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李师长说：你回家还有事情？
我倒没关系，不是耽误首长休息嘛。
我常常读书也要读到下半夜的。
我母亲知道李师长心里有多乱。这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是头一回为个女人心乱。
我母亲说：横竖是走不了，不如师长考考我功课吧。
李师长吃惊地问：我考你功课？他的意思是，我能考你功课还会请你来这里吗？要不是有这么个抄写讲稿、文件的由头，我们有什么借口常相会呢？而且相会在今晚突然发生事变，已成了幽会，因为楼下两个小子把我们围困在这里，封锁了我们的进路或退路；他们真下棋也好，假装下棋也好，现在我们陷入重围，局势很吃紧啊。
我母亲假装看不出李师长既舍不得立刻送她走，也恐怕挽留她时间越长，他越没法交待。她装得对李师长毫无想法，斜起脸看着他说：师长考我鲁迅吧。
李师长听着哪条巷子里有馄饨担子的梆子声，心想真的是不早了。他无心无绪地问她最喜欢鲁迅的哪篇作品。我母亲本想把从刘先生那里听来的评论学舌一遍，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学识显摆得恰到好处，再冒点尖，李师长这样的男人很可能会不喜欢。其实大部分男人都不喜欢太逞能的女人。女人最好拿书本学问来做修养，修饰一番气质，陶冶陶冶性情，但绝不拿它来做实事，更不能拿出来压男人一头。大男人是小女人树立起来的，女人只有本分地使自己“小”，男人才“大”得起来，男女间才有太平，才有秩序，才阴是阴阳是阳。李师长这样的男人，天生要做大男人的，你要“大”过他，乾坤便是颠倒了。因而我母亲说：我读了几本，都是半懂半不懂，所以才请教师长啊。
李师长心里说：能读下来就不简单。鲁迅再大个秀才，碰到我这个兵，什么都讲不清。他的书再深，对我等于一本识字课本，还是不称职的识字课本。李师长当然没告诉我母亲实情：他用鲁迅来默生词，练造句。因为它里面的词对于他几乎个个都生。
我母亲裹在李师长呢子大衣里；在它沉甸甸的怀抱里显得嫩极了。李师长知道如此下去，越来越不是回事情。他越是觉得她年轻美丽，一好百好，事情便越是不妙。他心里恨恨地想，老子什么鬼门关没过过，今天老子还真过不去这美人关？
我想李师长肯定不知道这种又疼又痒又舒服又受罪的感觉叫爱情。他一个行武出身的人头一次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不舍得碰她，又不舍得不碰她，要真去碰她，他是否碰得不得法。这样一个乖巧漂亮的小东西，他肠子都在疼她。
但我想我母亲当时知道要十分小心，讨得欢心容易，保持这份欢心却不易。她和李师长没有任何接近的理由，他明天万一给指派到哪里去打仗，什么都会断掉。要想建树起他对她至死不渝的眷恋，她功夫还要下得大些。我现在明白，我母亲真是无师自通，做女人的才华是罕见的。这样的女性才华发挥得最佳，便成了依娃·庇隆，嘎拉·达理，杰奎琳·肯尼迪。稍次些的，便是南希·里根，薇拉·耶勃可夫、戴安娜王妃。这都是赤手空拳，仅依靠自己做女人做出的成绩，赢得了女人所要的整爿天下。如伊丽莎白·泰勒、麦当娜之类，就不算极品了。她们还得靠姿色和演技亲自南征北战。而我母亲起码有着跟依娃·庇隆相当的认识水平，出征去征服一些伟大的野心勃勃的男性，不靠身外的一技之长，甚至连姿色都不那么要紧，她们凭的就是一点：她们是女人。她时刻不忘怀这一点，不断完善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做足功夫，使这一点的每一滴资源都得到彻底的开发利用，一本万利的获取。大手笔的女人不是去学男人们的本事，同男人们抢饭碗，最后把男人们弄得半失业而只得向她们言和投诚。最棒的女人是伺候着男人们去征战，而夺下的江山归她们守。尽管我妈妈当时太年轻，这些认识尚未升华到理性，她毕竟已有了敏锐之极的本能，那种做杰奎琳的原材料，在她身心中早已是条丰富的矿脉。她明白对男人来说，女人不能俗不可耐，也不能雅不可耐，如果她真把刘先生的鲁迅评说背下来，再背给李师长听，他会对那个雅不可耐的女人不求甚解地赞美一会儿，后来发现对她的海阔天空失去了做大男人的良好感觉。那么好吧，把她留给比她更海阔天空，能在她面前找得到良好感觉的男人吧。因此我母亲在越洋电话里只问我是否有追求者，是否不止一个追求者，是否把追求者们都摆得平。她从来不问我学校里的事，首先她知道我这方面向来不用她操心，其次她认为学业事业对女人来说都是业余活动，是暂时的过渡，女人永久性的专业，是做女人。好好做女人，再点缀些学识，佩戴上学位，最终才能找到个优秀男人来帮你实现这份功业——一个专业的、纯粹的女人。全世界仰慕杰奎琳不因为她演艺卓著或才貌双全，而是因为她未被任何职业污染，未被任何才华异化，而把女人做到了最高级别，做到了最佳境界，做成了女人中的女人。
我母亲在李师长心里引起的柔肠寸断，便是她那“女人中的女人”的信念和素养。信念与素养浮到我母亲十八岁的身姿、肌肤上，渗透她周围的气氛。因而我认为最美丽的女人不是她自身，而是她营造的美丽氛围。美丽的气氛才能感染他人，纳他人于内。
李师长十二点钟送我母亲下楼时，脚步毫不放轻。他忽然变得谈笑风生。我母亲马上同他配合起来，发出明媚的笑声。她想李师长一定是做好了打算，跟她的事怎样去进展。她在钻进吉普车之前同他握手。李师长在她头顶拍了一下说：小丫头，仗还在往前打呢。
很会听人话中话的我母亲，这句话却没听懂。她说：师长还要上前线？
李师长笑笑，问：你怕不怕打仗？
我母亲两只清亮的眼睛看着李师长。这时已不是李师长在握她的手，而是她将自己的手留在李师长手里。她眼睛越来越清亮，李师长一看，坏了，已经让他英雄气短的少女竟眼泪汪汪起来。她声音都哑了，跟大病中似的。她说：我怕你去打仗。
李师长头一次听她称他“你”。他嘴唇紧了一下。然后拉开车门。我母亲见李师长犹豫一秒钟，竟跟着上了车，坐在她身边。司机听他简短地吩咐一句，便把车开动起来。
车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李师长正襟危坐，目视前方，我母亲也不去靠椅背。
车开到我母亲的那条弄堂口停下来。李师长目送我母亲下车，对她的道谢略略一笑，挥挥手。我母亲又去向司机道谢。她是个滴水不漏，方方面面都周全的女人。李师长这时突然开口了。他说：打仗是好事喔。
母亲知道他心里和她的对话始终没断。但他出来这么一句话，让她相当意外。我猜我母亲毕竟对农夫出身的李师长不熟悉，若换了刘先生，什么都不会超出她的预期太远。
我母亲在过后的几小时一直在想李师长的话。她在窄小的床上翻来覆去，一直到早班电车“咣啷咣啷”地响着，车灯从我母亲斗室的天花板上扫射过去，才把她心中一个结论照亮：李师长不会去前方打仗了，他的前途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折。她已经从她为李师长抄写的文稿中，从司机和卫兵那里，得知李师长仗打得多么好，多么是块帅材，多么英雄逢时。但她没法知道什么造成了李师长的转折，而转折究竟是否对他有利。要紧的是，是否对她有利。
接下去的几天，吉普车又来过，却只是送来一些请她抄写的文件。又过几天，文件也没了。我母亲便坐了电车，又坐人力车，花了三四个钟头，才把方向摸索正确。因为每次车接车送，总是从楼下到楼下，她甚至连那座三层洋房在哪条马路哪条弄堂都没弄清楚。等她终于找到李师长住处时，天都暗了。并下起雨来。
我能想象我母亲当时的狼狈模样。她完全不像去寻刘先生那回，精心装扮，稳扎稳打。美丽青春加魅力，从从容容端在心里，只等刘先生毫无防备地一露头，她那大把美丽大把魅力冷不防朝他发射。刘先生当然立刻给打蒙。而这时她却小脸发青，淋湿的头发从太阳穴往下滴水。身上的旗袍和袜子都不够干净挺括，挨雨一淋便有几分穷气了。我感觉中那是件黑色带小红花朵的旗袍，该是年轻娘姨到小菜场去穿的。
警卫站在岗哨上，说：这里是军队驻地，不准任何市民进去。我母亲口气还是蛮大的，她说她是李师长的客人进这里都是车接车送。警卫那张青年庄稼汉的黑脸木呆呆的，眼睛看着我母亲身后一根电线杆说：那你就让车接你进去吧。我母亲气得要哭出来，说：你去告诉你们李师长，叫他派车开三步远来接我！警卫说：你不要跟我胡搅蛮缠，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李师长。
我母亲这才明白，李师长的出现和不出现都是她无法控制，也无从追究的。她和他接近，是他允许的；他不允许，所有的接近都会立刻中断。曾经那些接近积累的熟识，那各自心里有数的缱绻之情，都会随这个中断而不作数。她一个小包袱闯进大上海，路从来都是通的，她却闯不进这个荒芜的院墙。孤单单闯荡了几年的我年轻的母亲，第一次感到自己原来是多么孤单。
她湿淋淋的像只小野猫，调转头慢慢离开那座洋房。它是黄褐色，原色该是乳黄的，墙根生着碧绿的青苔，墙上贴了一张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标语的红纸被太阳和雨水漂白了。它在我母亲眼里是一座城堡。可能比那还宏伟坚固，是座宫殿。女性都是向往胜利者的，我母亲在这方面尤其典型。或许从修养到性格再到人品，李师长都不及刘先生，而刘先生不是从几个大战场驰骋过来的胜利者。我不知刘先生在失去我母亲时是否意识到这残酷的天条：女人眼中的胜利者总是英武骁勇的，总是最雄性最可依附的。
我母亲回过头向三楼望一眼，真的像在膜拜了。她原本只是无意地一回头，一抬眼，却一站站了很久。等她感觉到雨水已打到骨缝里，她才收回目光和颈子，打算离去。这时却听有人叫她的名字。叫她的正是曾经在医院见过的那个小卫兵。他青光头皮，两个赤脚一路溅起水花从楼里跑出来，边跑边喊她，一手拎一只黑布鞋。
我母亲跟着两手拎鞋的小和尚头卫兵进了楼门。小和尚头告诉她上三楼去，师长正在等她去帮着起草一份报告。她上着潮湿气味浓郁的楼梯，心脏在里面撞着一层薄薄的胸腔，非要撞出来似的。
李师长见了她就说：洗把热水脸吧。
他叫卫兵打来热水，拿了一条崭新的毛巾。又叫他去拿一套干净衣服来。我母亲在浴室里洗完脸，又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她发现李师长给她换的是一套家织白布的衬衫和军裤。衬衫是细针细线缝的，是个从来没见过西式衬衫的人想当然地在一件农夫小褂上安装了袖子、翻领、胸袋。胸袋上还用红线绣了李师长的名字和一颗五角星。我母亲用很宽的牛皮带凑合束紧裤子，衬衫大得如一顶小帐篷。
她走出浴室时，李师长说：你这样穿也怪好看。
我母亲说：要不是太大，恐怕蛮好看的。
李师长说：像我们队伍上的女小鬼。
那我能不能到你们队伍上来呢？
你想来？
嗯。
李师长不吱声了。起身脸对窗子点了一支烟。他刚才就从窗子看见她怎样被挡驾，怎样灰溜溜调头离去，又怎样回头眼巴巴看着这个窗。他和她脸对脸相峙了好几分钟，只不过她在明处，他在暗处。他对着窗外说：你怎么站在雨地里傻挨淋呢？
我母亲一声不吭。她看李师长端起茶杯，凑到嘴边，发现杯里是空的。她提起茶壶，走过去。茶杯和茶壶都是粗大的物什，我母亲却把茶倒得细声细气。她把茶端起，递给李师长。那种默契，像俩人前生百般恩爱过。
我一直怀疑李师长这时还是否坚持不碰我母亲。她纤巧地捏着杯把，李师长是连同她那双手一块儿接过去的。那时李师长那么绝望，活到这时才明白女人真正能给的甜头该是什么滋味，却刚一品尝，就要他戒掉它。我有道理推测这个场面：他顺势把她的手握住，茶杯不知怎样就被搁下了。他把她顺势拖进他怀里，感到她娇滴滴的曲线即将化在他手掌里。
我母亲吃惊地看见李师长鬓角有三四根白发。她绝对没记错：他不曾有一根白发。
也完全可能是这样，除了他的身体，他其余的一切都触碰了她，紧紧拥抱了她。那个时代这样来历不同的男女间，一步到下一步之间，可以隔千山万水。他们自己把自己和对方相隔开，荷尔蒙只会更汹涌，感官只会有更充足的快感或痛感。谁也不碰谁，感官却一潮接一潮地升涨，却永远够不着岸，那感觉当今的男女是没有福分去享受的。当今的男女牺牲了太多极棒的感觉。
李师长声音苍老地说：坐吧，我有话和你谈。
我母亲看着握着生杀大权的男人仍是面朝窗外站着。她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张气味老旧的沙发上。她总是坐在这个位置，今天头一次发现它的弹簧顶出坐垫儿，如同竹园里梗出地面的竹鞭。她一点催促他的意思也没有。
他说：我看你是个不错的小鬼，我有个下级人很好，就是你在医院见过的马团长。他是胶东人，个头大大的那个，记得吧？
李师长此刻已转过脸来。但我母亲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窗外雨停了，晚照黄黄的，因此李师长的表情完全在黑暗的影子里。
我母亲平静地看着她两脚前面的地板。地板上深红的漆已斑驳。她摇了摇头，表示她不记得这么个马团长。
李师长说：马团长很快要提拔，恐怕我这一师人，就是他来带了。
我母亲问：那你呢？
我要走了。
南下打仗去？
军队的事情，多半是秘密。
还是去剿匪？
李师长打断她的思路：这些事你不要问。
我母亲像那种顶懂事的孩子：受了委屈，却一点都不想让大人们察觉她在全力忍受。而大人看见的，就是她克制力之下的冲天委屈。
马团长是个好人，家里也没人了，都让鬼子杀光了。原先有老婆儿子，现在他就单身一人。
我母亲点点头。她已经明白她穿在身上的这件衬衫出自谁的手。李师长夫人的手艺。
李师长闷声的长叹给我母亲注意到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明天是星期天，你跟他来我这里见见面，坐一会儿。
我母亲一声不吱，一动不动。
你要愿意，可以参加队伍，做个文书，说不定会派你做个宣传干事。
我参加了解放军，是不是还能见到师长呢？
见不到了。
我母亲猛地向他转过脸。她这时的脸全在光亮里，白得半透明。湿漉漉的头发环绕这个小脸蛋，让李师长五脏都疼她。她的模样这时要搁在我身上，摆在翰尼格教授眼前，一定把奖学金弄到手了。
这没办法呀，小丫头。
我母亲就让李师长看，他怎么把她伤成这样，让她心碎成一串接一串的泪珠子，噼啪噼啪往地板上砸。一会儿，地板上就聚了一小池泪。
李师长哪里吃得消这个？他快步走进浴室，拿了那条新毛巾。他把毛巾递到我母亲手里，一面说：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母亲的泪越擦越多。她有个奇特的本事，哭的时候鼻头不会红，因而掉泪绝不影响她的美观。
李师长走过去插上门闩。又走过去，反剪双手，两条长腿威风凛凛地叉得很开。
小丫头，你知道，大军一进上海，就开始整肃军纪。我不能只整肃下面，自己作风上不清不楚。我有老婆孩子，共产党反对一夫多妻，我是老共产党员了。你说我能咋办？
我母亲点点头，完全是个打掉牙往肚里咽的乖孩子。
李师长又说：名义上是调任，其实我他娘的心里清楚得很，就是处罚我。有那么几个王八蛋就是眼红，我一颗枪子儿没挨过，打一仗升一级。还有上海小姐送上门给我搞！……
我母亲觉得这话实在粗得可以，相当王八腔的。但她这个当口儿上也顾不上挑粗拣细了。
她说：你为我受处罚了？
李师长冷笑一声：表面上还升迁了呢。派我去淮北，领导治淮，副省长级别。
我母亲一听“副省长”，心里一亮。
她说：那我跟你去。
轮到李师长不吱声了。他想，妈的，未尝不可——我没犯王法呢就按犯王法论处了，不如就犯犯这王法。反正老子已经折了兵，夫人赔不赔进去，全在我。
李师长顶恨戏文里的陈世美，他这时候突然觉得陈世美有陈世美的三分道理。
他很快把我母亲送回家了，他需要一个人头脑清醒地好好想一想，做陈世美值不值，要做的话，如何去做。他对他媳妇没有任何记忆，但她最后跟在他马后面追赶他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上一下一下地剜着。当然剜得深剜得狠的，还是我母亲静悄悄流泪的小样儿。
我感觉泪水迟迟疑疑地淌在我的面颊上。肯定不是我的泪水，肯定是我母亲在我体内的延续使眼泪勉强凑够了分量，在我说到“离乡背井”时流下来。我一直在对翰尼格教授讲我如何揭不开锅，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打工资格，只能在中国餐馆受剥削遭压迫。我甚至眼下连受剥削都受不成了，那份菲薄的薪水和一餐免费晚餐都已被剥夺。下面就只有饥寒交迫，喝芝加哥最充足的西北风。
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满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
他端起我为他倒的矿泉水，牛饮一阵，这才想起他怎么跑了题。他该对我流泪这个局面做点什么才对。
他拿了张不太干净的餐巾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跟李师长递毛巾给我母亲的动作基本相仿。
我接过餐巾纸，心想它不够干净可别把我眼睛擦发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转到我侧面，屈下身，搂了搂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不必和他计较的，美国男人看见女人流泪，一般都是先递面巾纸，然后上来搂抱一番，同时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等着他结束这套成规的安慰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