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我与五十年代(1)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我不知道回忆录写到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从1953年开始写作以来，我的回忆太围绕着个人的遭遇了。其实我比较不喜欢一味地说个人那点臭事，委委屈屈，得得失失，恩恩怨怨，酸溜溜，灰溜溜，叫苦连天。尤其是一个写作者，如果他的写作离不开个人的那点得失悲喜，离不开他个人周围三尺三方圆的那点破事，烦人不烦人，丢人不丢人啊。
还是放眼世界，放眼中国吧。五十年代，开玩笑吗？新中国，土改镇反，整顿财经，平抑物价，解放海南岛，进军西藏，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立足未稳的新中国顶住了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别了司徒雷登，再评白皮书，中苏友好，斯大林逝世，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制定宪法，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思想改造，高校改革，批判《武训传》、胡适、俞平伯，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五年计划，三大革命运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多少雄心，多少举措，多少新章程、新招数，多少尝试，多少胜利，多少远景！天行健，自强不息！
我的青春是高调的。苏式的说法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磐石般的团结。中式的说法是，照到哪里哪里亮，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人民江山万年长。我经常处在满意、赞佩、自信、骄傲、服膺、掌握着历史的舵轮、战斗在最前线的自我感觉之中。
清除了北京市区的垃圾，修起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建设了会刹海体育场，什刹海游泳池，交道口与新街口电影院，取缔了妓院——见记录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取缔一贯道——见记录片《一贯害人道》，都令我和许多人欢声载道。
批《武训传》我始则没有想到，因为我初看此影片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尤其是王蓓饰演的小桃，这样一个自我牺牲的女性更使我感动。后来批起来了，杨耳即许立群撰写了有力的批判文章，更使我如醍醐灌顶，许立群是团市委第三任书记，开始是荣高棠，他为团市委号了房子就走了。第二任是李昌，我就是在李昌时期调到团市委的。第三任是许立群，他文质彬彬。他去东德作过一次访问，回来讲得我们热血沸腾，两眼放光。
《武训传》是批得“体无完肤”了。武训与小桃，尤其是小桃在银幕上的形象，仍然使我悲伤。我还看过王蓓饰演的蝉娟，在话剧《屈原》中，同样善良、纯洁、悲剧式地献身。后来我知道，她嫁给了作家白桦。
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使我大受鼓舞，对于小人物的支持使多少小人物包括王蒙跃跃欲试。
批胡适离我太远。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无论如何不像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包括反动意味。我早就读过鲁迅讥讽胡博士的文字，对胡没有什么好感。我只是感觉到，我这一代人太幸福了，选择了革命的这一代人就更是史无前例地幸福。而前几代或者说是此前的所有的中国人太倒霉了。我至今记得茅盾谈思想改造的一些文字，他说，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思想，好像一只旅行箱子，上面盖满了各地的图徽标记。而革命的新思想，也盖在上面了，与各种陈旧的痕迹混在一起。
批胡风我比较震惊。早在解放前夕我就从香港的左翼出版物上读到了党的文艺理论家与胡风论战的文字，未得要领。变成反革命集团我则始料未及，并想斗争太严酷也太惊世骇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