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口之家
秦庾
其实，从小我最欣赏爸妈这一点——他们简直不把我当小孩看待，似乎一切都该由我无师自通。他们送给我一只小猫叫我养，让我给它起名字，让我决定它该吃什么；他们两个对小猫从来不感兴趣，这一点他们也不骗我，我也理解。孩子的理解力往往超过大人的想象，而且孩子比大人宽容——我爸妈是少数深谙这个道理的大人。我明白他们最感兴趣的也就是彼此而已。孩子的观察力也往往超过大人的想象——我不知爸妈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承认，有一段日子我很愤懑，因为发现他们往往把我丢在一边。他们把小猫当成挡箭牌，差不多要我认小猫作爸妈了。我不明白他们干吗对我的孤立如此漠视。我们三个一起到公园去玩，他俩就喜欢走那种半个人影也没有的极为无聊的小径，也不管我乐意不乐意；我最恨那小径，窄得只容得下他们两个，我要么跟在他俩屁股后面走走停停，要么就只好走在烂泥地里——出门之前，他们说好了是带我去玩，谁知到头来他们谁也不睬我。我们三个一起去逛街，我提出要买这要买那，他们对我的回答只有两种：“去买”，接着掏钱让我自己去，也不管要不要过马路；或者，“不买”，那就完蛋啦，我再说死也没用，他们不会再理睬，因为答案已经给我了，理由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好在他俩都不算吝啬，“去买”的次数和“不买”的次数几乎一样多，我也就没什么可以多抱怨的。我只是觉得很愤懑。我在家里不受重视，我的感受连屁的作用都没有，他们以为一个小孩有了小猫就永远不会孤单。我亲眼看见同学在家里嚷一句“没劲”，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倾巢出动满足他的需要。可我喊“没劲”喊破嗓子也无所谓，他们会说，找你的猫咪去，我们在忙。
就是这样。很多人说，当今中国的孩子是“小皇帝”、“小公主”，但我从来也不是的。我小时候，根本没被当成皇帝看待，连皇太子都不够格。我猜想，在爸妈眼里，我就是他俩“爱情的结晶”，时时提醒他们记得他们那波澜壮阔的伟大爱情。
刚上学时，我可没那么乖，我还逃课来着。我背着书包到马路上溜达一整天，希望爸爸妈妈能来找我。这样的勾当我干了好几次，没别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来找我。他们来找我了，带我回家去；他们是民主的父母，不打孩子，只是问我为什么逃课。我气疯啦——他们明知道我为什么逃课，还成心来问我——我就咬紧牙关，不说。后来我发现，这种勾当根本没用，他们就是不肯承认他们漠视我。他们大概认为我故意捣蛋，所以一再地告诉我他们的工作多么重要、告诉我他们今天有多少手术要做、告诉我病人多么需要他们……我终于明白过来：他们早八百年前就忘记了，我是多么需要他们。于是我立刻改邪归正，学乖了，从此以后他们再用不着被逼着为我操半分心，我老是学校里最乖巧的孩子。
渐渐地，我开始发现，他们不常管我也不错，我比学校里任何一个同学过得都自在。只要我不闹事、不考砸，那我的日子绝对就是自由自在，没人追着我学这学那，也没人要求我成为雷锋赖宁张海迪什么的。爸爸偶尔得意地说，这叫“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他们偶尔也会待我亲热一阵，那得看他们自己高兴。我越长越大，对这种家庭氛围也越来越满意——在这宽松的环境里，我有多少别人无法企及的自由，简直是不可想象。我的爸爸妈妈是一对很不错的父母——我真这么认为。他们有事从不瞒我，总要我一起参与决定，但也不强求我发表意见——总之，一切随便，只要我安安分分的就好。
我怎么可以把处分的事去告诉他们呢？他们会不会收回我的自由？也许不会。他们从没尝试过，说不定根本没想到过。但我不是辜负了他们给我的混账自由么？这些个混账自由，我还真该感谢他们给我这么大的自由。
爸爸
我们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和我儿子闹翻了。
我们是无法可施，才不得不这样的。凭良心说，儿子这些年没让我们多操一分心，也算是个好儿子。我们一直对他很满意，认为他懂事情。我觉得我们是开明的父母，不愿意给小辈增加许多负担，也不想多给他束缚。从前我们以为，在这样的思想下面，儿子的表现令人满意。可最近，一切都变了。
儿子被学校处分的事，我们早就知道。那天他班主任来电话，是他妈妈庾雯接的，我当时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听她提起电话，先是很诧异地说：“噢，李老师！”儿子进高中之后，这是破天荒头一遭，老师打电话来，我想，不知什么事。可我心里并没重视，因为儿子从没闯过祸，去开家长会时，听到的大都是夸奖他的话，至于一两句批评，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缺点——这些老师的水平，我有些了解，我看他们要么是老脑筋，要么就缩头缩尾，真正高水平的没有几个，我们国家现在就这样，除了老师的教学水平之外，其他素质一概靠边站，依我看，我儿子将来会比他们有思想得多。接着，庾雯似乎很震惊地说：“啊？！”紧跟上又一句：“真的吗？……会不会搞错了……哦，哦……”她一迭声地“哦”，声音越来越低——我放下报纸，开始对这件事感兴趣了。庾雯放下电话，转身看着我，我让她那种尴尬的眼神看得也慌起来，问她什么事。她说：“你不要急——你儿子受到警告处分了。”我们就是这样知道他作弊的事的。
以前我们都以为儿子绝不至于干出作弊这样的事情来，刚刚听说消息时，我和庾雯都震惊得不得了，然后是失望。不过我们马上决定，不去捅破他的心事，让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他班主任打电话来那天，他正巧晚回家，我和庾雯两个人到厨房去准备晚饭，心事重重地商量着儿子的事。过去我老认为，一个作弊的学生肯定不是好学生，可事情轮到自己儿子头上，我却发现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丝毫没有变化，还是一个很模范的儿子。我非常愿意相信他，我甚至决定，只要他敢于向我们承认他受处分的事，我一定不为难他什么——我真是愿意相信他的，毕竟他做我儿子十几年了，我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样：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庾雯到底是个女人，遇上点事就心不在焉的，该放盐的时候拿了糖，一撒又一大把。我对她说你不要这样，事情不会那么糟。她看看我，简直要哭出来似的喃喃道，怎么办啊秦磊，他是你儿子呀。我说，他是我们儿子，所以你应该相信他，他不是坏人。我知道的呀，她说，我知道的呀，可是受处分的都是学校里最差的学生……我也不知怎么去安慰她，只好不吭声。过了一会儿，她自己又说，哎呀，我刚才怎么连问问老师处分能不能撤销都忘了。我不理会她，只提醒她说：“你别忘了，刚才我们说定的，等会儿儿子回来，千万别提这事，要像平时一样。让他自己告诉我们，懂不懂？”她说知道了，把锅里的菜炒得“刺啦啦刺啦啦”直响，一边背书似的喃喃着，要像平时一样，要像平时一样，忽然又问，“他会告诉我们吗？”当然了，他当然会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儿子，他会告诉我们的——我安慰她说。
儿子平常回来晚了，我们从来不问他去了哪里，我们觉得十六七岁的男孩子，这点自由总要给的；可那天他进门时，我忍不住问了句：“你哪儿去了？”
从那天起，日子就过得不那么舒服了。儿子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作弊的任何一个字。每天临睡前，庾雯总要说一句：“他今天还没说。”我知道，不能过分地指望他自己说了，可我仍然自我安慰似的尾随上一句：“明天，明天他一定会说的。我们可别逼他。”她很顺从地点点头。我们关了灯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心里都明白对方也没睡着。有一天早上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也不知昨晚什么时候睡着的，却看见庾雯大张着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床上方的吊灯，忽然说：“秦磊。”我回问：“啊？”“你说，秦庾是不是我们的儿子？”我愣愣，不知怎么办，最后还是笑了，调侃地说：“你睡糊涂了吧？”她使劲地眨眨眼，接着很认真地摇摇头，说：“他要是我们的儿子，为什么连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们？他要是我们的儿子，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过问他的事？”“别傻了。”我伸手想摸摸她的耳垂，她把我的手推开了，扭头注视着我，说：“你说，我们这些年是不是没有好好关心过儿子？我们有没有太顾着自己？”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这怎么可能？这件事我们十几年前就讨论过了——我们总不能为了儿子放弃我们的生活吧？并且孩子应当有他的自由，管头管脚对他可不好……”“可是你不觉得和他多陌生吗？事情发生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们对他的一切都不了解！我们除了知道他喜欢吃罗宋汤、知道他的衣服鞋子穿几号，还知道他什么？他像我们儿子吗？要是他是我们儿子，为什么我们对他的了解少得这样可怜？你怎么敢说你是知道他的呢？现在他的档案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可他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听。我们做了这些年父母，究竟懂不懂做父母的意思？”
我们无法忘记这场谈话。当时房间里还很昏暗，什么东西都影影绰绰的——过了四十五岁之后，我们都开始醒得越来越早，庾雯常常抱怨自己开始像她妈妈了——我们两个像平时一样，挨着躺在床上，衣冠不整的；往常，我最喜欢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我很容易就会发现我们结婚已这么些年了，而在我身旁的这个好女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是我温柔贤淑的妻子，这个念头让我十分安心。我们往往会快乐地聊起过去的岁月，当她悄悄地靠在我心口时，让我错觉她不再是母亲、护士、媳妇、党员和其他一切社会角色，而只是我的妻子——可那天，她提起了儿子，提起了自私，她似乎想破坏我们不成文的约定，我无法忘记她的语气，仿佛在提醒我，这些年我们做错了，一错到底。
可惜，不论是错是对，都无法挽回了。儿子已经这样，我们也已经这样，沟通从不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强项——换言之，我们连过问他在学校里的事儿都不习惯。这漫长的一星期里，我们时时想问起他的学习生活，也给他机会让他告诉我们处分的事，可我们问的态度如此窘迫，他的回答也极不情愿，正如庾雯说的，他简直不像我们的儿子。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头一次发现，作为一个父亲，我的经验有多贫乏。
今天吃晚饭时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庾雯问起他下个礼拜期末考的事，他先是皱眉头，接着又找些话搪塞，什么“我会考好的”、“准备好了”、“没问题”，心不在焉的样子叫人生气极了。毕竟他是我儿子，什么时候我们变得这样缩头缩尾、忍气吞声了？有时候到底谁错了我都搞不清楚。一气之下，我摔了筷子。他们两个都吓了一跳，庾雯战战兢兢地叫我别这样。我顾不了了，冲口就说：“你以为你被处分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吗？”他一听这句话，突然愤怒地瞪了我一眼。我更加火冒三丈，站起身撑着桌子，手却被庾雯拉住了——她一个劲儿地说：“你快别这样。”又对秦庾说：“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这个时候她反而显得异常地镇静了。
他深深埋着头，半晌不言语，样子很犟。过去我们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即便他一年级时逃课，也不过问他几句、嘱咐几句就完事，今天的气氛是真的很紧张。他说话的语调愤愤的，倒好像我们对不住他，他说：
“既然你们知道了——又干吗问我？！”
这场风波究竟是怎么平息的、又是由谁平息的，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奇怪的是，我当时只是生气，气得火冒三丈，可却没想过要打他。说实话，我没打过他，从来没有打过他——我发现我这个爸爸当得真冤枉，连孩子都没打过一下，我究竟能在儿子身上留下什么呢？他当我是他爸，其实对他来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不知过了今天，我怎么去面对他。我算是哪门子的爸爸呢？或许过去我确实没有好好关心他，所以现在也没有资格去过问他的事？然而，即使一切都不能确定，有一个事实却可以确定，那就是我爱他——他是我惟一的儿子，我一直深深地爱他，从来没有过我对他的爱减少的事，过去、现在、将来，我总是不变地爱着他的。我爱他，难道这还不够吗？还要我做什么，才算是关心他呢？我给他自由，这错了吗？
这真好笑！我能做一个好的丈夫，可却不能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丈夫和父亲，两者相矛盾吗？从前我始终认为这不可能。从前我以为自己既是好丈夫又是好父亲，现在我才突然发现，我的人生是有缺憾的，那就是没能当好父亲——这个念头紧紧地攫住了我。但我知道，这十几年下来，要尝试改变是不容易了，况且我根本不愿意改变。
妈妈
我吓死了。我今天吃晚饭的时候，真的被他们父子俩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秦磊这个人，脾气一向最好，医院里人人夸奖他，说他跟谁都不闹红脸——我也知道他脾气好。可是今天，他发那么大的火，我还从没看到过。他摔掉的那双筷子，撞到地板上，我拿去洗的时候，轻轻一碰就折了。
秦庾这孩子，我不知他哪里来的气。爸爸说他一两句重话，他居然那么凶。不管怎么说，受处分那么大的事，不向我们提总是不对。他瞪秦磊那一眼，谁看到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他的爸爸！
这场无名风波，可说来得快，去得也快。激烈是异常的激烈，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两句争论。不过，家里就此罩下了一层阴影，我感觉得出来。我先把秦庾送到他房间里去，叫他关上门好好反思反思——其实，我主要想让秦磊冷静一下。关上房门转过身，我看到他坐在饭桌前面，左手搁到桌上，搭住饭碗，右手攥紧了拳头压着膝盖——我真想站到他身后去，对他说些什么。但我没有。想了想，我到厨房去取块抹布，收拾桌子。桌上一片狼藉——今天吃的虾是秦磊下厨烧的，凡是与虾有关的菜，总是他当仁不让，在厨房里，我一高兴就叫他“老虾”，他听了也会很高兴——我收拾桌子时，尽量低垂着眼盯住桌上的虾头虾壳，不去看坐在桌前的他，我很怕看到他颓丧的样子而又无力替他振作。再说，我也是胆战心惊。破天荒第一次，我关上了厨房的门洗碗。我想，还是别让他听到什么声响的好，省得他再气起来，我就没办法了。静静听着自来水流动的细小声音，我心里还兀自害怕着，想想刚才的一幕一幕，浑身起寒意。真不知我怎么会表现得如此镇定——我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秦磊是我的丈夫，秦庾是我十七岁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男人，比我高大，比我强壮，却要依靠我的臂膀去拉开他们、解决他们之间的纷争——我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我忍不住抽出手，放到灯光下仔细看了看。我没敢承认——太小，太小了。
这有多可笑！似乎我第一次用“男人”两个字来定义我的丈夫和儿子。这些年来，我始终把秦磊看成我的丈夫、把秦庾看成我的儿子，差不多忘记了，他们首先是男人，他们之间的争端，是男人的争端。我可以理解秦磊，我懂他做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我甚至奇怪他早几天怎么没发作；我知道，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受到了伤害，看到自己的儿子对他不重视，他生气，真的生气。但我不太明白秦庾，不明白他究竟因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愤怒、这么冤枉、这么孤独和偏执——在这件事里，究竟有哪一点，他是做对了的？我作为母亲，除了可以给他一点关心和同情之外，无法给他半分的理解。我尝试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事；他没有正视我，而是低下了头——他体会到了我的关心和同情，但是拒绝理解。他低头，并不表示屈服——早在他很小的时候，他逃过几次课，当我们询问他原因时，他就低下头，一开始我们以为他知错了，谁知不久他又故技重演，后来他到底怎么会变乖的，我到现在还拿不准。我把他送进房间，他顺从地进去了，可是，就在我打算出去的一刹那，他猛地抬起了头，望定我，脸部由于一阵突如其来的怨愤扭曲得几乎变了形——他这种神情，我以前从没看到过；我以为他要说什么，但他只张了张嘴，结果什么也没说。
这是报应。他长那么大，我们没为他操半分心，最近，他却已经让我们操透了心——这还远远不够。在儿子身上，我们是真正的无知。
洗完碗，走出厨房，我看到昏黄的灯下，秦磊独自一个人坐着，左手放在桌上，原本搭住的饭碗早被我拿走了，右手遮盖着膝头——我很高兴他不再攥紧拳头了。我站在他背后，细细地打量着他：他穿的是我买给他的竖条衬衫，把袖子挽起来露出了小臂（我最喜欢他这种穿法，显得长身玉立，非常好看），只是现在，他弯腰弓背，完全地静止着、静止着——这是我的丈夫，那么孤独无助的一个父亲。他生气时，我有些怕，但现在，他在伤心，我懂得怎样让他好受一点。我看看对面的墙壁——他的身体投影在墙上，巨大、灰色，僵直的动作在这种放大下显得夸张，这灰影几乎是在笼罩他、窒息他、吞噬他，而他那么孤独无助。我走过去，蹲在他的身旁，抓起他搁在膝头的右手——虽然我的手不够大，但是多年的默契给予我驾驭的能力。我明白现在不是谈论我们两个的时候——自从知道秦庾受了处分，我们差不多再没谈论过两人的事情——但是，仅仅这样握着手，保持住这一点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维系，就是一分熨帖的安慰。他掉过头来，勉强笑了笑。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说：你是我最熟悉的、一直爱着的男人，那里，是我们深爱和关心的儿子。
真的。我常常说这句话：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他真是我们两个的儿子吗？
这些天来，我始终在问自己这句话。我问这句话问得人都快傻掉了。在这以前，我过得很快活，我有丈夫、有儿子、有稳定的工作，我当了护士长，我四十七岁，可是买衣服仍然很方便——我觉得一个女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就属于大逆不道了。但是，自从那天接听了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我开始怀疑。这种情形就好比有一天我抬起头来，忽然发现天空到处布满了裂缝——我所坚信万年不倒的天空马上就要倾覆了，但我还无法知道在那上头是些什么。我保存了大半生的信念已在瓦解，而新的信念还不知身在何处，这种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我走路都开始头重脚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错问题。假如这仅仅是儿子的过错，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听候发落。可怕的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没有告诉我们——这就不仅仅是他的过错了。秦磊在教育孩子方面相当固执，简直有点刚愎自用，他总是主张给孩子足够的自由、足够的权利，以培养他的独立人格。我承认，在秦磊提出“自由”、“权利”、“人格”、“思想”等等诸如此类的名词之前，我连想都没想到过这码事，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爱儿子，我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这就是我所有的想法。我生他时，秦磊气定神闲地在查病房，可以说我是由儿子陪着生出了儿子；当我第一次抱他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让他不懂得什么叫烦恼、什么叫痛苦——这当然是我一相情愿的想法。后来秦磊用他那一套去养育儿子，我也跟在他后面，给儿子自由、给儿子权利，给儿子所有他爸爸认为可以造就他独立人格的东西，有时去朋友家串门，看到他们的孩子每天必须坐在琴凳上两个小时，反复地练琴，或者握住硕大无朋的毛笔一遍遍练字练画，或者被逼着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无穷无尽的数目字，我就真心地为自己什么都不会、除了“独立人格”之外无一是处的儿子感到得意——我觉得有一个快乐的儿子比什么都强。现在我只怕，从前我们误解了他，我只怕快乐的不过是我们自己。
最近我一直在观察秦庾。我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我不知道他在学校里上些什么课，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我不知道他的教室在几楼，我不知道常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嗓音清甜的女孩子是谁，我不知道他整天在想些什么，我甚至刚刚发现他长了胡子！我怕承认这一点：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口口声声说着爱我惟一的儿子，可我对他的关心还不如对自己体形的关心多。我不清楚其他母亲有没有类似的想法，其他母亲有没有想去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究竟有几分跟自己相像——我觉得秦庾根本不像我，也看不出哪里像他爸爸。这难道不可怕吗？我们为他准备了这个家庭帮他面对整个世界，为了他的快乐，我们挖空心思地给他自由、权利，给他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的全部条件——到头来发现，他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不带一丝父母的痕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做过什么事，让他难以忘怀吗？我们说过什么话，对他的人生有启发吗？我们爱他，可我们有过什么行动，来表示我们是爱他的吗？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说爱他？到底有什么资格说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我的同事小林，连他儿子哪个手指甲盖上有虫斑都说得丝毫不差——可我有多少时间没有碰过儿子的手指头了？做母亲的做到这个地步，我刚刚发现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一个不敢确认自己儿子是自己儿子的母亲，难道不是枉做了一回母亲吗？
有几次，我试着跟秦磊说起这些想法。不知是我没说好，还是什么，他听了之后，满脸的退缩和拒绝。他的信念比我的坚定多了，从今晚他的表现看来，他是毫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可要是来问我，要是时间能倒转，我宁愿做一个最传统、最保守、最不尊重孩子权利和自由的母亲，只要儿子看起来像我，只要我能知道他的一切。
我养过的那只猫——叫“针筒”的猫，冬天喜欢趴在我的膝头睡觉。我在家里过寒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就这么坐着，让针筒趴在膝头幸福地睡。我把手放在它蜷缩起来的身上——就是后腿前面一点——明显地感觉到它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它的气似乎很长。我再把手放到自己肚子上，却感觉不到有什么起伏，当时我一阵害怕，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其实我不大明白，像针筒那样的猫们怎么可以活得如此没有意义：针筒从来没有抓过老鼠——我猜想它根本不清楚老鼠是什么样子，假如用是否知道老鼠的样子来判断一只猫的话，那我比它更像猫；而其他在家里养猫的同学也没见过他们的猫抓老鼠；对它们来说，生命的第一大意义大概是睡觉，早也睡，晚也睡，冬天找暖和的地方睡，夏天找凉快的地方睡，睡完醒来，弓弓背打个哈欠，悠悠地衔条小鱼吃，接着再睡；偶尔它们也玩：它们可以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半天，也可以一心一意地企图将一根高悬的绳圈什么的碎尸万段——反正猫的生命目的尽在于此，而且我看针筒那样子，它幸福极了、满意极了，它“呼噜呼噜”打着瞌睡，活像个骄傲的皇帝。
我想着，要是人能够有猫这样的觉悟，那世界就会适合生存得多——可惜人没有这种觉悟。比方我这个傻啦吧唧的倒霉蛋，这会儿几乎连家都待不下去。
天已经晚了，很晚很晚，窗外不知何时还下起了倒霉的雨。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时爸爸深夜被叫出去给他上亿个病人做手术，妈妈就不睡了，要么陪爸爸去医院，要么坐在卧室里看杂志——我知道这些，因为小时候我睡得不大沉，而他们两个人睡眼惺忪地翻衬衣、翻袜子时又老弄出接二连三的响动来。有一天晚上，爸爸被医院叫出去的时候在下大雨，隔三差五地还打雷闪电，我被他俩找东西和讨论的声音弄得醒了一下，就又心满意足地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好几个小时——我被人一阵推搡，不快地醒过来，蒙蒙眬眬中，我听见妈妈的声音说：“秦庾？秦庾……”说老实话，我不情愿被吵醒，因为我正在做一个梦，梦里跟窗外一样：下雨、刮风、打雷、闪电——于是我闭着眼，哼哼了一声，只听妈妈说：“秦庾你要紧吗？打雷怕不怕？要不要来和妈妈睡？”我伸手往下巴那儿搔了搔，迷迷糊糊又哼哼一声，表示不用，屁事不管，打算继续做梦。我猜想，她大概回卧室去了。可是紧跟着，“哗啦啦”一声炸雷，我也不清楚是梦里的雷还是窗外的雷，只隐隐约约觉得眼皮外面光明了一瞬，接着又被人一阵猛推猛搡——看样子我是非睁眼不可了，要不然妈妈决不会让我安生。睁眼一看，就看见妈妈的脸，床头灯在她身后亮着，勾勒出她面孔的轮廓。可我背着光看不清她的鼻子眉毛，只看见她的一对眼睛，眼白部分又清又亮。她两手握着我的肩膀，有些气喘似的问：“打雷怕不怕？”我摇头。“要不要上妈妈那儿？”我摇头。她顿了顿，还问：“真的不怕？”我望着她，望了一会儿，在床上坐起来——因为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点点头说：“行，我去和妈睡。”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所以要坐起来。妈妈咧嘴一笑，露出的牙齿在窗外的闪电照映下是蓝莹莹的，她牵着我的手，到隔壁大房间去。大房间里亮着床头灯，粉红色——是妈妈挑的粉红色灯罩，就是那种倒过来形状像铅桶、外面蒙着纱的老式灯罩，我觉得非常好看——床上乱糟糟的，摊了几本书和杂志，妈妈去睡在床的右边，我就去睡在床的左边——我睡的那一边，床单上有个填填，是爸爸留下的。妈妈问我，不睡觉好不好，念书给我听好不好。我说，行。于是她就让我靠在枕头上，她也靠好——枕头是她做的，枕套子上的花也是她绣的，内容是浅粉色的桃花，我曾经在别人家见过枕套子上绣牡丹、绣菊花、绣牵牛花、绣蝴蝶、绣金鱼，可从没见过和妈妈一样绣上浅粉色桃花的，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妈妈够水准。那天晚上，窗外下着大雷雨，闪电下的雨滴像钢针一样，天空一阵黑、一阵白，雷声一会儿滚、一会儿炸；室内，在粉红色的灯光下，靠着绣上浅粉色桃花的枕头，妈妈给我念书——到初中里我才知道，书是妈妈所钟爱的《追忆似水年华》。后来她又有无数次念这本书给我听；她大概有个雄心壮志，想把这本二百四十多万字的小说从头至尾地念一遍给我听，可每次念，她都忘了上回念到哪儿，只好从头开始，所以直到现在，我才只听过这部巨作的前十多页；何况近几年来我根本坐不下来听这倒霉的普鲁斯特，而妈妈也对我的文学鉴赏能力丧失了信心。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尤其是在那晚的大雷雨中，妈妈柔和的嗓音念出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我，尽管我不清楚那些永远理不清的意义。我记得妈妈翻开书页，捧好书，像开始什么重大工程似的、郑重其事地念道：
“追忆似水年华——马塞尔·普鲁斯特。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第一卷，贡布雷。一。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时候，蜡烛才灭，我的眼皮儿随即合上，都来不及咕哝一句：‘我要睡着了。’半小时之后，我才想到应该睡觉；这一想，我反倒清醒过来。我打算把自以为还捏在手里的书放好，吹灭灯火……我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忽远忽近，就像林中鸟儿的啭鸣，表明距离的远近。汽笛声中，我仿佛看到一片空旷的田野，匆匆的旅人赶往附近的车站……”
妈妈的声音柔和而亲切，和窗外的雷声形成一股抗衡之势。她不知疲倦地读啊读啊，醉心于书中的描述，直到我打断她问道：
“妈妈，为什么每次爸爸去做手术，你都不肯睡？”
她停住了，扭头看看我，微笑了一下。伸出手指头，在书页的边缘上轻轻来回地摩挲。半晌，她答道：
“爸爸没有睡，妈妈怎么可以睡？”
说完，她又冲我很快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爸爸动手术，妈妈是护士，要陪着他。”顿一顿，怕我听不懂似的，又像是自言自语：“爸爸是救人的性命，妈妈要在这儿陪陪他。”
我望了望窗外的雨，又问：“妈妈，你怕死人吗？”
她温柔地凝视着我，握住我的手，答道：“妈妈不喜欢看到别人死，但是妈妈不怕死人。”
“那，怕打雷、怕闪电吗？”
她一听这话，眼神微微地变了，想一想，说：“只要陪着爸爸在一起，妈妈什么也不怕——只要爸妈陪着你，你也什么都不用怕。”
我明白，妈妈她怕打雷、怕闪电——女的都这样。而且她们还不肯直说。自从那一晚，我比从前更爱妈妈了，因为我知道她也有害怕的东西，而且她在害怕的时候会来求助于我——虽然仅仅是那么一次，也令我深感骄傲。可我也知道，爸爸对妈妈比我更要紧：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害怕，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来找我，要不是爸爸，她谁都不会等、谁都不愿陪的，她让我睡在大床上、给我念书、和我说话、对我微笑，都为了她要陪着爸爸不睡觉——我到底是不要紧的，从小我就明白。到头来，她只会对我说一句倒了八辈子霉的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这世上的人都疯了，疯得一模一样，全巴望着我告诉他们处分的事——可笑的是，他们既然早就知道，又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告诉他们呢？
天知道，我曾经相信，我的爸妈绝不会欺骗我。可我错了。想到当我一心隐瞒处分的事时，他们两个早就知道这事，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现在回忆过去的一个多礼拜，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始终在刺探我！我曾经相信他们的，因为我以为他们是最好的爸爸和妈妈，可我错了。这对爸爸妈妈，他们送给我一只小猫，他们从不逼我干这干那，他们从事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他们在我眼前相爱，他们用绣上桃花的枕头套子和粉红的灯罩——可他们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事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件由一帮土豆似的家伙决定的事告诉别人？我为什么要被人耍来耍去、骗来骗去？我早明白，他们全为了他们自己：王海燕是为了满足她必须关心谁的欲望；李老师是为了持久地把我当成她那儿子的破烂代替人；樊斌是为了别叫我埋怨他而他能好过些；我的好父母，他们是为了保住他们父母的身份。
我认了。反正是我自己让王海燕以为我有多需要她狗屁的帮助，反正我至少得过一年才能离开肿眼泡的李老师，反正我死也摆脱不了同我一样倒霉的樊斌，反正我没法开除我的爸妈。我闷极了，我宁愿为了那道透露给樊斌的化学题给枪毙，也不要这么多人来关心我——他们哪里关心我？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所受的伤害，他们为了表演自己的难过，从不管我是不是会被闷死。
世上的人全是这样。即便是李老师的儿子死了，她所想的也不过是：我再见不到他了！谁见不到谁，还不是一样活吗？只有王海燕这种假模假式、夸夸其谈的人，才会津津乐道人和人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岂不知我再也不想和她有什么可怕的联系了，她漂亮也好、聪明也好、是Ｆ大学的疯狂大学生也好，总之我再也不想见到她。死的就让他好好死，活的就诚实点活，干吗都把“责任”、“情感”、“缘分”、“爱”一类让人恶心的字眼挂在嘴边，好好的日子还要故弄什么玄虚，故意搞得乱七八糟，再自以为是地去忏悔，像夜间谈话节目里那个不要脸的鼻音先生一样，其实不过想证明一个狗屁的高贵而已。
爸妈也很虚伪。既然那么想知道，干脆来问我。吞吞吐吐这些天，刺探来刺探去，憋出火气自找罪受。过去我需要他们重视，他们说“忙”，现在我不愿他们管，他们又痛心疾首。他们让我失望，他们怪谁？也不用那么看重“开明父母”的称号——即使看重，也不用假模假式地硬撑。
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从床上起来，去开窗。风把雨往屋里吹——雨滴很细，可是密，兜头兜面过来，脸上只觉一阵凉意，手一摸，已经干了——这到底算什么呢？淋到还是没有淋到？我又想念针筒了。针筒这猫活得多快乐，它不思考，就没迷惑；不像我，一过了睡觉时间，就死活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