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八个月
我思路混乱地打开同桌的五星级题库，看到她画上去的那些坐标、曲线，不由既崇拜又恐惧。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做了那么多的题目。为什么我就不行呢?对此我已经适应了两年多，还是没有适应过来。时至今日，我不仅无法正确地解出一道解析几何的填空题，而且没有能力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我说出来的话都支离破碎。
同桌从后门走进来，坐在我身边，长叹一声道：“厕所里人已经饱和了——挤进去一个
，就有一个会被挤出来。”随即她伸脖子过来，又把手也伸过来，用湿叽叽的手指头拈着题库书的书页，翻过来，又翻过去，又翻过来，又翻过去，突然间抬头说：“喔唷，连你也开始做题库了吗?”我笑起来说：“是啊是啊!”她好像很欣慰的样子，说：“不错不错。”说完又低头看了几眼，突然拍拍我的头说：“这不是我的题库吗?——是我做的呀。”我笑道：“是的呀，是你做的呀。”她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说：“喔——唷——还以为你重新做人了呢。原来是我的书。”
同桌开始继续做她亲爱的题库，我开始惹她，把手盖在她的草稿纸上。她打我的手，说，别惹我，别惹我。我嘻嘻地笑，问：“你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做的那么多题目?”她扭头，定定地看了我一下，说：“当然是在你看《申江服务导报》的时候。”
在我的桌肚里塞满了《申江服务导报》以及随便写什么的报纸。我过着把这些报纸从报头看到报屁股的日子。我过着A在118、B在113，而我在111的日子。我从什么也经受不起变成什么也可以接受。我的脑子里除了整天滚进滚出的杂乱无章的念头，剩下的就是盘算着再有几节课可以回家。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回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也不单是回家，只是我一坐在什么地方就立刻开始不愿意坐在这个地方，我就立刻开始渴望到另外的一个什么地方去。我肩膀上挂着书包冲进冲出，激烈地做车厢健身运动，乐此不疲。
可是今天，今天放学之后，我不想马上就回家去。
在我们的教室门外种着梧桐树，阳光穿过叶子照进来，蹦蹦跳跳的，很快活。空气里有小声音：嘶嘶，嘶嘶。
天气真好。
他们都走了，现在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桌子上、讲台上摊得一天世界(就是上海话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的意思)的草稿纸——张先生给我们理科班优惠政策，无限量供应草稿纸，弄得大家都是一张纸写两三个方程式就换一张——我们都说张先生是浪费自然资源、破坏地球环境的元凶，死掉之后要下地狱的。
呼——我终于使自己安宁下来。人都走光了，我满眼是白花花的草稿纸，还有黑板上的力学题目解题过程。我假装出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坐在自己那个靠墙的座位上，肩膀挨着墙壁，不发一言，把一瓶去光水的盖子拧开，放到课本、试卷和草稿纸中间那个可怜的空当里，开始擦洗指甲。(指甲油是F的，昨天她刚刚给我涂上去——一种中毒很深的绿色。上课的时候，我写字、拿东西，只看到满眼十个绿颜色的小色块，晃来晃去，晃得我头晕目眩。F这个人专喜欢买这种很触目的东西，好看倒也不一定，好玩是真的——现在我决定叫这个绿颜色为“晕车色”。)我手里做着重复的上下擦洗的动作，另外挑了《萌芽》里一篇合乎胃口的文章看看，间或瞄一眼课桌一角摊开的《数学导引》，表示并没有忘记它。我开着亲爱的随身听，耳朵里自始至终是范晓萱的歌声——我真是喜欢《DArling》里的歌，听上去是范晓萱一个人躲在衣柜里孤独地唱歌，她的魂灵在她唱歌的时候全部聚集在她的额头上面，使她的额头变得又高又硬。
我幻想有人突然从门外走进来：假设有人突然从门外走进来，那会是谁?假设允许我在ABCDEF中挑选一个，我会挑选谁?假设我选择A，他来是找我吗?假设他来找我，那么他是为什么找我?或者根本没什么事?也许谁也不是，是张先生——张先生闻到去光水的味道，就来找我、骂我了，他叫我不要继续读书了。不要是张先生，行不行?毕竟我最近要求不多，难道不能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不要让进来找我的人成为张先生吗?
进来的人不是张先生，而是B。当她走到我课桌前面的时候，我看到A也走了进来。我惊讶地说：“咦，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开始约好一起来了?”B不得要领地看着我。A在后面说：“不是约好的。是巧。”B回头看了A一眼，笑笑，在我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说：“倒是的。真是巧。还有，你今天会没有投胎一样地回家，也很巧。”我说：“是呀，就好像我知道你们两个人会来一样的。你们两个人会挑在今天这个时候来，也是太巧了。”B笑道：“我们刚刚放学呀。讲考卷讲到现在。我想想，来看看你吧。考卷发下来，要关心一下，不要出什么事情。”我脸上尴尬地笑，不知道应该回答她什么。A走过来说：“她是巧，我不是。我是每天放学都会来看看的，只不过以前你都走掉了。”B抬头，睁大眼睛说：“不会吧?真的假的?”我还是靠墙坐着，一上一下地擦指甲油。我也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可是没好意思问真假，脸上先红了起来。A对牢我动动下巴，然后冲B说：“你看看，她本人都不表示异议，你怀疑什么?”他们两个都看见我脸红，可是都假装忽略了。
B开始帮我收拾桌子上摊得一天世界的东西。A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拿过一本我的本子。B假装不耐烦地说：“哎呀，不要捣乱!”A不答话，开始在本子上创作猴子。我凑过去看，一直不停地说：“创作失败!创作失败!”他很高兴的样子，突然把本子放下，跑到讲台前面，在黑板上涂鸦，涂了擦掉，又涂。我背靠在墙壁上，人蜷成一团——这是我最喜欢的姿势——望着他穷笑。B把书和书、本子和本子、考卷和考卷归在一起，抬眼瞥了瞥A，离很远地戳戳他说：“哎，这个人现在是怎么了?是不是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怎么专门做这种智商
很低的事情?”我伸手去推她，推了又推，边笑边说：“屁!”A也笑了起来，说：“这个屁放得好。”我大叫：“屁屁屁屁屁!”A说：“好。这些也还过得去。”我跺脚，地板发出“嘭嘭嘭”苦闷的声音——这里的地板就要被我跺穿了……就在不久以后，看着吧。
B终于把我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归好，又伸头伸脚地看了看，问：“你的成绩报告单呢?”我嘻嘻笑道：“不行，不能给你看。”A在黑板前面，说：“今年怎么回事?老早期中考试好像不发成绩报告单的嘛。”B挥了挥手，满脸不屑的表情，说：“要不然怎么叫高三啦?学校下流呀，你有什么办法?这种问题也会问得出来。”A转身对着我们，指指B说：“好，你看不起我!”B从牙缝中间发出一个气声，好像真的很看不起他。A说：“好，好!”说着跳了跳，做一个上篮的动作。他又穿了那件叫我爱得要死的蓝T恤——真好看，叫人受不了。
我说：“襄méi城，上课上课!”A一听，真的人模人样地往讲台前面一站，说：“现在，我来给大家上书法欣赏课。”“屁。”我打断他的好兴致，说，“除了你就我们两个人，哪里来的大家?”他说：“三个。一共三个。三个以上就是All。”B说：“你是讲课的，听的只有两个人。是both。”他皱皱眉头，撂下粉笔。黑板上有小红帽三个字，等等。
我们保持原先的格局，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我每隔一两分钟就往窗外看——天在慢慢地阴下来，现在积了许多云，不像刚才那么明亮了。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是三个人轮流说，我的视野里、念头里，就一会儿是A，一会儿是B，一会儿是我自己。我们三个人又在一起了——我为这个事实多少有些振奋，虽然期中考试的成绩那么快就下来了，而我考得是那么烂——真是一塌糊涂。我听着他们两个说话，时不时还插入我自己的声音……教室空旷，慷慨地为我们发出的声音提供回声，好像我们的这种活动非常有意思——其实不是的，其实根本没有多大的意思。在我的视野里，浮现出了一个画面：我和A和B三个人背靠背、肩靠肩、面孔向外，很紧密地站在一起，组成一个小的多面体，就像好多日本漫画和动画片片头里都有的那种情景一样，脸上非常肃穆、威猛、沧桑、性感、不可一世的表情——在真的漫画和动画片里，这种时候通常总是取一个从下往上的角度，让你仰视，还有许许多多光照在他们身上，显得他们那么高大、那么挺拔、那么辉煌——这是给世纪末救世主的特别待遇。我独自想象着，并且想，应当给我们三个人的这个集团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叫TNT三人组，好不好?TNT是一种化学品，就是叫做三硝基甲苯的一种很酷的炸药。
我个人认为，TNT三人组这个名字是不错的。
我说，你们干吗不走?B说，那你干吗不走?我问A走不走。A说，你不就是让我帮你提包吗?我说，我没有叫你提包呀。我什么时候叫你提包了?B独自在一边笑，我们问她干什么，她说，我在想，解颐那个书包是随便能提得动的吗?A也笑了起来，说，这倒也是，她那个包是要扛的。哪天假如她想离家出走，根本不用准备，背个书包就上路了，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擂了一下桌子，抗议道，呸!离家出走这种事情，我才不做呢。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接着B好像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事情那样，声音沙沙地说：“这倒是的。做小孩子，不要让自己的事情去连累父母。”A很要不得这种说法似的笑起来，说：“你离家出走的时候，难道还要想连累父母这种事吗?离家出走的人，多半父母已经连累他很多了。”B垂着头想了想，说：“父母是可以连累连累小孩的，可是小孩不要去连累父母。”A说：“思想怎么那么好?做小孩倒蛮苦的嘛。”B说：“是的呀。做小孩是蛮苦的。做小孩么，倒应该是蛮苦的。假如什么时候你不觉得苦，你肯定是什么地方没有做对。”我拍拍B的头，说：“这是你的经验吗?”B扭头对我微笑。我凝视着她的脸——她有一张圆圆的脸，永远像沾了露水那样有一点湿漉漉的感觉，她的眼睛里存着一种很有慧心的表情，看上去就像街面上那种做得非常诱人的橱窗。
我问B张斓的下落，她说他回去了。然后她开始贼忒兮兮地对A说：“你走不走?”A说：“不走。”B说：“走么好了呀。”A说：“不走不走。”B看看窗外的天，咕哝着说：“要下雨的样子。算了算了，我走了。”我靠在墙上，一点也不想动，只是抬头看她，说：“你干吗走?”她说：“走了走了。早点晚点，总是要走的。你又不肯给我看看你的报告单。”我说：“报告单有什么好看?”她一语不发地背上书包。我抓她的衣襟，说：“不要走。”她扭头说：“你们两个还有一段顺路，我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呀。你们好好待着吧。”我又说：“不要走。”她走到门口，说：“再见。”我和A说：“再见。”她就在门口消失了。
现在剩下我和A两个人。我开始理我的书包。A说：“怎么?你也要走了吗?”我摇摇头。我只是在做回家的准备，我做回家的准备通常都是要做很久很久很久——我都已经做了一天那么久，可是今天，我真的不愿意回家。
A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到我的身边，低头打量着我，然后坐在B刚才坐过的座位上。他始终在打量着我，我感觉到了。我还感觉到，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又是如此温暖的手。
他说：“你是不是期中考试没有考好?”没有考好?我是考得非常不好。我没有回答他的话——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我一直在不停地理书包，理完了书包，我要离开111，离开他，走到走廊那头去。我现在又少掉了一天。每次我回家，就又少了一天。我的时间一直少下去，可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书包理好，我还一直坐在这里，让这个A把手放在我的头上。
A说：“你别这样。以后用功点就是了。”我还是没理会他。我一直在理书包，我想张先生如果进来，我至少可以告诉他我在理书包我就要走了。我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那昏暗的走廊那头会有什么，那昏暗的走廊里会出现什么。
A把他三十八度半的手放在我头上，轻声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天上很厚的云把一种蓝灰色的光线反射到教室里，空气又阴郁又浑浊。我隔着这种空气望着黑板，黑板上白色的粉笔字变成了蓝色。
我终于理好书包了，可我不想走。我又不能不走——我没有理由不走。我叹了口气，从座位上站起来。A一声不响地给我让路，我就一蹭一蹭地从他和课桌之间的小空当中间挪出去，我的书包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敲在他的脸上。他说：“理好了?”我说：“嗯。”说着，我朝门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背书包，说：“真没劲。”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看他。他站在课桌旁边，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说：“再见。”他没响。我跨出门，又回头看他——他呆呆地低头，斜望地板。走廊里有一种紫青色的光，和教室里那种光完全不一样。我和他站在两种不同的光里面，好像永远也不能再说上话了。可我还是看着他，并且忍不住问：“干什么?”他脸上还是没有一点点表情，连头也没有抬，只说：“再见。再见。”
于是我走了。
我走在紫青色的走廊里。墙壁上好像有点潮——不过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在紫青色遥远的尽头，是一扇通往露天的门。我突然想起了野营那天的晚上，可是那个露天和现在的这个露天好像根本就是两个天。我一面义无反顾地走，一面想：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啊。不想走干吗要走呢?回去吧。可是回去又干吗呢?回去是不可能的了。我的魂被我的犹豫和难过挤出来，飘起来，留在天花板上。我走了。
我跨出校门，往车站走。不知道去哪里好，又不想回家。书包里揣着那么难看的一张成绩报告单，我随便怎么样也不愿意回家。B说做小孩要不连累大人，做小孩要做得很苦才是对的——我现在是不想连累大人，我不想看见爸妈愁眉苦脸的样子，可是我总是要回去，如果我不回去，也一样地要连累大人，我做他们的女儿做得那么辛苦，而他们做我的父母也不见得就有什么轻松——可见我是多么的失败。大家都做出了牺牲，事情还是弄到这种田地，我开始怀疑牺牲是不是值得……或者，我是不是应该不要生下来。这不是我的选择——只有这一点是真的，是真的叫我无能为力的事，所以多少让我有点欣慰。
我走得很慢很慢，走了那么久，简直就好像一点也没有走过一样。当终于和学校外墙的边缘擦肩而过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地方出来一个怪声音，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要离开这儿了，就算再回来，也看不到那个人了，在这儿也没有多久好待了……”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并不是人的声音，但是说着人话，很亲切……比我听过的任何人的声音都要亲切。它不停地对我重复着这些话，一遍，又一遍……要离开了……看不到那个人了……没有多久好待了……看不到那个人了……谁也看不到了……我伸出手，捂住耳朵，把那个声音护住，让它紧紧地贴着我的皮肤。它一直不停地说下去，既不轻一点，也不响一点，既不慢一点，也不快一点。我和它相亲相爱地依偎在一起，流了许许多多的眼泪。
我走得越来越慢，因为我的泪腺变得无比沉重起来。全世界的人都等不及我，走到我的前面。他们诧异地回头打量我，看我是个什么人、怎么了。他们看归看了，可是并不能知道，依旧带着一肚皮疑惑走他们的路。他们都走得比我快，都比我有办法，一分钟以后，他们大概就应该忘记刚才见过我这样一个人。在大街上流眼泪的人，不管怎么说也是不道德的人。
头顶上是高架。幸亏是高架，把天遮住，让我得以有脸面在这里走。我不能在真的露天下面，否则就要无地自容了。我现在不能让那种颜色的天来提醒我野营那天的夜晚，我不能让那种太阳来提醒我A的手、提醒我爱。
我迟缓地朝车站走过去——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时间完全够恐龙出生又灭亡。我等着雨落下来——最好是暴雨，最好是龙卷风。可是它不，它无比坚强地盘踞在空中、高架上方遥远的所在，骑在我头顶上，对我俯视，只要我一日希望它落下来，它就一日不落下来。
我去买雪糕。买好之后，我从一帮人中间穿过去，一口一口咬着雪糕，走到车站上，站在站牌旁边。到什么地方去呢?车一辆一辆地开过来，开走。我漠然地看着一群群人上去，下来，看着售票员挥舞着双臂，既不上去也不下来，只是一直嚷着：“朝里走，朝里走!”这些车的面孔，我都是熟悉的：这辆可以怎么乘到家，那辆可以怎么乘到家……可是我一辆也没有上去。我还不想回家。到什么地方去呢?
淮海路没什么好去。动物园没什么好去。福州路没什么好去。季风书园没什么好去。永乐宫没什么好去。我突然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了。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可是我更不想回家。我不想沿着这条千百年来不变的老路回家。这条路太脏，灰太多，光线太暗，车子太挤，我早就走腻了，走倦了。我就这样心神不定地站在站牌旁边，看着一辆又一辆车来了又走。最后我想，算了，我就站在这儿，看车子开来开走，一直看到什么时候想走了，或者差不多应该是不得不走的时候，再随便乘哪辆可以到家的车子回家去。
打定主意，心里好受了很多。我发现车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和借口。没有人会在经过的时候好奇地打量你几眼，大家都以为你和他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运气不好的等车人。你可以做出专心致志甚至有一点焦急的样子来，有时你还会以为自己真的是在等车，直到车来了，你才明白过来：哦，我不上车的。车走了，你就继续专心致志地开始下一轮的等车行动。没有谁会觉得你异常，他们都以为你在等车，等一辆和他们等的不一样的车。你在等一辆永远也不会来的车。
我啃着雪糕，心想：好了，现在我可以在这里站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了。这个很多到底有多少，我自己也并不清楚，只是模模糊糊地以为可以一辈子站在这根站牌的铁杆子旁边，啃雪糕。
我的雪糕还剩下一点点的时候，看见一个人以我所熟悉的走路姿势从学校那边朝我这里走过来。我暂停咀嚼，注视着那个姿势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推进。那是A。我惊奇地想：那是A。我如释重负地想：那是A。我开心地想：那是A。
我没有什么额外的动作，没有什么言语。我没有反应，一如既往地啃我的雪糕，依旧保持着等车的表情。
然后，A看见了我——我晓得他肯定是看见了我。他继续走着，从那条非机动车道上穿过来，到这边隔开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的上街沿上，到我身边，站定。
我说：“你走了?”他说：“你怎么还没走?”我说：“我请你吃雪糕。”我通常有这种毛病，这其实说明我高兴。他说：“不用。我水喝得人已经要撑破了。”我说：“哦。”雪糕吃完了，我把木棒塞在上下牙之间，残忍地咬着。他问我乘什么车。我说我在想呀。我的口齿因为小木棒的原因有点含糊不清，不过我懒得把木棒取出来。他说：“哈哈。”那是他在这种场景下特有的一种表现，用一种特别的声音，发出“哈哈”二字。
我抬头，端详着车牌，用手指点着说：“这里每辆车都可以让我乘回家去。”说完，我抽出嘴巴里的小木棒，走开去，扔进废物箱，走回来。A看看我说：“873不行吧?”我说：“可以。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有好几站可以让我下去换车。每次要想，要挑选，头疼死我了。”我一一解释，详细地把乘每辆车回家的路线告诉他，直到他确信我说的是事实。他笑起来说：“哦，你每次回家，大概就站在这里想、盘算、琢磨乘哪辆车回家，是不是?”我说：“是啊。要想很久很久。”“想很久很久。”他重复道。随后他说：“这样吧。你和我乘一辆车，好不好?”我看看他，没说什么。他就对我温和地笑笑。
A抬头从高架的缝隙里看看天，说：“要下雨的样子。气象预报不是报晴天吗?”我说：“我不知道着气象台算什么意思，这天又算什么意思。”
我跟在A的后面上了车，一前一后地坐下来。我说：“我很想吃东西的，现在。”A扭头问：“你肚子饿了?”我说：“不是。我刚才在学校里已经吃了很多东西，可还想吃。现在我想吃一头猪、一只鸡、一只鹅、十个富尔乐的香草冰淇凌、三个土豆泥、二十块钱的香酥鸡、一大盆色拉、一大碗咸菜炒墨鱼，还有很多很多巧克力和牛肉干。”A大笑，说：“你这是一种心理毛病。”我伸手敲他的肩膀，说：“呸!你才有心理毛病。”
接着我们就不说话了。我坐着，看窗外的树。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书包的拉链拉开，掏出了我的成绩报告单，开始看起来。A转过身子，把手放在椅子靠背上，静静地对着我，一直到我把眼光从报告单上挪到他脸上。他笑了笑，说：“怎么样?”我叹气，说：“我又确认了一次，我考得多恐怖。”我的肺已经被我叹气叹得皱了起来，一棱一棱的。
A把手放在我的头上，那种很好的温度传到我头皮深处，深得连感觉出来也很难。他一直在微笑着。我坐在椅子上，心随着车子的颠簸而一颠一颠。
“我总是在搜寻这样一个地方，”我说，“有很大很大、很软很舒适的沙发，让我可以把整个人埋进去，然后有一个电话机，我随便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捧着它在沙发里打电话。我看书、做习题、做五星级题库里最难的题目。周围很安静，就算有人，也很安静，大家都有序地平静地在做事情。”
A注视我，笑了笑。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说。
好像，后来我也笑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