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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薄情 正文 第572章 看历史

所属书籍: 我妻薄情

    《戏说夏史》

    上一章,我们详细分析了祝灥在被立为太子前的腥风血雨,分析了泰平年间著名的妖龙案,现在,把时间线拉到庆天年。

    祝棫已经死了,但他留下了一群了不得的顾命大臣。这里头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名字,备受争议的杨峤,大贪特贪的张友,美貌掩盖成就的谢玄英。

    但这一节,我打算讲一个女人。

    就好像讲先秦绕不开宣太后、赵姬,汉史躲不开吕后,唐史避不了武则天、太平公主,宋时不得不提刘娥、高滔滔一样,夏史少不了程丹若。

    可她和这些女人一样又不一样。

    相同之处在于,她们都走出了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吕后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后,武瞾从妃嫔到皇后再成帝王,程丹若从命妇变成朝臣。

    不同之处,则是其他人都是皇帝的老婆,只有她不是。

    我知道许多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说她是祝灥的姨母啊。但我多方考据,还是认为此事存疑,这个说法最权威的出处是《夏实录》,记录了祝灥和程丹若的许多对话。

    祝灥称之为“姨母”,但在其他史料中,并没有提过田恭妃和程丹若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姨表姐妹,姑表姐妹?

    如果真是亲戚,为什么程丹若寄人篱下的时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陈家,而不是就在山西的田家?

    按照谢玄英的记载,程丹若当年都跑到松江去了。我比较倾向于是后期认的,可能双方都有姓程的亲戚,联宗或者认了干亲。

    而且,退一万步说,她们真是比较近的血亲,姨母和亲妈不是一回事。

    古代承认的八母是“嫡母、继母、庶母、慈母、乳母、养母、出母、嫁母”,没有一个是姨母。

    中国古代是父权制,所以庶母是母,姨母不是母。

    非要说的话,我认为早年程丹若代为抚育过祝灥两年,算半个养母。

    但这点亲戚关系有没有用,取决于皇帝。举个例子,你到一家公司上班,说我是董事长的亲戚,人家给你三分面子,因为你能跟董事长接触,你说我是前董事长亲戚,人家会睬你吗?

    程丹若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祝灥还没断奶(我没胡说,他三岁才全断奶),这点亲戚关系,只能让她进出宫闱,没法让她坐稳位置。

    她能立稳根脚,靠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血缘,而是实实在在的势力。

    接下来,我会仔细分析程丹若的青史之路。

    首先,一切成功的起点,在于“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同理,名分有了,你就获得了入场券,而不是逃票进场。

    这个名份就是一个职位:尚宝女官。

    相信在此之前,从没有人看重过这个岗位,但历史告诉我们,有个正经的名头很重要,比如造反前期,一个被朝廷定义的叛军和被朝廷认可的义军,待遇是截然不同的。

    程丹若如果没有尚宝的职位,就只能通过太后干政,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了,人家随随便便就能把你干掉。

    但人生的际遇就是说不准,我也不知道祝棫是怎么想的,居然这么给了。

    ——让我仔细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岗位。

    开国初期,太-祖效仿唐朝设立了女官制度,但他比较小气,女官的编制都给得很低,最高的尚宫才五品,而司宝女官则是尚服局下的一个分部门。

    尚服局是管衣服首饰的,司宝女官也只是单纯地保管印玺。世宗朝时,不知道什么缘故,增设尚宝女官,擢升为四品。

    这时候,尚宝女官的职能就和一十四监中的尚宝监重合了。但女官和宦官都是皇帝的家仆,当时并没有人在意,直到祝棫临死令程丹若代掌宝玺。

    好了,她身上兼并了尚宝卿的职责。

    要知道,按照古代的流程,宝玺的使用有三道关卡:女官保管印玺,尚宝监取还印玺,尚宝卿使用印玺。

    设立这样的分工,就是为了防止滥用,互相制衡。

    但世宗末年情况特殊,祝棫的亲妈病了,田太后的身体也很不好,无力垂帘,妃嫔里估计也没什么能托付的人。

    祝棫没有办法,就灵活变通了一下,合并了这三项岗位的职能,间接让程丹若获得了干政的权力。

    她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加入到政治中,而这个起点,其实也注定了她的终点。

    这是一条为臣之路,而不是为君之道。

    但在古代,混官场不是件容易的事。

    程丹若得到尚宝之位,就好像读书人中了进士,前半生的努力到此为止,后面的路从头开始。

    看看庆天元年的配置。

    杨峤五十出头,年富力强,曹纲六十,三十年资历,薛聪六十差一点,谢威五十五,冯源也差不多。

    这班底正处于能打又能熬的岁数,人均老资历,想出头谈何容易?

    程丹若大概也知道这一点。

    她花了很多年为自己布局。

    我总结了她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点:晋商的钱、西南的兵、江南的笔。

    这三点每一个都值得展开细说。

    1、钱、钱、钱

    众所周知,晋商是在夏朝崛起的,他们抓住了夏朝与蒙古的互市机遇,借着政策的东风乘势而起。

    据府志记载,山西最繁茂的产业就是毛纺织和煤矿,特别是毛纺织,“家家有织女,户户养牛羊”,与江南蚕丝业并为两大工业支柱。

    当时,山西一带的纺织业完备到什么程度呢?

    官府层面上,朝廷规定,百姓自家养的牛羊数量不能超过五头,超过就要额外收税,以免毁坏耕田。同时,降低进口羊毛的关税,鼓励商人买蒙古的羊毛。

    国家用这样的规定,避免国内的畜牧业了侵占农业生产。

    民间,牛羊本身可以买卖,羊毛用来纺织,不管是毛线还是绒布,产量都很高,牛耕田之外,也用来种牛痘,发过牛痘的牛在交易时可以减免赋税,这就很好地促进了牛痘的接种。

    家里贫困的,妇女在家纺织毛线,收个手工费,有钱一点的置备纺织机,自家用和租出去都有进账。

    产出的毛线国内市场消化,绒布大量出口,远销欧洲不说,还反销回了蒙古。

    蒙古的老百姓也没什么意见。

    牧民们通过互市,能够交换到日常所需的铁锅、盐茶、棉布,不需要劫掠就能熬过冬天,羊毛一年年收,属于可持续发展。

    而于大夏的百姓来说,没有了胡人南下侵略的担忧,也就不需要逃难,地里的收成只要过得去,就饿不死。

    又引入了红薯、玉米、花生之类的外来品种,抗风险能力增加,手头上也能攒下钱了。

    百姓有了钱,商业就随之繁荣。

    晋商通过纺织业积攒了大量钱财,便不再满足于商人的身份,渴望阶级跃升。他们多方游(砸)说(钱),致力于提高商人的地位。

    砸钱最多的就是程丹若。

    有文人笔记记载,程丹若过生日的那个月,宾客盈门,每天都能看到各色商人上门送礼,什么奇珍异宝都有,比皇帝的内库还丰富。

    但所有珍宝一概不曾进门,原样来,原样回。

    笔者就很感慨,(当街感叹)说这样的宝物都弃之不顾,宁国夫人难道想要九鼎吗?谁想路人和他说,你这就有所不知了,宁国夫人有几样东西来者不拒,分别是修路、造桥、义诊。

    但凡做过这三件事的人,她就愿意收下拜帖。

    笔者却说,这样又有什么用,无非是多些沽名钓誉之辈罢了。

    路人说了句“行善论迹不论心”,然后挑着馄饨摊子走了。

    我怀疑这个故事是编的,不过也能佐证一点——程丹若确实不怎么收钱,她和晋商有别的合作方式。

    早期主要是军费的筹措。

    蒙古的衰落不是一蹴而就,与日本的战事也花费了不少时日,还有西南的土司一直蠢蠢欲动,大夏总体安稳,局部动乱却并不少。

    军费一向都是大难题。

    到了程丹若掌权的时期,她就经常向商会筹集军费,作为报酬,会给出力多的商人虚衔,什么百户、千户、镇抚、指挥使,什么档次都有。

    他们没有实职,唯一的好处就是能住上相应等级的房屋,能穿缀补的官服。并且立下实际功勋后,升职直接从百户开始,跳过了前面几档。

    中后期,随着程丹若地位的稳固,商人与她的合作就变成了航海贸易。

    毛纺织出口欧洲,东南亚进口粮食,这一进一出,不仅消耗掉了国内产能,使蒙古始终被钉死在羊毛原料生产的砧板中,也缓解了部分国内的粮食危机。

    同时,江南丝织业也嗅到了解决危机的办法。

    ——毛纺织是后起之秀,早期只能人工纺织毛线并手织毛衣,但后期随着工艺的迭代,机器逐渐代替了人工。

    这个过程十分短暂,也就一十年,市场还未饱和,转型没遇到太多困难。

    但丝织业不同,蚕丝棉花就这么一点,一旦更换机器,将造成大量织户失业。想要平稳过渡,就得在改用机器的同时,不减少雇佣的人手。

    所以,江南选择进口大量原棉,提升产能,出口外销,磕磕碰碰地度过了转型的阵痛期。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资本主义萌芽在了这一台台的纺织机中,在织女一双双巧手初露锋芒。

    尝到甜头的新兴资产阶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程丹若的拥簇。

    他们思想开放,支持工商皆本,重视教育,希望子孙能通过科举出仕,为家族实现阶级跃升。

    但遗憾地是,虽然航海贸易进口的粮食,缓解了国内日益严峻的人地危机,但并未真正解决根源。

    而大商人在挣下不菲的财富后,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依旧选择收购土地,成为大地主,间接加剧了矛盾。

    程丹若为大夏续命一甲子,17世纪后期,夏朝没能逃过封建王朝的宿命,女真的铁蹄踏入中原,攻破京城,前夏自此覆灭。

    最后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将与建州国争夺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巧的是,这个源头是从西南开始的。

    回到主线,让我们一起看看,16世纪中期的安排,为什么影响了一百年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