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亲密的战友加同志 邓小平和金日成
金日成的名字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在“毛泽东时代”，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关系是战友加兄弟般的关系。而金日成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
１９２５年，金日成就来到中国的东北，在抚松第一小学读书。读书期间他开始投身于中国的革命活动，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他在桦甸县组织成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朝鲜独立”为宗旨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为朝鲜最早的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组织。这个同盟组织，在金日成的领导下，以中国东北地区为基地，开始进行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新一代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活动。１９２９年，金日成因此被捕，关押在吉林监狱。１９３０年获释后，他继续组织革命活动，并在吉林伊通县创建了革命军，开展抗日游击斗争。１９３４年，金日成将零散的抗日游击队合并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真正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边境地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１９３６年５月，金日成建立了“祖国光复会”，并担任该会会长。这个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在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扩大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７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他率领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中国东北境内抗击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１９４５年８月朝鲜解放后，金日成回国，并于年底担任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责任书记。１９４８年９月，金日成担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在１９４９年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后，他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１９５０年朝鲜内战爆发后，金日成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朝鲜人民革命军最高司令官。
因为共同的信仰和事业，金日成和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最深厚的友谊。尤其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发起了“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朝鲜战场，开始了保家卫国的伟大战斗，并与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写下了中朝友谊的辉煌篇章。
毛泽东十分坚定地向金日成介绍邓小平：“我们要他！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
邓小平第一次和金日成的正式会谈是在１９７５年的４月，金日成应邀访问中国。这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打倒流放江西刚刚复出之后。三个月前，毛泽东提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８这天，北京车站张灯结彩，红旗飘扬。金日成每次来访，都是乘火车经丹东，然后直达北京。
在喧天的锣鼓声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欢呼声中，金日成的专列缓缓驶进北京站。出于尊敬，邓小平亲自登上了专列，向金日成主席表示亲切问候，并陪同金日成主席一道走下列车，同载歌载舞的欢迎群众们见面。接着，邓小平在站台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朝中两国国歌。
下午５点，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书房里会见毛泽东。
一走进书房，毛泽东紧紧握着金日成的手说：“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
金日成笑着感激地说：“谢谢，谢谢主席。”
坐下来后，毛泽东说：“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一边说，毛泽东还一边用手指了指金日成和邓小平说，“我们Ｐｒｅｍｉｅｒ（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
金日成点点头说：“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毛泽东接着说：“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很好！我跟主席已经几年没见面了！”金日成回答说。
“ｗｅｌｃｏｍｅ！”毛泽东用英语说着“欢迎”，还补充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现在我不谈政治了，由他来跟你谈。”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了指邓小平，对金日成说：“他叫邓小平。”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金日成回答说。
毛泽东又指了指邓小平说：“他会打仗。”
“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接着毛泽东的话，金日成立即补了一句。
“还会反修正主义。”毛泽东也补充了一句。他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舌战赫鲁晓夫的表现，那是１９６３年的事情了。毛泽东或许还记得他曾经跟赫鲁晓夫说过：“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才智过人、前途远大。”当邓小平７月２１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高级领导人和数千群众举行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迎接邓小平回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对这场中苏论战，金日成是知道的，因此谈及此事，他似乎也有许多感慨。他感叹地说：“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小平副主席１０年没见面了。”
“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毛泽东说。
“这很好，我们欢迎。”金日成说。
“我们要他！”毛泽东说，口气十分坚定，“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
毛泽东亲热地叫邓小平为“小平”，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十分看重邓小平的能力的。说到这里，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你们去谈话，我不谈了。”
这样，邓小平和金日成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这次会谈先后进行了三轮。
第一轮会谈是４月１９日上午９时３０分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里举行的。这次会谈谈到了中朝两党、两国的关系和朝鲜统一问题。第二天上午９时４５分，邓小平和金日成接着举行了第二轮会谈，就总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南亚形势、南部非洲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翌日下午３时３５分，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１８号楼和金日成主席又单独进行了会谈。４月２５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邓小平和金日成主席举行了第三轮正式会谈。
会谈结束后，双方公开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公报》。对这个“联合公报”的发表，金日成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是中朝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表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发展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金日成为期９天的访问中，邓小平还陪同金日成先后参观了北京、南京等地的工厂、人民公社和名胜古迹。在南京，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南京无线电厂，游览了中山陵。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可喜成绩，金日成高兴地对邓小平说：“我们把你们的成就看做是自己的成就一样高兴。”
金日成访华回国后不久突然生了病。邓小平知道后，非常挂念，就派出中国最好的医生赴朝鲜为金日成治病。对此，金日成十分感动。多年后金日成访问中国时，曾当面就此事向邓小平表示感谢。
第二年，从３月底开始的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因受到“四人帮”的压制，４月４日采取了抗议行动。４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错误地把这一抗议行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又一次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直至一年后的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四处“点火”。他对金日成说：“我们希望２２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实，邓小平和金日成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５３年１１月。
当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的金日成，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与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前往北京站迎候金日成。１１月１２日下午３时整，金日成的专列驶进北京站。身材高大，身穿黑呢大衣、头戴黑礼帽的金日成元帅，在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的陪同下，走出车厢和中国领导人一一亲切握手。邓小平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参加欢迎仪式的。其时，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中央工作才一年多时间。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第三次会面是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１９７８年。
这年的９月９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国庆日。从９月８日到９月１３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国庆庆典活动。
邓小平一行于８日上午到达朝鲜平壤，受到了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下榻不久，邓小平立即前往锦绣山议事堂拜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金日成在门口迎候邓小平。一见面，两位老朋友亲切握手，热情拥抱，并互致问候。
在这次简短、亲切、友好、融洽的交谈之后，金日成设宴款待了邓小平—行。宴会结束后，邓小平还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金日成赠送了广东枫溪陶瓷三层大型花瓶。花瓶高１．３米，最大直径达４８厘米，内外三层，上面雕饰有梅花、花篮和蝴蝶，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常开不败。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金日成表示感谢。当邓小平和金日成来到这个巨大的陶瓷花瓶前面时，记者们拍下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在结束访问的头一天，９月１２日上午９时，邓小平与金日成在平壤兴夫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
“自１９７５年访问中国后，第一次见到您，而且是在朝鲜见到，感到十分高兴。”金日成对邓小平说，“本来我准备今年秋天去中国进行内部访问，就国际问题交换一下意见，现在邓小平同志来了，可以推迟到明年去了。”
邓小平说：“非常欢迎，到时我陪主席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敦煌，你没有去过吧？”
“没有去过，延安、成都、重庆都没有去过。”金日成答道。
邓小平接着说：“今后两国领导应常来常往。”
金日成点点头，表示同意。
会谈中，双方对国际形势交换了各自的看法。邓小平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讲还是很不安宁的。”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说：“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把反霸条款写入了正文，这在世界上算是第一次。同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奋斗７年的结果，当然现在不能说问题全解决了。”
邓小平还向金日成通报了中国政府正在同美国谈判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情况。对此，金日成主席表示理解。
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邓小平说：“有人说我们好战。不是我们好战，我们讲的是实际情况，我们希望２２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还详细地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设想。
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我们的农村还很穷，收入还很低。我们农村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高的地方１５０元，全国平均只有６０元。什么叫现代化，５０年代一个样，６０年代不一样了，７０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金日成表示赞同说：“这样做很好。”
访朝归来，邓小平顺道从９月１３日至２０日，在东北地区和天津市进行了视察。
９月１５日在哈尔滨，邓小平听取了黑龙江省委的汇报。他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９月１６日在长春，邓小平听取了吉林省委的汇报，指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谈话的一部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９月１７日在沈阳，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继续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同日，他在听取沈阳军区常委的工作汇报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点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的军队建设的五条标准：一是要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二是根除派性；三是军队要改变在老百姓中的形象，要像老八路、老红军那样；四是要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五是整顿好干部队伍。
接着，９月１８日邓小平在鞍山也作了讲话，后来也以《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９月２０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指出：要解放思想，不要当懒汉，不要划框框，不能搞平均主义。他说：“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在谈到要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说：“凡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
邓小平“四处点火”，他点的是解放思想的火，是实事求是的火，他也是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点火”。因为，邓小平知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发动机应该发动了。而他和金日成的谈话，谁能说不是在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长远事业“点火”呢？
此后邓小平和金日成经常见面会谈，老朋友成了一对好朋友。如果有什么大事，两人都要相互通气。像中共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还有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都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滴水不漏地告诉了金日成。
１９８１年４月金日成内部访问中国。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４月７日，邓小平在北京对《历史决议》小组起草负责人发表了意见。４月１８日下午，邓小平就赶往辽宁，在沈阳的友谊宾馆，和金日成进行了单独会谈。
邓小平指出，起草《历史决议》有三个目的：一是树立毛泽东思想旗帜；二是恰如其分地讲清错误；三是向前看。邓小平说：“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一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７日，邓小平和胡耀邦一起内部访问朝鲜，同金日成举行了会谈。会谈中，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邓小平说：“香港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了，因为英国比较急，香港各方的人士都比较急。当前国际上进行投资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要保持１５年的稳定才投资。我们找了一些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北京来商议这个问题。前提是个主权问题。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１９９７年不只是新界，整个香港都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点上，这不行。如果这样，所有中国人不管哪个当政都不会同意。所以，我跟他们说，到１９９７年，香港、九龙、新界的主权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由香港的爱国者组成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这些问题，邓小平在跟金日成会谈后，都得到了金日成的赞赏和支持。
邓小平请金日成到天府之国的四川看农村的沼气。在火车上，邓小平说：“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１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二大的主题是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大会刚刚闭幕，金日成就来到中国访问。他此次来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来了解和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
９月１７日上午，邓小平前往钓鱼台国宾馆看望金日成。金日成走出宾馆楼门口迎接刚刚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
会谈中，金日成首先祝贺中共十二大取得了圆满成功。他说：“你们的大会开幕词和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我都看了，讲得很好。十二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在简要地向金日成介绍十二大的概况后，兴奋地说：“十二大是把建设引向胜利。”
这一次访问，邓小平建议金日成去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看一看。金日成爽快地答应了。虽然他来中国已经很多次了，但四川还没有去过。
第二天，邓小平和金日成就坐在了去四川的火车上，两位老朋友促膝而谈。
邓小平说：“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２０年翻两番。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１９７８年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才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政策。
他还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时，邓小平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邓小平特别谈到了教育问题，他认为：“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关键。‘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就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９月２０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到成都参观访问。
１９８０年７月，邓小平曾来成都视察过，当时农村沼气开发建设和利用给农村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邓小平就想借此机会让老朋友金日成也参观参观中国农村和农民开发利用沼气，生活出现的新气象。
９月２１日上午，天上下着毛毛细雨，邓小平陪同金日成来到成都市郊双流县白家公社顾风大队第二生产队。邓小平对金日成说：“今天请你看看农村的沼气。”
这个生产队掩映在一片竹林丛中，迎候在村口的数百名男女老少，挥动着中朝两国国旗和花束，高呼：“欢迎！欢迎！欢迎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和邓小平等首先来到队长曹德昌的家。这是一幢用红砖、水泥所砌造的两层小楼，共有８间房，面积有２００多平方米。全家７口人高高兴兴地把贵宾引进宽敞的厨房。金日成站在镶着瓷砖的锅台前，观看了使用沼气的炉灶、炉具，还弯下腰仔细查看沼气管子是如何通进来的。
在沼气灯点亮以后，金日成说：“这个东西很好！”
邓小平接着说：“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这个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６００多万吨。”
听到这里，金日成转身把随行的平壤市党委责任书记徐允锡叫到面前，要他仔细看看，并说：“这个东西的确很简单。”
从曹德昌家出来，工作人员怕邓小平和金日成累了，便请他们坐一会儿，休息一下。邓小平笑着摆摆手说：“不坐，不坐。”接着拉着金日成的手说：“走，再看看沼气池。”
他们又来到社员周道根家楼房后的一口沼气池旁。当工作人员打开池盖后，陪同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告诉金日成：“这里边是人粪、猪粪和草，发酵以后产生沼气。”
邓小平介绍说：“沼气能煮饭，还能发电。一家搞一个池子能煮饭照明，几家联起来就能发电。搞沼气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
金日成高兴地说：“这个很好。我们朝鲜有条件，有人粪、牛粪、还有草，我们也可以搞。”他还询问了沼气池的造价。
在拖拉机手贾崇林家楼下的仓库里，邓小平和金日成看着新收的大堆稻谷，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在离开时，金日成握着双流县委书记王知深手说：“看到了你们很好的宝贝，谢谢你们的经验。我们农村要好好推广。”
王知深激动地说：“我们也要学习朝鲜人民的好经验。”
在当天成都市人民举行的隆重的欢迎大会上，金日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除了对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不顾路途遥远，专程陪同来成都参观访问表示深切的谢意之外，还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远离首都的四川省也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在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幸福美满的地方。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是一个革命的路线，它反映了过去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必然要求。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切工作，是完全符合革命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的政策。”
接着，邓小平说：“有机会同金日成主席一道参加这个大会，感到十分高兴。”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金日成是朝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几十年来，领导朝鲜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革命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光辉的成就。他还肯定了金日成“坚持独立自主，主持正义，反对外来干涉，致力于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加强第三世界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邓小平说：“金日成主席同中国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早年他曾以自己的革命活动支援了中国的革命。新中国诞生后，他又多次访问我国，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我们党和国家许多其他领导人，结下了十分珍贵的友谊。”最后，他还指出：“中朝关系不同一般，它有着悠久的传统，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的心坎。”“我们深信，金日成主席的这次访问，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党、两国的关系做出新的贡献。”
因为要准备在２４日和来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会谈（在一年后金日成又一次内部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向他通报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情况，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方针，金日成听后表示赞成），９月２２日，邓小平先期赶回北京，并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代替他陪同金日成继续参观访问。途中，他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关于建设二滩水电站问题时说：“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这些项目，包括鞍钢的改造，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２日。一大早，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让北京的空气格外清新了许多。雨后的钓鱼台国宾馆，花儿更灿烂，草木更清翠。
大红灯笼高悬在蓝瓦白墙的宾馆的走廊里。在这座楼房的左侧有一株云杉，这是金日成１９５９年访华时亲手栽种的，如今快３０年了，当时的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
当金日成的专车停到门口时，邓小平高兴地迎上前去，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友谊之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非常欢迎您！”
两人高兴地热情拥抱在一起。
金日成满面笑容地对邓小平说：“你身体跟两年前一样健康，我们都很高兴。”
“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们也都很高兴。”邓小平说。
在会谈中，邓小平说：“我们两家都有一个统一的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或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经济发展的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形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世界总的形势是谁都不想发动战争，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
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再次和金日成会谈。在话别时，他们谈到国际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国际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国际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法和方式，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回答问题。”邓小平认为，现实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千变万化，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开放，对问题的认识也要开放，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也要把政治搞活。”
在谈到开放问题时，邓小平针对深圳高技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觉得这是开放政策的真正的成功，深圳用六七年时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经验是宝贵的，需要很好地总结。同时，邓小平也指出他所担心的———“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他深刻指出：“很可能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其他方面都很顺利，就是农业不顺利，我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和金日成一边散步，一边亲切交谈，来到了流水潺潺、绿荫如盖的养源斋。邓小平在这里设宴款待金日成一行。
话别时，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金日成说：“是的，我们的了解是最深的。”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９年的１１月。金日成是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这年的１１月５日至７日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当金日成的专列抵达北京时，８５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前往车站迎接，让金日成十分感动，他一下车就快步走上前和邓小平紧紧拥抱。此前邓小平已于９月４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这最后一个职务，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１１月６日，邓小平和金日成举行了亲切的会谈。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是朋友之间的来往，所以一般的礼仪都可以简化。”
“是的，简单一点。”金日成回答道。
“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邓小平说，“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首脑来华时我出来见见面以外，其他一般就不见了，也不出席宴会，也不去机场，也不经常出面谈话。”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我们今天开始开中央全会，有两项议程，其中一个就是批准我退休的请求。这个事情我做了多年的工作，这次列入了议事日程，已经取得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同志们的同意，在中央委员会中还要做一些工作。这个问题我至少提了七八次，每次大家都不赞成，没有办法，所以十三大我来了一个半退，就是不进入中央委员会，只保留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现在是我退休的时机了。我在这个时机退下来最好。”
邓小平还对金日成介绍了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说：“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江泽民同志当头头，以他为核心。”还说：“江泽民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他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
邓小平还强调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
金日成对邓小平的观点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也对朝鲜劳动党、政府和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而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
５年后的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金日成与世长辞。噩耗传来，９０高龄的邓小平深为悲痛，立即为这个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老朋友致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金日成主席不幸病逝，深感痛惜。
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是为朝鲜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献身的一生，也是为缔造和发展中朝友好奋斗的一生。金日成同志的逝世使朝鲜人民失去了伟大领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同志。
我谨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邓小平
１９９４年７月９日于北京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伟大友谊，谱写了中朝人民友谊的新篇章，它将和他们伟大的名字一起载入中朝两国友好的史册！
第四部分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邓小平和卡尔逊(1)
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
———邓小平和卡尔逊
你知道第一个撰文把邓小平介绍到海外的是谁吗？
你知道邓小平给这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这个人名叫埃文斯·福·卡尔逊。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公理会牧师的家庭，早年辍学，１６岁参军，曾任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公寓的侍卫官。１９２７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很快就喜欢上了中国。从１９２７年２月第一次到上海，到１９２９年９月回国期间，卡尔逊“开始走上有政治头脑的道路”，并于１９２９年６月作为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多夫的参谋人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北京，是《公使馆卫队新闻》的编辑，后回国。１９３７年７月，卡尔逊作为美国海军的情报官，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
毛泽东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刘白羽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刘白羽说：“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９月６日，朱德总指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邓小平与任弼时、左权等一起，与之同行，经陕西蒲城、澄城、全阳，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
就在八路军总部经过太原时，周恩来找到邓小平，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做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邓小平受命后，率傅钟、陆定一、黄镇等人立即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不久，太原失守，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纷纷从太原溃退。就在此时，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一支佩带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带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地总会”的干部队伍，仍然挺进在太原西南方的大道上。随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这支劲旅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这年１２月，卡尔逊在上海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目睹了淞沪抗战的悲壮和惨烈。他还从斯诺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战的英雄事迹，非常向往着像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去亲自看一看共产党毛泽东和他的军队。
这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对斯诺说：“在尼加拉瓜，我到处追击桑地诺领导的游击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低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的可能性，但是关键要有好领导，高昂的士气。我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像你谈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那样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们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如果……如果……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呢？”斯诺说。
卡尔逊眯缝起那双蓝色的眼睛，摸了摸高高的鼻子，然后咧了咧嘴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如果我出现在朱德的司令部时，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会把我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吗？”
斯诺说：“我想不会的。”
据爱泼斯坦在《回忆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一个瘦高个子的美国人，他有着一双平静深陷的眼睛，穿着羊皮衬里的皮夹克，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在长江盆地都市武汉的美联社新闻办公室……来的人介绍他自己：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海军武官。他带来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一封短信，介绍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强烈抗日要求的军官，他想亲自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斯诺问我，是否能帮助卡尔逊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斯诺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和董必武。他们与延安联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敌后游击队根据地去旅行。”
对这次旅行，刘白羽在《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说：“那是１９３８年，延安一个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泽东同志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我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于是，被卡尔逊叫做五个‘小伙子’的———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从此，和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家这个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后的１９８８年，回忆与卡尔逊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担任组长的刘白羽仍然清清楚楚感慨万分：“这个朴实而又聪慧的美国人曾经怎样用疑问的眼光打量过我们这几个陌生人，而且问：‘你们一天能走３０公里吗？’但是在后来的５月到８月的８０多个日夜里，我们冒着弹火硝烟、急风骤雨，冲过三道日军封锁线，我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几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心灵之间交织出深厚的战斗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