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9 4 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一
当我在一九八五年初写作那本论尼采的小册子时，我不曾料到，两年后会在中国出现一小阵子所谓“尼采热”。据我所知，真正对尼采思想发生共鸣，从中感受到一种发现的喜悦的，是一些关心人生问题、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生和青年艺术家。尼采思想是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哲学表达，它之引起强烈共鸣，的确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危机心态。这里我首先要为精神危机“正名”。人们常常把精神危机当作一个贬义词，一说哪里发生精神危机，似乎那里的社会和人已经腐败透顶。诚然，与健康相比，危机是病态。但是，与麻木相比，危机却显示了生机。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发生危机，至少表明这个人、这个民族有较高的精神追求，追求受挫，于是才有危机。如果时代生病了，一个人也许就只能在危机与麻木二者中作选择，只有那些优秀的灵魂才会对时代的疾病感到切肤之痛。
精神危机最严重的形态是信仰危机，即丧失了指导整个人生的根本信仰，一向被赋予最高价值的东西丧失了价值，人生失去了总体的意义和目标。用尼采的话说，就是虚无主义。
这里所说的信仰，是指形而上意义上的信仰，即为人生设置一个终极的、绝对的根据，相信人的生命的某种永恒性和神圣性。基督教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它的解体，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历来缺少那种形而上和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只有社会伦理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信仰，不是寻求人生与某种永恒神圣本体的沟通，而是把人生与一定的社会理想联系起来。社会层次上的信仰不但不涉及、而且还限制了对人生终极根据的探究，掩盖了形而上层次上的信仰的欠缺。因此，社会信仰一旦失去统摄力，形而上信仰的欠缺就暴露出来了。这正是当今这一代青年所面临的情况。
无可否认，“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已经使得任何一种社会政治信仰失去了大一统的威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中和“文革”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是没有信仰的一代。当今时代已经不存在一种既定的权威人生模式，每个人的命运都投入了未定之中，因而不得不从事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社会的商业化使人的精神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平庸化趋势，这种情形既使有高贵精神趣味的人感到孤独，却也异常增加了他们的精神追求的紧张度。
荣格曾区分“伪现代人”和“真正的现代人”，前者喜欢以现代人自命，后者则往往自称老古董。事实上，现代思潮的代表决非那些追求时髦的浅薄之辈，反倒是一些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正像在任何一种信仰体制下，真正有信仰的人仅属少数一样，在任何一个发生精神危机的时代和民族，真正感受和保持着危机张力的也只是少数人。而且，这往往是同一类灵魂，正因为在信仰问题上认真严肃，才真切感觉到失去信仰的悲哀。
所以，如果说中国现在有所谓“尼采热”的话，我愿对它持积极的评价。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曾经对尼采思想发生强烈兴趣，当时主要是社会层次上的共鸣，旨在改造卑弱的国民性，争取民族自强。与之相比，这一次也许预示着形而上层次上的觉醒，表明我们的民族精神可能正在朝更加深刻的方向发展。
二
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基督教信仰解体在西方人精神中引起的灾难性震荡。西方精神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形而上的冲动，即企图超越生命的暂时性而达于不朽，超越生命的动物性而达于神性。受这一冲动驱策，始自柏拉图的西方古典哲学致力于寻求某种能够赋予人的生命以不朽神性的本体，终于在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中找到其归宿。因此，长期以来，“上帝”观念成了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有了它，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从灵魂不死中获得了安慰，动物性的人从上帝的神性中发现了自身完善的根据。基督教诚然贬低了人的尘世价值，却在幻想中赋予了人生以某种永恒价值。上帝的灵光使人显得渺小，但同时也给人生罩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基督教世界观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目的论的世界秩序。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旦失去上帝，便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人的生命失去了不朽性。没有了灵魂不死，人的死就成了无可挽救的死。其二，人的生命也失去了神圣性。上帝创造的那个目的论宇宙崩溃了，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宇宙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总之，人的肉体和灵魂似乎都丧失了根本价值。
正是有感于此，尼采喊出了骇世惊俗的一声：“上帝死了！”并且宣告：“一个时代正在来临，我们要为我们当了两千年之久的基督徒付出代价了：我们正在失去那使我们得以生存的重心，——一个时期内我们不知何去何从。”据尼采估计，这个没有信仰的虚无主义时代将笼罩西方社会二百年之久。
当然，在许多人身上，虚无主义并非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只是表现为种种征兆。例如，现代人生活得极匆忙，如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闲暇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现代人的娱乐也无非是寻求刺激和麻醉，沉湎于快速的节奏、喧嚣的声响和色彩的魔术，那种温馨宁静的古典趣味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人无论在财富的积聚上还是在学术的攻求上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贪婪，现代文化不过是搜集无数以往文化碎片缝制而成的“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丧失信仰引起的内在焦虑和空虚，于是急于用外在的匆忙和喧嚣来麻痹内心的不安，用财产和知识的富裕来填补精神的贫困。
在信仰沦丧的时代，真诚的人如何能生活下去？这是尼采苦苦思索并试图解决的问题。所谓真诚，首先是在信仰问题上不苟且，不盲从，也不伪饰。尼采对于人们用匆忙的世俗生活或虚假的信仰回避无信仰的事实极其不满，不懈地揭露了时代的颓废倾向。但是，真诚会使人陷入悖论。一方面，它要求对人生追根究底，把生命的意义看得高于生命本身。另一方面，对根据的无穷追究又必然使任何终极根据都站不住脚，生命意义的丧失使生命本身成了问题。这时候，真诚就要求一个人敢于正视其追根究底的结果，“确信生存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尼采说：“真诚的人——我如此称呼在无神的沙漠上跋涉和虔敬之心破碎的人。”尼采曾绝望地祈求上帝赐他以疯狂，因为只有疯狂才能使他继续信仰上帝。但是，疯狂没有如期而来，于是他就决心把无信仰的命运承担起来，不靠任何宗教的、形而上的安慰生活下去。在一个有病的时代，尼采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并且以病人的身分对病因进行了探根溯源的诊察。为人生寻求一种信仰的形而上冲动驱使他走上哲学探索的道路，探索的结果却是否定一切既有信仰连同整个欧洲形而上学，成了“欧洲第一个虚无主义者”和“反形而上学者”。应该说，尼采是真诚的。
三
不过，在尼采看来，彻底的虚无主义仅是从旧信仰沦丧到新信仰建立的一个过渡。那么，尼采心目中的新信仰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艺术拯救人生”。这里的“艺术”是广义的，指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包括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两个方面。日神精神就是要我们生活在美的外观中，爱生命的过程，而不去追究它的实质和归宿。酒神精神的含义，尼采的解释前后有所变化。早期指从个人的痛苦和毁灭中获得与宇宙生命本体相融合的悲剧性陶醉。后来尼采嫌这层含义太形而上学气，虽仍倡导酒神精神，却是指从生命的绝对无意义性中获得悲剧性陶醉：人生是幕悲剧，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它的没有终极根据，但生命敢于承担自身的无意义而并不消沉衰落，这正是生命的骄傲！
显然，严格说来，无论日神精神还是酒神精神，都不成其为真正的信仰，因为它们都未解决人生的终极根据问题，都不能为人生提供可信赖的不朽和神圣。但有什么办法呢？人类的神话时代和宗教时代毕竟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人不可能再认真地相信客观意义上的不朽和神圣了，而艺术至少能在我们的主观体验中使瞬时永恒化，使本能神圣化。尼采主张的审美的人生态度是与伦理和功利的人生态度相对立的。伦理失去了宗教的根据，可归入广义的功利。因此，现代人实际上只能在艺术和功利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艺术的生存方式注重对生命的体验和灵魂愉悦，功利的生存方式注重对物质的占有和官能享乐，两相比较，艺术终究为没有信仰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真正的精神补偿。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思想家主张靠艺术来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危机，疗治技术时代的弊病。我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艺术救世论，但是我相信，对于热爱人生却又为终极关切苦恼着的人们来说，艺术的确是最好的慰藉。
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和理性，不需要尼采或存在主义式的醉醺醺的非理性。比较宽容的人则表示，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不无价值，但事情有个轻重缓急，我们等到现代化实现之后再来关心也不迟。使我惊诧的是，这些论者完全不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苦闷，把人的灵魂生活看得如此无足轻重。似乎在现代化实现之前，几代人的灵魂是无须关心的！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业已表明，单纯的物质繁荣并不能使人真正幸福，中国式的现代化难道不正应该借取前车之鉴，一开始就重视人的精神生活问题？当然，与西方人相比，我们的问题性质有所不同。西方的精神危机是形而上学发展到顶点之后的崩溃，于是出现信仰沦丧的局面。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必须首先经历形而上学，然后才能超越形而上学。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形而上的要求一旦觉醒，很可能同时就遭到幻灭。唯其如此，西方哲人的思考也许能给我们以正反两方面的启发。当然，真正的出路还要我们自己来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