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 邓小平和卡尔逊
你知道第一个撰文把邓小平介绍到海外的是谁吗？你知道邓小平给这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这个人名叫埃文斯·福·卡尔逊。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公理会牧师的家庭，早年辍学，１６岁参军，曾任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公寓的侍卫官。１９２７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很快就喜欢上了中国。从１９２７年２月第一次到上海，到１９２９年９月回国期间，卡尔逊“
开始走上有政治头脑的道路”，并于１９２９年６月作为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多夫的参谋人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北京，是《公使馆卫队新闻》的编辑，后回国。１９３７年７月，卡尔逊作为美国海军的情报官，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毛泽东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刘白羽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刘白羽说：“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９月６日，朱德总指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邓小平与任弼时、左权等一起，与之同行，经陕西蒲城、澄城、全阳，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就在八路军总部经过太原时，周恩来找到邓小平，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做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邓小平受命后，率傅钟、陆定一、黄镇等人立即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不久，太原失守，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纷纷从太原溃退。就在此时，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一支佩带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带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地总会”的干部队伍，仍然挺进在太原西南方的大道上。
随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这支劲旅驰骋在抗日战场上。这年１２月，卡尔逊在上海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目睹了淞沪抗战的悲壮和惨烈。他还从斯诺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战的英雄事迹，非常向往着像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去亲自看一看共产党毛泽东和他的军队。这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对斯诺说：“在尼加拉瓜，我到处追击桑地诺领导的游击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低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的可能性，但是关键要有好领导，高昂的士气。我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像你谈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那样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们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如果……如果……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呢？”斯诺说。卡尔逊眯缝起那双蓝色的眼睛，摸了摸高高的鼻子，然后咧了咧嘴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如果我出现在朱德的司令部时，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会把我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吗？”斯诺说：“我想不会的。”
据爱泼斯坦在《回忆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一个瘦高个子的美国人，他有着一双平静深陷的眼睛，穿着羊皮衬里的皮夹克，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在长江盆地都市武汉的美联社新闻办公室……来的人介绍他自己：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海军武官。他带来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一封短信，介绍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强烈抗日要求的军官，他想亲自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斯诺问我，是否能帮助卡尔逊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斯诺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和董必武。他们与延安联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敌后游击队根据地去旅行。”
对这次旅行，刘白羽在《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说：“那是１９３８年，延安一个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泽东同志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我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于是，被卡尔逊叫做五个‘小伙子’的———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从此，和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家这个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
半个世纪后的１９８８年，回忆与卡尔逊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担任组长的刘白羽仍然清清楚楚感慨万分：“这个朴实而又聪慧的美国人曾经怎样用疑问的眼光打量过我们这几个陌生人，而且问：‘你们一天能走３０公里吗？’但是在后来的５月到８月的８０多个日夜里，我们冒着弹火硝烟、急风骤雨，冲过三道日军封锁线，我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几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心灵之间交织出深厚的战斗友谊。”
卡尔逊感觉到，邓小平的“头脑像芥末一样的辛辣”。而邓小平掌握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的广度，让卡尔逊“吃惊”，甚至“有一件新闻”弄得他“目瞪口呆”。
在这次旅行中，卡尔逊先后在晋西北会见了贺龙、肖克，在晋察冀会见了聂荣臻、彭真。据刘白羽说：“但真正震憾卡尔逊心灵，并给他深刻启示的，也许要算在南宫与徐向前、宋任穷会见后，同邓小平同志那次雨中长谈。”关于这次长谈，卡尔逊在后来他于１９４０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ＴｗｉｎＳｔａ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ａ）一书中有详细记载。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卡尔逊感觉到，邓小平“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的辛辣”。而邓小平掌握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的广度，让卡尔逊“吃惊”，甚至“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在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２．全国军事的总动员；３．全国人民的总动员；４．改革政治机构；５．抗日的对外政策；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７．改良人民生活；８．抗日的教育政策；９．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１０．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到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持续两天的瓢泼大雨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这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与徐向前、邓小平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身材矮小，胖墩墩的，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的辛辣。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熟悉情况的广度令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道。我了解，美国人的情况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８个月当中，当考虑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杀戮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
笔者曾有幸采访了当时陪同卡尔逊巡行华北敌后并担任翻译工作的欧阳山尊先生。这个当时由陕甘宁边区文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共同组织的“文艺工作组”，是以深入敌后开展文艺工作的名义，陪同卡尔逊深入华北游击区的。在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人员，并亲笔给八路军各级将领写了介绍信。文艺工作组于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５日离开延安，经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鲁西北、豫西北直至８月６日在郑州与卡尔逊告别为止，历时８５天，行程６０００余华里，之后返回延安。可贵的是欧阳山尊先生当年记下了非常珍贵的日记。
在这篇名为《三月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尔逊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６日。这天天气不错，是个晴天。卡尔逊他们是下午“五点抵南宫，住在一个烟草公司内，有楼，地方很大，极像西安的大旅馆。这里市面热闹……休息了一会，徐向前司令和邓小平、宋任穷二位政委都来了。大家谈了一会就一起吃饭。……”
而邓小平让卡尔逊“目瞪口呆”的事情就发生在第二天。７月１７日，“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可是不久就停了。上午徐向前师长来为我们谈冀南游击军区的情形。直至下午二时吃了午饭才去。我们出去买东西，这里的东西很便宜。我们都买了些。卡尔逊买了三件雨衣送给我们，每人一件，每件八元（中途林山因脚伤留在晋西北、金肇野留在晋察冀工作而离开）。买完东西回来，邓小平政委正找我们，要和我们谈话。他向我们谈了一二九师的三次大战斗的情形。卡尔逊问了他很多有趣而又奇怪的问题。邓政委都非常巧妙而准确的回答了，一直谈到吃过饭九点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向卡尔逊提出了美国将废钢铁出售给日本，让日本制造武器侵略中国的问题。这天晚上，“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来了，谈了很久，九点半钟才分别。送了我们三个人五十块钱路费。”７月１９日上午八点钟，天仍然在下着雨，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和卡尔逊话别送行。
这一年，卡尔逊４２岁。旅行中，他一直称呼比他小近２０岁的刘白羽和欧阳山尊叫“ＹＯＵＮＧＢＯＹＳ”。
卡尔逊说：“我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历史已经证明卡尔逊的远见卓识。
在１９３８年４月，卡尔逊再次到八路军敌后根据地旅行。这次去的还有爱泼斯坦和荷兰拍纪录片的先驱乔里斯·伊文思和另一个摄影家罗伯特·凯帕。这次旅行有三个成果，一是拍了著名的纪录片《四亿人》，一个是卡尔逊写了《中国的双星》，还有是当时不被外界所知的———卡尔逊给罗斯福总统写了许多个人的报告。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委托卡尔逊到中国考察的，报告送到白宫后由罗斯福总统亲自审阅。据说这些报告现在仍保存在纽约的罗斯福博物馆里。
在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间，国民党摇摆于抗日和打内战之间，当时日本还未向英美开火，英美政府曾打算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妥协，制造“远东慕尼黑”。而卡尔逊毫不犹豫地按照他在中国形成的信念为人做事，公开宣布他的信念———对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抵抗。然而美军不让他如实地宣讲在中国看到的实际情况，不准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蒋介石的腐败，更不允许他说美国继续把废钢铁卖给日本制造武器来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为此，忠诚的卡尔逊毅然辞去美军职务。
回到美国后，他就预言：日本在侵略远东之后，必将在海上与美国决战。果不其然，一年后发生了几乎让美海军全军覆没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这种情况下，卡尔逊再次穿上军装，组成了由他自己领导的海军陆战队突击营，这就是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运用和借鉴在八路军那里学来的军事管理和作战经验理论，在所罗门群岛岛屿中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梅金岛一战全歼日军３０００余人。这个胜利的消息震憾了美国。后来卡尔逊在战斗中负伤住进了医院，为此罗斯福总统在逝世前的一个星期还亲自去医院看望。
罗斯福问他：“你愿意做什么？”
卡尔逊回答说：“我要到乡村退休。”
罗斯福说：“我也想像你一样退休乡间，不过，我希望战后你继续到中国去做你的工作。”
谁知一个星期后，罗斯福就倒在了卡尔逊曾经为他做过侍卫官的温泉公寓里。而两年后，卡尔逊也与世长辞。我们可以从１９４４年３月２日罗斯福给卡尔逊的信中，读到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总统与一个中校之间的信任和情意。
“我亲爱的卡尔逊，……关于中国，我想我们正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特别是关于华北部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劝阻中国某些领导人不要对八路军领袖们采取更激烈的反对行动，但这似乎使委员长很为难。然而，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需要你回到那儿去。”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卡尔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是何等的真诚。据卡尔逊的夫人蓓姬回忆说，卡尔逊如实地说了中国共产党的话，却被美国一些人攻击为共产党。在病中还关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１９４７年４月，卡尔逊在病榻上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消息，报道中共已经突破对延安的封锁圈，大军正在进驻东北时，他顿时拍案叫到：“老天爷作证，共产党人１８个月之内肯定会控制全中国。”卡尔逊的预言又实现了。遗憾的是他在说完这句话的一个月后就离开了人间。而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中国的日期与卡尔逊的预言只差几个月。
二战战后，卡尔逊已经是一位准将，他像史迪威一样，确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中国及两国的长远关系。这时的卡尔逊再次———因为在战斗中负重伤，他不再在部队服役而主动退役了。———以他独立的品格和忠诚的姿态站了出来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他又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我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
无疑，历史已经证明卡尔逊的远见卓识。美国在经过２２年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卡死”均是无效的努力之后，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来到了北京，中美关系全面解冻，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