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那真有趣。你跟我的女儿这么像。你不要乱吃安眠药。
我嘴上回答着刘先生有关安眠药的严肃询问，心里却很不严肃地想，他有没有跟我母亲春风一夜过？我母亲的初夜是不是丢失在他那里？假如在他离开中国之前，他和殷恬菁做了一场大爱，刘先生失眠的基因进入了我的母亲．潜伏了十来年后，突然参与了我父母对我的制造。这的确比较有趣。我一面独自有趣着，一面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总是低级趣味，有着过于发达的粗鄙想像力。一个好好的刘先生，也在我这想象中丢掉不少体面。我这方面真没办法。
你要多运动。我女儿的失眠跟她缺乏运动有关系。
是吧。我说：我会尽量多运动的。我心想，你女儿的动叫“运动”，我的动叫“劳动”。两个阶级，两个性质。刘先生三十多岁就接受了父亲在南洋、香港的遗产，四十多岁就开始做寓公。他写些不疼不痒的散文、诗，后来成立了一个话剧社，自己出钱演戏。他还在百老汇周边玩了十多年，结果有个抗日的戏被人翻译成了英文，演了十场戏，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五十多岁的刘先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游击，十几个电影剧本至今仍在各种经纪人手里，被各种正牌的或冒牌的导演们一时垂青，一时又抛弃。潇洒清高的刘先生不仅票戏、票艺术，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未实现的，将实现的，已错过的。我的母亲是他梦想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像刘先生这样的富贵家族，每隔一代两代，总会出个品格高雅，不屑钞票的败家子。这样钱也好权也好江山也好，就会按它自己的兴衰规律去调整和平衡。
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来看一场实验话剧。他问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馆，听听交响乐。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业到时候还这么稳定。我嘴上说：那太好了！我请您吃饭！
刘先生乐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我这么慷慨当然知道刘先生绝不可能要我请他下馆子。辞掉餐馆工作，我只能等刘先生来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刘先生聊了半小时。我在三十分钟里每一分钟都出一身汗，因为我发现自己精神跑得厉害，生怕不小心张口说：托尼，借我一千块钱吧。
我在刘先生的电话挂断后，在卧室里团团转。已经是深夜，我一面听着牧师夫妇单调、中速的做爱节拍，一面踱着步打腹稿。我要写封信给刘先生，告诉他我经济上的狼狈，请他借给我下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这不比我妈当年给他写绝交书容易。
我给理查·福茨打了个电话，是他办公室的留言机接的。我口气简短有力，只说我需要立即见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师夫妇都没睡。我刚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门锁就从里面拧开，然后我看见了牧师太太惊惶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摆出微笑的形状，眼睛却白热地瞪着。
我问：你好吗？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账了。
很好。她马上回过头去看牧师，礼貌顺着惯性从嘴里出来：你呢？
我说；很好。这时我发现牧师已迈着长腿捧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俩人就这样一前一后一高一矮站着看我解下围脖，摘掉帽子，脱掉靴子。我和他们仍在进行礼貌废话。比如说：天气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后我穿着又冷又湿的棉袜，跟他们夫妻俩面面相对站在门厅里。双方都客套得累坏了。我想说：这个月的房租我下礼拜保证交。想想算了。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么保证都说明问题。我还想说：出什么事了吗？他们会想这人看上去挺谦谦君子，其实是个泼皮无赖——白住房白用水电，在房东和房客之间还能出比这更坏的事？
牧师太太又急速看牧师一眼。那意思是：你不说我可不客气了。
牧师终于开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触？
怎么了，他们找你们麻烦了？
不是。是这样，今天下午一点钟，我妻子在留言机上听到一段很可疑的声音。你来听听就知道了。
我被他们领到起居室。牧师伸出修长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机的倒带键上。俩人以一模一样的表情听着机器沙沙沙响起来，不久出来一个喉音极重的男低音。说：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然后是个年轻些的男声说：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才找到。你听我怎么样？男低音说：还行。你听我呢？年轻男声说：不怎么样……机器“咔哒”一声停住。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眼睛瞪得跟他们一模一样。
牧师太太说：大概在它发生二十分钟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他问我你的作息时间，夜里一般是不是都住在这里。
牧师说：他还问你有没有把朋友和熟人带到这所房子里来过……
我告诉他我们的房客跟我们一向有契约的，都不会违背契约带人回来。牧师太太显然对这场莫名奇妙的事有些不高兴。很可能她在我进门前正发我的牢骚，连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开了炉子没关，把炉于上面橡木吊柜的底子都烤得发了黄。小半辈子没讲过人坏话的年轻牧师太太把所有的恶声恶气攒足，全用在我这儿。
我说：那这留言机上的对话是怎么回事呢？
夫妇俩一模一样地耸耸肩。
牧师说：从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们正在调试窃听器。就是说，他们已经听了我们家的许多私人对话。他们已经侵犯了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权益。
牧师脾气很温和，愤怒都是和风细雨的。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牧师太太手指指留言机，如同指一摊秽物。
我听起来，像是两个拿报话器的人在通话。像两个警察。我说。心里咬牙切齿：便衣福茨实在万恶，他折腾到最后可能是将我撵到冰天雪地的大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师微皱着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缓缓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灌输到人们脑子里和行为里，他的灌输失败，才会轮到FBI们去忙。他现在轻微感觉到失败。
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
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成膜见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枝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太说：（满脸赤红）哦，看上帝份儿上请闭嘴！……牧师说：能让你快乐我很快乐。牧师太太说：我也是。（在电话筒上做一个亲吻的吧唧声）我等着你，早点回来。牧师说：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师太太咯咯乐着，说：你最好闭嘴！……“他们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们干吗窃听他们的电话呢？”我换成英语和他争。讲中文我没那么理直气壮、直截了当。
“你看看！我问你，谁告诉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见我一点都不信，他又强调地说：“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听头吗？！”
“那你们还去听？”
“谁说我们听了？”
“不听你怎么知道没听头？”我在这儿等着你哪。
他一看，进了我的逻辑圈套，叹息地笑了一声。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惟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国大概是惟一把冰冷当做美味的国家。冰冷使完全彻底的寡淡无味变得不再寡淡无味，它给你的味觉带来的刺激强过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他撕开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里，又呷一口，还是提不起胃口，又撕开一只小奶杯，将浓浑的奶油倒进咖啡。他无精打采地搅动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无精打采。
我说：“我正在写三门功课的学期终结作业，如果我现在被撵出来，我这三个作业很可能做不下去。这么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儿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么办？”
“在牧师家好好呆着。他们烧暖气不抠门儿吧？一般牧师都挺抠门儿。美国有句俗语形容人贫穷的程度：那家伙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里的耗子更穷。”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边，这时定住了，脸从杯沿上端来看我。
我说：“教堂里的耗子好歹还有教堂。它们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着，让我想想——”理查·福茨说：“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么？”
“我说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个教堂！那地方专门收留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的留学生。那里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给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机打断。他急忙摘下呼机，看一眼，两道剑眉拧成一道。“怎么搞的？又是托儿所！”
“那你快去回电话吧。”我做出告辞的样子，把围脖往身上一搭。
“绝对是个好主意——那教堂的侧面有十来间房，一共住了三十多个各国学生。要不要我去侦察一下，给你找来他们的电话。”
“我不能在学期结束前搬家……”
“这不取决于你啊。”
“可是取决于你。”
“怎么讲？”
“你只要保证不在我学期结束前再给牧师夫妇打电话。”
他想了想，说：“你学期什么时候结束？”
“一月二十五号。”
“别的学校都是圣诞前。”
“要不要跟我们学校核实一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不是这意思。”他做出一个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时间和日程安排。”
“谢谢。非常感谢。”
“哪儿的话。”
“那你是答应喽？”
“你指那个教堂的慈善租赁？我尽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师夫妇通电话这桩事。起码在我三份期终作业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们那里去任何电话。等我期终作业一完成，你可以马上恢复对我的侦察。”
“是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