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必备的知识(2)
网络泡沫破裂后，该学院的入学率开始大幅下降。曾任惠普公司首席技术馆的院长李奇。德米洛（RichDeMillo）指出：“当时每个人都读到了大量工作流失到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家长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果所有的编程工作都外包到国外，我的孩子毕业后干什么呢？’”于是德米洛和副院长莫里豆。弗斯特（MerrickFurst从伯克利的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引进的人才）开始走访企业界名流，向他们提出两个简单问题：公司希望雇用什么样的人才，计算机专才怎么被用来给公司带来价值？他们拜访了CNN在亚特兰大的总部，发现网络已将大量的数字和模拟内容连接起来。很明显，如果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能通过电脑管理所有这些内容，并找到运用这些内容的各种途径（比如电视、手机、视频iPod或网站），这些能运用技术讲故事的毕业生将很容易找到工作。
认识到这一切后，2004年德米罗和弗斯特重新提出了计算机专业的相关要求，并将它们总结为9条“线”。每条线都将计算机技能和其他领域的一项技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知识的综合体——这才是真正能创造价值的东西。“‘线’代表课程设计不再是垂直方向，不再一直传授给学生一套固定技术和知识为目标，”
弗斯特在他的课程介绍中解释说：“‘线’代表着水平方向，其目标是让学生广泛积累各种技能和学习经历，这些都是他们在充满竞争的概念时代必需的生存之道。‘线’提供了一套与直觉有关的、灵活且互相强化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让学生刻画自己的独特未来。”
这9条线分别是计算机和智能、计算机和实时方案（embodiment）、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计算机和平台、计算机和信息、计算机和人、计算机和媒体、计算机和建模、计算机基础。今天，要想拿到乔治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的学位就必须得到两条线。
以“计算机和媒体”这条线为例，它要求学生必修计算机科学、沟通学、协作和文学等几门课。弗斯特说，这条线要教会学生“怎样才能通过科技给人们讲故事和创造体验”。你在课堂上会接触从计算机图表到《哈姆雷特》、从人类感性认识到互动小说引擎等诸多话题。因此，比如说，如果你想成为顶级游戏设计师，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
“计算机和人”这条线让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和计算机基础，帮助他们理解以人为中心的各种设计、建筑和评价体系。选择“计算机与人”这条线的学生可能也会选修“计算机与化身”，这样他们就可以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了。这9条线之间的排列组合几乎和星巴克里的咖啡种类一样多。
德米洛在介绍这一项目的文章中写道：“假设乔治理工学院一名计算机毕业的大二学生对计算机安全问题感兴趣。他可能会将‘计算机和信息’这条线（学会数据存储、恢复、解码和传递）同‘计算机和人’这条线（了解人们使用科技的方法和学会尝试与人有关的各种试验）结合起来……他会精心准备一个有价值的计算机身份，设计、发明和建立安全的计算机系统，让人们可以安全地管理他们的信息。”德米罗还表示，不管是单条线还是组合在一起的线，其关键之处在于提供了一套技术模式和学历基础，让毕业生能超出狭隘模式创造价值——这种技术模式在平坦世界的新兴市场模式下肯定很有价值。
德米罗还补充说，25年前计算机学科很简单，“几大类之间界限清楚——硬件、软件和计算程序——你只要通晓任何一类，就能找到工作。你只需做好最擅长的那份工作，就能大展鸿图。你可以负责硬件，可以对系统软件编程，或者主攻应用计算程序。25年后的今天，硬件、软件和计算程序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相反现在又出现了商务流程、改变管理和ERP.这些都是水平性质的关系，并且处于不断地变化中。
如果你是教育界人士，你将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在对学生的要求中，有一些是保持不变的：讲故事的能力，开发智能化产品的能力和创立网络的能力。这些要求是恒久不变的。但现在不同的是，你们必须将所有这些要求水平地汇总到一起。我们的9条‘线’就是这样的合理汇总。这也是你们需要以这种方式管理整个大学的原因。将各系分割开来的理念本身就是愚蠢的。你们确实需要改变整个方法，这并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问题。“乔治理工学院模式是对平坦世界的认可，它认识到平坦的世界已为各种类型的水平合作提供了工具。因此，学校最好能确保将这些工作和合作观念融入教育过程。
“这种融合必须体现在各个课程中，”弗斯特称，“它不可能是某一门课程，否则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让富有竞争力的人群占到人口的很高比例。”
美国仍将胜出如果上述这些就是进入新兴中产阶层的工作和路径，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创造了好的大环境呢？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提供这些工作和培养平坦世界所需各种人才的能力。是的，我们的确有这种能力。
让我们记下这份清单。首先，我们拥有相对灵活、放松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各州和大学之间有很多试验和竞争——比如乔治理工学院。美国经济的灵活性是一笔宝贵财富，特别是在为保持竞争力必须不断调整变化的情况下。迄今为止，美国既没有屈从于经济保护主义者（保护本国就业机会），也没有降伏于国家安全保护主义者（排斥外国劳工）。正如南卡洛莱纳州参议员吉姆。德明特（JimDeMint）
告诉过我的那样，我们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试图“保护通往繁荣的道路”。
我们应当保持这种开放性和灵活性，这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文化中甘于推翻旧事物、一切重头再来的特点让我们在平坦时代具备了很多优势，因为在平坦的世界里为了推动创新和增长，我们必须更加频繁地除旧迎新。过去我们从农业时代过渡到工业时代，然后从工业时代过渡到服务业时代。现在我们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将服务配送到世界各地。过去的每次过渡都会以特有的方式带来痛苦，但是那时候我们都能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更快、更有效地渡过难关，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开放灵活的特点，我们让市场自主调节市场确实起到了调节作用，尽管也给很多人造成了痛苦。这次向平坦世界的过渡将造成更多痛苦，因为它很有可能触及更多的白领工人。不过，现在决不是停止过渡的时候。
“你们（美国人）已具备一切条件可以从旧的中产阶层进入新的中产阶层，”
Infosys的南丹。奈里卡尼说，“如果你们先完成这个过渡阶段，你们将成为胜者……
（不过），如果人们感到惊慌并开始实施保护主义措施，你们就会失败。这是个信仰的问题——你们必须相信这会发生。“在灵活性的庇保之下，美国拥有无数的制度优势。首先，美国拥有很多具备科研能力的大学，它们源源不断地提供试验结果、创新成果和科学突破——从数学、生物学、物理到化学。”我们的大学体系是最好的，“比尔。盖茨如是说，”我们给大学提供研究基金，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高智商的人汇聚于此，我们让他们进行创新并将他们的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我们实行风险激励机制。我们的大学体系富有竞争力并且敢于尝试。他们能试验不同的方法。有100多所大学对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每所大学都指责别的大学是错误的。这说明美国的大学体系是十分混乱的，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各种创新的巨大引擎。
在联邦政府税收资金的资助下，再加上慈善事业的捐赠美国的大学体系还将继续兴盛下去……我们除非犯了最愚蠢的错误，否则财富不会停止增长。一个聪明的办法是，我们可以利用大学教育体系来更快地增加绝对财富。“网络浏览器、MRI（磁共振影响）、超高速计算机、全球定位技术、太空探测设备和光纤电缆等新发明都只是基础大学科研项目的一部分。波士顿银行的经济部曾做过名为”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的影响“的研究。得出的一条结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已创建4000家公司，在全球创造了110万个工作岗位，销售额也已达到2320亿美元。
美国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也不在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带动了经济增长和创新，其独特之处是，美国的每个州中都有像麻省理工这样的大学。
“美国有4000所大学，”国际教育协会的主席艾伦。E.古德曼（AllanE.Goodman）
称，“世界其他地方的高等学府加起来一共才有7768所。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就有大约130所大学。全球只有14个国家拥有比加州更多的大学。”让我们拿俄克拉荷马州举例。大家在提及科技发展时通常都不会想起这个州，但如今它也成立了本州的科技推动中心（OCAST）该中心在网站上这样描述自己的使命：，“为了有效参与新经济竞争，俄克拉荷马州必须继续壮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队伍，建成相互合作、各有专长的大学科研基地，为大大小小的尖端企业培育良好的经营环境……OCAST推动建立大学-企业科技中心，该中心可能涵盖很多学校和企业，最终将带动新产业的繁育、新产品的生产和新技术的运用。”据大学科技管理者协会透露，美国大学2003年共获专利收入13亿美元。
美国除了拥有大学、公共和私人实验室以及零售商等独特的创新带动机器外，还拥有全球监管最严格、效率也最高的资本市场，可以将新观点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迪克。福斯特（DickFoster）是麦肯锡公司的主管，也是两本创新书籍的作者，他对我说：“在美国，我们有一项‘工业政策’——它被称作证券交易所，不管它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纳斯达克。”福斯特介绍说，这里就是风险资本被汇集和配置到新观点或增长型企业的地方，世界上没有比美国资本市场更好、更高效的资本市场。
新产品和创新很容易得到风险资本的资助，这也是美国能从平坦世界的平台获益最多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呢？因为科技上新一轮的巨大突破很少由传统公司完成。
发明收音机的人并没有发明电视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没有创立CNN.Lexis/Nexis也并没有开创Google.不过，让风险资本和资本家为下一代Google、CNN或其他未经市场检验的创新承担风险，意味着那些希望从平坦世界获取最多利益、真正懂得新产品和娱乐形式创新价值所在的人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美国资本市场的良好秩序主要得益于严格监管。在这里，少数股东的利益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当然，我们的资本市场中也存在欺诈、越轨和腐败，这些都是市场存在大量风险资金时经常会有的现象。美国资本市场的独特之处并不是会杜绝安然事件的发生，事实是这些丑闻确实发生了。独特的地方在于，当这些丑闻发生时，它们通常都会被美国证交会或财经媒体曝光，并得到纠正。让美国别具一格的不是安然公司而是纽约州检察长埃里奥特。斯皮策（EliotSpitzer），他不辞辛苦地“清理”证券行业和公司董事会。除了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这种类型的资本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福斯特说：“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只有拥有了成功的资本市场后才会在创新方面取得成果，只有拥有了在风险状态下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法律机制才会拥有成功的资本市场.美国几个世纪来不断在经济领域做出尝试，我们是幸运的受益者，我们是已经有效果的试验品。”
上面所讲的这些都是美国“酱”的核心秘密，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值得我们珍藏和培养。有时候，为了更好地欣赏这些可贵的东西，我们需要和外界人士交流心得，比如印度Wipro公司的维韦。保罗（VivePaul）。“我将给你列的清单上再增加三点，”
他对我说，“一个是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我们经常忘记美国的这一特性，“说到做到—创建—破产—重头再来”在美国是很常见的事情。这种社会状态举世无双，我们的开放性是一笔巨大财富，也是吸引众多外国朋友的地方，在他们国家会有各种限制。
保罗说，第二点就是“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进一步鼓励人们提出新的观点。平坦世界的机制可以激励新产品或程序的开发，因为它们瞬息之间就能达到全球规模。但是，如果你是新观点的提出者，你自然希望知识产权得到保护。“没有哪个国家会比美国更好地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Paul表示。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很多创新者希望来美国工作和注册知识产权。
此外，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灵活的劳动法。解雇夕阳产业的员工越容易，朝阳产业就越容易招到雇员。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特别是在将美国劳工市场和严格监管下的德国劳动市场对比之后就更会有此感。德国政府对雇用和解雇都有严格的限制。美国能在机会最多的地方迅速投入资本和劳动力，在前期投入已获利不多的情况下迅速重新配置资源，这些灵活性都是平坦世界中所必需的。
美国“酱”还有一个秘密：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消费者市场，拥有最多的“初体验者”。这意味着，如果你在介绍一种新产品、新技术或新服务，你绝不能漏掉美国这个大市场。所有这些意味着美国将拥有十分稳定的就业来源。
如果你想对所有这些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造成的静效应进行总结，可以归结为一个词：信任。它们创造和带动了很高的信任水平，这也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从多方面来看，信任是美国“酱”中所有成分的产物。
LRN公司的创建者多弗。塞得曼（DovSeidman）称：“我们是一个信任度很高的国家，因为我们同意受制于反映在制度和法律上的价值观和原则——这些比任何个人都更有权威且更持久。”LRN这家公司为全球企业提供伦理和治理建议，这些内容我将在第十一章中讨论。这些模式和制度使一切具有可预测性，进而导致了信任的产生——相信创新将受到保护、相信货币稳定、相信我们的法律体系。塞得曼认为，所有这些推动了创新。
为什么呢？因为在信任度很高的社会，诸如美国，人们知道他们可以依赖某些规则和原则框架来管理他们的个人和商务生活。“如果你从沙地上跳起，另一个人从硬木上跳起，”塞得曼问，“谁会跳得更高呢？当然是那个从硬木上跳起的人。
信任就是那块硬木。它给你带来的可预测性让你可以跳得更高……没有信任就没有冒险，没有冒险就没有创新……如果你想让更多人承担创新带来的必要风险，那就需要更多的信任。“信任度很低的社会将不会产生持久的创新。
在平坦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复杂问题也日渐得到解决，拥有信任度很高的社会更将是一种优势。
“在合作性的世界，拥有充分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塞得曼补充说，“因为人们越信任对方或他们的领导，他们就越有可能合作愉快。”
美国确实已成为全球重要的会合点之一。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人结交，学会互相信任并建立水平性质的朋友和联盟关系。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受过教育的一名印度学生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家软件公司，由此结成的这种信任和理解关系对于未来的合作确实至关重要，即使有朝一日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工作。没有什么能比耶鲁大学将研究工作外包到中国更能说明这一点了。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列文向我解释说，耶鲁大学在中国有两大研究中心，一个在北京大学，另一个在复旦大学。列文说：“这种机构间合作关系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校方的行政命令，而是来自学者和科学家个人之间的长期友谊。”
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合作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呢？列文说，首先是因为耶鲁的一名教授许田和两大机构都很有关联。他在复旦读完本科，然后在耶鲁拿下博士学位。
列文解释说：“许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五位合作者都曾接受过耶鲁大学的培训。”
其中一位是和许教授一同在耶鲁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一位在徐教授耶鲁同事的实验室做过访问学者，另一位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耶鲁，并回复旦拿的博士学位，还有两位在徐教授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同样的，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成立的植物分子遗传学和农业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也有着类似的故事。
徐教授是遗传学方面的顶级专家，已从国家健康协会和休斯（HowardHughes）
基金会获取专项基金用于研究遗传学和癌症及其他神经变性疾病的关系。这种研究需要大量实验支持，需要在动物身上研究基因突变问题。列文解释说：“为了找到导致某些疾病的特定基因，你需要测试很多基因，你需要做很多试验。人力的增加自然是很大优势。”因此，耶鲁实际是通过创建复旦-耶鲁生物医药研究中心将实验工作外包给了复旦。每所大学都自行担负劳务和研究费用，所以它们之间不需要资金往来。但是中国方面主要从事的是基础技术工作，需要的是大量技术人员和实验动物，这一研究成本要比耶鲁低得多。耶鲁方面主要从事数据分析这种高端工作。通过合作，复旦师生和技术人员可以接触到高端研究，耶鲁也可以得到大规模试验的支持。如果耶鲁试图在（学校所在的）纽黑文市建成与复旦同样的研究规模，其成本将高得吓人。而且，像这样的项目在美国的支持实验室只会有30名技术人员，但在复旦会有150人。
“收获是双向的，”列文说，“我们的试验人员得到的是显著提高的生产效率，中国方面则培训了他们的研究生，而且他们年轻的教学人员也和我们的教授成了合作者，后者都是该领域的领头兵。这一合作给中国增加了人力资本，给耶鲁带来了创新。”
两所大学的研究生可以互访，所建立的关系无疑为未来得更多合作作好了铺垫。与此同时，列文补充说，在合作过程中耶鲁也做了很多法律准备，以确保耶鲁能获得其中的知识产权。
“科学没有国界，”列文说，“这种类型的国际分工是很合理的。”他说，耶鲁大学坚持认为，中国实验室的工作条件是世界一流的，并且双方的合作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各项设备的质量。“实验室动物的生活条件也达到了美国标准，”
列文说，“这里不是老鼠的血汗工厂。”
如果将上述内容综合到一起，你就能拥有美国的神秘“酱”，它由以下成分混合而成：制度、法律、能带来信任的文化模式、创新以及让我们能不断给经济增添活力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合作关系。平坦的世界没有什么让美国人不能应对，只要我们卷起袖子以正确的方式教育我们的年轻人并且不断丰富我们“酱”。我们是在这样做吗？
这是下面两章要谈的内容，但让我给你一个提示：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