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他将她的手搁在自己面颊上。他特别喜欢她的抚摸。那是很柔嫩的抚摸，给他感觉他远远成熟过她，强大于她。里昂其实明白，没有多少人比王阿花成熟、强大。我知道男人往往爱能给他们错觉的女人；那种她们弱小的错觉。那种女人永远不揭穿一个真相，爱她们的男人们并不强大。王阿花小心呵护着里昂的错觉。不知是什么使王阿花这样灵性，这样不同于一般美国女人。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她，或许以这种方式使父亲产生了顶天立地的错觉，那错觉使她得到几倍于普通孩子的父爱。那错觉使她父亲在决定处决自己之前先处决他的女儿。
我感觉里昂的手扣在我的手上。我们俩的手都在透明的玻璃桌面下，所以海青和王阿花把里昂和我每一个纠缠不清的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突然发现我们全陷在沉默里。我们四张面孔是同等的空白。都不太适应透明桌面下一雌一雄两只手无名目的纠葛。海青突然拾起丢在半途上的话，讲起他的画室该租出去，他问里昂要不要租。他说假如里昂租他可以便宜一半。里昂说他没法用那房子弄音乐，除了水泥就是钢筋，什么声音出来都是走样的。海青建议他去跳蚤市场买些便宜地毯铺一铺。里昂想了想，还是摇摇头。海青掏出烟，递一支给里昂，俩人同时想到怀孕的王阿花，一块儿扔下烟卷。里昂用力握一下我的手说：你租吧。他转向海青：一百块一个月。不租就拉倒。
海青说：操你妈里昂。一百块给你白住得了，省得我还落个恶霸地主名声。
我说：里昂说话不代表我噢。我租的话，最少付你一百五。
里昂看着海青，说：好不好意思收她一百五？敢收她一百五我不认识你。
海青笑起来说：我操里昂，王阿花一点儿没看错，你是一个地道王八蛋。
里昂说；你先王八蛋的——暖气不足，没浴室，你想讹一百五的房租？
海青说：我说一百五了吗？他把脸转向我，手指点着自己鼻尖：是我说的一百五吗？
王阿花看看我，说：你别紧张，他们俩是两头狼，总是要这样咬的。你来住好了。那种地方租给人住，大概都不合法。美国的房子不达到一定的标准，是不能出租的，没暖气和洗澡设备，属于不够出租条件。
我看得出她有些分心——里昂把我的手干脆拿到一层玻璃之上。他修长的五根手指从我的指缝穿过，就那样交握在她眼前。
两年前也在这间厨房里，王阿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热情洋溢的男人。听上去他是一面在说话，一面在鞠躬。他说他只是打电话来感谢里昂，请她把他的谢意转达给里昂。
对不住，您要我替您感激他什么？王阿花问。她当时就坐在我现在这个靠墙的椅子上，心里觉得蹊跷。她腹内的胎儿已经开始游蛙泳，游的动作尚欠规范，尚欠准确，每一划每一蹬都软绵绵的，但她常在半夜感到他已在她体内昏暗温热的那泓水里，游动起来。他每一次屈伸都在那泓水里划出波纹，波纹一圈圈向外扩去，直扩到她的皮肤，指尖。
那个男人在电话里对王阿花说：你有个了不起的丈夫。
王阿花心里的蹊跷变成了狐疑。她说：谢谢您的夸奖，不过他确实很了不起。
男人说：他非常爱你。他说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我的孩子而是为了你们的孩子。
是吗？
他就这么说的。里昂还说，我这人不相信慈悲精神，只相信爱，我爱我的妻子，其次我爱我将来的孩子。他非常坦诚。所以我儿子说他很酷。
是的，他是很酷。
男人发出太监的笑声，说：我第一次碰到你和里昂这样能相互欣赏的一对儿！
谢谢。
别客气。如果不是里昂，我的儿子要等到五年或七年或十年以后才能做手术。……
王阿花想：好了，疑团马上要瓦解了。她说：是的，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为您儿子感到庆幸。
你猜我儿子怎么说？对了，他才五岁。他三岁的时候医生发现他肾功能很糟。四岁时医生跟我宣布，我儿子死定了，除非能在两年之内做肾移植手术。里昂大概跟你说了：我不会再有第二个孩子，因为我和我的伴儿当时是找了个女人来生孩子。这孩子跟他母亲毫无关系，他只属于我们俩。……里昂属于那种对同性恋同情的思想开明者。
是的。里昂是那种充满自由思想的人。王阿花随口答着，心里却想，其实里昂谁也不同情；谁爱干什么干什么，谁爱是什么是什么。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包括他自己。否则他怎么这样无所谓就出卖了自己一个肾脏？
王阿花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挂上了电话，只记得那边的太监笑声持续了太长时间，她来不及等他笑完就挂断了他。她朦胧记着里昂那个肾价值五万块，移植手术将在两个星期后进行。
她当晚来到海青的住处。那时海青还住在一座被火焚烧成废墟的房子里。海青把废墟改建得大致可以住人。她告诉海青里昂如何撒弥天大谎，说他把那份录音室的助手职位重新拿到了，从此他会本本分分上班、下班，用一份稳定收入使她无忧无虑地度过孕育期和哺乳期，他甚至向她保证在这段期间内他不会在音乐里放纵自己，因为若想保持一份固定收入，必须像所有中产阶级那样，使生活规律起来，醉生梦死地听音乐和写音乐，都将破坏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节奏。
王阿花说：海青，这太恐怖了，一个人宁愿牺牲自己的肾也不牺牲他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他荒诞得到了凶残的地步，还是凶残得到了荒诞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绝不愿意参与他对自己的摧残，我绝不要做他对自己摧残的理由。
王阿花嚎啕大哭起来，海青上去搂住她。她从那以后便留在了海青怀抱里。海青当晚给里昂打了电话，说里昂你这王八蛋，虎毒还不食犊子呢，你连自己身上的肉都吃得下。好好留着你那操蛋的腰子吧，王阿花没有你也照样生孩子。
王阿花却一声不响地独自去了医院，做了引产手术，她感到五个月的胎儿停止了游动，被那昏暗温暖的一泓水淹没，冲刷到冷冰冰的彼岸去了。她奇长的睫毛飞张着，朝向白色的天花板。她没有继续去想那个胎儿，她在一片白色的天花板上看见了十岁的自己。十岁的她在一声枪响后雀跃起来：爸爸！狐狸中弹了！……她正要跳出灌木丛，向金红色猎物跑去，父亲一把抱住她。父亲高大的躯体在她面前矮下来，她觉得父亲双膝跪下了。父亲两只大手捧住她冰冷的小脸蛋，说：苏珊娜，你得永远记住，爸爸非常爱你；爸爸只有你一个人可爱，爸爸永远都想守在你身边。——好了，去捡那只狐狸吧。捡回来给你做一个漂亮的大衣领子！父亲的手轻柔地一送，她便被撒向雪原。雪原的那一边是树林，在白雪和蓝天之间如同碳素铅笔的潦草涂抹。十岁的女孩正弯腰去欣赏火一样的狐狸，一声枪响从身后传来，与她的脸颊间，只是个极窄的错过。她向父亲喊起来：爸爸，别开枪啦，狐狸已经死啦！……然而第二枪、第三枪接着响起，子弹从她的发梢、她的肩膀擦过。她本能地趴在雪地上。同时喊道：爸爸，别打了，再打就打着我了！……父亲却持续勾动扳机。她顺着后坡滚下去，滚成一个大雪球。她边滚边哭喊：爸爸，是我呀！你怎么了？！爸爸，别向我开枪啊！……子弹却越发密集，在她前后左右溅起雪尘。她幼狐一般窜入树林，被子弹震落的雪，大片大片砸在她头上。她不再出声，判断这是个噩梦还是真实。等到一切都归于寂静，太阳移到天空中央时，她听见沉闷的一声枪响。
十四年后，她微笑地否定着里昂为她和海青的孩子取的一系列名字。她温存地摇着头，说：不好，不好，里昂你可真不如你看上去那么聪明。
我说：就叫海蓝吧。是男是女都可以叫海蓝。
王阿花说：已经知道是女孩了。
我想，上回那个胎儿呢？是男还是女？我看王阿花食指摁住餐刀，把肉和骨头分离。她有很好的家教，餐桌上的姿态高雅，跟米莉差不多。她把多廉价的东西都吃得秀气、从容、豪华，如同穿袒胸露背的盛装，有黑领结绅士陪同一样，但她从来也不对我们风卷残云的吃相提意见。里昂是变色龙，在高雅的环境和人群里，他便是头头是道的多礼，跟我和海青这样来自中国内地的人混，他比我们更无产阶级，所有的社交教条都丢光。
海青说：叫海花。我已经决定，你们都少废话。
里昂说：你少废话，“花”是我的版权。
海青说：谁也没说不是你的版权。他脸转向我：这小子就是自私歹毒，别的毛病一律没有。你得承认，王阿花这名字还是不错的。
王阿花隐隐作痛了一下，跟里昂对视一眼。她躺在医院想自己的童年，对抱着一大束鲜花进来的护士说：请他滚，拿着他的花一道滚。然后她继续去望天花板上的那片雪原。十岁的她走到原野那一边，看见父亲没了，取代他的是一具没了头脸的尸体。她躺在产床上追悔：对父亲的爱和恨，结局是找来个跟父亲相仿的里昂——相仿的纯洁、相仿的绝对。她对着雪原一样的天花板鄙夷地笑笑：父亲和里昂都以为他们的人生宣言十分首创，其实他们不过在效仿。有一大串人可以供他们去效仿，这一大中人都摆出同一个烈士姿态，读着同一句潜台词，这句潜台词源于帕切克·亨利（帕切克·亨利即PatrickHenry。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竭力提倡宪法保护个人权益或公司权益、个人主义至上的倡导者）的著名句子：“给我自由，要不就给我灭亡”。这些自我法西斯自以为高贵于人类其他成员，他们其实不过是些自我中心、自我膨胀到极点的一帮自恋分子。他们的存在对他们自身和其他人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选择的自由中是不包括你的，而他们选择的毁灭必将包括你。他们认为他们那高于一切的理想连他们自己都能眼也不眨地为之献身，何况你——你这盲目的、缺乏理想因而低贱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危险还在于他们富有激情，拥有才华，因而极富魅力。他们是对抽象的人类有意义，而对具体的个人是祸害的一群人。
我从王阿花手里接过啤酒。我说：谢谢。她说：别客气。我感觉到我们间真正的答对不在这玻璃餐桌上。她其实在对我说：我什么底都向你交待了，以后看你的了。
我侧过脸去看里昂。他正听海青说话。他在听这种随随便便的话时也会精神专注到这种程度：像是在对付一阵莫名的剧痛。
海青说他可以把他现在偶尔做的那份工让给里昂。
里昂说：你管它叫工作？他说完便笑起来。
我问海青是不是做画框，海青的木匠活不错，给一些画廊做过画框。
王阿花向我解释了那份工作：某个医科大学和医药公司需要人去做试验。有时他们配制出一种安眠药，或者抗过敏药，他们就花颇高的价钱雇人去用那些药，提供足够的临床实验结果。在被实验期间，实验者和实验对象必须紧密相处，一旦有不测出现实验者必须马上采取措施。类似的实验还有酒精、大麻、烟草等等。海青有一次去实验烟草对人食欲的影响，另一次，是大麻对人性欲的影响。王阿花说：千奇百怪的实验，多了，你想都想不到。
海青接过话说：钱付得特好！整天什么也不用干，我干一回就能维持两个月的生活。
里昂对我说：你别信他。把人变成实验白老鼠，你想付什么价你才够本？付什么价也不够本。
我问海青：那他们让不让你出门？
里昂说：你想省得租房子是不是？
海青说：你别问他们，自个儿溜出去，谁知道？
我说：我每礼拜有三天得去学校……
里昂打断我：你想想，他们往你身体上用这药用那药，就是允许你去上课，你上得了吗？就是上得了，你敢去吗？万一药物反应不对劲，就是性命一条。
海青说：别理他。我常常溜出来。有回特逗，他们给我们用一种喷在鼻腔里治头痛的药。里面有毒品，不是大麻就是可卡因什么的。我用完觉得特来劲，连流浪汉看着都特英俊！连那些医学实习生看着都不那么烦人了——平常你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没劲！我就想，这种状态可太稀罕了，太利于搞创作了。我就溜了。结果刚一坐到地铁座位上，就过去了。
里昂看着我：美国你别想挣好挣的钱。
我还不死心，问：一次实验多长时间？
十天吧。最多十天。
我想十天帮不了我什么大忙。不过或许挣的钱就够我租房了呢。
王阿花告诉我，上次海青是做麻醉药实验，到现在舌头尖还残存着麻木。因为那种麻醉药是专为牙科洗牙，补牙，镀牙表层珐琅用的，必须麻醉得非常彻底，而麻醉范围又得缩到最小。
她说到这里叫海青张嘴、吐舌：海青的舌头上有块黑紫的淤血。那就是因为他舌头给麻醉到现在还没醒的恶果：他吃东西一急就咬上去。
里昂说：这你说不定能告他们。
什么说不定？我告他们告定了。就是手里没钱，请不了好律师。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律师。
就是上回你假造车祸请的那位？那个不行。
怎么不行？他不赢官司不收钱。
那家伙不行。先跟你合伙坑保险公司，再回来坑你。那种人属于干点小缺德小丧良的事还行，让他拿下大案子，不灵。我这案子，我找过律师咨询，弄好了就成百万富翁！你想想，等于弄死了我半条舌头！
半条舌头你想敲一百万出来？懂不懂美国法律？你这行当又不靠舌头挣钱。你要是个厨子，或者饮食评论家，要不就是评估酒的专家，他们害得你丢了半条舌头，你的专业水平就要受影响，说不定饭碗都砸了，那他们才管赔你。他们赔的是你后半生有可能挣到的工资、奖金，你有可能用工资、奖金余下的钱买的股票。我上回一个肾才值五万块，你一条舌头就想成百万富翁？
那是啊——一个人只有一条舌头，但肾倒有两个。阿花，你看我还没成百万富翁，里昂就妒忌得脸绿了。
王阿花不理睬他，对我微笑一下，说：都喝多了。
我说：没错。
里昂突然回头看我一眼。他希望我不是真心这样认为：他是酒胆撑着而把我的手搁在桌面上爱抚。
我也看他一眼。他的脸因为微醉而潮红，目光也因为醉意而更加锋利。不醉的里昂对自己锋利眼光有所顾忌，总是让浓黑的睫毛半垂，压去一些光芒。他现在不再为别人着想了，随目光刺来刺去，冷光凛凛。不知为什么，我刹那间想到了安德烈。他那暖洋洋的和蔼双眼，那种暖洋洋的深褐色。我在这一瞬感到强烈的想念。随这想念而来的，是对握在里昂手心里的手感到困惑。我想，这是我的手吗？……不，不对，我在想，这样一雌一雄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是什么名堂呢？……也不对。我想的是我和里昂究竟谁主动伸出手的。……不不不，我没有想这个。我什么都不敢想。里昂没有给我机会、理由去想。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发现到美国来之后，绝大部分想法都是稍纵即逝。如同盛大酒会上的客人们，从你眼前一闪，首饰珠宝蓝眼红唇葡萄美酒夜光杯云想霓裳花想容，随即便消失了。人家从你面前闪过，你也从人家面前闪过，人家说：你好吗？你回答：好极了，谢谢，你怎么样？来不及了，那人绝对不给你时间把话说到此处；你把一个问候做圆满就有点死追硬赶、死乞白赖的意思了。你不可以追随一个话题、一个谈话对象就像你不可以追踪一缕思维，一片想法一样；追踪下去，结果是你自己的迷失。这是此社会在动乱中保持死水一潭的物理奇象。你必须跟所有人在错过中保持静峙，在冲突中保持协调一致。
我想起米莉告诉我她最后一次参加盛大酒会的情形。六十多岁的米莉对已开始加速的世界完全懵懂。她走进白宫大门，走进人群，发现人们表面上看着谈话对象其实目光远远穿过了谈话对象不知在看着什么。女人们被自己的高跟鞋很危险、悬然地举起，晃来晃去像她们手里随时可能溢出杯沿的香槟酒。米莉走啊走啊，怎么也找不到一块地方让自己站定下来，定定神。米莉也成了高脚杯里细碎起泡的香槟酒、岌岌可危，随时要溢出杯沿，要不就是脆弱的玻璃杯猝然迸裂。这时她得救一般看见一个熟人，一个四十多岁、像米莉一样阔的贵妇。米莉问她：哈罗，你可好啊？贵妇说：见到你真好！你这一向怎样？米莉说：还行，只是我母亲上半年去世了。贵妇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米莉被她得罪得脸绯红，但一看，原来贵妇不是针对她母亲去世的事件，而是已进入了同下一个人的新一轮周旋。米莉从此后不再去任何盛会。捐掉了所有夜礼服。
这时我听见海青说：里昂，说真的，你得干点什么活儿，不管那些活儿多愚蠢，不管你得和多少笨蛋相处。你好歹得干点什么。看在我们都是男人的分上，我这样跟你推心置腹。
这声音有一种威慑。我去看海青的脸。他的脸比他的话要百倍的推心置腹。
里昂没有说话。他在认真地把这些话听进去。他在认真体味这话的严肃。
王阿花脸上出现一点儿不安。她的膝盖轻而狠地磕了一下海青的腿。
海青如同毫无察觉，更加中肯沉痛：记住你怎么失去了阿花。
闭嘴，海青。王阿花悄声说。
海青大概在来之前就打算豁出去了。他说：除非你不打算去爱一个女人，不打算跟她。
我感到里昂覆盖在我手上的掌心正僵冷下去。
便衣福茨在海地事端最吃紧的时候跟我疏远了两礼拜。大概他是位天才便衣，他的上司意识到让他在我这个案子上瞎耽误工夫不上算，把他紧急派遣出去，增援机场的“反恐怖活动”去了。
审讯我的又换成了大块头。他显然是理查·福茨的B角。他的大脸蛋因感恩节的肥大火鸡和圣诞节将再次出现的肥大火鸡而更加红亮。像他这样正常健全的美国家庭，一只节日火鸡可以吃许多天：节日当天是主菜，鸡胸脯和大腿外围的白肉红肉被消耗掉约百分之二十，余下的鸡胸和鸡腿肉可以做成一个礼拜至十天的午餐三明治，再余下的不成形状的碎肉可以做成晚餐的芹菜鸡肉沙拉，再余下的空骨架和火鸡头颅、脖颈、翅膀熬出够七至十天喝的汤，里面不断添进新鲜蔬菜。然后就是食品超市的火鸡大减价；冰冻货架上堆满肥硕庞大的火鸡尸体，标价签是金黄或橘红色，上面写：“三角五一磅”。
坐在我对过的大脸蛋不会放过三角五一磅的火鸡，他将它照上一只火鸡的殡葬法再来一次，光烤好三明治再熬汤，完成另一个以人类消化系统为流水线的殡葬流程，使人、火鸡、自然、宇宙形成一环扣一环的生态轮回。
大脸蛋的呼吸在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审讯室里气味浓重。没有窗子，我怀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气味。那是火鸡罐头的气味。若是打开一盒火鸡罐头狗食，跟这气味会比较接近。
“嗯，嗯，——这里：你十八岁被指定为特别记者……”
“对不起，是特邀记者。”
“有什么不同？”
“特邀记者是非本职记者。由于特殊需要，临时或者偶然地充当记者”你对中国行政编制的知识相当初级。我有闲工夫的话得从ABC给你补课。
“当时你是少尉军衔？”
“是的。”
“为什么会指派你做特邀记者？”
“中越一干起来记者不够。”我讲了你不会相信，我是主动申请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说，你专门做哪方面的报道？”
“这可没一定。见到什么就报道什么。”
“以什么方式把报道发回你们的总部？”
“嗯？”当然不会用谍报装置。
“我是问，你所做的报道，当然要以最快的通讯渠道送往总指挥部……”
“噢，你是这个意思。”你想打听我军的通讯系统？“我不属于报道战斗实况的记者。我主要的任务是撰写英雄人物。比如一篇两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写一个烈士的成长史，牺牲经过。你读《纽约人》杂志吗？”
“不读，很抱歉。”
“没什么……”
“我一直想订它，可是时间不够。”
“那是。这年头谁时间够？”大概你是词汇量不够，趣味也不够。你这样的人家里，在马桶旁边放个小杂志架，上面插着“MONEY”“Reader’sDigest”，“PeopleMagazine”还有专门抓拍名人们最丑恶一刹那的“NationalEnquirer”，大概也会有整天搬弄好莱坞是非的“VainityFair。”
“《纽约人》杂志上时常出现的人物专访，跟我当时写的报告文学比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类文章相当有民族主义情感。”他认为他捉住了一点佐证，眼睛里出现了孩子气的自以为是。
“我认为该叫它爱国主义。”
“但这两个主义是一个主义。”
“那么你把你们著名的肯尼迪总统演讲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动情感的词句叫爱国主义呢，还是民族主义？”你们的肯尼迪总统简直就是滥情，美国硬汉颇酷的滥情。
“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有些糊涂。”
“是吗？”你这肥大火鸡似的糊涂蛋。你该去专职扮演圣诞老爹。满大街的圣诞老爹没一个有你形象好的。你那两个大红脸蛋若去摇一只铜铃，为“救世军”搜集人们口袋里的硬币，一天的铃摇下来，你准拎不动那只盛硬币的铅桶。
他在婆婆妈妈给我指出，我糊涂在哪里。
“你看，这是两个社会性质的分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有制国家，如果以爱国名义启发国民的民族意识，跟一个私有制国家以爱国主义对国民的召唤，是性质不同的。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两种性质？”
“我看不出，对不起。”
“没关系……”
“不过我想我们时间都有限——我的期终作业交不出来会有严重后果。”
“什么后果？”
“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反正不担当我的任何后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风，没有奖学金，抑或像里昂那样去卖肾脏等等后果。此类后果离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希望我能帮助你。”
“谢谢，不过你帮不了。”
“你确定？”
“我确定。”
“那我很遗憾。”
“我也是。”
沉默了一分钟，他又说：“你刚才说的严重后果……”
“没错。”
“能再讲得具体些吗？”
“对不起，今天我只能和你谈到这里。”你还要怎样具体呢？！别装着你不知道做个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学期终结作业，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门门课拿“A”，哪个教授推荐也没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从系里教授一路腐蚀上去，把当权人物一个不剩地腐蚀掉，我也不能保证他们敢给一个把期终作业写成糟粕的女留学生九千块奖学金。
他清了清喉咙，同时把领带松了松。松开的领口露出他粗壮的脖子，一早用刮脸刀刮过的脖颈上一片密集的鸡皮疙瘩。它们颗粒饱满，每一颗都大得惊人。这是火鸡的脖子。
“那么，你当时被指派为战场特别记者时，心情是？……”
“是特邀记者。”
“对不起。”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