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通电话打了很久。
我和王记者用各种新闻伦理和实际案例驳斥对方，隔空辩论。
我：你们这是拿舆论裹挟人家（就是老子我）。
他：她可以选择不出现，又不是一定要找到。
我：你们也没有委托人（我不信小缪知道这件事）。
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每个热心观众都是委托人。
我：观众又不是当事人，算哪门子委托。当事人没授权，寻人就没依据。
他：你这还是做传统媒体的思路。实际上网上已经在自发寻人了，等热度上去了，还能质问网友当初没有征得当事人授权吗？
类似论调不一而足，1个小时过去了，谁也没被谁说服。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寻人活动，我不同意有毛线用？这是人家都市报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也改变了策略，希望他能转达我的顾虑：当事人跟我重名，也可能对我生活产生影响。
当然没跟他说自己就是那个陈燃。
王记者讲得口干舌燥。他可能在单位，中间喝了好几次水，最后在电话里总结发言：“陈燃啊，我也不跟你辩了。你是没看到那个现场视频，要是看到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然后一个将近40岁的油腻大哥，不无动情地说，“很感人。”——
一直在绞尽脑汁辩驳他的每句话，直到最后这句
我失语了，说不出话来。
当时在出租车上，已经快到采访地点。挂了电话，我刻意拿出采访提纲开始熟悉问题，嘴里反复念念有词，心里却一直在骂自己。
我也不知道事情是哪里出错了，但就觉得自己很混蛋。
无关的人在受感动，有关的人没心没肺。
所谓的告白我压根不知道。
他让我“听着”，我没听；他以为我在场下，我走了。
哪怕今天，我的第一反应都不是小缪说了什么，而是怕自己卷入一场八卦。
太过分了是不是？情绪开始控制不住地低落。
采访也不知道是怎么结束的。录音笔忘了开，记录乱七八糟，对面的校长畅谈教改经验，只过了耳，顺风就飘走了。
我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回头这报道怎么写。
从学校出来，沿着人行道走，犹豫再三还是打开了王记者发来的现场视频。
是那个热闹的晚上，拍摄人位置靠前，让画面很清晰——
舞台上，小缪刚结束演唱，喘着粗气。但没有过多犹豫，好像要一鼓作气似的，他呼吸还没平缓，就喊了一声“陈燃——”
人群开始骚动，我很清楚听到拍摄视频的妹子跟旁边的人说了一句，“什么情况？”
他目光搜索场下，徒劳看了好几圈，才声音低低说，“听着，给你唱首歌。”
视频里甚至能分辨他的表情，唱得很认真，目光始终在搜寻。
这时候我应该已经开始往外走了。之后，是自己不知道的事：
唱完最后一句，小缪低头停了好一会儿。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再擡起头，眉毛微皱，好像带上那么点难为情，自嘲地笑了。
“嗯”他搂了搂短短的头发，从额头一直到颈后，然后手就停在那里：“我有点后悔最初没给你一个好印象，把很多时间浪费在跟你唱反调上，我反应太慢了。”
小缪胳膊垂下，像是不知道该放在那里。
于是换了一只手拿麦克风，接着说。
“这首歌我在中巴上就写了，写在一张纸巾上，后来叠起来给你垫在窗玻璃了”，顿了顿，“就猜到你不会打开来看。”
“反正机会一个都没抓住。本来以为延长实习就有时间补救，也搞砸了。”
半晌，好像要结束这段话。
“我就是想说”，他深吸一口气，又搂了搂头发，“为了避免新的后悔，我得告诉你。”
“陈燃，我——”
——
我把视频关了。
下意识就学了小缪的动作，往后搂头发，然后吸了吸鼻子。
因为有点冷。
最后的话，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没准备好听。
那打纸巾我也有印象，在去村里的中巴车上，当时还觉得自己差点被颠成脑震荡。
怎么可能想到去打开它？不记得是随手塞包里，还是丢到了哪里，早就不见了。
哎。
收起手机，缓了缓神，发现自己已经走出好远。
我拦了辆车回家，拿上小缪的吉他，又匆匆折返回报社。
这吉他在家里放好长时间了。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小祖宗喝醉时候忘在顾轶车上的。本来觉得没必要还了，但现在实在不能看到它，会联想到小缪说的话。
想来想去觉得放到报社好些，比如放主编办公室里，这样或许小缪妈妈以后还能取回。
下了车，提着吉他刚进报社大门，手机响了，又是王记者。
“咳，我就是跟你说声，寻人活动不搞了，你的顾虑可以打消了。”电话那头，他叹口气。
都市报居然破天荒地自动放弃话题了，奇了怪了。
“怎么了？”我不太敢相信。
“还真被你说中了，当事人不同意。网友我们管不了，但是媒体活动不搞了。”
“什么意思？”
“就那个乐队的男孩子，我们联系上了，他直接过来说不同意搞这个寻人活动”，王记者语气失望，稍作停顿，“这会儿人刚走。”
“嗯。”
就在说话的功夫，我看到小缪从西侧的电梯里出来。
他也看见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