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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节 模糊的印象

    这时,那位助手轻柔地牵着伊娃的手,把她带到等待赴地狱之门的长龙阵里去了。苏菲一直想忘掉这个轻柔的却带来死亡的动作,却总也忘不掉。她也永远忘不掉那模糊的印象:那孩子不停地回头望着她,哀求着,但她的眼睛全给眼泪蒙住了,以致无法看清伊娃的表情。为此她一直心存感激,因为从她的内心深处,她明白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痛苦。她最后瞥了一眼那渐渐远去的细小身影,几乎疯了。“她仍然带着她的熊和她的长笛,”苏菲最后这样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说出这些话来,无论用什么语言。”

    我常常思索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说的这些暖昧不明的话。至少他是个自行其事的人,他对苏菲做的事显然不应该是党卫军的常规做法。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小队长的困惑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遇见苏菲和她的孩子们之前,那位医生一定等了很长时间,一心希望能干出这件残忍的事。我觉得他最想干的,便是让苏菲或像她一类的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基督徒——承受痛苦,犯下完全不能原谅的罪孽。他一直渴望犯下这可怕的罪恶。在他那些机械般地执行任务的党卫军同事中,他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例外:如果他不是好人或坏人,至少他内心还潜伏着善与恶,他的这一举动是对纳粹的典型的宗教式反抗。

    我为什么认为这与宗教有关?一方面,或许是因为苏菲关于忠诚的声明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但我宁愿用另一个插曲来解释,这是苏菲讲完这个故事后不久又补充的。她告诉我说,在到达奥斯威辛后的一段日子里,她一直处于十分震惊的状态之中,为那倾斜的月台上发生的事,也为吉恩消失在儿童营的背影。她几乎无法正常思维。但在她所在的营区中,两个设法躲过挑选的德国犹太女人的谈话引起了她的注意。从她们的描绘中,她得知她们说的正是把伊娃送进毒气室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苏菲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从柏林夏洛屯堡区来的女人说,她年轻时就认识这位医生。不过他在站台上没认出她来,而她对他也不十分熟悉,虽然他们曾是邻居。出于某种原因她只记得有关他的两件事(这也是苏菲一直无法忘掉的两件事):英俊的相貌;以及他是一个虔诚的信教者。他一直坚持上教堂做礼拜,一度渴望成为一名牧师。但在他那贪图钱财的父亲的逼迫下,他学了医。苏菲对医生的其他回忆也说明他是个教徒,或至少是一个相信报应,一直在寻求赎罪,独自寻求新的信念的人。比如说酗酒——这只是一个象征。所有对纳粹的回忆都表明,党卫军军官(包括医生)几乎都像修道士一样严谨,自制,忠于职守。然而,屠宰场却激发了人们最原始的渴望。人们呆在焚尸炉的隔壁,大量地消耗酒精。这个血腥的工作大多是由招募来的人具体操作,他们被允许(的确也很需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除了这项特殊的工作之外,党卫军的军官们像别处的军官一样,希望自己能保持一种高贵的举止,特别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为什么苏菲恰好遇上喝得醉熏熏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他不仅面红耳赤,酒气熏天,而且邋里邋塌,衣领上沾着饭粒。对一个医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心境。

    我常常设想,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在他生命的危机时刻遇见了苏菲。他寻求灵魂拯救,可他的精神却像竹子似的劈裂,崩溃。或许人们只能通过他后来的生涯进行反思,但显然他不能像他的上司,党卫军头目鲁道夫-霍斯那样抛弃上帝,却对外宣称上帝仍在他心中。在如此令人恶心的环境中呆上几个月后,谁还能相信上帝呢?每天等着从欧洲各地开来的无休无止的列车,然后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选出健康者,把老弱病残送进焚尸炉。他知道他所效力的苦役营(也是杀人机器)是对上帝的嘲笑和否定。还有,他属于纳粹庞大机构中的最低层。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可能继续保持他的信念,而早已用对现实的认识代替了上帝。他每天面对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对他们做出选择,所以当希姆莱“所有的犹太人勿需挑选一律解决”的命令下达时,他如释重负,再也不用日复一日地用那双眼睛做生与死的选择。他可以离开那恐怖的斜坡,倾心于他的医学研究。(这也许更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奥斯威辛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确实允许一部分人从事一些真正的医学研究,同时也进行一些鲜为人知的医学实验。不过如果冯-聂蒙德医生敏感的话,他一定是会设法回避的。)

    但希姆莱的命令很快就撤销了,因为IG公司和别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填充他们贪得无厌的胃;于是这位受尽折磨的医生只得又回到斜坡上,又开始挑选。不久,只有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但直到最后的命令下达之前,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人都必须经过挑选这一关。(偶尔也有例外,如从莫尔金尼亚运来的犹太人全部直接走向了死亡)。这新的恐惧像坚硬的钢刺扎着医生的灵魂,威胁着要撕碎他的理智。他开始酗酒,开始胡吃海塞,忘掉上帝,哦,我的上帝在哪里?

    他最终会找到答案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事实真相的揭露会让他见到希望的曙光。这些都与罪恶有关,或者说,与罪恶感的缺席有关。他自己会认识到,罪恶感的缺席与上帝的缺席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没有罪恶感!他在他曾参与的犯罪中承受着乏味枯燥和焦虑,甚至还有强烈的反感,但没有丝毫的罪恶感,也未想到他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送入地狱之门有违天意。一切都那么单调。他的所有恶行都是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罪恶感的真空中进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他只在灵魂中呼唤上帝。

    让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异常简单吗?实际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恶的行为来寻求答案。人类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后才走向光明的吗?

    于是,他怀着这种强烈的犯罪欲望拆散了苏菲和她的小女儿;同时又用他那残存的善良做出了一个宽宏大量的举动——给了苏菲选择的机会。毕竟他有权利把两个孩子都送向死亡。这就是我对四月一日愚人节黄昏的暮色中,当苏菲和孩子们出现在他面前,在那首变了调的探戈舞曲《康巴斯塔》一直不停的伴奏下,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对苏菲所表现出来的反常行为的惟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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