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正文 挺进南极的争夺

    探险队队长斯科特，纬度90度

    1912年1月16日

    二十世纪在俯视着已无秘密可言的地球。所有的陆地都被勘察过了，最遥远的海洋也都被船只在水上走过了。在一代人以前，那些放任而自由的山川景致还没有名号，还处在半现半隐之间；而如今呢，它们却在欧洲的需求面前俯首帖耳供其驱使。蒸汽机驱动的轮船开向人类长久以来寻找的尼罗河源头；从欧洲人第一次瞥见维多利亚瀑布起，不过才半个世纪的光景，如今这瀑布已经驯顺地推着磨盘发出电力；最后的野生世界、亚马孙河流域的雨林也得见了天日；唯一的处女地——西藏——的腰带也被解开。旧地图和地球仪上的“未被认知之地”（Terraincognita）这个语汇已经被那些对这些地区知情的手重新划定：二十世纪的人们了解自己生存的星球。求知意愿已经在寻找新的突破，向下它要了解深海里的奇妙动物世界，向上它要进入无边无际的太空。只有在天上还能找到尚未被人类涉足的轨道，因此，自从地球折毁了世人的好奇、不再具有秘密可资探究以来，钢铁制成的燕子就竞相被推上天空，它们要达到的是新的高度、新的远程。

    然而，地球上还是有最后的谜地，它们让自己含羞地避开人类的目光，直到我们这个世纪。这是遍体鳞伤的地球上两个小小的地方，它们让自己免于地球上众生的贪婪之口。南极和北极，地球之身的脊柱，这是两个几乎没有生命存在的、假想中的点，千万年来地球以它们为轴心转动，是它们保住了地球的纯洁和不容亵渎。层层叠叠的冰块竖立在这最后的秘密前面，永远的严冬是与贪婪者相向而立的守卫人；严寒和风暴强力阻断进入这秘密之地的通道，残酷与危险以死亡的恐吓来吓退胆大妄为之人。就连太阳也只能短暂地看一眼这封闭之地，人类的目光还未一睹它们的真容。

    几十年来，一支又一支探险队前赴后继。没有哪一个实现了目标。这群胆大之人中的佼佼者安德雷[1]的遗体静静地躺在不知哪里的冰棺中，直到现在，在三十三年之后才被发现：他曾经想乘氢气球飞越北极，却再也没有回来。每一次向目标发起的冲锋都被严寒的壁垒击垮。在这里，地球得以在人类面前隐藏她的面目长达几千年之久，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她还最后一次胜利地抗拒了众生的探索激情。她以自身的羞涩强有力地来抵抗世界的好奇之心，保持她自身的处子纯洁。

    可是，年轻的二十世纪伸出了他急不可待的双手。他在实验室里锻造了新的武器，找到了对抗危险的新型铠甲，一切的抵抗只是让他的贪婪增殖膨胀。他要了解所有的真相，他想要在自己的第一个十年里就做到在此前几千年人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个人的勇气与国家间的竞赛相伴而行。人们争夺的不再仅仅是谁先到达极地，他们争夺的也是哪一面国旗将在新领地上第一次飘扬升起。来自不同地区的新一轮冲锋又开始了。已经很不耐心的人类知道，这是我们的生存空间中最后一个秘密。培利[2]和库克[3]从美国向北极进发；驶向南极的有两艘船：其中指挥一艘船的是挪威人阿蒙森[4]，指挥另外一艘船的是一位英国人，斯科特[5]上校。

    斯科特

    斯科特：英国海军的某位上校。再普通不过的一位。他的履历简直与军衔列表一般无二。他的服务深得上级满意。后来他参加过沙克尔顿[6]的探险队。没有什么特殊的迹象表明他是一位英雄。我们从照片上看到他的那张脸，同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一般无二：冷峻而有力，没有与人较量的表情，同时却体现出内在能量的凝结。青灰色的眼睛，紧闭着的嘴。在这张体现出意志和现实理念的脸上，哪里都找不到一个浪漫的线条、一抹出于愉快的光彩。他的字体：某一个英国人的笔迹，没有装饰衬托和曲线，显出书写时的迅速和可靠。他的文字风格：清晰而正确，因事实的描述而引人入胜，却像工作汇报一样没有任何想象成分。斯科特的英文就如同塔西佗写的拉丁文一样：那是均匀而没有斧凿的方块巨石。人们从中感觉到的是，他是一个完全不拥有梦想的人、一个讲究客观性的极端主义者、一个纯正的英国人，即便他身上有过人天才之处，那也是被铸造进有形的、严格履行责任的形式当中。如此这般的斯科特们已经上百次地走进了英国的历史，他征服了印度和许多无名的岛屿，他殖民了非洲，他与世界交战，总是带着同样无尽的能量、同样的集体意识和同一张冷峻而不苟言笑的脸。

    但是这种意志如钢铁般坚硬，在付诸行动之前就可以让人感觉到。斯科特想要完成沙克尔顿开启的事情。他装备了一支探险队，但是财力不足。这没能阻挡他。他搭上了自己的财产，还因此举债，因为他确信这会成功无疑。他年轻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还是毫不迟疑地离开她和他，如同另一位赫克托尔离开自己的安德洛玛刻。[7]不久之后，同行的朋友和伙伴也找到了，再没有什么人间事物可以改变这种意志。这艘罕见的船被命名为“特拉诺瓦”（“新地域”）号，它即将把探险队送到冰海的边缘上。这艘船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它在装备上的双重性：这船一半是诺亚方舟，装满了活物；另一半是一个现代实验室，有上千的仪器和书籍。前往这个空旷的、无人居住的世界，人的身体所必需的一切都得带上。这里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人类生存中最原始的防卫工具、兽皮和皮毛、活的动物与新时代最精致的装备搭配在一起。了不起的是，整个行动也如同这艘船一样有着双重的面孔：这是一场冒险，但是如同一场精心盘算的生意，一场穷尽一切谨慎艺术的冒进，以极尽可能的准确、单个的计算去对抗更为有力的、无穷的偶然因素。

    1910年6月1日他们离开了英格兰。这些日子这个盎格鲁萨克逊岛国阳光灿烂。绿茵般的草地滋润旺盛，鲜花遍野，太阳温暖地高悬在这没有雾霭的大地上方，发出熠熠的光芒。海岸的渐渐消失，让他们感觉到无比的震撼。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要与这温暖和阳光道别若干年，有些人甚至是永远。但是，船头飘着英国的国旗。在他们的思想里，带着全球帝国的标志走向被征服的地球中唯一尚无主人的地块，这让他们感到欣慰。

    南极之地

    在新西兰进行了短暂的修整之后，他们于1911年的1月到达了永久冰雪之地的边缘地埃文斯角（KapEvans），在这里建了一座房子来过冬。12月和1月在这里是夏天，因为一年里只有在这一时段太阳才每天有几个小时在白色金属般的天空中发出光芒。房屋的四壁是用木板钉成的，与先前的探险队一般无异，但是在木屋里面却能感觉到时代的进步。当年的前辈用的还是燃烧时发出难闻气味的鲸油灯，围坐在半明不暗的光线里，厌倦了对看彼此的面孔，漫无天日的单调岁月让他们无精打采。而如今这些二十世纪的探险者，却能将全部的世界和全部科学的压缩形式放置在他们的四壁之内。一盏乙炔电石灯发出温暖的光；电影放映机将远方的图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热带景色如变魔术般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自动钢琴播放着音乐，留声机传递着人的声音，图书馆传播着这个时代的知识。在一间屋子里打字机响个不停，另外一间是暗室，用来冲洗电影胶片和彩色照片。地质学家在检验岩石的放射性；动物学家在捕获的企鹅身上发现了新的寄生虫；气象学的观察与物理性的试验交替进行。每个人都分配了在黑暗的几个月里要从事的工作，一套睿智的规则体系将孤立的研究转化为共同的学习。这三十个人每天晚上都举办学术报告会，这是在坚冰和极地严寒中的大学课程。每个人都找机会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别人，对谈中的热烈交流让他们各自修正对世界的看法。在这里，学术专业化放弃了原有的傲慢，人们在各学科的共同之处找寻着相互了解。在这基本的原初世界里，在没有时间维度的孤寂中，这三十个人彼此交换着二十世纪的最新成果。在这里，人们内心中感觉到的不仅仅是世界时钟的每一小时，而是每一秒。当人们读到这样的描述时，没有谁能不为之动容：这些严肃的人如何为圣诞树下的庆祝活动而欢欣鼓舞、如何因为《南极时报》这份他们自己编辑的玩笑小报上的小诙谐而兴高采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一只鲸鱼的出现或者一匹小马的跌倒——都变成了难忘之事，而那些不可思议的大事——比如明亮的极光、出乎意料的严寒以及巨大的寂寞——都变成了日常的、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期间，他们只敢做些小型活动。他们试验机动雪橇，学习滑雪，训练雪橇犬。他们在为更大的行程做储备准备。可是夏季（12月）到来之前的日历翻篇很慢很慢，只有到了夏天，那艘带着家信的船才有可能越过巨大的冰块来到这里。小群组现在也试着分别行动，在最凛冽的冬天里做训练性质的出行，去试验帐篷是否可用，去操练已经获得的经验。他们的所做所为并非都能成功，而正是这种困难程度给了他们新的勇气。当他们全身冻僵、筋疲力尽地从这些探险之行回来时，迎接他们的是欢呼。在经历过几天的饥寒交迫之后，这温暖的炉火、这座南纬七十七度上舒适的小木屋，似乎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安居地。

    有一次，当一个探险小组从西面回来以后，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整个屋子变得沉寂。他们在行进途中发现了阿蒙森的冬季营地。斯科特立刻明白了：除了严寒和危险之外，他还有一个对手，这个人要和他争夺“谁是撕开倔强地球最后之秘密的第一人”这一荣誉：阿蒙森，那个挪威人。他在地图上测量。当他发现阿蒙森的冬季营地距离南极比他的营地要近110公里时，他被震住了。从他写下的算式当中，人们还能感觉到这种震惊。他被吓了一跳，但是没有因此气馁。“振作起来，为了我的国家的荣誉！”他在日记里充满骄傲地写道。

    阿蒙森这个名字在他的日记里只出现这一次。以后他再也没有提到过。但是人们可以感觉到：从这一天开始，恐惧的阴影笼罩着这座孤寂的、被封冻的小屋。从此以后，阿蒙森这个名字无时无刻不让他感到害怕，无论在他的睡梦中还是在他清醒时。

    启程去极地

    在距离小屋一英里远的观察高地上，一直有人在轮换执勤。陡立的高地处架设着一架孤单单的机器，它像一门大炮一样指向看不见的敌人：这是一个用来观测离这里越来越近的太阳的仪器，测算天气变暖的迹象。多少天来他们在等着它（太阳）出现。在清晨的天空中，已经有色彩奇迹的反光，现着燃烧般的颜色，但是那个圆盘还是不能升至地平线上。不过这样的天空景象——其周围布满了磁力般的光芒，这是反光的前兆——已经足以让迫不及待的人们兴奋起来。山顶上的电话终于打过来了，把这一消息带给这群兴奋的人：太阳出来了，冬季的几个月以来，它第一次冒出头来一个小时。它的光晕还非常弱、非常惨淡，几乎无法搅动冰冷的空气，摇摆不定的波长几乎无法在仪器中留下严格的标记。不过，仅仅这惊鸿一瞥已经引发出巨大的幸福感。人们在紧张地为探险做着准备，为的是能一丝不落地利用这为数不多的有光时日——春天、夏天和秋天合为一体，尽管按照我们生活中的概念那还应该是残酷的冬天。机动雪橇在前面行使，跟在后面的是由西伯利亚矮种马和狗拉的雪橇。路途被仔细地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两天的旅程就建立一个补给站，为的是给返程途中的人保存些干净的衣服、食物以及最重要的东西——汽油，这是无尽严寒中浓缩式的温暖。全体一起出发，然后一个个独立小组陆续返回，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最大限度上给最终的小组、被精选出来的南极征服者留下装备、最强壮的拉车牲口和最好的雪橇。

    这个计划的设想非常周到，甚至都考虑到了个别小组可能无法实施计划。在实际中，这种情况也的确未能幸免。行程两天之后，摩托雪橇便坏了，变成了无用的废物。矮种马所能承担的任务，也不尽如人意。在这里，有机体工具比机械工具更有优势：那些因为摔伤而不得不被击毙的动物，给雪橇犬提供了含有丰富营养的热餐，增加了它们的能量。

    1911年11月1日，他们分组出发了。从保留下来的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支了不起的行旅队伍如何在一片雪白、了无人烟的原初世界上行进，最初的队伍是三十人，然后是二十人、十人，最后只有五个人左右。走在前面的总是一个男人，他被毛皮和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胡子和眼睛，看起来像个野蛮人。一只被皮毛包裹的手牵着马的笼头，这只马拉着装载沉重的雪橇。在他的后面是另外一个人，同样的装束、同样的姿势，再往后还是同样的装扮，在一望无际的耀眼白色中，二十个黑点构成了一条行进的线条。夜里他们蜷缩在帐篷里面。他们在迎风的方向挖了一段雪墙，以便保护这些矮种马。第二天早晨，他们又开始行进，穿行过这几千年来第一次掺有人的气息的冰冷空气，单调而荒凉。

    然而，令人忧心的事情与日俱增。天气很不友好，有时候他们每天只能行进三十公里，而不是计划中的四十公里。自从他们知道在另外一侧的寂寞里还有一个他们看不见的人在向同样的目标挺进时，每一天都变得极为珍贵。任何一件小事在这里都会酿成危险。一条雪橇犬跑掉了，一匹矮种马不愿意进食了——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害怕，因为在这样的空旷之地价值发生了可怕的转换。在这里，每一个活物都是无价之宝，甚至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也许那万世不朽的功名取决于某一匹马的四蹄，也许乌云密布的天空带来的风暴会永久地阻止某项业绩的完成。与此同时，这个队伍的健康状况也出了问题：几个人得了雪盲症，还有几个人的肢体被冻伤。矮种马也越来越疲弱，因为喂给它们的饲料必须减量了。就在离比尔德莫尔（Beardmore）冰川不远之处，这些马倒了下去。现在，令人悲伤的责任必须履行。这些现在弱不禁风的动物，在过去两年孤单之地的共同生活中与探险队员成了好朋友：他们都知道每一匹马的名字，曾经几百次充满柔情地抚摸它们，现在却不得不亲手杀死它们。他们把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称为“屠宰场营地”。在这个血腥的地点，探险队一分为二，一些人从这里返回，另外一些人装备起来向最后的艰难挺进，走向翻越冰川的险恶之路。这些危险的冰川将极点包围住，只有激情澎湃的人类意志的烈焰浓浆才能让其崩塌。

    他们每天能够完成的行进里程越来越少，因为到了这里雪变成坚硬的雪粒，他们不能再拉着雪橇走了，现在必须是拖曳着。坚硬的冰划破了雪橇板，穿行在松散的冰粒时脚被磨破受伤。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在12月30日，他们到达了南纬87度，沙克尔顿达到的最远点。只有五位被挑选出来的人才可以走向极点，其余的最后一拨人也不得不回转了。斯科特在挑选人。他们没人去抗争，但是心情都很沉重：在目标近在咫尺时不得不返回，让自己的同伴去拥有作为第一个目睹南极人的光荣。决定做出了。他们还再一次互相握手，以男子汉的千般努力去掩盖内心的波动。这个小组一分为二，变成两个小小的队伍：一个向南去往陌生之地；一个向北返回家园。他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目光转向另外那只小组，最后一次去体会一下活着的朋友尚在身边的感觉。不久以后，最后的身影也消失了，他们孤寂地向未知之地走去。这五位被挑选出来的人是：斯科特、鲍尔斯（Bowers）、奥茨（Oates）、威尔逊（Wilson）和埃文斯（Evans）。

    南极

    他们在这些最后日子里的日志，显示出他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不安，就如同在极地附近罗盘上的蓝色指针开始抖动一样。“影子从右边转到前面，再从前面转到左面，这么一圈转下来，需要的时间真是无休止的漫长啊！”但是，在这些日志的字里行间不时闪出的希望星火也愈发明亮。斯科特越来越充满激情地记下他们完成的距离：“离极地点只剩下150公里了，如果情况继续这样的话，我们挺不住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疲惫。两天之后的日志是：“离极地点还有137公里，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会是异常艰难。”之后，突然又是一个充满胜利情绪的新音调：“离极地点还仅仅剩下94公里！就算我们不能到达那里，也算与它非常非常接近了！”1月14日，这个希望变得非常有把握了：“还有70公里，目标就在我们前面！”从日志中可以看出，第二天他们已经有兴奋的欢呼，几乎可以说是狂喜了：“只剩下微不足道的50公里了，我们必须到达那里，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透过这些字里行间满是兴奋的日志，人们可以在内心深处感觉到他们的希望之弦绷得多么紧，好像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因为期待和不安而颤动。猎物就在附近，他们已经向地球上的最后秘密伸出双手。只要再使一把劲儿，目标就达到了。

    1月16日

    “振奋的情绪”——日志上这样记载到。清晨，他们出发得比往常更早。焦急的心情让他们离开睡袋，他们要尽早看到这个秘密，这个美丽无比的秘密。到下午时，这五名无畏的勇敢者走出了14公里。他们高兴地行进在这了无人迹的白色荒原上：现在他们不会与目标失之交臂了，这一人类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为几乎可以说就要完成了。突然之间，他们当中的一个伙伴，鲍尔斯，变得不安了。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巨大白色冰原上一个小小的、暗色的点。他不敢说出自己的推测，可是现在大家的心里都因为同样的可怕想法在发抖：可能已经有人在这里竖起了一个路标。他们勉强地设法让自己安静下来。他们对自己说——就像鲁滨逊在荒岛上发现陌生足印时徒劳地想要把它看成自己的脚印一样——这肯定是一条冰缝，或者也许是反射造成的效果。在向目标更加走近时，他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他们还都试着在别人面前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已经明白了真相：挪威人，阿蒙森的那些人已经先于他们来到这里了。

    很快，最后的一点疑虑也被严酷的事实给粉碎了：雪地上竖起一块雪橇的滑雪板，上面绑着一面黑色的旗子；有别人扎营的痕迹，有雪橇板的印迹和狗的足印。阿蒙森在这里扎过营了。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事情发生了：地球的极地点，在几千年来没人来过，几千年来——甚至从地球初始以来就没有为人类的目光所触及过的地方，现在却在短短的十五天之内两次被人类所发现。他们是第二伙来到这里的人，在数百万月的时间进程中，他们晚到了一个月。在人类历史上到达南极的人当中，他们位居第二：第一意味着一切，第二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来的全部努力都是徒劳，所有的付出都显得可笑，所有的希望都是虚妄。“全部的一切，这些艰辛、这些付出，全部这些折磨——为的是什么？”斯科特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只是为了梦想，现在终结了。”泪水涌上他的眼睛，尽管极度劳累，他在夜里还是无法入睡。沮丧、绝望，他们如同背负着宣判的囚徒一样，走上通往极地的最后一段程路——他们原本是打算欢呼着向它冲过去的。没有人试图去安慰别人，他们无言地拖着自己的脚步向前走去。在1月18日这一天，斯科特上校和他的同伴们到达了南极。因为没有“到达这里的第一人”这样的骄人业绩来让他感到眼花缭乱，他现在以不被感情色彩所浸润的眼睛看到的是这风景中的悲伤之处。“这里什么也看不到，与前些天放眼所及的单调在任何方面毫无区别”——这就是罗伯特·斯科特关于南极的全部描述。他在那里所发现的唯一的罕见之物，并非源于大自然，而是来自有敌意的对手：阿蒙森的帐篷上挂着挪威的国旗，迎着鱼贯而来的人类猎猎作响，显得顽皮而且充满胜利者的得意。征服者留下的一封信，在这里等着不知名的第二位到达者、继他之后来到这里的人。他在信中请求第二位到达者将这封信送到挪威哈康国王的手里。斯科特拿起这封信，他要忠实地履行这个最艰难的职责：要在全世界面前为一个陌生人的业绩作见证人，而这业绩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要去完成的。

    他们悲伤地将英国的国旗——“姗姗来迟的联合王国的国旗”——插在阿蒙森的胜利标志的旁边。然后他们离开了这个“辜负了他们的雄心”的伤心之地，冷冷的风从他们的背后吹来。带着先知先觉般的预感，斯科特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返程的路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筋疲力尽

    回家路上的危险是来时的十倍。去往极地的路上，罗盘给他们指路。可是在回去的路上，他们在罗盘之外还要注意不要离开自己来时的足迹：好几个星期，一次也不可以离开原路，以免找不到供给站，那里面储藏着他们的食物、衣服和浓缩在几加仑汽油中的温暖。每当有飞卷而来的雪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时，不安都会汹涌而来，因为对原路的任何偏离都意味着毫无悬念地直接通向死亡。他们的身体已经没有了上次行进时尚未消耗掉的精力，因为那时充足的食物中的化学能量以及他们南极站驻地的温暖还能让他们的身体热起来。

    还不止如此：他们胸脯中意志的钢弹簧已经开始松动。走向极地的路上，他们满怀着无比的希望，这希望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好奇和渴望，他们对于不朽的作为有明确的意识，这让他们能够英勇地将能量汇集在一起，有了超人般的力量。现在呢，他们所抗争的不过是不受损伤的皮肤，自身肉体的、可死亡的生存，为的是能灰头土脸地回家。在他们最为内在的意志深处，也许对回家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回家的渴望。

    去读他们这些天的记录真是可怕。天气一直很不友好，冬天比往常开始得更早。鞋底下松软的雪变得又厚又硬，变成了三角钉，这妨碍了他们的步伐，严寒也在磨碎他们已经疲惫不堪的身体。当他们在经过几天的错乱和犹疑之后又发现一个补给站时，总会有一次小小的欢呼，在他们的词语当中就会再次出现一束转瞬即逝的信心火焰。在无比巨大的孤寂中，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事实更好地见证这几个人精神上的英雄主义了：科学家威尔逊即便在自己离死亡只有头发丝那么远的距离时，还在继续着他的科学观察，在他的雪橇上除了一切最为必需的物品以外，还拖曳着十六公斤重的各种少见的岩石样品。

    然而，人的勇气终究渐渐地屈服于自然的巨大威力。自然以它千年聚集的力量冷酷无情地找来一切足以让人遭遇毁灭的力量——冷、冻、雪、风——来对付这五位无畏的勇士。他们的脚早已冻烂。由于食物定量越来越少，他们每天只有一顿热餐，热量不足导致身体开始出现不适。有一天，这些伙伴害怕地发现，他们当中身体最强壮的埃文斯开始怪异起来。他落在后面不往前走，滔滔不绝地抱怨着实际上的或者是他幻想中的痛苦。他们看着他、听着他少有的喋喋不休，心里明白，这个不幸的人因为摔了一跤或者由于无法忍受这出乎寻常的折磨，已经疯掉了。该怎样处置他？将他一个人丢弃在这冰原上？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容不得任何拖延，必须尽快到达下一个供给站，否则的话——斯科特自己也还在犹豫着写下这个字。夜里一点，2月17日，这位不幸的军官死掉了。这里离“屠宰场营地”还有不到一天的行程。到了那里，他们就又能吃饱了，那里有一个月前屠杀矮种马时留下的食物储备。

    现在，他们四个人继续行程，可是，要了命了！下一个供给站让人感到痛苦的失望！这里保留的汽油太少了，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节省燃料，这最紧迫的东西；他们必须节约热能，而这偏偏是对抗严寒的唯一武器。彻骨寒冷而且被暴风摇晃的夜、沮丧不堪的难眠，他们几乎不再有将毡鞋穿在脚上的力气。但是他们还是拖拖拉拉地向前走着，他们当中的那位奥茨，脚趾已经冻掉了。风比以往更加锋利，到了下一个供给站，3月2日，残酷的失望再度重复：又是存有的燃料太少。

    现在，这恐惧也进入文字里面。人们能够感觉到，斯科特如何尽量不去表露这残忍的境况，但是，不时地会有一个又一个尖利而绝望的喊叫穿透这强大精神上的平静。“不可以这样下去”，“上帝和我们在一起！这样的磨难我们受不了了”，或者“我们的游戏悲剧式地结束了”，最终有了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认知：“但愿主宰的上帝来助我们！从人世那里我们已经无所期待了。”不过，他们还是拖拉着向前行进，不抱希望，咬紧牙关。奥茨越来越难以跟上队伍的速度了，他越来越成为队友的负担，而不是他们的帮手。为了迁就他，他们不得不在中午气温零下四十二度的情况下放慢行走速度。奥茨在感觉上和理智上都非常清楚，他会给朋友们带来厄运。他们也在为此做准备。他们让科学家威尔逊分给每个人十片吗啡，为的是在必要的时候让他们的终结来得快些。他们又试着陪病人走了一天的路程。然后，这个不幸的人要求他们将他的睡袋留给他，将他的命运与他们的命运分开。他们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建议只会让大家都感到解脱。这位病人还用冻伤了的腿随他们一起走了几公里，到了宿营地。他和同志们一起睡到第二天早上。他向帐篷外看去：外面是狂吼怒号的暴风雪。

    突然，奥茨站起来了：“我想出去转一下，”他对朋友们说。“我也许在外面待上一会儿。”另外的人在颤抖。谁都知道，这个“转一下”意味着什么。但是没有人敢说出一个挽留他的词语；没有一个人敢伸手与他告别，因为他们都深感敬畏：英国皇家禁卫军骑兵上尉劳伦斯·J.E.奥茨像一位英雄一样，向死亡迎面走去。

    三个疲惫、羸弱的人吃力地拖着自己的脚步穿过无尽的、坚硬如铁的冰原。他们疲倦不堪，不抱任何希望，只有那迟钝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还能撑起筋骨，让他们迈开蹒跚的步履。天气变得越来越可怕，每个供给站都带给他们新的失望，总是太少的汽油，太少的温暖。在3月21日，他们离一个供给站只有二十公里远，但是风带着那种谋杀般的力量，他们无法离开帐篷。每天晚上他们都寄希望于明天早上，会有让他们达到目标的条件。在这样的期待中，食物储备和最后的希望一起消逝了。燃料用光了，温度计上显示的是零下四十度。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饿死，要么冻死。在白色的原初世界里，这三个男人在一座小帐篷里与不能规避的结局斗争着。在3月29日他们知道，没有什么奇迹能够解救他们了。于是他们决定，不要再迎着厄运迈出一步，要骄傲地如同容许其他不幸一样容许死亡的降临。他们爬进睡袋里，没有任何一声呻吟从他们最终的苦难中钻出，进入这个世界。

    人之将死，其书信……

    凶悍的暴风雪正如同狂奔者一样撞击着薄薄的帐篷。在这孤单地面对看不见其面目、却可以感觉到其呼吸的死神之时，斯科特上校突然想到了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他正置身其中的，是尚未见证过人声的最冰冷的寂静，仅此就足以让他英勇地意识到他对自己的国家、对整个人类的博爱情谊。在他的精神里，一种内心的海市蜃楼在这白色的荒原中升起，将所有那些由于爱情、忠诚和友谊曾经与他发生关联的人呈现出来，他要对他们说话。斯科特上校用冻僵了的手指写着，在他的死亡时刻写信给所有那些他深爱着的生者。

    这些书信太了不起了。在死亡就在眉睫之际，信中没有任何小家子气的缠绵缱绻；这里的天空中那份没有生命存在的清澈空气，似乎透入这些信的字里行间。它们是写给特定人的，但是，那也是在对整个人类说话；它们是写给一个时代的，却永不过时。

    他写给他的妻子。他要她照顾好最宝贵的遗产——他的儿子，提醒她尤其是要防止他慵懒。在完成了世界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之后，他自我检讨说：“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必须强迫自己变得有所追求——因为我一直有犯懒的倾向。”就在离毁灭只有巴掌大的距离时，他还在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光荣，而不是感到遗憾。“关于这次旅行我要对你说什么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出多少！”

    他以最忠诚的战友的名义，写信给那些与他一起罹受死亡的伙伴们的妻子和母亲，来为他们的英雄事迹见证。他自己就是一个将死之人，却还在以自己强大的、超乎常人的感觉来安慰其他死者的遗属——他感觉到这一时刻的伟大，这一毁灭是值得纪念的。

    他也写信给朋友们。谈到自己时他很谦逊，但是谈到整个民族时他满怀无与伦比的骄傲。作为这个民族的儿子、一个尊严而体面的儿子，他在这一时刻感到非常兴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他坦诚地写道，“但是我们的终结将会向世人证明，我们这个种族身上的勇敢精神和坚忍力量还没有消失。”这些想法在他的有生之年因为男子汉式的坚强、灵魂的纯洁而羞于出口，现在死亡让它们从他那里挣脱出来。“在我的人生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您这样令我如此崇拜和喜爱的人。但是我从来无法表示出，这份友谊对我意味着什么，因为您给了我那么多，而我对您一无用处。”这是他写给最好的朋友的话。

    他的最后一封信，也是所有信中最漂亮的一封，是写给英国的。他感觉必须说清楚，在这场关乎英国荣誉的战斗中，他虽然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他列举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这些都是于他不利的情况。他用一种带着死亡的回声、因而具有超凡情感力度的声音，请求所有的英国人，不要置他的遗属于不顾。他最后的思绪还超越了个人的命运。他最后的话语不是在谈自己的死亡，而是在谈别人的生活：“看在上帝的份上，照顾我们的遗属！”再往后的纸页是空白的。

    斯科特上校的日记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他的手指被冻住、笔从他僵硬的手中滑落。他希望人们在发现他的遗体时能发现这些纸张，从中可以见证英国民族的勇气。这种希望赋予他以超人的力量。最后，他还以冻住了的手指写下这个愿望：“把日记给我的太太！”之后，带着残忍的确定性，他的手将“我的太太”划掉，在那上面写下了可怕的几个字：“我的遗孀”。

    回应

    伙伴们在营地里等了几个星期。一开始还信心十足，然后开始有些担心，最终不安越来越强烈。他们两次派出队伍出去寻找迎接，但是恶劣的天气又将他们驱赶回来。整个冬天，这些群龙无首的人没有目标地窝在小木屋里，灾难的黑影落在他们的心上。在这几个月里，罗伯特·斯科特上校探险行动遭遇的命运，被封埋在积雪和寂静中。冰将他们密封在玻璃棺里面。直到10月29日，当极地的春天到来之时，一只探险队才得以出发，他们至少要找到英雄们的遗体和他们留下来的消息。11月12日，他们找到了那顶帐篷。他们发现英雄们的遗体冻僵在睡袋里：斯科特到死还像兄弟一样搂着威尔逊；他们找到了书信和文档；他们给这些悲剧性的英雄挖了一个坟墓。一个简单的、黑色的十字架在白色的世界里孤零零地立在一个凸起的位置，这下面将永远封埋着人类英雄业绩的见证。

    可是，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作为得以复活了：这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且如此精彩，这是我们新时代技术世界了不起的奇迹！朋友们将图片感光板和录影带带回来。在化学溶液中，图片被释放出来了。人们还能再一次看到斯科特和他的同伴们的行进行列，还有极地的风光。这些风光，除了他们以外只有阿蒙森和他的队伍才看见过。他的信件和文字里的讯息经由电缆飞跃到备受震撼的世界上；在帝国大教堂里，国王在英雄们的纪念标志前屈膝。就这样，那些一度显得徒劳无益的事情，又一次变得硕果累累；前人与目标失之交臂的悲怆，转化成对整个人类的沉醉般的召唤，激发人们将自身的力量指向那些尚未达成的目标。在这种瑰丽的映射中，从英雄式的死亡中升起的是更高的生命；从殒灭当中，无边的崛起意志冉冉升起。在获得功绩和轻易达成目标的偶然时刻，被点燃的只有好胜之雄心；然而，最能让人心为之感动的，莫过于一个人在与不可战胜的超级命运之力进行搏斗中黯然陨落。这是一切时代中、一切悲剧中最伟大的峰巅之作：这样的作品，诗人会偶尔完成一部，而生活本身所完成的何止成百上千。

    ***

    [1]安德雷（SalomonAugustAndrée，1854—1897），瑞典工程师，北极研究者。1897年与另外两人一起组成探险队，试图驾驶氢气球到达北极。探险未能成功，他们的遗体直到1930年才被发现。

    [2]培利（RobertEdwinPeary，1856—1920），美国工程师和北极研究者，声称于1909年4月6日到达北极，自己是到达北极的第一人。

    [3]库克（FrederickCook，1865—1940），美国人，北极研究者及医生，声称自己在两名因纽特人的陪同下于1908年4月21日抵达北极。

    [4]阿蒙森（RolandAmundsen，1872—1928），挪威极地探险家，1911年12月14日与同伴到达南极，是到达南极的第一人。

    [5]斯科特（RobertFalconScott，1868—1912），英国海军上校，南极探险家，本文的主角人物。

    [6]沙克尔顿（SirErnestHenryShackleton，1874—1922），英国人，南极探险家，1909年曾经带领探险队前往南极，未能达到极点。

    [7]赫克托尔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王子，一位出色的英雄，他的爱妻安德洛玛刻曾经哭泣着请求他看在幼子的份上退出战斗，但是赫克托尔不为所动，最后在与阿喀琉斯决斗时被对方杀死。

    全封闭列车

    列宁

    1917年4月9日

    住在补鞋匠家里的男人

    1915、1916、1917和1918年这几年，在瑞士这个四面八方都为世界战争洪流所包围的和平岛屿上，不间断地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侦探小说里出现的情景。在豪华饭店里，敌对国的外交使节们面无表情地迎面相遇，好像他们彼此根本不认识一样。一年以前，这些人还出于友谊一起打桥牌、互相邀请到家里做客。下榻在房间里的也是一大群让人琢磨不透的人。议员、秘书、低等外交人员、戴面纱和不戴面纱的太太女士们，每个人都带着神秘的任务。饭店前面驶来带有外国标志的豪华汽车，从车上下来的是工业家、记者、专家和一些看起来完全是偶然来此观光找乐的旅行者。可是，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任务：去了解、去刺探。那些将他们引领到房间的看门人、那些清理房间的女工也被要求去观察、去偷听。到处都有不同的组织在从事彼此敌对的事情，在旅店、在家庭小旅馆、在邮局、在咖啡馆。那些自称为做宣传的人，有半数是间谍；那些做出的情爱姿态，多半都是背叛。这些匆匆来客，在摆在桌面上的事情背后，都隐藏着第二桩或者第三桩事情。一切都会被注意到，一切都被置于监视中。不管哪个级别的德国人，人还没有到达苏黎世，敌对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已经截取了这个信息，一个小时以后巴黎也得到了通知。每天都有一本本报告——充满了真实的和编造的内容——由大大小小的情报人员发送到低等外交人员那里，再由他们继续传递。没有不透风的墙了：电话会被偷听，从字纸篓里和吸墨纸上发现的蛛丝马迹可以重构出每一份通信的内容。这群魔乱舞的景象最终让许多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猎人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被间谍刺探的对象、是被出卖的人还是出卖别人的人。

    在那些日子里，只有针对这个人的报告为数不多，也许这是因为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没有下榻在体面的饭店，不坐咖啡屋，不去看宣传表演，而是和妻子一起完全低调地住在一位修鞋匠的家里。就在利马特河（Limmat）的后面，在那狭窄、古老而地势隆起的镜子巷（Spiegelgasse）里，一座像老城中其他房子一样坚固、屋顶隆起的房子，他们住在第三层。房子显得有些烟熏火燎似的，一半是因为时间久远，一半是由于下面的庭院里有一家小小的香肠加工厂。他的邻居是：一名烘焙店女店员、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位奥地利演员。因为他不太爱说话，住在房子里的人除了知道他是俄国人、名字很拗口以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女房东知道他很多年前从家乡逃出来，没什么财物，也没有什么来钱的营生，从他们简单的饭食和两个人破旧的衣服上，这最能让人一目了然。他们全部的家当，几乎还装不满他们进住时带来的那只筐子。

    这位敦实而身材矮小的男人并不起眼，他也尽可能生活得不引人注意。他回避社交，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很少能够看到从他那细小的眼睛里投射出来的尖锐而阴郁的目光，很少有访客到他这里来。但是他有规律地每天早上九点去图书馆，坐在那里，直到十二点图书馆关门。十二点十分整，他就回到家里。差十分钟一点时，他又离开家去图书馆，是第一个进入图书馆的人，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情报人员只注意到那些话多的人，他们不知道，就世界上的任何一种革命而言，总是那些孤独的人——他们博览群书、好学不倦——才是最危险的，所以他们关于这个不起眼的、住在补鞋匠家里的人没有写什么报告。关于他，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所知道的是，他曾经是伦敦一家由流亡俄国人办的小小的激进期刊的编辑成员，在彼得堡他是一个特殊党的头领，那个党的名字很难发音。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党里最有威望的人他会说一些强硬而轻蔑的话，认为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他不容易让人接近，也不合群，因此也没有什么人太在意他。有时候他召集人们晚上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里集会，参加者最多有十五到二十个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少年。人们对这位独行者的看法，就像对其他那些从俄国出来的移民一样：他们用茶和讨论让自己头脑发热。没有人觉得这位不苟言笑的人会意义非凡，在苏黎世的这三十个人里，没有人觉得记住这位住在补鞋匠家里的男人的名字即“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有多么重要。假如当时有一辆豪华汽车，在从一个大使馆疾驰到另外一个大使馆的路上因为交通事故而撞死了这个人，这世界上的人既不知道他就是乌里扬诺夫，也不知道他是列宁。

    愿望成真……

    有一天——这是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管理员感到奇怪了。时针已经指到九点了，而那位最准时到来的借书人每天都用的座位还空着。九点半了，十点了，这位孜孜不倦的读者还没来。他不会来了。在去往图书馆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跟他说了些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一个消息将他震住了：俄国爆发革命了。

    一开始列宁还不相信。他好像是被这个消息给麻醉了。不过，接下来他就迈开那短而有力的步伐向湖岸的报刊亭走去，在那里的报馆门前等消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这是真的。那消息是真的，对他来说，每天都变得更真实一些。一开始只是一些关于宫廷革命的传闻，好像仅限于更换了内阁，然后接下来的是沙皇被废黜、临时政府上台、杜马议会召开、俄国的自由、大赦政治犯——所有那些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所有那些他二十多年来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中、在西伯利亚、在流亡中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在他看来，这次战争夺去的数百万的生命，这下总算没有鲜血白流。他们不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被屠宰者，而是为实现这个新国度——自由、公正、永久的和平——付出生命的殉道者。新国度到来了，这位平时思路极端清晰而冷静的做梦人，感觉像是醉了一样。那些坐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的蜗居小屋里的几百号流亡人，在听到这个令人幸福的消息时会怎样地雀跃和欢呼啊！可以回到俄国的家了！他们可以回家，不必用假护照、用化名，不用像在沙皇俄国那样冒着死亡的危险，而是作为自由的公民来到自由的土地上。他们已经在收拾那点儿可怜的家当，因为报纸上登载着高尔基发出的言简意赅的电报：“大家都回家来！”回来，回来！集合起来！团结起来！自觉醒以来，他们就已经将生命献给一种事业，现在他们将再一次把生命投入这一事业当中：为了俄国的革命。

    ……失望依然

    就在几天以后，他们就不无震撼地认识到：对于俄国革命的消息，他们曾经像看见雄鹰展翅一样内心为之高昂，但这并不是他们梦想的那种革命，这不是俄国的革命。这不过是一个反对沙皇的宫廷政变而已，是由英法外交人员秘密推动的，其目的在于阻止沙皇与德国媾和。这不是人民——那些想要获得和平与自身权利的人——的革命、不是他们为之将生死置于度外的革命。这只是战争各方的一种诡计，是那些帝国主义者和军头们不想让自己的计划受到干扰的诡计。很快，列宁和他的同道们就认识到，那个让所有人都回家去的承诺并不包括像他们这样的人，这些要真正的、激进的、卡尔·马克思式革命的人。米留可夫[1]以及其他自由派分子已经发出指令，要阻止这些人返回俄国。像普列汉诺夫这样温和的、对延长战争有利用价值的社会主义者，会受到友好的迎迓，在体面的送迎中乘鱼雷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托洛茨基则被扣留在（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其他的激进者在边境上无法入境。所有协约国的边境站里都有一个黑名单，在西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参加了第三国际大会的人都被名列其上[2]。列宁绝望地向彼得堡拍发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但是它们要么被截获，要么无法发送过去。在苏黎世无人知道、在欧洲也少有人知的事情，在俄国人们却完全了解：它的反对者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多么强悍、多么有能量、多么目标明确、多么有致命的危险。

    这些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人一筹莫展，他们绝望无边。那么多年以来，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的无数次总部会议上，他们从战略上构想俄国革命。组织行动上的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做过先期尝试并仔细讨论过了。几十年来他们在自己的期刊上争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危险和可能性。这个人的全部生活就是构建这个思想体系，他对它一再修改、深入思考并形成了最终的表述。现在，就因为他被困在瑞士，他的革命就会被别人篡改和颠覆，解放人民这个被他视为神圣的理念会被用来为外国效力、为外国人谋求利益。在这些天里，列宁的处境与战争之初的几天内兴登堡[3]所经历的情形，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兴登堡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来准备和演习对俄国征战，但是当战争爆发时他不得不穿着便服坐在家里，拿小旗子在地图上跟踪着被他任命的将军们的进军和错误。在这些充满绝望的日子里，那些最无端的、最不着边际的梦幻翻滚而来，甚至列宁这位原本倾向于现实考虑的人也失去了对梦幻的免疫力。可不可以租一架飞机，从德国或者奥地利飞过去？然而，第一个为他提供帮助的人就被证明是个间谍。这逃亡的主意越来越狂野、越来越不着边际：他往瑞典写信，要求给他办一份瑞典护照；他要装作聋哑人，这样在遇到盘查时就根本不用回答问题。当然，在这幻想的长夜之后，列宁自己也认识到，这些疯狂的梦想都无法实施。但是，有一点他在大白天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必须回到俄国，必须是他而不是别人去进行他的革命，那是一个真正的、诚实的革命，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革命。他必须回去，而且不久后就要回到俄国。要回去，不计任何代价！

    取道德国：行，还是不行？

    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之间。列宁作为一个革命者，取道协约国回俄国行不通；如果取道德国和奥地利的话，列宁的身份是俄国的臣民，是敌对国的成员。荒谬的情形是：根据列宁的判断，德国威廉皇帝会比俄国的米留可夫以及法国的普安卡雷[4]对他更友好些。在美国宣布参战的前夜，德国一定会不计代价地与俄国达成和平协议。所以，一个革命者、一个让英国和法国外交使节感到头疼的人，在德皇那里一定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助手。

    但是，迈出这样的一步，跟他以前在自己的文字里上百次地咒骂和威胁过的德皇制下的德国发生勾连，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按照当时的道德判断，这理所当然是严重的背叛：在两国交战期间，经敌国军事总部同意取道该国返回俄国。列宁当然知道，这从一开始就有伤于自己的党和自己从事的事业，他会被怀疑，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位被德国政府收买或者雇用、被派往俄国的情报人员；如果他的立即和平的计划得以实现的话，他就要在历史上永远担负一种罪名，是他阻挡了俄国获得真正的、因胜利才赢得的和平。当他声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愿意走这条最危险也是最能让名誉扫地的路时，感到吃惊的不光是那些温和的革命者，大多数与列宁思想一致的人也同样始料不及。他们不知所措地向他指出一点，瑞士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谈判，为的是通过战俘交换这条合法而且中立的途径让俄国革命者返回故国。但是列宁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有多么大的人为因素，俄国政府肯定会有意地将他回国的日期无限推迟。可是他也知道，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认准的只是目标，而那些不像他那么狠、那么无畏的人，断然不敢下决心采取这样的举动，因为依照现存的一切法律和态度这都是背叛性的。

    协定

    正因为列宁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能引起关注也会带来挑战，所以他采取了尽量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做法。受列宁的委托，瑞士工会秘书长弗里茨·普拉腾（FritzPlatten）去找德国公使，将列宁的条件向他摊牌。这位公使此前已经与流亡俄国人有过一般性的谈判，而这次遇到的这位个头矮小、默默无闻的流亡者与众不同，他好像已经能预知到自己即将拥有权力，他根本不是在向德国政府提出请求，而是在提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旅行者才会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承认车厢有治外法权；上下车时均不设护照检查和身份查验；乘客自己按正常价格购买车票；不可以有旅客被强制或者自行离开车厢的行为。德国公使罗姆贝尔格（KonradRomberg）向上转达了这一消息。这条消息到了鲁登道夫[5]（ErichLudendorff）的手里。毫无疑问，他批准了这一行动，尽管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件有世界史意义、也许堪为他生平中最重要的决定不置一词。公使试图去修正一些细节，因为列宁有意在计划安排中使用有歧义的表述：获准在不受护照检查的条件下可以同行的，不全是俄国人，这里面也包括一个奥地利人拉狄克[6]（KarlRadek）。和列宁一样，德国政府也很着急，因为就在这天，4月5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了。

    就这样，弗里茨·普拉腾在4月6日的中午得到了那份值得纪念的通知：“事情如愿安排妥当。”1917年4月9日两点半，一小群穿戴糟糕、提着箱子的人从餐馆“采格林霍夫”（Zähringerhof）出发前往火车站。总共32人，里面也有妇女和孩子。那些男人的名字，后来为人所知的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表明他们从《小巴黎报》上看到过临时政府的通告，对于任何途经德国的旅行，临时政府将以严重的叛国罪来处罚。他们用僵硬的、墨水充沛的字母来签名，声明他们自己对本次旅行承担完全的责任，他们同意所有的条件。他们平静而毅然决然地为这载入世界历史的旅行做好了一切准备。到达火车站时，他们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没有记者和摄影师出现在这里。在瑞士谁认识这位戴着皱巴巴的帽子、身穿一件破旧的上衣、脚穿沉重的矿工鞋（他把这双鞋一直带到了瑞典）的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一言不发地走在一群背包罗伞的男人和女人当中，不受人注意地在车厢里找到一个座位。这些人看起来和无数来自南斯拉夫、鲁登尼亚[7]、罗马尼亚的移民别无二致，他们经常在苏黎世停留，坐在木箱子上休息几个小时，之后被送往法国的海边，从那里再到海外。瑞士工人党不赞成这次行程，没有派代表过来。只有几个俄国人来了，让人将一些食物和问候带给家乡人。还有几个人是要赶在这最后的几分钟提醒列宁不要做这个“没有意义的、犯罪的旅行”。但是，他们去意已决。三点十分，列车员给了信号。列车开向格特马丁根（Gottmadingen），德国的边境站。三点十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之钟有了另一种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