殊的壮美。
叔本华是尼采的精神导师。他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永不停息，得不到的时候，只能无尽地焦虑与追逐，而倘若得到，就会在厌倦和空虚中更加受苦。“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摇摆。”他相信苦痛是意志的本性，生命问题最终要回到意志问题。
叔本华一生并不顺利。他生前很少受人关注。他与黑格尔同时任教，然而黑格尔的课堂人满为患，叔本华的课堂听者寥寥无几。叔本华的忧郁化为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莫过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滞销的小册子，曾在一个旧书摊的一角蜷缩，无意中被尼采捡起。尼采如获至宝，彻夜通读，从此人生大不相同。
德国哲学就在这一系列解释宇宙的宏大叙事中不断前行。它的脚步已经远远把其他民族落在身后。它从宇宙的角度反思自身与民族存在。在民族忧患与奋发的过程中，反思往往是最深刻的，对民族历史、对人类命运的自觉在这个时候达到**的顶峰。从康德的普遍理性到黑格尔的宏大辩证法，从叔本华的意志斗争到尼采的重估道德，从20世纪韦伯的理性的社会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生存只有在德国哲学中才不仅仅是吃饭与利益的日常琐碎，而化为精神与现象的双重斗争。
柏林大学是世界上容纳了最多深刻人物的大学。它于1810年成立，是世界思想孕育的摇篮。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爱因斯坦、普朗克曾经在此任教，马克思、恩格斯、海涅、韦伯和俾斯麦曾在此就读。如果将大学按照其思想的分量化为重量，柏林大学将把天平压断。柏林大学由普鲁士王国文教主管洪堡创建，他强调自由的理念，强调大学独立于政治经济，在超脱于世的寂静中潜心科学。他的理念得到了柏林大学所有杰出思想家以生命为蓝本坚决的贯彻。
柏林大学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拆分的时候分为两处，民主德国柏林大学改名洪堡大学，联邦德国又成立一座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是柏林大学的主要继承者，如今两所大学仍独立运行。今天在洪堡大学的院墙之外，能看到朴素的思想者雕塑。校门很小，校园静而简单，通道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旧书书摊和流连的学生可以让人看出这是一所大学。大学本身是如此低调，没有宏伟的大厦，没有张扬的门楼，草坪和雕塑色彩单一，却有一种静穆标志自身的力量。在阴雨连绵的柏林苍穹下，思想用历史塑造自身，不需要任何多余修饰。
被误读的超人
历史走到尼采，也走到精神斗争的顶峰。
1889年，就在尼采因痛苦而发疯的同一年，就在韦伯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俾斯麦下台，另一件是希特勒出生。
历史总是以最吊诡的方式呈现自身。俾斯麦是德国第一个富有争议的强力领袖，他可能没想到，在他之后会有更极端的另一个人。尼采曾呼唤强有力的超人，韦伯曾着力研究官僚体制的优势和它对人的精神控制的铁笼，可是他们恐怕都没有预料到，德国的历史会以扭曲的方式上演超人与官僚制最可怖的结合。
尼采是最被人误解的一个人，他的理论核心是对强有力的精神的渴望。这种精神的本质是超脱与独立，它本身就是理想，不依赖于遥远拯救的假想，不屈服于软弱者的谦恭与悲伤。“处于突出地位的乃是充实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强力感、高度紧迫的幸福、希望给予和赠与的富裕意识……喜欢对自己严厉而苛刻。”这是精神高度发达者冷傲的内心。他不在意温情与社会约束，他“生活在广袤而高傲的平静之中，永远超越”。
尼采被后世很多人诟病，因为纳粹曾经将他关于高贵的论说妄加阐释，作为自身的依据。尼采希望超人诞生，纳粹就将自身当作历史的超人。尼采说过一些有歧义的话，赞扬凶猛的精神和强者的权力，这使后人很容易将其当作种族主义的支持者。可是这不是尼采的意思。他从始至终都反对狭隘的民族仇杀，他的超人是看透了这一切仇杀之人。因为民族情绪总是庸众的集体情绪，而他所赞颂的永远是超脱的精神个体。“保持四项美德：勇气、洞察力、同情心和孤独。”尼采说，“孤独作为一种把我们引向纯洁的崇高趋势和倾向，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美德。”他赞颂的永远是孤独，不是国家机器，“国家的一切都是假的——他用偷来的牙齿咬人。”
超人不是超过一般人，而是超越一般人。一般人屈从于自身的欲望、情绪、胆怯、狭隘的仇恨，而超人能用自身的意志战胜这一切。超人不在意人群中的安全，他独自隐居修行，走向精神的高山之巅。这样的人超越了人的本能。尼采所崇敬的民族不是国家中的一般人，而是穿过超人之桥，到达没有国家的地方，成为精神上的民族：“一个叔本华所说的与学者共和国相对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穿越空寂的时间间隔，向另一个巨人呼唤，从容地继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尼采呼唤高山之巅凛冽的空气，呼唤寒冷的苍穹中的精神飞翔。“一旦生命应予拔高的时候，就应该加以拔高”，“就是现在！好吧！现在，要紧咬牙关！睁开双眼！”
尼采最后在孤独中死去。
德国的哲学有着悲剧主义的气息。这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个人与历史悲剧的命运：一个人可以看清历史，但还是会被历史卷入其中。
悲剧成就了德国精神。尼采所崇敬的另一位伟大的人物瓦格纳，更是将悲剧凝固在永恒的音乐之中，将英雄气质凝固在这无尽的悲剧斗争中。德国音乐是最深邃的音乐，从贝多芬开始的史诗从未间断。勃拉姆斯保持着贝多芬留下的古典传统，又加入自身的沉厚与悲伤。瓦格纳是新音乐模式的开创者，同时代者称其为丑陋，后人却迷恋沉醉于他的宏伟，他修了自己的剧院，为自己音乐中永不解决的斗争留下永恒的舞台。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壮丽，开创交响诗的篇章，如同阿尔卑斯山顶的空气，磅礴冰冷，构成历史长卷一般的恢弘诗篇。这些音乐是永恒的悲壮经典，永远翱翔在人类的音乐天空。
如果有机会，可以在柏林听柏林爱乐。柏林爱乐的音乐厅构造朴素，黄色简单的外墙，远不像世界其他一些音乐厅那样奢华，可是从那里飘出的音符，足够为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绘制一幅瑰丽的画卷。
柏林的许多角落充满了伤痛的痕迹。破坏与复原，反反复复。就连标志性的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与马车，也经历过失败与被劫持的**，许多年后才复归原处。菩提树下大街见证着兴衰与荣辱；柏林墙刻写着曾经的分裂；国会大厦用威严的典雅，记忆着纵火案的疯狂；纳粹在这里留下废墟，记载着曾经激进的宏大规划。
相比其他城市，柏林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清冷。或许是因为柏林在二战受到的轰炸惨烈，至今仍有痕迹，或许是因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隔离的日子太长，城市保持了悲伤，也或许是因为德国的艺术与哲学一直保持清冷的色调，深刻而忧郁，弥漫到街上，就形成一种独特的气息。这是一个让人肃穆的地方。战争与分裂毁掉这座城市的梦想，但没有毁掉它的气质。
尼采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性格，与其说表现在这个民族的伟人身上，不如说表现在这个民族认定和尊崇这些伟人的方式上。在其他时代，哲学家是最敌对环境中的一个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不是悄无声息地潜行，就是握紧拳头去挣扎。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
在我们看来，在德国人那里，哲学家同样不是偶然的。1889年，还有另一个人出世：海德格尔，他从前辈手中接过德国哲学的衣钵。这连绵不断的思想传承，对一个民族来说，绝不是偶然的事。
一个民族的深度决定了它的方向。德国在战后的严谨与承担让它获得重生的力量。这是让所有人敬重的力量。时间洗练一时的疯狂，留下恒久的超越的思想，永远在纸张中闪烁。将悲剧的历史剔除，柏林仍站在人类的精神山巅。
旅游指南
交通方式：除了飞机，火车也是强烈推荐的方式，德国铁路质量很高，有套餐可选。柏林市内交通首推地铁，作为从1902年即开通地铁的城市，柏林地下交通网四通八达，分3区共10条线路，价格不等。
推荐景点：
1.选帝侯大街：俗称“库当大街”，二战中受到了猛烈的轰炸。1871年德国工业迅猛发展，俾斯麦受了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启发，决定在新首都修建这条林荫大道。
2.勃兰登堡门：1791年竣工。拿破仑曾趾高气扬地穿过此门，将“胜利战车”当作战利品运到了巴黎，1814年，布吕歇尔元帅凯旋，又将它带回了德国。1918年革命队伍通过此门进入皇宫，宣布共和国成立，纳粹部队也在此举行过胜利阅兵式。
3.菩提树下大街：1647年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威廉设计，19世纪建筑师申克尔设计古典建筑，宪兵广场剧院为代表。1933年，纳粹在倍倍尔广场烧毁两万多本书。
4.洪堡大学：洪堡大学1748－1766年间修建，约翰·鲍曼为海因利希亲王设计。
5.德国历史博物馆：曾经的军械库，德国最美的巴洛克建筑。
6.博物馆岛：老博物馆，申克尔设计，有众多雕塑。帕加马博物馆，帕加马大祭坛一部分，1878年希腊城市出土。旧国家美术馆，18世纪至20世纪书画。
7.柏林大教堂：建于1894年，纪念威廉时代辉煌历史的丰碑。霍恩措伦家族家庭教堂。
推荐阅读：
《浪漫派》
【德】海涅（1797—1856）薛华译
海涅在巴黎从1830年住到1856年逝世，他认识巴黎的许多作家和音乐家，也全程参与了巴黎浪漫主义发展的高峰，可是海涅内心仍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他说法国的浪漫主义是希腊罗马古典的延续，而德国的浪漫派是中世纪浪漫史诗的延续。他热爱《尼伯龙根之歌》奔腾澎湃的巨人**，他说那是“小巧的、温文尔雅的人物”难以想象的。
这是德国悲剧**突飞猛进的延续。
“中世纪的一切，个别的建筑物以及整个国家和教会大厦，都是以对血的信仰为基础，而我们今天的全部设施都建筑在对金钱、对现实的信仰之上。
“德国现在行动起来了，绝非出于轻浮的快乐，而是遵照必然性的法律……虔敬信教、平静无事的德国！它痛惜地向留在身后的过去时代看了一眼，再一次深情地向那个古老的时代弯下腰去，与它吻别。”
《叔本华与尼采》
【德】西美尔（1858—1918）朱雁冰译
西美尔是德国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对货币、时尚、道德的社会学研究使其成为对现代社会洞悉最透彻的社会学家之一。
这本书是西美尔1902—1903年在柏林维多利亚女子中学所作的一系列报告的讲稿。很惊讶柏林当时的女子中学会开设这样深层次的讲座，但庆幸的是有这样的讲座，让西美尔付出了持之不懈的努力，将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以尽可能明白的方式呈现到我们眼前。
叔本华和尼采的相似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对悲剧和瓦格纳的热情也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他们不同的是，尼采相信一种人的进化，并把意义寄托于其中。而叔本华并不以此为信念。西美尔更欣赏的是叔本华，叔本华的“否定性”是跳出了历史局限的更深的观照。
“对一个终极生活目的的需求并未丧失。叔本华的哲学是对现代人的这种状态之绝对的、哲学的表达。他哲学的中心是，世界和我们自身固有的形而上本质在我们的意志中得到它全面的和唯一决定性的表达。对叔本华而言，生命由于其本身的意志，最终注定陷于无价值和无意义的境地。
“与叔本华相反，尼采从进化思想创造了全新的生命概念：生命从其自身出发，从其最本己、最内在的本质看是上升、增多，是周围的世界力量向着主体日益加强的集中。生命本身便可能成为生命的目的。”
《经济与社会》
【德】马克斯·韦伯（1864—1920）林荣远译
这算是韦伯的最后一本书。全书两个部分，分别写于1911—1913年和1918—1920年两个时段，于1920年韦伯去世后由其遗孀整理出版。它可以说是韦伯多年思想的积累，一方面是对社会学概念的整体范畴梳理，另一方面是讨论宗教、市场、法律、政治共同体的具体社会学，厚重的著作很难读完读透，但绝对是一本值得时常取出并学习的经典。
对于思想家的浩瀚与洞察，最直接的体会莫过于读到那些精准深刻得令人悲痛的警告性预言。思想家因为洞悉过程的实质，所以能指出问题所在，推导出可能的恶劣结果。他们或许希望这样的警示能让世人觉醒，然而事实往往是，即便他们发出声音，历史还是无可阻挡地掉入了他们预言的深渊。而这是他们最悲凉的伟大。
“民主化的消极意义是让蛊惑性的政客获得权力，而其积极意义在于政治领导人不再会仅仅被寡头们所垄断。独裁专制特有的手段就是公民表决，它不同于平常的选举，而是相信自己信赖的人具有领袖使命。
“一旦当官僚体制消极对付议会的干涉，国家则会成为‘极权国家’的一个变种……对官僚体制的监督也就成为议会的第一个基本任务……需要议会能够召集专家和查阅档案，以此来对官员行为评估，即议会必须具有调查权。可惜，德国帝国议会并没有这项权力。”
（全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