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十一个月
这敲砖头的声音怎么这么近!我有点弄不懂现在的房子到底怎么造的——一层和一层之间，他们用什么东西隔着呀?纸屑吗?怎么上面人家敲砖头——或者敲木头——不管他敲什么，总像是在敲我的头呢?真恐怖。
野营基地是已成明日黄花了。我现在独自在家，坐着，面前摊一本题库，和酷热的夏天作斗争。夏天讨厌。温度越高，物质结构越不稳定——于化学如此，于凡事都如此。况且，
又是高三之前的夏天。
B打来电话，问我选文选理最后决定了没有。我说：“我在外面补习物理一年了，可现在还是幻想选历史。”B沉吟片刻，说：“不过你这种人选文科也许是合适一点的。”我喝下一口白开水，问B：“两个人如果一年里一直都不说话，会不会变成陌生人?”B没有响。我说：“喂?”B说：“你有没有别的原因?不要发傻，好不好?”我出起汗来了，皮肤湿叽叽的，自顾自说：“我以为只要一年中还能不停地说说话，一年后就不会变成陌生人了。”B生气地说：“解颐，如果我是你妈，我就要揍你。”我笑笑，眼睛看见写字台上贴的那张纸条。我对B说：“你知道吗?我在写字台上贴了一张写还有几天的条子。”B说：“离高考吗?”我笑道：“离高考还有300多天，我有屁的紧迫感。我写的是离开学还有几天。”B笑笑。我也笑笑。看她想得多远，一想就是高考。她是很聪明很成功的。而与此同时，我还在幻想选历史，幻想一回头就能和A说话——上课也可以，下课也可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如果我不幻想的话，我就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于是很快我们就变成陌生人了，陌生到即使在走道里碰上，也能连招呼都不打，板着脸老面皮地擦身而过。如果我去问A，A肯定说不会的不会的。可我知道他是哄人——他哄人早就成习惯了，我有什么不知道。
暑假一天天地过去，以暴力手段把我连推带搡逼到抉择跟前。如何?满意了?
刷好牙洗完脸，我叉腰立在被早升的太阳照得白花花的迷乱的玻璃窗前。我下决心要在这座城市里开始游荡了。还有四十天。我不仅游荡成性，还要游荡成精。
今天——某年某月某日——起，我开始艰苦卓绝的游荡。
我乘一辆又拥挤又堵车的公交车去市中心。既然要游荡，就要远离我家的所在地，否则有什么意思?不过车子实在是太挤太热了，等于免费招待桑那浴。我胸闷气短，流汗，腿酸，扇扇子扇到眼冒金星。而车子还在等待着下一个又下一个的绿灯。
车子停在一个站头上，许多人都在这里下，我就稀里糊涂也下车了。从车上跳到人行道上，回头看轰隆轰隆逃跑的那辆公交车，我发现它还蛮干净：玻璃亮亮的，因为空而更显得亮；车厢里的人三三两两地或站或坐，有一个长发女人的头发被风吹得群魔乱舞。我想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为什么下车?我是要到这附近的哪里去吗?不是?那我为什么不再多乘几站?这年头空的车很多吗?我气得跺脚。
不过，毕竟我是不打算再上一辆车了。我开始向前走去，一直走，走过整条马路，对路边的电脑公司、电话电信公司、中药店、音像店、出口转内销服装店不屑一顾。路边到处是大减价的招贴，冷气从店门口喷薄而出，绶带别在百货商厦门口的礼仪小姐胸前，又红又亮，好像舌头一直要舔到我身上来。许多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也在游荡，不过他们游荡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他们想好要出来花掉点钱，所以在商店和大街之间穿进穿出，有的欢欣鼓舞，有的面露菜色，无聊而又充实。他们有没有恨我?我身上没有许多钱。在市中心，身上没钱可不能让别人发现——否则叫什么市中心?
以前的以前，上海城区的市中心是城隍庙那个地方。上海人大概很稀奇这个市中心，用许多砖方方块块地把它围起来。现在的南京路在以前的以前是郊区，很偏远的：野花长在田垄上，随风摇摆。数不清多少朵野花在南京路上摇摆了多少年，后来，上海就开放成商埠了。于是就有了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那是现在的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还有比如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也是以前的事。上海的市中心从城隍庙走了出来慢慢往南走，从大马路——也就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开始，往不太热闹不太繁华的数，就排名大、二、三、四、五。这“大、二、三、四、五”总有种解放前的味道，再加上霞飞路，就蒙上了一层香艳的色彩，好像有许多盘着头的女人在我面前走过，洒金衣裙上跳动着旧电影常有的白点子。
现在的市中心范围蛮模糊，我走在哪里，都觉得是走在市中心。其实也还不至于，只不过现在的上海人还是很稀奇这个市中心，但和从前不同，没把它围起来——因为实在太稀奇了，稀奇到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最喜欢的一块地方么，是南京路、淮海路、重庆路、马当路——我现在就游荡在重庆路上。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我走的这个地方叫什么什么路，欢欣得不得了，觉得走在路上就像直的到了南京、重庆、淮海、马当一样。不过那是在我小的时候。现存我一个人游荡在路上，要一个劲地告诫自己：看好，这条路和那条路是有区别的，路和路是不同的。不可以以为都是柏油烧烫了烧化了铺平了压实了做成的。路和路，不一样的。
路和路，是不一样的。要不然，我和A就没必要说好走到哪里为止，我们就可以一直荡下去，荡下去，因为反正我们回不同的地方所走的路却一样。现在情况不那么简单。路和路既然不一样，情况可就复杂了，就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了。
下午一点钟，最热的时候，太阳却没有了。还是热，好像要下雨的湿热。我走在延安路上。在延安路上可以看到聚集于人民广场的诸多建筑。闷热的空气里，上海博物馆有点潮，
屋顶是一种湿叽叽的软木色，浸透了不冷不热的水分，散发着淡淡的馊味，像一个巨大的热水瓶软木塞。我突然对人民广场的范围疑惑起来：到底从哪里到哪里算是人民广场呢?似乎人民广场并不仅仅指那个竖着一排矮栏杆、有许多鸽子的地方。于是我又想起了徐家汇、曹家渡，还有静安寺。静安寺同样不仅是一座土黄的、古老的寺庙——相反，那些纵横交错的马路以及鳞次栉比的楼房倒更像静安寺。也许有人认为延安路和人民广场根本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可我还是把延安路当成人民广场的一部分。所以说我现在在人民广场。这个城市是一本糊涂账，既说不上市中心的范围，也说不清人民广场和静安寺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绕过一个报摊，顺带瞥了一眼摊主在地上陈列的一堆五彩斑斓的杂志，每本杂志封面上都有一个大腿女人——很难用别的词来形容她们，第一眼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四个字。我记起有一次和A一块儿在荡的时候，看到路边一个人卖旧书旧杂志。我指着一堆时装杂志说：好看!A说：买给你好不好?我说：好的呀。他马上一副厥倒的样子，说，好的呀好的呀。怎么你什么都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是好的呀，有什么不好呢?你买又不是我买，多好!A笑着说，所以，人还是穷一点好。
我在延安路上走，想到A这句话，漫无目的地笑了起来。那个笑好像是从天上突然掉到我脸上，砸得我自己也很震惊。我想如果我现在去问A我到底选物理还是选历史的话，他会说什么呢?我有这个想法，大概是因为看到路边有一个投币电话。我是一个十足的投币电话支持者。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眼看见粉蓝的透明有机玻璃顶遮蔽下，那个金属座机、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数字键、和湛蓝湛蓝的电话筒，总会好像刹那间被通了电一样，感动得整个魂灵都倒竖起来。于是我走过去，从口袋里取出一枚一元硬币，(我口袋里总是有许多硬币，因为我是一个热诚的硬币拥护者。)拿起话筒。我的声音就从千万个川流不息互不相干的人头顶上疾飞过去，落到城市的某处，A的电话里。
A说：“喂?”我说：“襄没城。”A热烈地说：“咦，怎么是你?”我问：“怎么呢?”A说：“没什么。你在外面吗?”我说：“嗯。人民广场。”A马上说：“我知道了。在延安路就是在延安路——凡事说清楚点。”我本来想问他怎么知道我在延安路，想想还是算了。他又问“怎么?什么事?”我侧过身，靠着有机玻璃罩子，好像很舒服其实很难受，说：“我选什么好?”
他那里很静，我这里总是有车子开来开去，大车小车，穿梭不息。他说：“你不要急，让我想想。”我就让他想，我自己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的声音很热，是和他的手心碰到我的头时一样的温度。电话里“嘟嘟”的警告音冰冷地响了，我又丢进一枚硬币。好像听A说过在哪个地方人家都把硬币扔在喷水池里，希望梦想成真——我想着喷水池底的一层硬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我此刻在这里：雷阵雨前的低气压下面，一枚接一枚地把硬币丢进深不见底的电话机里。A说：“喂?喂喂喂?”还是那么热的一种声音。我垂下头，眼泪掉到人行道上。
A说：“喂，要不要我出来?”我摇头。想到他看不见摇头，就说：“不要了。”A说：“真的要不要我出来?我没什么事，现在。”我说：“算了。”我发现问他是没用的。我很感谢他跟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费了那么多口舌。尽管他没有厌烦的意思，我也不好再拖着他浪费时间了——这辈子他浪费在我手里的时间实在不少，他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我说：“不好意思。我不光自己浪费时间，还连累别人陪我一起浪费时间。”他说：“无所谓。你别客气。我说我自己的想法哦——我觉得你既然补习了那么久物理，还是选物理好一点。”我说：“好的呀。”“不过，”他补充道，“你的性格好像还是选文科合适点。而且选历史的话，你就不至于没人监督。”我说：“好的呀。”有一辆他最喜欢的法拉利跑过去了，我来不及告诉他。他在那头笑，说：“怎么你什么都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那么是好的呀。我不知道才来问你。”他笑了一会儿，静下来，声音像手心那样热乎乎地说：“解颐，你总要自己做决定的，懂不懂?”
我想着他喜欢的那辆法拉利。可惜我是个穷光蛋，否则我就买辆送给他，让他高兴高兴。我说：“懂。”“好。”他说。我说：“就这样。”他说：“嗯。”我说：“再见。”他说：“再见。”
我挂上电话，走在延安路上。我用完了口袋里的最后一枚硬币，说了些废话。等高考结束，我要背一个麻袋，到银行里去兑出许许多多一元硬币，背到大街上，打电话。
气压低。我在漠然而烦躁的人潮里继续我的游荡。我回想着——像我无数次做过的那样——A刚才嘱咐了我些什么，或者，仅仅说了些什么——好玩的，不好玩的。不管在哪里，不管A自已在不在我的身边，当他说了那些热乎乎的话时，我总能感到他缓缓地把我的手捏一捏，让我很定心。A说我总要自己做决定的——我也明白。可是今天这是惟一的一次，是我回想得如此剧烈的惟一一次：我实在停不了去想，想A缓缓地把我的手捏了一捏——A手心的温度刚才越过千万颗麻木的无知的脑袋飞进我手里……我停止不了想哭的冲动——不一定是哭
，也许只是眼睛里有水要流出来。
挂掉了打给A的那个投币电话，我继续游荡，长途跋涉，走到图书馆去。我现在没有看书的兴致，不过我还是去了图书馆。图书馆是个好地方，外面看上去漂亮，每块砖头都泡在文化气息里，里面冷气开得没有办法更足，让我这种在残忍烈日下脑袋被烤熟的人飞速冷却。
我独自坐在图书馆二楼的一张干净气派的桌子前，面前摊一本我也不知道书名的书，一个小时念三行，纯粹不知所云。我的体温在走进图书馆大楼之后一刻钟内由沸腾跌至冰点。温度下降得太快，我能感到身体里有一小块东西轻微地“乒”了一声，碎掉，碎得彻彻底底、不知去向。我不去理睬那是什么——管不了那么多。
我坐着，坐着，坐着——手脚冰凉，眼耳口鼻脑处于休眠状态。我终于把自己冻结起来了。没想到我能如此成功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这项看似艰巨的任务。我可并不为此高兴——在冰冻之后，人永远不会高兴，也永远不会悲伤、愤怒、烦，更不会热，永远不热，永远永远把倒霉的热撕碎扔到抽水马桶里冲得无影无踪。
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大雨已经落下来了。大雨像数学老师，不讲情面——明知我急于回家报到吃晚饭，还偏把我留下来。我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呆呆地看着雨水坠下来，砸在地上，往低处涌。有好几滴水溅起来死在我的脚指头上——对此我毫不怀恻隐之心，相反，幸灾乐祸。夏天的太阳恶毒，雨恶毒，夏天的什么都恶毒——我在这个夏天里，也变得空前绝后的恶毒。
马路上已没有人。汽车像逃命一样六神无主地窜来窜去。恶毒的大雨清洗着恶毒的世界。两恶厮杀，天地失色，日月无光。
我的体温仍休眠于冰点。我很恶地站在孤岛般的台阶上旁观这番大决斗，片刻，提起右脚，跨人战场。我偏不让像数学老师一样的雨挡住去路。我背叛雨，背叛数学老师。我翘翘嘴角，露出恶毒的冷笑。现在，我走进战场，我将目不斜视，扬长而去，我将让大雨和世界目瞪口呆。我赢定了。
雨从我的头顶往下奔跑，飞流直下。我不管。我超然地向前走去，去乘公共汽车。我是这里的冰点，雨再冷，只会死在我的手上。我怕什么?我是胜利者。
也不知道在车站上等了多久，一辆仓皇的公共汽车开过来，很不心甘情愿地停住了。驾驶员仓皇地看了我一眼。我没有睬他，兀自抬脚上车。车上乘客稀少，每个都仓皇地看着我。我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坐在一个空位子上，脚下飞快地出现了两个水洼，并且随着水从我身上的仓皇撤离迅速扩张。我端坐，面无表情，默不作声，杀气腾腾，骄傲地自觉是一个杀红了眼的大汉。
车门关上，车子向后一趔趄，又向前一冲，跌跌撞撞地朝没有希望的晴朗开过去。车厢里窗门紧闭，有一股腐朽的香气，诱惑人，欺骗人，引入变成懒惰、肥胖、愚蠢的文明生物。我仍处于冰点，身上散发出砭人肌肤的雨气味——我庆幸，我至少得以自保。
汽车忘记了一切地向前开，我忘记了更多地凝视窗外。一站路，又一站路。并没有听那个木肤肤的报站女声，然而“下一站XXX”的句子终究钻入了我的耳朵，钻入我沉浸于冰点的喜悦中的心。下一站XXX——我知道，A的家是在那里的。我的体温开始回升。在渐渐暖和起来的空气中，我迅速地融化，无数坚硬的表皮组织、细胞，等等，等等，潺潺流淌下来，变成脚下的两个水洼。车厢左颠右突，水在车子的地板上无规则地颠沛流离，形成一个恐怖的图案。
马达的声音。车子突突突地传递着靠站信号。木肤肤的女声说：“XXX到了。请下车。开门请当心。”我惋惜地望了一眼脚下的水洼。一个箭步，我一百八十度转身冲下车。车门在我背脊后面关上，向后一趔趄，又向前一冲，跌跌撞撞地朝没有希望的晴朗开过去。
雨势不减当年。我不应该下来。无论从什么角度哪个方面讲，我都是不应该下来的。可是我偏偏下来了。我还立刻从头湿到脚、从外湿到里地向A的家走去。我一定要去见他一面，随便是为了什么。我大步快走，全身血液沸腾，鼻孔里冒水蒸气，好像一个会走动的电水壶——雨落到我身上，马上被烧开了。
最后，我气喘吁吁地站在A家大楼的门口，伸手按防盗大铁门上标着402的按钮——402是A的住址。A的声音在门上那个小扬声器里，说：“谁呀?”我说：“我。”他马上热诚而诧异地说：“咦，怎么是你?你在楼下吗?”我说：“襄没城……”没说下去。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在这里，离他那么近的这里。背后是雨，面前是门，他现在是全世界最接近我的人。我的喉头向后猛地收缩了一下，随即很大声地哭起来。
A说：“喂，喂喂喂，快点上来，不要站在那里发傻劲。懂不懂?”“嗒”一声，铁门开了。我不伸手，不挪脚，一动不动。A发急地说：“开门!开门会不会?上楼会不会?会不会?”我说：“你下来。”A稍微沉吟了一会儿，说：“外面下雨，下来干什么?做事想想清楚。”我说：“你借把伞给我。我没伞。”A飞快地说：“随便你!”之后就没有声音了。之后楼梯上响起熟悉的脚步声。
A打开门，一闪身站在我的面前。我看见他——干燥、温暖、快快活活。眼泪像潮水那样涨满了我的眼眶，涨得无边无际。
我们站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一小块干燥的地方。雨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坠下来，砸到地上，往低处涌。A说：“我们家里一桶纯净水刚刚喝完，你算是来送水吗?”我还是哭，说：“你听到今年防汛的消息了吗?据说今年潮汛很猛的。看现在这样子，大概是真的。”A笑起来：“你就为这个那么伤心啊?真是忧国忧民。”我笑笑，继续哭。雨穷下八下。
A说：“解颐，还不是世界末日，你不要这个样子。”我看看他——他笑眯眯，露出一口白牙齿。我问：“会不会有两个一直很熟的人，到了以后走在路上碰到了就像陌生人一样，招呼也不打，看也不看一眼?”A迟疑了一下，越过我的肩头去看外面的滂沱大雨，说：“会的。”我追着问：“连看也不看?”A把伞在两手间递过来递过去，说：“会的。”我闭上眼睛，闭到紧得生疼。雨声灌进耳朵，从眼睛里流出来。
A在眼皮外面拍拍我的头，说：“喂，干什么?睡在这里啊?”我摇头，说：“不是的。我喜欢你这件背心的颜色。”“喜欢么多看几眼，少收你点参观费好了。别闭着眼呀。”他很得意地说。我不响。半晌，听见他用温和的声音说：“你要想想看，你今天既没跟我打招呼，也不看我，却跑来借伞。其实我跟你早就不用打招呼，也不一定要看来看去了——都是那么里八嗦的人。你在怕什么呢？”
我睁开眼。眼前是A让我定心的笑容。我说：“哦。”他的笑扩大了一点。有一会儿，雨声包围着我们。接着，A问：“定下来了吗?”我一听，扭头去看雨坠下来，砸到地上，往低处涌；叹口气，笑笑。“是不是很烦?”他问。我说：“是是是很烦。我知道我这个人很烦。我自己也很烦。烦死了。”他说：“不是不是。你不要说这么快。”说着拍拍我的头。我低头注视脚——脚精湿，看上去极恶心——说：“我就是不知道，决定不下来。不知道么就拖呀。拖到最后再说。还有很久好拖呢。”他说：“动动脑子。把思路理理清楚。做了决定，就不怕了。心情也就好了。要去抗洪救灾么也有力气了——总之是早点定下来，懂不懂?”我说：“哎呀好了，不要管它了。”
A静下去。很久，只有雨水溅到台阶上。他不知什么时候走近了一点，说：“解颐，说过了，以后总有要你自己决定的时候。总会有的。”我不响。一滴眼泪落到地上。又一滴。他叹口气，说：“到我家去找点衣服换换吧。那么湿。”我摇头。他又叹气，说：“那么，我送你回家?”我摇头，说：“伞给我。你回去好了。”他再三叹气，说：“走吧。送你去车站。”二话不说抓起我的手，撑开伞往外走。他的手心温暖，好像他的声音。
还是回到刚才我义无反顾跳下车的车站上。他站住，我也站住。马路上空空的，汽车仓皇逃命。我湿淋淋地躲在伞下，凝望马路，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攥住了。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促使我不能自已地不断幻想着某一个可能性……到最后，我恍惚以为自己肯定会这样做了。像人快坠入梦乡时往往会猛地心悸而往清醒里退一退那样，我在长久的恍惚中突然吓了一跳，心脏用力地叫唤起来；我忍不住叫了声：“襄没城！”A在身边，赶快说：“怎么?”我痴兮兮地呆望着马路，说：“我在想，哪天我再去补习物理的时候，走到老师家那个弄堂口，要穿马路——我会不会突然站定在车子前面?于是车子就把我撞倒，轧过去，轧扁轧死了。我觉得这是极有可能的——越想这种可能性越大。也不为什么，就是突然站定了。那么，在弄堂口等我一起进去的同学看到我那个样子，会不会来救我呢?”“没事不要瞎说!”A大声说，把我吓了一跳。我缓慢地转过脸去，看见A的侧面——很气愤的一副表情。我怯弱地瞪着他，片刻，他转过脸，和气地端详着我说：“今天雨很大，你别忘了害怕。”说着掉头看天，喃喃道：“害怕是人身上的一样好东西。”说完，对我笑笑，握住了我的手。我也去看天：下雨的夜幕很低，摇摇欲坠的样子；路灯在这夜幕底下顽强地燃着光，像是硬要把黑重的夜往上撑，往上撑，直撑到云霄里头去，直撑到笼罩不了城市上空的地方去，直撑到永远看不见的所在去。我没动——不敢动。害怕突然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简直不敢去看马路。不敢动，不想动，我紧紧捏住他的手指，心脏的叫唤低下去，低下去。一刹那静得斗转星移。
马达的声音。车子突突突地传递着靠站信号。我看车子一眼——唉，削削瘦瘦。A说：“上去吧。”把伞放进我手里。我说：“不要伞了。下车过马路就到家。你打伞回去。”他摇头，推我一把，说：“我无所谓。快上去，来不及了。”
我跳上车，一转身往外看，看见A让我定心的笑容，雨水从他的头顶往下奔跑，飞流直下。车子向后一趔趄，又向前一冲，跌跌撞撞地离A而去。我看见他长时间站在车站上，蓝背心像上次那件蓝T恤一样，蓝得彻心彻肺。
雨下不到A的头上。雨下不到A的伞下。
从车站往家跑的时候，伞撑不住，人东倒西歪。推开家门冲进去，我从骨髓里往外冒寒气——冰点以下。妈妈气急败坏地给我换衣服、灌姜汤。一碗姜汤下去，算是有些许热气了。电话铃声大作——是A。
A再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两天，刚刚退烧。我津津有味地在吃妈妈做的冰糖梨，自豪得不得了。我嘴里，“天花板”上起了个泡，吃东西很痛。昨天晚上妈妈烧胡萝卜粥给我吃，今天早上又烧水果羹，让我吃起来不疼。现在又有很甜的冰糖生梨好吃。我有滋有味地吃着，慢慢吞吞。在我咽下最后一口的时候，A的电话来了。
A说：“嗯，你现在听上去心里有底了。”我想：是吗?没回答他。他说：“声音定了许多。你不知道，你那天声音有多难听。”我说：“多难听?学给我听听看。”他说：“学不像。你现在文理科定了，是吧?”我说：“还没有。”他说：“是吗?那如果选文科，是加政治还是历史，你大概还要花很多时间。”带点取笑的口气。我说：“你不要急呀。总有结果的。”他说：“哦，是吗?现在变成你安慰我啦?”
挂上电话，我躺下，眼看着外面。烈日炎炎。我想把自己晾到窗外去。我想像这么一幅图景：我悬在半空中——就我家窗外的晾衣架上。没有竹竿，没有衣架——那于我都不合适。我只得悬在半空中，悬而未决。我想把自己晒一晒，在大太阳底下翻过来，倒过去，好好晒晒——这是传统防潮去霉的方法。然后，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拿藤拍上下左右里外前后“啪啪”狠命拍打一通，就像对被子一样，拍得越重、声音越响越好。我在这节奏之下欢快地抽筋，一弹一弹。
或者，可以把我拎到水龙头下面冲刷，用硬毛刷“哧哧”地刷，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再拿肥皂粉浸，浸了搓——放在搓衣板上，一来一去，刚劲有力。洗干净。彻彻底底的干净——把过去，把回忆全部洗掉。
我原以为做决定应该兴师动众敲锣打鼓，犹豫再三权衡再三斟酌再三，吵吵闹闹哭哭啼啼才对。那天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我的手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金属表带扭得变了形。然后我把手表扔到沙发底下。我决定了。没想到做决定是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