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碾平世界的10大动力(4)
我的结论是：无论是个人上传还是集体上传。都已是令世界变平的有利因素。
上传正在不断拓展，因为使上传成为可能的平坦世界平台也在不断拓展，也因为上传回应了人们希望参与其中并使自己的声音被他人听到的渴望。
《纽约时报》记者塞斯。希塞尔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报道（2005年6月21日），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宁愿玩一个与运动有关的视频游戏，也不愿看电视中播放的比赛实况。他指出自2000年以来，在美国与运动有关的视频游戏的销售额增长了34%，在2004年达到了12亿美元；而在12岁至34岁的男性观众中，几乎所有主要运动的电视收视率却下降了。
然而，文章最让我震撼的是希塞尔引用的一位年轻人阿伯特。阿塞的话，他喜欢玩NBA品牌的视频篮球游戏。在游戏中，当球员（都是模仿真正的NBA球员的）跑动和投篮时你可以控制它的动作。阿塞说，我喜欢科比——洛杉矶湖人队的篮球明星科比。布赖恩特（KobeBryant）；我喜欢玩这种游戏是因为我可以在游戏中让他传球给其他人，而在电视里，他好像都不知道如何传球。
他更愿意玩游戏，而不是观看科比的比赛。迈卡。西弗赖（MicahSifry）
说，这种心态暗示着在网络时代接触媒体的方式会有一个从静止的、被动的方式到主动的、参与式的方式的重大转变。在游戏中参与比赛要比观看比赛更有乐趣。
蒂姆。奥里利（TimOreilly）是Oreilly传媒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也是世界上主要的计算机图书出版商之一。他对上传现象有着独特的描述方式，称之为参与体系框架，该框架是让用户用来进行生产而不仅仅是消费的。他认为那些自己设计软件、系统、网站以及百科全书的公司将吸引到更多的用户。
人们喜欢上传。这是为什么在令世界变平的十大力量中，上传有潜力成为最具破坏性力量的原因。有多少人在何时运用这种能力参与游戏，这将决定上传破坏力的程度。西弗赖说，参与这种行为就好比你必须使用身上的肌肉，我们并不习惯称谓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尽管各种工具都已经在那里，但很多人并不使用它们……盲目屈从权威和机构的思想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简言之，上传者的数量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随着个人上传以及杰作的工具越来越普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他们的上传经验中获得积极反馈，我敢肯定地说每一个大的机构或是等级结构将会感受到冲击。
我已经警告你了。
第5大变平力量——外包：Y2K自1947年8月15日独立日后，印度的国运交替兴衰，但是在某些方面，印度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末最幸运的国家。
直到最近，印度还在银行界被称作“第二买家”。在商业领域，你会很希望成为第二买家——你希望从破产的前买家手中买到宾馆、高尔夫球场或购物中心，因为这时候银行会以相当于原价值1/10的价格拍卖这些资产。这些前买家就是那些一味地铺设光纤电缆的美国股东，他们以为数字世界会无休止地拓展，他们也会无休止地变富。当数字泡沫破裂时，他们手中持有的股票要么价值大幅缩水，要么变得一文不值。
印度人实际上就是这些光纤公司的第二买家。
印度人实际并没有购买这些股票，但却直接受益于这些光纤电缆的过度投资，因为他们及他们的美国客户几乎是在免费使用所有的这些光纤。印度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有所收获）。印度这个国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这也令它特别注重一件事情——开发国民的脑力资本，培养出大量的科学界、工程界和医学界精英。1953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东部城市克勒格布尔建立了第一所印度理工学院（IIT），以后又相继建立了6所。接下来的50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竞相进入这些理工学院和其他一些私立大学（印度还有6所管理学院）学习。
在拥有10多亿人口的印度，这种竞争也造就了一个知识经营阶层，他就像一个工厂一样，生产和出口最有天分的工程、计算机和软件人才。
这是印度的正确选择之一。由于印度独立后政局不稳，尼赫鲁政府又一直偏重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都不能给大多数科技人才提供很好的工作机会，因此美国就成了印度科技人才的第二买家。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发挥你最大潜力的方式就是离开你的国家，最理想的选择就是到美国去，从1953年起共有2.5万印度高等学府毕业的工程师定居在美国，印度纳税人培养出来的人才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头脑。
2003年4月16日《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称：“印度理工学院是优秀科研人员的摇篮。要进入那里学习可不是什么容易事，你不可能蒙混过关……他们只有在通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后才能被录取。政府也不会干涉学校开设的课程，那里的课程很重……进入印度理工学院甚至比进入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还难……参与创立太阳微电子公司的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生维诺德。科斯拉表示：”当我从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到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我觉得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在这50多年中，印度这些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美国买到的最物美价廉的产品，就好像是一个排水管，在新德里把它装满后再到帕罗阿图市（硅谷的发源地）
把它排空。
然后就有了网景、1996年《电讯法》、环球电讯和其他的光纤电缆公司。世界变平坦了，全球光纤电缆的铺设让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可以呆在家里、出口他们的脑力劳动。华尔街上最受人景仰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之一、年轻的印度青年迪纳卡。辛格说：“印度没有什么资源和基础设施。尽管它可以大批量地生产出高质量的人才，但过去很多人就像在印度港口腐烂的蔬菜一样，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只有相对较少的一些人可以到国外寻找自己的一片天地。现在不会了，因为我们越洋铺设了这种名为光纤电缆的东西……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你必须离开印度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现在你在印度就能和世界连接。你不必像我这样，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先选择在高盛集团工作。”
印度本来根本不能支付将人才济济的印度和高科技的美国连接在一起的宽带，所以美国的股东就替他们付了款。当然，过度投资也可能是好事，铁路的过度投资就极大地惠及了美国经济。辛格说：“铁路的过度投资和由此带来的好处只能限于你自己的国家，但数字铁路则可以让外国人受益。”
美国公司这时候发现，他们可以在印度本土利用那里丰富的人力资本，让我们听听见证这一转变的印度人是怎么说的吧。印度软件巨头维普罗科技公司的总裁维沃克。保罗说：“从很多方面讲，印度的信息技术外包革命开始于通用电气集团的到来。
我们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事。当时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公司也开始在印度做一些芯片设计工作，这家公司在美国的一些主要设计者都是印度人，后来他们就让这些印度设计师返回国内，直接在当地进行设计研发。那时候，我负责通用电气医疗系统在班加罗尔的运营。1989年，通用电气当时的总裁杰克。
韦尔奇来到印度，他立刻发现，印度具备通用电气所需要的大量人力资源。韦尔奇常说，‘印度是一个具备发达知识技能的发展中国家。’他发现了一个可资利用的人才库。于是他说，‘我们在开发软件方面耗费了不少钱。难道我们不能在这里为IT部门做些事情吗？’“因为印度在此之前一直不对IBM等外国科技公司开放市场，所以印度就开设自己的工厂来制造计算机和服务器。韦尔奇感觉，如果他们能为自己制造，就一定能为通用电器制造。
韦尔奇派一个由通用电气首席综合官（CIO）带头的团队到班加罗尔进行实地考察。保罗当时担任通用电气在印度的业务开发主管，他回忆说：“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的任务就是陪同第一次去印度的首席信息官，他们带来了一些试点项目。飞机抵达德里机场时已经是午夜，前来接机的是5辆印度国产汽车——大使轿车（Ambassador）组成的车队，这种汽车仍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莫里斯公司的老轿车为设计基础。在从机场到小镇的路上，我坐在后面的一辆车上，忽然我听到一声巨响，发生了什么事？我冲到车队的前面，只见领头汽车的车盖已经被掀掉，并且砸坏了挡风玻璃——里面还坐着通用电气来的人。于是所有通用电气来的人都集中到了路边，我听到他们在那里嘀嘀咕咕地说，‘这就是我们要得到软件的地方吗？’”
令印度人感到欣慰的事，通用电气集团并没有因低质量的印度汽车而决定退出，相反它决定和维普罗科技公司开展合作项目并在印度扎下根去。不过这仍是光纤时代之前的事情。比如，美国西蒙&斯库斯特出版社会将它的书运到印度，每个月支付给印度人50美元（在美国这一数字为1000美元），要求他们将书中内容输入电脑，将书本变成数字化的电子文件，这样以后就能很容易地编辑或修改——特别是字典这样需要经常更新的书籍。1991年时任印度财政部长的曼莫汉。
辛格开始打开国门、引入外资，并为印度通讯产业引入竞争。为能吸引到更多外资，辛格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比如帮助在班加罗尔建立通讯卫星的下行线路等，这样他们就能越过印度本地电话系统直接和他们在美国、欧洲或亚洲的总部联系。在那之前，只有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敢于面对印度官僚体系的挑战，在1985年成为第一个在印度建立研发中心和集成电路设计的跨国公司。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在班加罗尔有自己的卫星下行线路，但是必须接受印度政府官员的监管，他们有权检查输入或输出的任何数据。辛格从1991年开始就放松了所有这些管制。
1994年一个由美籍印度医生部分融资的“健康纪录”公司在班加罗尔建立，承接美国医生和医院外包的电脑录入工作。在此之前，医生需要将手写的记录口述并录制下来，转交给秘书或其他人去完成录入，通常要花费数日或数周。“健康纪录”公司建立了一套可以将医生的按键式电话变为听写机器的系统，医生可以先拨通一个号码，然后对装有声卡的电脑口述手写记录，这样电脑就可以将他的声音数字化。由于卫星传导系统的存在，班加罗尔的家庭主妇或学生可以从他们的电脑下载医生已经数字化的声音，在2个小时而不是2周内完成录入，然后她（他）就可以再通过卫星将完成的文本文件发送到医院的计算机系统。由于美国和印度存在12个小时的时差，印度人可以在美国医生仍在睡觉时完成工作，让医生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看到。对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如果你可以安全合法地在班加罗尔完成对医疗记录、实验室记录和医生诊断的录入工作，很多别的行业也会考虑将后台工作转移到印度去完成。他们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但卫星可以处理的内容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还存在声音时滞的问题（“健康纪录”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拉姆达斯。辛。卡尔萨称，他们最初的外包对象是在缅因州的印度人——也就是美籍印度人）。在印度进行这种录入工作的成本是美国成本的1/5，这一差距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到20世纪90年代末，幸运女神开始从两个方面关照印度：光纤泡沫开始膨胀，将印度和美国联系在一起，而Y2K计算机危机——所谓的“千年虫”——也在这时候爆发。计算机通常都有内部时钟，最初为了节省存储空间，这些时钟都只用6位数字表示时间——2位数表示日期，2位数表示月份，还有2位数表示年份。
这意味着计算机表示的时间只能到12/31/99，当日期到了2000年1月1日，很多老式计算机不能表示01/01/2000，只能表示01/01/00，计算机会认为又重新回到了1900年。所以当时大量的老式计算机（新式计算机的时钟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都必须调整它们的内部时钟和相关系统，否则这些计算机程序就会关闭，导致全球危机。
对计算机系统进行调整是一项庞大而烦琐的工程。世界上哪个国家拥有可以完成这项工程的软件工程师呢？答案是印度，它拥有从印度理工学院和其他私立科技大学毕业的众多技术人才。所以在Y2K的大敌面前，美国和印度开始频频约会，他们的关系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变平的进程，因为这向很多不同的行业表明，个人电脑、网络和光纤电缆的结合提供了新型合作和水平价值创造的新方式：外包。任何能被数字化的服务、呼叫中心、商务支持或知识工作都可以外包给世界上最廉价、最有效率的供应商。通过使用光纤电缆连接的工作站，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印度工程师可以帮你完成这些计算机调整工作。
维普罗科技公司曾承担部分Y2K外包工作，总裁维沃克。保罗称：“Y2K工作是非常单调乏味的，不能让西方公司具备很强的竞争优势，所以他们特别希望能把这项工作以尽可能低的费用外包出去。他们说，‘我们只是想安然度过该死的2000年！’于是他们就开始和印度科技公司开展合作。”
杰瑞。拉奥说：“Y2K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对印度工业来说，它代表着最大的机遇。过去，印度一直被视为一个落后的国家。Y2K突然要求对世界上的每台电脑进行检查，而印度恰巧具备这种人才储备。Y2K让印度IT行业在全球留下了足迹，它是我们的增长发动机。”
到2000年初，Y2K问题基本解决，接着又出现了新的商机——电子商务。当时，网络泡沫还没有破裂，需求仍十分旺盛，而技术人才又比较缺乏。保罗说：“人们希望得到的是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应用软件，他们转向了印度公司。结果发现，这些印度公司不仅可以完成复杂的工作任务，而且还可以提供比别处质量更高的服务，这就为印度的IT供应商赢得了广泛尊重。如果说Y2K是美国公司和印度公司相识的过程，电子商务阶段就是其恋爱的过程。”
随着科技泡沫的破裂，外包作为美国与印度间的新型合作方式发展极为迅速，班加罗尔工作站和我们公司主机间的光纤电缆让我可以通过维普罗科技公司、Infosys和塔塔咨询公司这样的印度IT企业处理电子商务和主机应用等业务。
保罗说：“我们开始在主机应用和电子商务方面开展合作，这意味着我们已经结婚了。”印度有一次感到幸运的事，它可以利用所有的海下光纤电缆。保罗补充说：“那时候，我在离班加罗尔莉拉宫宾馆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办公室，我还在班加罗尔郊区怀特费尔德（Whitefield）国际科技园区的一家工厂工作，但当时即使在办公室和工厂之间安装本地电话线都不大可能，除非你愿意去贿赂官员，而这是我们不愿做的。于是，每次我从办公室往工厂打电话时，都会先从班加罗尔的办公室转到美国肯塔基州通用电气的主机上，然后从肯塔基州再转回怀特费尔的。我们可以越洋使用租用的光纤电缆，但仅仅是使用穿过小镇的电缆却还需要贿赂。”
印度虽然从网络经济的繁荣中有所获益，但它更多地得益于网络泡沫的破裂。
这的确很有讽刺意味。网络经济的繁荣铺设了将印度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光缆，而他的衰败不仅将这些光缆的使用成本降低为零，而且也极大地增加了愿意使用这些光缆将工作外包到印度的美国公司的数量。
Y2K让印度脑力劳动者大受欢迎，印度公司提供的服务质优价廉，不过价格在当时并不是客户考虑的首要问题——解决“千年虫”问题才是要务。Y2K之后就是网络经济的繁荣时期，美国会讲英语的工程师几乎都已被电子商务公司挖走，印度成为唯一可以找到这种人才的地方。然后就是网络泡沫的破裂，股市滑坡，投资资金短缺，幸存下来的美国IT公司和风险基金公司手中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他们此刻对印度工程师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节省成本。
21世纪初许多分析人士犯下的错误之一就是将网络繁荣和全球化混为一谈，认为两者都只是暂时的狂热。当网络泡沫破裂时，一些固执的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化也已经结束。但实际正好相反。网络繁荣只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网络泡沫的破裂不仅没有破坏全球化，反而加速了它的进程。
美籍印度人普罗莫德。汉克是硅谷的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之一，当时他和他的公司NorwestVenture都处于过渡阶段。汉克解释说：“网络泡沫破裂时，在美国持短期工作签证的印度工程师都失去了工作，他们只好回到印度。”但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几乎每家美国大公司的IT预算度减少了很多。他继续说：“每家公司的IT主管都被要求用尽可能少的钱完成同样或更多的工作，他们会怎么做呢？
他们会对下属说，‘你还记得网络经济繁荣时期曾经在我们这里工作过的那个印度人维杰吗？他已经回家了，给他班加罗尔的家里打电话，看他是否还愿意为我们工作。’“网络经济繁荣时期铺设的光纤电缆让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维杰，并给他安置了工作。
Y2K计算机调整工作主要是由技术水平不高的印度程序员完成的，他们大多刚走出技术学校。汉克说：“不过，持签证到美国的那些印度人也不是贸易学校毕业的，他们大多已获得高等工科学历，美国公司发现这些人很擅长Java和C++等计算机设计工作。网络泡沫的破裂令这些人被迫下岗并会回到国内，这时候美国的IT主管就得到上级指示，‘我不在乎你怎么完成任务，但一定要把成本降下来。’于是他就给维杰打电话。”就在美国和印度“拍拖”的时候，班加罗尔的IT企业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Y2K工作让他们和美国的大企业有了接触，他们开始了解如何对业务流程进行改善。
于是，那些一直从事具体定制工作的印度人开始开发自己的产品，将他们自己从维修公司转变为产品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和咨询。这让印度公司更加深入美国企业，业务流程外包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印度人开始负责后台工作。汉克说：“我有一个应付款部门，可以将它转移到印度的维普罗科技公司或Infosys，这样成本就会减少一半。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说，‘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工作。’而印度公司则会说，‘我已经为您的电脑作过一些维修工作，现在我将以最低的价格给您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印度外包公司的意思是说，“您还记得我在Y2K期间为您修过‘轮胎和活塞’吗？如果您愿意，我还能为您完成其他我已得心应手的工作，现在您以对我有所了解，您知道我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印度劳动力不仅廉价，而且渴望学会新知识和新技能。
网络泡沫破裂后资金的匮乏让风险资本公司发现，他们投资的对象正努力寻找最有效的高质低价的创新方式。汉克指出，在网络繁荣时期，一个5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在公司上市后很容易就能获得5亿美元的回报。网络泡沫破裂后，同样的投资项目上市后可能只能获得1亿美元的投资回报。因此，风险投资家们在泡沫破裂后只愿拿出2000万美元去冒险。汉克说：“风险投资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时，我怎么能让我的投资对象更快地收回成本并赢利呢？而被投资的企业会这样想：我最好从一开始就将尽可能多的流程外包出去，因为我必须更快地给投资者带来回报，所以能外包的就必须外包。”
在这一阶段主管朗讯的亨利。夏克特从公司管理的层面分析这一问题：“每个人都觉得商业经济学‘面目可憎’。每个人都发现价格是很难下降的、市场是停滞的，他们已经不能在公司的后台运营商再花费巨资。成本的压力很大，人们不得不做他们以前从未想过自己会做或能做的事情……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了——不管是制造业还是知识型产业。”
这些美国公司发现，他们可以到麻省理工学院找到4个即将回国的、超级聪明的中国工程师，让这些人在中国替自己工作，而这4个人的工资成本仅相当于在美国聘请一位工程师的成本。贝尔实验室在中国的青岛就设有研究机构，可以和美国的朗讯计算机联机。夏克特说：“他们可以在（美国的）夜间使用我们的计算机，那时候计算能力和数据传输都是免费的，而且计算机也是闲置的。”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认为Y2K应该是印度的第二个独立日，应该设为全国假日。
就像约翰霍普津斯大学的对外政策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他年轻时在印度呆过）
指出的那样：“Y2K应当被称作印度独立日，光纤网络带来让印度具备了和西方公司合作的能力，让印度人可以真正自由地选择工作方式、工作对象和工作地点。”
换句话说，8月15日是在午夜纪念自由的获得，而Y2K纪念的是午夜的就业机会——不是任何人的就业机会，是印度知识精英的机会。8月15日让印度获得独立，而Y2K让印度人获得独立。从这个意义说，印度是很幸运的，但它也是建立在辛勤工作、良好教育和老一代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基础上的。
路易斯。巴斯德曾有一句名言：“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第6大因素——离岸经营：和瞪羚一起赛跑，和狮子一起捕食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要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遵循进出口和外国投资方面的全球规则。这也表明中国原则上同意提供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竞争场地。几天后，北京一家燃料泵工厂的中国主管在工厂内张贴了译为汉语的非洲谚语。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这家工厂是我的一个朋友杰克。潘考夫斯基开设的，他是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谚语是这样的：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快，否则就会被吃掉。
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超过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则就会被饿死。
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我不知道该将谁比作狮子或瞪羚，但我确实知道这一点：从中国人入世的那天起，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必须跑得越来越快。这是因为中国的入世极大地推动了另一种形式的合作：离岸经营。在此之前，离岸经营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这是一种不同于外包的国际合作方式。外包意味着将有限的、特定的业务（比如研发、呼叫中心或账目管理等）交给其他公司去做，然后将完成了的工作再融入整体的经营体系。离岸经营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如果一家公司将它在俄亥俄州坎顿（Canton）
的工厂通过离岸经营的方式整个转移到中国的广州，这就意味着广州工厂将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出完全相同的产品，只不过劳动力更为低廉，税收、耕地、能源能得到补贴，医疗成本也更低。就像Y2K将印度和世界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外包水平上一样，中国的入世将中国和世界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离岸经营水平上，更多的企业将生产离岸经营，然后将其融入全球供应链。
1977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中国带到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上，让人们相信“勤劳致富是件光荣的事情”。当中国第一次打开它那尘封已久的大门时，工业化国家的公司认为这是扩大出口的绝好机会。这些制造商们梦想向这个人口大国出售10亿套内衣，一些外国公司在中国还设立了经销店。但是由于中国在入世前并不受世界贸易规则的约束，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壁垒限制西方产品的进入。即使中国不是有意为之，各种文化差异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许多最早到中国的投资者都经历了梦想破灭的过程，而且中国当时不健全的法制也无法为他们提供援助。
从20世纪80年代起，很多外国投资者，特别是一些华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向中国出售那么多的产品，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当地生产加工，然后进行出口呢？这正迎合了中国当时的需要，中国希望吸引外资和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不光是要生产10亿套在中国销售的内衣，还要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售60亿套利用中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要远远低于欧洲、美国、甚至墨西哥的同类产品价格。
一旦离岸经营开始在纺织、电子、家具、眼镜架和汽车零件等行业开展，其他行业的企业也开始跟进，或者也到中国进行离岸经营，或者寻找东欧、加勒比或其他地区作为生产中心。
中国2001年入世让外国公司相信，如果他们将工厂离岸经营到中国，他们将受到国际法和国际统一规则的保护。中国同意逐步实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的国民待遇，这意味着外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出售他们的产品。中国还同意对所有世贸成员实行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对各成员将实行相同的关税和规则。它还同意在和任意国家或外国公司发生贸易争端时，接受国际仲裁。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也变得更为和善起来，投资程序大为简化，各个部委的网站内容日益丰富，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外国投资者在华的投资。我从美国驻华使馆那里了解到，中国入世后的数周内中文版本的世贸规则书籍一下子卖掉了200万册。邓小平让中国吸收了让世界变平坦的10大因素，因此也让中国成为世界的挑战。
在中国入世之前，人们认为，尽管中国为了获取和西方贸易的好处选择了开放，但政府和银行将保护中国企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杰克。潘考夫斯基告诉我说，中国的入世是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信号——中国将不会脱离市场经济轨道。
因为中国可以低成本招募大量熟练技术、半熟练技术和非熟练技术工人，因为中国为了增加就业机会愿意吸收大量的工厂、设备，因为中国具有巨大而蓬勃发展的消费者市场，它已经成为离岸经营的理想地点。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的经营，中国迟早会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消费市场，因此你必须考虑好如何和它开展合作、竞争甚至加以利用。中国有160多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你可以到一个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东部沿海城市，你会发现那里的一个小镇供应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眼睛框，而相邻的小镇则生产了世界上大多数的打火机，还有的小镇给戴尔生产计算机屏幕，有的专门生产手机。前面提到的日本顾问大前研一在他的《中华合众国》（TheUnitedStatesofChina）中提到，在香港北部的珠江三角洲有5万家电子零件供应商。
有一天在东京的时候，大前研一对我说，中国是威胁，中国是顾客，中国也是机会，你不能忽视中国；你不应该将中国视为竞争的敌人，应该将自己的业务分为几个部分，想好哪个部分可以在中国投资，哪个部分需要出口到中国，哪个部分需要从中国进口。
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对外开放对世界变平的真正影响所在。中国作为离岸经营基地的优势越大，它的竞争对手就感觉压力越重，这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泰国、爱尔兰、墨西哥、巴西和越南。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看到大量工作机会正流向中国，他们对自己说，我们最好开始提供同样的激励措施。这创造了竞争性的变平过程，为了鼓励到本土的离岸经营，各个国家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互相攀比，看谁能提供最好的税收减免措施、教育激励和各种补贴。
《中国世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教授、（TheChineseCentury）一书的作者欧迪德。先卡（OdedShenkar）在2004年12月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直言不讳地告诫美国的企业家：如果你还在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你现在就赶紧退出，否则会流血致死，要参与竞争你们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即使你消减5%的成本，那也没有用，中国生产商也可以做出同样的调整。他说，你需要全新的经营模式来参与竞争。
中国的变平力量还和它在不断开发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关。同一篇《商业周刊》的文章提到，这带来了规模经济和激烈的国内竞争，降低了产品价格，并且每年都新增35万工程师；年轻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吃苦耐劳，他们愿意每天工作12小时，在电子行业和轻工业，这都是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企业家的工作热情也很高，他们愿尽一切努力取悦沃尔玛、Target、百思买和J.C.Penney等大型零售商。
2005年秋，我在北京参加访问时，遇见了美国商会驻中国主席查尔斯。M.马丁。
他告诉我，他刚从浙江省一家袜业厂参观回来。这个制造厂为世界各地的大商家和中国的零售商生产短袜和女式内衣。厂长为马丁打开一盒短袜并告诉他，如果你从他那里买12双这种普通短袜，按批发价计算，每双你只需要支付11美分。
但是厂长继续解释说，即使是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其竞争力也很难维持，因为它的竞争对手正以更低的价格出售短袜。所以他打算将厂址迁到400英里（1英里=1.61千米）之外的内陆地区——江苏省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那里的地方政府已经许诺给他更低的税收、更低的地租和更低的劳动成本。
最终，中国将不再有这样的内陆地区可供工厂迁址，中国制造商将不能仅通过迁址进一步降低成本。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过那里，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是制造业的一大变平力量，这就是西方制造商削减5%的成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
你需要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型。
不过，这种经营模式也遭到了批评人士的抨击，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实力意味着中国的经营模式将很快成为全球效仿的标准，而这种标准下不仅工资水平较低，而且劳动法保障不力。这在商业上被称作“中国价格”（theChinaprice）。
但真正让世人感到惊慌的是，中国并非仅仅通过超级优惠的条件吸引外国投资。
这只是短期战略。很多人在谈到中国现象时，他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中国不是靠改善质量和提高生产率，而仅仅凭工资水平来占据优势。世界大企业联合会（U.S.ConferenceBoard）的研究发现，1995~2002年，中国的私营工业部门每年的生产率增加17%——我再重复一遍，是17%.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吸收了新科技和现代化的商业模式。该委员会还发现，中国在此期间失去了15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而美国的这一数字只有200万。研究指出，“随着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正失去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而且其数量要远远超过美国——这有利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这一模式正是多年来发达国家一直在遵循的。”
中国真正的长期战略是赶超欧美国家，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中国领导人比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更关注如何提高年青一代的数理和计算机知识（这在平坦的世界中无疑是成功的必备条件），如何建立高度发达的通讯基础设施，如何创建吸引外国投资的激励机制。中国领导人希望看到的是新一代的内衣服装和飞机机翼都能在中国完成设计，这也是她们在下一个10年中希望达到的目标。
因此30年的历史将见证中国经历“中国销售”—“中国制造”—“中国设计”—“中国梦想”的整个过程——或者说，中国在同全球制造商的合作中，从一切都无能为力到成为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合作者。在写这一章节的过程中，我正好在网上看到了有关半导体行业的、名为Inquirer的时事通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11月5日一期的文章《中国将成为一切的中心》。文章引用《人民日报》的文章称，福布斯500强中的400家企业已经在中国内地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这还是5年前的事情。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内部化中国的挑战方面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方式。日本推动出口的官方机构——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渡边修（OsamuWatanabe）在东京告诉我：“中国现在发展得非常迅速，并且他们正从低端产品发展到高端、高科技产品。”
他认为，日本公司要维持其全球竞争力就必须将一些中间产品的生产和装配工作转移到中国，在日本国内主要从事一些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因此中国和日本“正成为同一供应链的一部分”。和美国积极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不断东扩一样，日本也在加大和他西面邻居的一体化。在经历长时期的经济衰退后，日本经济从2003年开始反弹，部分原因是当时销售了数千吨的机器和关键零部件给中国。而真正的购买者是那些将工厂离岸经营到中国内地的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人。200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国。
中国的飞速发展也许会影响一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但对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来说，中国廉价的产品的确是天赐福音。2004年10月4日的《财富》杂志引用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数据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廉价产品已经给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大约6000亿美元，给美国制造商节省的零部件进口费用更是不计其数。文章称，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让美联储可维持更久的低利率水平，居民有能力购买房屋，商家也可以有更多资本进行创新。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中国的离岸经营，我和北京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的杰克。潘考夫斯基进行了一次畅谈，他可以说是这种合作形式的领头兵。如果在奥运会中有一类叫做“极端资本主义”的比赛项目，我想杰克。潘考夫斯基一定会得金牌。
1988年，他离开了在潘威伯集团（PaineWebberGroupInc.）高级投资银行家的职务，并且在42岁的时候决定迎接一项新的挑战——他和合作伙伴一起筹得1.5亿美元用于收购中国企业。从那之后，他在中国的商海中起起浮浮，尽管也曾遭遇惨痛的失败，但最终还是成为中国离岸经营方面的成功范例，并且验证了这一合作方式的有效性。
“1992~1993年我刚到中国时，所有人都以为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将是如何在中国找到和得到机会，”事实上，当时中国到处都是机会，缺少的只不过是知道如何按照先进方式经营汽车零件工厂的中国经理人。潘考夫斯基说的一点都没错，在中国建厂是很容易的，难的是在中国找到善于经营的管理人。所以当他最初购买中国汽车零件公司的大多数股权时，他也开始从国外聘请管理人，成本当然是很高的，而且让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营无疑也存在很多不便。第一种方案失败了。
“所以我们就辞退了所有的外国管理人，并且开始尝试第二种方案——聘用收购工厂原来的管理人员。”但是后来发现，这一办法也不行，因为这些人已经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营模式，他们不知道怎么和市场打交道。中国不乏具有企业家才干的人，但在中国入世之前，中国没有健全的法制和债市股市，因此你只能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或第一批下海的私人企业主中进行选择。
他在中国第一次购买的是一家橡胶零配件公司的股份。当他后来和中方合作伙伴达成进一步收购股份的协议时，中方还同他签署了非竞争条款。然而，交易刚刚达成，中方合作伙伴的主管就自己开了一家从事同类生产的工厂。非竞争条款根本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第二种方案也失败了。
潘考夫斯基的生意曾经亏损过很多钱，他称其为在中国学做生意的学费，后来他发现自己已经拥有好几家零件工厂。他说：“1997年左右是我事业的低点。
我们的公司从整体来看是在缩水，当时根本没有利润可言。尽管在收购的企业中，我们持有大多数股份，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管理者，但在企业内部已有的管理人员中，我实在挑不出理想的人选了。“这时候我们选择了方案三。
“我们后来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我们不喜欢‘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我们想把赌注放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上。”潘考夫斯基称：“我们开始寻找新一代的中国管理者，他们大多思路开阔，受过一定形式的管理培训，在熟悉中国企业运营方式的同时还了解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所以在1997~1999年，我们聘用了‘新三代’的管理者，他们一般都曾在外企里工作过很多年。”自从有了这些得力管理者的支持，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就开始赢利了。
今天，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9个省份13家中国工厂1年的销售额达到3.5亿美元。这家公司的产品远销到美国，在中国也有36个销售网点，专门给中国汽车制造商提供服务。
在这个基础上，潘考夫斯基作出了又一个大胆的决策——将在中国离岸经营获得的利润再带回美国去赚钱。他说：“2003年4月，我们收购了联邦默高公司（Federal-Mogul）在北美的凸轮轴业务，收购的目的是首先是要获得其客户群——主要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再加上卡特比勒和康明斯。我们同卡特比勒和康明斯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此次收购强化了我们的关系，增加对三大汽车巨头的凸轮轴销售才是我们真正希望达到的目标。收购的第二大原因是为了获取可以带回中国取得先进技术。人们以前不太重视凸轮轴技术，但实际上对于汽车发动机来说，凸轮轴技术水平的高低至关重要。此次收购获取的专利技术足以奠定我们在中国凸轮轴生产的领导地位。现在，我们拥有了最先进的凸轮轴生产技术，并且在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客户群。”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离岸经营对美国工人来说是绝无好处的事情——本来是这里的东西去了那里，这就是故事的结尾。现实更加复杂。
多数企业建立离岸经营的工厂不仅是为了给在美国或欧洲出售的产品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更大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不必担心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在这个国家获得较为有利的竞争地位，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美国拥有的离岸经营工厂有90%的产品都卖给了外国消费者，但这事实上刺激了美国的产品出口。很多研究表明，一家公司在离岸经营工厂每投资1美元都会为它的母国带来额外出口，因为当前大约有1/3的全球贸易都是在跨国公司内部完成的。即使离岸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工资成本，但实际上就像亚新科工业有限公司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并非所有的工作机会都被转移到了国外。美国很多企业离岸经营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成为他们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很多商品仍旧会在美国完成最后的加工步骤。
传统基金会（TheHeritage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报告《创造就业和对外国来源收入的征税》（JobCreationandtheTaxationofForeign-SourceIncome，2004年1月26日）
指出，那些既在美国国内也在中国从事生产的美国企业，他们的产出占美国产出的21%，占美国出口的56%，提供了美国制造业3/5的就业机会（大约900万人）。所以，如果通用电器在上海建立一个离岸经营工厂，通过给这家中国工厂出口商品和服务，他也给美国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并且美国方面还可以受益于从中国进口的低成本零件。刚才只顾讨论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离岸经营，忽略了美国每年吸收的大量离岸经营投资，因为外国投资者也希望能通过这一方式进入美国的市场。2003年9月25日，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庆祝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阿市建厂10周年，这家工厂是该集团第一次在德国之外建立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生产厂，在庆祝会上该集团还宣布对这家工厂增资6亿美元。戴-克集团负责梅塞德斯业务的主管于尔根。哈伯特在庆祝会上说：“在塔斯卡卢萨阿市，我们已经成功地验证，在一个全新的工厂利用全新的工人生产全新的产品是可以实现的。我们也证明，在德国之外是可以成功地生产出梅塞德斯产品的。”
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也是如此。它利用在中国的凸轮轴工厂完成原材料处理和基本的生产过程，然后将半成品出口到在美国的凸轮轴工厂，在那里技术更熟练的美国工人完成最后的加工工作，这对于保证产品质量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种情况下，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的美国客户既可以享受拥有中国供应链的好处，同时也可以很方便地和已经十分了解的美国供货商联系。
美国高级技工每月的平均工资为3000~4000美元，而中国工厂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150美元。除此之外，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还必须参加美国政府要求的养老金计划（包括医疗、住房和退休福利）。中国工人每月的工资要交纳35%~45%到当地的劳动部门以获得上述福利。中国的医疗保险业便宜得多，因为工资更低、医疗保险涵盖的内容更有限。潘考夫斯基说：“这些当然让中国成为拓展业务的理想地点了。
如果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减轻美国公司医疗保险负担，那将有助于美国保留住更多就业机会。“他还说：”通过离岸和本土经营的合作，高工资、高技能的美国工人和低工资中国工人的合作，我们美国公司的竞争力不减反增，我们得到了更多订单，业务增长也很快。这是很多美国人在谈论离岸经营时经常忽略的事情。比如，在并购了联邦默高公司在北美的凸轮轴业务后，我们和康明斯的业务翻了一番，和卡特比勒的业务也大幅增加。我们的所有客户都接触到了全球竞争，他们也非常希望成为供应商的我们能够提供更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他们希望和理解平坦世界的供应商合作。我在拜访美国客户并向他们讲述我们凸轮轴业务的发展战略时，他们对我们的办法表示肯定，因为他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对业务的调整能让他们的竞争力也大为提高。“
潘考夫斯基说，“这种合作程度也只有在最近几年才有可能实现，在1983年或1993年是绝对不可能的。从1993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转变。比如，人们经常谈论因特网如何使美国受惠，但我经常说，中国的受惠程度要胜于美国。过去阻碍中国发展的是信息不畅。外面的人不了解中国，而中国人也没法了解世界。
在因特网出现之前，唯一可以获取信息的方式就是出行。可是现在，你可以待在家里并通过因特网了解一切。我们现在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设计图，甚至连联邦快递都不需要了。“
潘考夫斯基补充道，对于一些行业来说，在中国完成加工制造的好处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你老老实实地待在美国，根本不知道怎么进入中国，10~15年之内你都不能在全球获得领先地位。”
中国入世后，一些传统、效率低下且备受保护的经济领域都面临着全球竞争的挑战。在中国入世谈判期间担任美中商务理事会驻京办事处负责人的帕特。包尔斯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将入世这件事进行全民直接投票，恐怕永远都无法通过。
在最近的两年半中，他们已经采取了强力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