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他瞪了我一会儿，心想：究竟是她的英文不地道，还是她对我的态度不地道？他很快决定，我两方面都不够地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欠信用卡公司的账？”他提起笔打算去填表格下端的一项栏目。
“我压根没信用卡。”
“就是说，你不打算借钱？”
“没人肯借钱给我。”我看护刘先生挣的千把块钱，在劳拉的积极帮助下，买了一件TSE的开士米羊绒衫，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琉璃糖罐（是碎裂后用胶黏合的，但是真正的古董），一副“GUCCI”太阳镜，分别送给安德烈的三位长辈。一千块到此时还剩一百来块，劳拉很头痛地思考了一阵——这么小的数目在她看来是太难花了，实在花不出手，而安德烈的礼物还没着落。她突然眼睛一亮，说她想到了绝对妙的礼物：华盛顿“菲力甫画廊”的会员证。这样高品格的礼物加一瓶“Hennessey”，最后这一百块被她花得丰富多彩，雅俗兼顾，成功地使我再次一贫如洗。
“你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吗？”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说。
“不知道。”
“很简单，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没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远不会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连汽车加油站这样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远甭想在美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那可不。”
“没有信用档案可查，在美国就等于没你这个人。”
“没错。”
“想想看，那不就等于我无从下手吗？”
“嗯？”你要下什么手？！
“你想想我们怎么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资料呢？它压根就没存在过。你没有借过钱，请问谁来证明你会准时还钱？不能弄清你是否会负责任地还清债务，将来你作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会有个清白的个人信用记录？而没有清白的信用记录，谁又能担保你在经济一旦陷入困境时能够回绝一切叵测的经济援助——我这里讲的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一切敌视美国的国家对你进行的收买。”
“您是说：像我这样的穷留学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没门儿的？”
“谁说没门儿？你应该花些力气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么建立？”
“跟他们借钱。”
“不借钱就不清白？”
“不借钱怎么能证实你借了钱会负责任，守规矩地还钱呢？”
我绝望地慢慢笑起来。这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让人绝望。这绝望更深奥、更广茅。
“你说我们怎么证实你的信用良好？无法证实。”他说。
“可不。”我说。
“不过我相信我帮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时前一样不关痛痒的面孔。原来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严密。
他说：“我可以向你的房东打听，你是否拖欠过房租。相信他们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回答。这样，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审核了吗？”
我的心成了一个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声从谷底一圈圈升上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牧师夫妇。”我心想，我这时来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维斯告诉我的。”
“哦。”
“你还想告诉我什么？”
“没什么。”
“你想告诉我，FBI跟他们打了交道，令他们非常反感？”
我看着他。原来你全是装的——你假装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这件事。
“我并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这件事。但我可以推断，FBI一旦插手，该不该搅和的，他们都搅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断定你的房东烦死了他们。”
“没错。FBI把我房东的尿都快烦出来了。”
他的脸头一次出现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读为惊愕；为我这样素素净净、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惊得舌头堵在了两排被矫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齿之间。假如他的牙齿不那么整齐洁白，他的面孔可能会多一点表情，多一点活力。
“你会什么时候给我的房东打电话呢？”
他看着我，自认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长的样子。“没准我不打电话。换了我，FBI也会把我的尿给烦出来。”他慢条斯理，像是要跟我赛一赛，看谁把粗话讲得更雅，谁能在讲这类时尚脏话时更时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误认为我跟一般美国人一样，到了交换脏话的地步，就等于知心了。他以一种哥们儿的口气说：“放心，你和戴维斯一点问题也没有；FBI瞎掺和，我的上司会给他们颜色看的。”
我眼里肯定浮现出狗一般的信赖目光。我拼命把这副目光留住，看着他不紧不慢将摊散的纸张归拢，在茶几上跺跺齐，塞进皮包。他要我看他多么烦这份差使，屎都快给烦出来了。他这样耐得住如此巨大一份烦，纯粹为了糊口。他还让我看出，他多么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烦够。他动作的松垮和疲乏还让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烦，好好的非闹出这么一场恋爱，害得多少人陪着烦。
我拿出移动电话，想跟牧师太太打个招呼：国务院安全部万一去她那儿打听我是否拖欠房租，请她撒个善良美好的谎。我拨到最后一个号码又忘了我刚刚打好的腹稿，只得按断电话，重新组识句子。可电话拨通我又觉得不妥，年轻的牧师太太祖祖辈辈纯真到今天，我怎么可以教唆这样的女人撒谎？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谎，多半是没恶意的，往往是为别人和自己行个方便。因为一旦说开真话难免触到自己或别人的痛处，难免让自己把别人看得太透或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透，难免费许多力气、口舌才能最终说到究竟上，最终说出个是非来。像我这样没时间没精力因而对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计较，对绝对的是与非早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变得马虎的人，说谎早已不存在任何动机；说谎在于我是自然而质朴的，那就是对于省事省力省时的贪图。而我不能拖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让她为我的谎言做伴。我不能对她这样灌输：没有一份真实是绝对的；有时谎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实有时相当凶残。在我发现母亲跟关押父亲的军代表之间有了层暧昧关系时我疯狂地渴望了解真实。而在这位军代表对父亲开恩，父亲突然获释的那天，我开始懂得谎言的美好。我是惟一知道我的母亲和军代表之间那桩丑恶交易的人，也是惟一懂得母亲爱父亲爱到何等程度的人。那时我六岁，从此我心里有了一个有关母亲深恋父亲的黑暗、温暖的秘密。六岁的我发誓说尽天下谎言，来杀死一个最凶残的真实。我想我比母亲自己更了解她的感情世界，她对父亲的咬牙切齿、恨声恨气全是谎；她对刘先生的绵绵怀恋也全是谎。凶残的真实，就是她无望地、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场殊死爱情；它就发生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位李师长跟那个美丽的小看护目光头一回接上火的刹那。
此刻，我这个在谎言与真实之间瞎混了二十几年的女人，要拉拢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在真与谎之间陪着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师家，见到正在厨房烤巧克力饼干的牧师太太，心里划过一道罪过感。她穿着连袖子的大围单，面颊上、鼻尖上都蹭了面粉，两手举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酱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尿泥的孩子。她见了我就说：“你没忘吧？”
我本想溜过去，这下来不及了。我当然没忘：两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我前前后后对她下了多少次保证——我怎么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脸。“圣诞前你就保证过。”
我笑了笑。那种对自己的无赖行为完全认账的笑。我想告诉她，圣诞前我揣着一千块钱，差点就把欠的一屁股债全还清了。我当时就是一念之差，感觉怀揣一千块去过节多少气粗些。完全没料到劳拉在几小时内就灭除了我那菲薄的宽绰，将我还原成一个本色穷光蛋。但我想还是算了，这时拉个劳拉来垫背，只会在年轻的牧师太太眼前更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无赖形象。
“再往后延一个礼拜，行吗？”我说。
“不行。”她真动了怒，脸迅速红起来，鼻子红得最饱和，使蹭上去的白面粉显得更白。这样的喜剧面孔光火颇滑稽。
“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三天？”
“我跟你提前那么长时间就讲定了。”她一步不让。
“两天，好不好？”我想两天内只要能找到那个“人类脏器掮客”，说服他先预支我一笔钱，我说不定还有希望改善我和牧师太太的关系，摘掉我的“无赖房客”帽子。当然，说服那位掮客，也将是天大的难事。他可能会迫使我在将来的卵子交易上给他一个丧权辱国的折扣。不过有两天时间，我总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把房租补交上。
牧师太太的样子是要哭出来了。她把目光慢慢从我脸上挪开，去看自己的手。然后她开始搓手上干固的巧克力污垢。她在想：我当时可真瞎了眼，竟会挑中她做房客，竟没看透她会文绉绉地持续耍赖。
“可是，可是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准备了一下午！哦不，我准备了好几天！从星期一我就开始给我表姐打电话——她那里有最棒的巧克力饼干配方。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跟她通上话。”
我想我怎么不懂她在说什么。一般我在自知理亏的情形下英文理解能力就变得极其差劲。眼下我不仅自知理亏，而且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厚着面皮再将理亏的局势撑持下去，至少撑持到能和“器官掮客”扯皮扯出个好结果来。这样我只听得懂牧师太太话语的所有单词，完全不懂这些发音串连起来所含有的意义。我这人就这点好，所有难听的话、刺耳的话、指控性的话都在我急剧下降的英文理解力中不产生意义。比如在圣诞前夕碰到那个老太太，她请我“滚回亚洲去”，这一串语音进入了我的左耳，通过我徒劳却奋力蠕动的知觉，完全未被消化因而原形原状地从我的右耳被排泄出去。因而“滚回亚洲”这个完美清晰的英文句子，在我的非理解中成了非语言。我此刻听着年轻牧师太太的指责，她那红唇白牙吐出的最基础程度的单词，同样是囫囵地进入我一个耳朵，马上又润滑地出了我的另一个耳朵。在她眼里，我这个信誉扫地的异族女房客对她大瞪着眼，像个努力读人嘴唇的聋子。
我的理解力是随一声淬然的电话铃康复的。
我得救一样扑向电话。或许牧师太太张了张两只沾满巧克力的手，表示她无法接听电话，因而拜托我替她去接。但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给了我任何委派的暗示。总之我从那密不透风的指责中突获大赦。电话自然不是打给我的。我把话筒递到牧师太太手里，便趁机往外溜。原本我从外面横行的风雪中逃进屋内，眼下只能打“UTURN”再逃进风雪。还有两天就是我的期终作业限期，但我必须穿越整场稠密的风雪去找“器官捐客”，即使和他的勾当一时成交不了，我至少也得躲入风雪，混到晚上十点之后。我得依赖牧师夫妇的准时性：他们在没有黄昏而黑夜直接更替白昼的芝加哥冬天，做爱时间一般迟不过十点。
但我在门厅里穿衣蹬鞋时，听见牧师太太以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敌意的嗓音说：“是的，没错，你的确很打扰我。但我不介意，只希望你别去烦她。”
我立刻停下所有动作。我的英文听力这时棒极了。这时我才突然悟到，刚才打电话的男人是谁：那个自己都嫌自己烦的平板嗓音三小时前刚给我来了一场人格与信用的教育。
牧师太太又说：“是的……”
我想弄清什么“是的”。
“她跟我们相处得不错。作为房东和房客，我想我们这是相当不错的关系了。”
我一只脚在半高跟的靴子里，另一只脚在潮湿冰冷的袜子里，就那么一脚高一脚低，稳稳地跛立在那里，我的右手撑住墙，近一百磅的体重其实全在五个指尖上。如果把我眼下这副身姿原版搬到字典上，就是对“听壁脚”这个词最准确的诠释。
“没错……”
我想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的提问一定是：她拖欠了房租？然后他立刻得到了证实——“没错”。
“她的确不太富有……”
我还差一大截才能争取做到“不太富有”。
“如果你怀疑我的诚实程度，就请您中断对我的讯问。”
听上去牧师太太眨眼间老成了二十岁。
“您究竟想打听我的房客什么？！……那么好，我告诉你，她按时出门上学，按时回家，睡觉前总要检查一下房内房外的灯熄掉没有。即便她偶尔吃我冰箱里一点菠菜，她也会在黑板上给我留言，通知我一声她吃了菠菜……你不明白我在谈什么？哈，您听见这些细节时，脑子里是不是有了一个安分守己、诚恳负责的人格概念呢？……没有，她从来没拖欠过房租。”
我清清楚楚地听见牧师太太毫不含混的谎言。
“……她总是按我们契约上规定的日子交纳房租、水、电、煤气费用。”
我发现支撑自己分量的五根手指已经软下去了。现在是我半个脸颊紧靠在墙上，墙是热的，我却是冷的。接着，我听壁脚的姿势不再标准；我脊梁弓起，夹紧两个肩头，大致是挨了揍或正在躲接的姿势。诽谤可以揍你，不属实的夸赞一样可以揍你。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这样护我的短，可真让我受不了。我竟给她二十四年的诚实来了点谎言的污痕。怎么能祸害得连这样一份真善美都保全不了了呢？是我，还是FBI，或是这位调查员该对此负责？……我若是争气一些，没穷得如此彻底，也不至于把好端端一个牧师太太逼得满嘴谎言。即便是善良美好的初衷，谎言毕竟是谎言。对于是与非的黑白间从没有灰色过度的牧师太太，她为我的不争气所付的代价可谓惨重。这样想着，我顺着墙滑落到地板上。我对自己失望过度。
“顺便告诉您一声——既然您对我的房客这么有兴趣，”牧师太太说到此处，孩子气又从声音里浮上来，“我们所有教友今天晚上在我先生任职的教堂里聚会。请您注意，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教友聚会，因为它的主旨是为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中国作家募捐。没错，就是她。……您如果也有钱要捐助她，欢迎您。您不觉得吗——我们所做的，正是弥补您这类人对她造成的损伤。……您不觉得这是损伤，那是您的事。……我怎么看？在我看，她是一个被放在箩筐里的孩子，大水把她冲到我们的岸。我想让她知道，我们这个岸上的人不都像您这样，狼犬似的对她吸鼻子。……您一点都没错，我的确对您缺乏正确认识，因为我丝毫不打算认识您。……对极啦——我们纯朴善良的美国大众对您这号人充满误解，可误解使您的形象好些；在误解里，您这号人至少可以像外星人一样，对我们有种神秘感。……您和FBI不一样？可能吧。不过我们都是门外汉。在门外汉眼里，FBI、CIA，还有您，区别不大。……那您可错了，我最喜欢动作片。”
我得承认牧师太太口才非常棒。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连插嘴、冷笑、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他只好说，祝你们今晚好运。他指教友们为我而发起的捐款。
牧师太太说：“谢谢。也祝您的调查好运。”
正在我陈述期终作业时，移动电话在我书包里响起来。我的英语马上变得十分口吃。铃响了七八遍，安静了，而我的口齿刚恢复流利，它又响了起来，这次它不屈不挠，跟我抬杠一样持续鸣叫。我只得停下，把它关闭。瞟一眼东倒西歪坐着的十七位同学，被电话铃分了神，越发东倒西歪。翰尼格教授本打算等我结巴着陈述完，他好出去抽烟，却只能狠狠憋着烟瘾，泪汪汪地坐在那儿颠膝盖。他想，你好好的非跑来学文学创作干吗？创作这口饭本来土生土长的美国文学青年都不够吃，就你这一口结巴英文也要来抢？……我对他歉意地赔了个笑脸，他用手里的烟斗在空中挥了两下，脸还是和气的，烟斗却极不耐烦。他的意思是：就别客气啦，已经是落花流水就凑合结束它吧。
我不知道他会减我多少分。满心杂念全是关于奖学金，嘴还在硬撑着往下陈述。我突然感到绝望：我每讲一句话得花多少气力啊——发音、吐字、表述的逻辑，那些由十来个字母组成的大词是否能背诵齐全。……我干吗要去用那些吓人的大词？这些被美国人叫做“十圆大词”“百圆大词”的词，被我吃力地咬着、嚼着，被我精疲力竭地吞着、吐着……在我准备口头陈述的日子里，我上百遍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背诵着这些词，对着镜子，纠正自己唇舌齿的动作，希望它们被我千呼万唤之后，会在此刻同我亲熟，亲熟得成为我声带、唇齿、嗓音的一部分。这时我绝望地意识到，这些百脚虫一样长的词汇，在我口中将永远是些异物。我在翰尼格一个人的鼓掌声中结束了陈述。其他的手此刻也醒来，跟着拍起巴掌，一听就懂：谢天谢地，你可完了。
我急速查看移动电话的记录，是“器官掮客”打来的。他说为我找到了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我说我的经济恐慌暂时得到缓解：教会一群好心人为我捐了八百六十元钱。捐客很不开心，说他为我费了那么多口舌，全部工作时加起来少说也有四十个钟点；就算他一个钟点挣十块钱，我也该赔偿他四百块。我说我刚得到的八百六十元捐助已变成了房租、水电和煤气费用，我现在又是不名一文。他说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你难道要我为你工作的四十个钟点算奴隶工作时？我说：错了，美国废除了奴隶制至今是一百三十八年。他说：好吧，算它一百三十八年。不过你打算什么时候付我这四百块钱？我说我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静默一阵，说：那行，就来个“命一条”吧。
我把这话告诉里昂，里昂说：你完了，这位掮客最大优点是说话算数。倘若他真的来跟你要“命一条”，你怎么办？
我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命一条”？
里昂把浓黑的目光定在我脸上。半晌他说：你从哪儿弄来的大麻？
我说我什么时候用了大麻？
算了。那小子卖给你什么价？
我不吱声了。
他走过去关掉音响组合，又走回来，同我面对面坐着。他卖给你什么价？
他请客，我抽了几次。
哦。味道好的话你再去找他买。他什么时候请你客的？
早了。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当时我在跟他谈交易。我看着他在茶几上飞快动弹的右手，在弹奏他脑子里一个乐句。静默而疯狂的弹奏突然停止，里昂抓起电话。电话刚拨通，他又改了主意。他说：走，去一趟“无出路咖啡馆”。
我问干吗去。
那里人多，他不敢要你的“命一条”。
他说着抓起我的大衣，替我穿上。我的头发掖在了大衣下面，他的手指冷飕飕地划过我后脖颈，将我的头发轻轻撩出来。里昂的爱抚爱怜一向这样漫不经意，这样随便和细腻。他这动作在上阿花那里做过多少遍呢？那清凉细风一般的触碰。有时我觉得那些触碰不是来自一具肉体，而是来自那肉体的知觉。而接受那些触碰的，也不再是实存的我，也是无形的那部分我，是水银一般不可捉摸的我的感知。他的手牵住我的手走进“无出路咖啡馆”，我突然很想明白我们的肌肤和知觉接触的意义。
他看见了角落里坐着的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器官掮客”。
里昂大而化之地跟四个人打招呼：Hi。
三个人都回了礼：Hi。
只有掮客却闷下头，呷了一口玛格丽塔。他脸埋下去时眼并不闲着，盯着里昂和我握着的手。等他咽下那细长的一口玛格丽塔，他脸上有了讥笑的阴影：他明白了我特别想明白的——我和里昂两只手相握的意义。
妈的里昂，要么四百块，要么命一条。想好了来告诉我。掮客说。
你好好看看，里昂说，这女人的命不是她自个儿的。懂没懂？
你是说，她是你的？
没错，是我的。
在你拿出四百块钱之前，她是我的。掮容看看我，他的不怀好意一点儿也不想瞒谁。
你要把她怎样？
别付那四百块，你很快就知道我要把她怎样。
里昂又站在那里盯了他几秒钟，拉着我便走。我完全不知道该对里昂的所说所为怎样反应。
我们刚走出咖啡馆，掮客追上来。
里昂说：不是没商量吗？
是没商量。除非你出四百块，或者两千毫升的血。
里昂想了一会儿，说：你什么时候要血？
下礼拜一，我一个客户要做手术，需要准备两千毫升的血。她信不过医院血库的血。换了我，我也信不过。这年头。
她什么血型。
O型。妈的，要是其它血型我用着你吗？这老巫婆六十九岁，得了乳腺癌，已经晚期了，所以下周一必须手术。一下子我哪儿去给她找活血库？还要三十岁以下的活血库。我凑到现在才凑到七百毫升。
里昂说：老巫婆嫌三十岁以上的血有胆固醇？
掮客说：你出个一千毫升该没问题。
我马上拉紧里昂说：我可以想办法凑四百块给他！
掮客不理我，直瞪着里昂。
我又说：不就四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