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隐秘的河湾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是”时期。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历史变得暧昧，“文革”到底结束了吗？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
19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对开”，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这种决斗，其它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对开！”“对开！”
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车子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
只有在发现提议“对开”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这方的态度纔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路边瘦老不可惹”。当然不是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不能在车上“对开”。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种风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身。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售票员，我的皮夹子没了！”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里边有多少钱？”售票员问。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开分局！”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管理员，急于开刀的医生，但是，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
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露不满，哪怕是说：“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车的目光都“刷”地对准他，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贼嫌疑犯。
于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出坦荡从容、满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双手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没有偷，不仅对自己和别人的权利、尊严毫无兴趣，甚至对于真正的窃贼也没有气愤。如果这事发生在夜间，车上几个聪明人就会向售票员提议，把车厢的灯关闭一下，让那位错拿了别人皮夹子的先生有机会把皮夹子扔在地上。这种提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皮夹子。这是提议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还是别人扔的，谁也不感兴趣。因此，在这样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窃贼的意识。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这样的事，在19路无轨电车上经常遇到，因为这路车的起点宜昌路和终点提篮桥，都是当时的贫困地区。
幸好今天没有遇到，否则，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静安分局、闸北分局还是虹口分局，赶不上车部长约定的时间了。
但是，由于在车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围观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对正在开始的清查运动担懮起来。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十年间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班级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车部长与其它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纔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它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象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纔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今天不谈这个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必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锺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纔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项目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懮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跋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有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纔出了问题。”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纔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当时的我，不怕受难，只怕受气。
不像现在，连受气也不怕了，甚至连气也不受了。
那天从冯岗先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我显然是气坏了，满眼都是一个镶着已经发出铜绿的金牙齿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面影。
他沉默寡言，满脸老实相。你如果拿着他写的那一迭揭发材料去责问他，他一定先表白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个人恩怨；然后再谦虚地声明自己很可能听错、记错，诚恳欢迎被揭发者指正。最后，他希望你也能揭发他，大家一起正视历史，轻装上阵。
听起来句句有理，但正是这样的平淡言词，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无数血泊荒坟。
人一被气愤所裹卷，就很难注意周围的一切，我突然发现，已到家了。是怎么上车、下车、买票、换车的呢？竟全然不知。
抬头看我家二楼的阳台，依然是那丛蓬勃的夹竹桃。祖母没有像往常那样，站在那里看街景。
想起祖母，我觉得应该平一平心境，便不进家门，先到昌化路、安远路绕一大圈。告诫自己，绕圈时决不能去想金牙齿的事，把气愤在小路上甩干净。
绕完圈，我笑瞇瞇地上楼，见祖母，叫一声。祖母正在迭衣服，先应声，同时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去迭衣服。但她的头又猛然抬了起来，叫我的小名，让我走到她跟前，看着我。
我口气轻松地问她叫我有什么事，她轻轻摇了摇头，说：“不对，你今天有心事。”
这怎么看得出来呢？她刚纔只扫了我一眼啊，于是我问。
祖母说：“你的心事我看不出来。我只看到，今天你有点硬装高兴。这就有事。”
祖母这么说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因为她一生面对过太多的灾难，又抚育过太多的子女，最清楚从孩子们的脸上读出灾难的最初消息。当年，我的伯伯、叔叔、姑姑们遭受危难时也会强装着笑容来看望她，她太熟悉这种笑容，所以一逮就着，岂能逃遁。
——仅仅想到这里，我心头的堵塞就去了一大半。我至今所承受的一切，哪能和此刻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这位女性相比？她，活在世上八十五年，仿佛就是专门来领受灾难的，于是也仿佛是专门来嘲笑灾难的。她亲自送别过几乎所有的子女，只剩下我爸爸，而我则是爸爸的大儿子，注定要继承她一辈子领受灾难、嘲笑灾难的命运。
我有能力继承吗，看我这副满心愤怒却又不知如何对付的没出息样子！
“其实前几次你回家我已经看出来了。”祖母说，“我不问。你们的事我也不懂。懂也不问。因为烦心事不能多说，说一遍就长一分，帮了它。”
我点头，真像是在倾听金匮秘语。
“遇事只往底里想。”祖母说，“它到底能把我怎么样？真的怎么样了又能怎么样？能关我吗？你爸爸关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能饿我吗？我们全家饿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别的还在乎它什么！”
“只是有点气。”我已经说不响亮了。
“我知道，气恶人太恶，气世事不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气，恶人当然会恶，世事从来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气都没法气。你看我十个孩子死了九个，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气谁？”
败雄辩。
『要不，还去乡下躲一阵？”祖母开始为我设想办法了。
我说：“这次下不去了。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我要是躲到乡下，会被抓回来。就像前几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他们会来抓。”
“那又怎么样？”祖母还是那口气，“他们也说你爸爸反对毛主席呢。我算过了，到了阴间，毛主席最生气的就是他们。他一定会亲自审问：为什么要凭空造出那么多反对我的人，败坏我的名声？”
说到这里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冯岗先生还是经常找我谈话，派人来通知的时候非常严肃，等我到了之后把门一关，便耸耸肩，给我做一个愉快的表情，几乎不再谈清查的事情。
“我女儿昨天讲起你「文革」初期对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错哦！”他说。
改天，他又告诉我，他家对窗的邻居是我中学的同学，叫张敏智，一个中学教师，一有
机会就向他打听我的处境，非常关心，还对我的人品作了种种保证。在政治运动中为中学同学作人品担保，也真够冒险。
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有爱憎是非，却又如此谨小慎微，为什么？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那些翻云覆雨的人物高，为什么不与他们针锋相对？一度，我甚至对他也有点生气。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语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释：“搞运动就要鼓励揭发，鼓励揭发就无法提防诬陷，诬陷一旦落实成文字，再大的干部也没有办法帮你抽掉，这好像已成为规律……”
我问：“历来的这种运动中，有没有惩处过诬陷？”
他说：“很少，几乎没有。”
老人的内心，比我还悲观。
写作组系统的另一位老人比他乐观，那就是老资格的哲学家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为老干部也翻阅过揭发我的材料，一天在一个弄堂口拉住我，说：“相信我，你没有任何问题。”说着他举起了有伤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战争时我在山东老区受到审查，拴着大拇指吊在梁上。后来事情清楚了，我用这只手写黑格尔《小逻辑》阐释。”
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运动经历的年轻人勇敢多了。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我前面隔着一个人恰懊是那个镶金牙齿的揭发者，他正在与另一位清查组成员谈话，边上突然冲过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我身边站定，憋红了脸大声对我嚷嚷：『别怕，余秋雨！我已经知道真相，「文革」结束了，看他们还能胡闹多久！”
她的声音如此之响，使整个食堂一时为之寂然。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赵锦绣，不知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
其实赵锦绣我是认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区，她也在。记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哀乐后，病区里各种职业的病人哭成一团，包括一些没有文化的环卫工人在内。因为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表情温和的周恩来的离去，是中国最后一个希望的离去。我记得当天验血，不少病人连GPT指数都上升了，一个姓吴的护士拿着一迭验血单一边翻阅一边擦泪。
我当时想，这些病人和护士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却那么急切地在每一个政治老人身上搜寻着任何一点希望，中国人真是可爱又可怜。
这时突然传达通知，上海严禁各单位的一切悼念活动。我、赵锦绣，还有静安区一位叫赵纪锁的老干部，三人听了传达后只说了一句“我们是病人，怕什么”，便立即在病区底楼的一个仓库里布置灵堂，组织全病区举行隆重追悼会，由赵纪锁先生主持，我致悼词。
我能够推测，禁止追悼活动的命令并不是针对已死的周恩来的，而是怕“死人压活人”。但是我们，在苦难的大地煎熬了那么久，已经不怕什么。
事后，我还独自把病床搬到灵堂隔壁守护，以防有人来拆除。我相信这很可能是当时全上海惟一公众性的周恩来灵堂。这件事，当年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的所有病友和医护人员，都不会忘记。
那天赵锦绣在食堂里的大声嚷嚷，帮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决定像那次在医院里组织追悼会那样，继续壮胆抗争。就从那天开始，我不间断地向北京的中央领导机构写信，反映上海清查运动中出现的投机分子和是非颠倒，呼吁彻底否定“文革”。我说，只有否定“文革”，纔能全盘改观。如果仍然以捕风捉影的“反对毛主席”作为清查的第一标准，到头来只能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所谓“誓死捍卫”口号下一系列极左行为的重复。
这一大堆信，我想直到今天，中央的信访办至少还应该保存着登记目录吧。当时为了防止意外，我把其中一份底稿以给李小林同学写信的方式藏在她家里，心想她父亲巴金先生已经平反，会比较安全。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两个凡是”结束了，“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
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谈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温和。“攻击毛主席”改成了“议论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错误言论”，过几天又改成“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后来干脆不提了，只说大家都有问题，让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它问题”。
一天，清查组里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谢先生轻声对我说，晚上到他家去一次，还把他家的地址抄给我。
那天晚上我刚敲开门，他就一把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满眼诚恳地直视着我说：“中央精神有变，你的话没有错。那两个人正在找台阶，证明清查你是正当的。找到你的两篇学术文章，一篇写鲁迅的，一篇写胡适的，每个字都在啃，啃了几个月，还没有啃出问题……”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我的清查结论呢？”我问。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们原来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废了，写不出任何一条问题，现在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和几个比较正派的清查组成员商量，还是由你自己写几句吧。”他说。
“没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嘛！”我说。
“那也得由你来写，我们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给老夏说过，他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我建议，你就如实写几句，有没有问题别人自然会看出来。”显而易见，他对我充满善意。他所说的“老夏”，就是他们的临时组长，早年与江青熟识，“文革”中被隔离过一阵。
但是，我心中充满不平。我说：“老谢，什么时候了，他们居然在查我的那两篇学术文章？他们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年代写的，当时敢于写学术文章，还署了我自己的真名，本身就是在对抗大批判！他们自己写了那么多造反、批邓的文章反而不查了？这真是历史的颠倒。”
老谢说：“你的不幸，是车部长亲自决定审查你的。他倒是讲了你很多好话，但后来却撒手不管了。现在，车部长和市委书记苏振华他们在「两个凡是」上出了问题，都调走了，清查组的人都忙着撇清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忙着在找自己今后的工作。他们这次算是又滑过去了。』
根据老谢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条，抄录所留底稿如下——
自我清查
“文革”十年，我受尽批判，历经磨难，家破人亡，却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邓，殊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对父母、亲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谴责，不便与外人道也。
近两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项问题，现已有中央文件证明我为正确，毋庸多论。另外曾被清查人员感过兴趣的，是下列第一项。其它两项虽然算不了什么问题，却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为教训提一笔。
一，我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难友”──残疾人沈立民先生，从邮局转寄过一封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我和那些不认识的车间工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几年后会犯政治错误。从中得出一个教训，虽然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是人民的权利，但最好不要投给我们不了解的领导人；
二，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有一次却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我误以为那份台词教材的“绕口令”有点低俗，可能是“工宣队”插手了，其实是误伤了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的教师；
三，在我生病其间，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请求我从文字语法上帮助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过，在病床上花了大约十分锺时间修改了一下。后来这个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帮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审查，也紧张了好一阵。由此得出教训，此生作为教师，只能教书，不能改文。只要在别人的文字上一落笔，什么都扯不清了。
十年教训，略如上述，敬祈指教。
两天后，老谢告诉我，我的清查结论就写了这三条。但我的文字“太幽默”，可能会作些修改。我说，要修改可要征得我同意。但后来再也没有回音。
二十几年后，当年的揭发者，那个金牙齿在上海《文学报》再一次向广大读者揭发我当年曾经被他清查，还说保存着“材料”，全国一片哗然。我一时警觉，拉着一位政法记者一起转弯抹角终于找到了“两个凡是”时期金牙齿等人的组长夏某，当面质问当年他们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说全部上缴了，又反反复复地说我的好话。后来，我又继续查缉，穷追不舍，终于，有关领导部门和司法机关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花了不少周折，在一个角落查到了当年夏某他们上缴的所谓“材料”，有关我的，还是这三条。他们读了几遍，不知所云，瞠目结舌。但我估计，我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坏了。因为后来据看过这份“材料”的几位负责人告诉我，既看不出任何问题，也看不出任何幽默。
就在我当时以轻松口气做“自我清查”之后不久，北京一位叫张云义的军人一连几次来上海找我。他是当时北京一位副总参谋长的女婿，代表国防科委的王素之将军，动员我到军队工作，去北京。
这事使我很惊异。原来，王素之将军一度曾到上海领导过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回北京后对我的政治判断和为人态度越来越有好感，执意要调我。
张云义先生说：“你受了很大委屈，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上层人事上比较复杂，考虑大局只能向前看了。军队调你，立即给你一个象样的级别，正团级，就是为你恢复名誉。”
听了这番话我被王素之将军的负责精神感动了。他只是来过这么一段，也没有再过问后来的事，却一直记着，尽自己所能，给一个远方的年轻人返还公道。
我对张云义先生说：“请代我谢谢王老，但调我却不必了。现在我已找到岗位：为中华文明的重建做点事。在这个岗位上，是否恢复那种名誉，并不重要。”
此后，张云义先生还来我家四次，他们调我之心一直未泯。
张云义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辈子不放过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这次出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文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沈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口试，忙了好一阵。那次招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
学生之一的黄见好，后来以“伊妮”的笔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几年前突然给她相亲相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别信后，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诸多社会机构找了好几年，都不见踪影。连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计已不在人世。但为何离开，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据说与得了一种病症有关，但那并不是绝症。她丈夫至今还没有停止寻找，一路带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页上印着，作者“受业于余秋雨教授”。
与她同班的另一位学生黎奕强毕业后表现卓著，已出任广州市粤剧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谁知有一年除夕驾车带儿子回广西梧州的老家过年，夜色中坠入一处断桥河谷，父子两人都未能生还。
我至今还记得口试他们时的一问一答，还记得毕业送别他们时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为，灾难结束在我们这一代，我再忍辱负重，也要让学生们过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宾馆一座现已拆掉的老楼内，我与范民声、王家乐两位一起住一小间，既拥挤又简陋，为的是替学院省钱。那天，我们三人正在闲聊，有人敲门，笃、笃、笃，估计是考生，便大叫一声“进来”，只见急急推门走进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车部长，是您！”
车部长早已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与几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执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点关系，当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不知道他从哪条管道知道我来了，住在这里，居然准确找到。须知我当时还籍籍无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统不会因外地来了几个招生的教师而向他汇报。
“我有多头情报。”这是他对我疑问的回答，与我们首次在上海大厦见面时一样。
我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介绍给他，他一一握过手后转身看了看我们住的这个小房间，看得很仔细。
这种拥挤状况对他这一级别的干部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觉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个床边坐下，关切地问：“你的事，我后来没时间过问，现在一切还好吗？”
说着他瞟了一眼范、王两位老师，在犹豫要不要在他们面前谈过去的事。
“我现在专心教书、写书，算是回家了。”我顺手指了指两位老师，把重音放在“回家”两字上，表示我们亲如家人，尽管说。
车部长一笑，说：“我倒是几次想起你最早对我说的话，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运动。这不容易做到。我们党，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说：“事实又一次证明，这样的运动一定会搞乱，甚至颠倒。”
车部长说：“颠倒只能一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我说：“问题是通向公正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例如，我当时突然被清查，他们一定向您汇报过，一是我议论了毛主席，二是我给马天水打了小报告。议论毛主席的事现在不用说了，可您知道不知道，那个小报告，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
“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车部长有点吃惊。
“他们批评的对象，只不过是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而且，信是从邮局寄的，谁也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
“邮局寄的？”
“我只是帮了一位残疾人的忙，这算什么小报告呢，居然一闹两年。”我说。
“嘣！”车部长一拳砸在床头柜上，还骂了一声粗口，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吓了一跳。本来我还想讲讲与这位残疾人的关系、讲讲当年在洪水中以身体填堵堤堰决口如何冻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见部长已经发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后几年，我经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讲学邀请，一次次去长沙。车部长一听到消息必定主动来看我，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几天时间为湖南戏剧界的朋友讲完《戏剧审美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精神》，就告诉前来看我的车部长，岳麓书院必须保护。
“岳麓书院我去看过。是毛主席、蔡和森他们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革命传统纪念地。”他说。
我说：“其实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朱熹在那里讲过学。我这次去，发觉那里只说现代革命，不提朱熹他们……”
“朱熹，是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吧？”车部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笑了：“对，先保存，再评价。”
说完岳麓书院，我又随口提议这个省还有一些曾经被整惨了的老一代戏剧理论人纔，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举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现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为例子。
几天之后再一次见面，我又向他转述了一位姓李的诗歌评论者告诉我的种种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帮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笔地记下了这位李先生的名字。
正说着，文化厅的朱静民先生进来了，他看见车部长坐在我的房间里已经很吃惊，没想到车部长顺着我们刚纔的话题对朱静民说：“我们湖南，再也不准任何人去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么理由！”朱静民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顾点头。
车部长突然转过脸来看着我，放低声音问：“那帮人还缠你吗？”我说：“暂时没有太大的动静，只有一个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分狼狈，连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难了，在一家图书馆打杂，却老是在外省的现代文学研究圈里散布一些谣言，说我曾被他清查，问题严重。让他说吧，我纔不理呢。”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了，找我！”车部长的这句话透露出一种军人豪气，洗刷掉了我心底对他的最后一层抱怨。
我在内心感谢之余，却也明白，身处现世，靠谁的保护都不管用。你看，从车部长开始，有多少长辈想保护我、为我说话啊，但都没用。结果，阴错阳差，他们还可能不经意地伤害了我。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自己的选择。
长辈们无法真正地保护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有发言权的那个灾难未必还
会重现。新的灾难以什么形态出现在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
在学生们面前我也算长辈了，却完全无法预见他们将会遇到什么灾难，因此也无法把他们，例如黄见好和黎奕强，保护好。
原以为渡过那隐秘的河湾后一切都会挺直、畅亮、欢快，其实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种接力赛，灾难也是一种接力赛，而且两条跑道往往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给下一代讲述过去的灾难，因为灾难并没有结束在过去，更没有结束在我们身上。他们承受的灾难，很可能比我们承受过的更凶险。
我只希望，下一代的灾难，不要像我们这一代遇到的那样带有如此宏大的群体性：群体性承受，群体性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