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捐客对着我把一个惨白的巴掌摊开：那就拿来——今晚就要。我拿了钱马上去订另外一个小子的血。
明天一早给你，行不行？我问掮客，眼里轻度地有了媚态。
明天是礼拜六，我不上班。掮客说，我礼拜天要上教堂。他不吃我这不实惠的媚态。
里昂这时掏出烟盒，自己点了一根。掮客向一边躲了躲，他什么劣迹都有，除了抽烟。
里昂说：一千毫升也不止四百啊。
掮客说：我可以找你钱。
里昂你别发疯——一千毫升的血出去，你不瘪了？！我说。我转脸对掮客，一个兵痞笑容在我脸上泛起。这个笑我很少用。翰尼格教授吃我豆腐时，我用了一回，效果相当不错。我说：你装什么蒜哪——你上教堂？就算你上教堂也不需要花一整天吧？礼拜天，我肯定凑齐四百块。
他振振有词：礼拜天是我的神圣日，我绝对不干这类勾当。要付四百块你现在就付。
里昂说：这样吧，我出五百毫升的血，你也不必找钱给我。
那我还得再去找个五百毫升。你知道的，人越多，血越杂，保险系数就越低。所以老巫婆才要我找熟人啊！不知底细的人的血，老巫婆宁可不要。
我负责去找一个熟人。
你那群熟人除了你没一个干净。不是疱疹就是淋病。
你他妈的反正要给他验血，淋病疱疹又不是查不出来。你不要就拉倒！
有些病在潜伏期验不出来！
里昂的手把我一扯，说：实话告诉你，是病我都得过。他对我说：我们走，让他好好想去。
我们走了十多步，掮客才悟过来似的，喊道：唉，还没谈完呢，你们上哪儿去？……
里昂回转身，说：回去取枪去——万一咱们谈崩了双方都得有准备。
他脊梁领路，倒退着迈步，一条胳膊不很认真地挡着我，似乎掮客真拿我当靶子似的。他这天没梳马尾辫，浓密的长发给风吹成一面黑旗。
我说：里昂，你跟他说的那句话是认真的吗？
哪句话？他问。
我想他明白我指的是哪句话。他眉毛轻微扭曲，他在不情愿进入某种处境时，眉毛就会出来这个形状。他不愿我把他推入一个处境，在其中他必须去对自己一些话负责，去为那些话点题。
哪句话？他追问。
这回是我在回避。我放弃地微微一笑。像他的音乐那样抽象地一笑。
是我对他说的“她的那条命”是我的——你是指这句话。
我害怕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和里昂之间，拉手不意味着别的，拉手就是拉手。他搂在我肩头的臂膀就是臂膀，一条细而长的不完全到火候的男人臂膀。不追究意味，知觉就没有归宿，无法类属。
他和我现在站在荒凉的地铁站。远近都是流浪者留下的尿的气味。这不悦人的气味似乎是惟一的证明：这是个属于活人的地方。
他把自己的破旧皮夹克打开，将我裹在两扇衣襟里。这个动作他做得极好，裹王阿花裹惯了。一个芝加哥的情人特定的动作。多风的、寒冷的、叵测的芝加哥。
他的脸和我的脸稍稍错着位。不然是说不过去的。他在皮夹克里面只穿了件棉布衬衫，这个没什么体温的人竟很耐寒。
没有关系的，他说，你反正不是我的。
我看着他。我们之间的那点错位正在消失。我的样子是不懂他在说什么。然而我不像我看上去那么天真；我当然懂他刚才的话。
不对吗？他又说。
这个晚上他很挑衅，我这样想。
我不能开口。对，或不对，于我们眼下的姿势、距离都是极大讽刺。
他说：这样你不冷了吧？
芝加哥的情人可以在抗寒的幌子下进行多少真实节目。包括背叛。我想我是不是在走向背叛，对安德烈的背叛。我回答里昂：是的，好多了，不那么冷了。我的语言尽量随便、实事求是。我绝不能看透“御寒”这个幌子。
他说：今年冬天特别冷。芝加哥一般不这样冷。
我说：是吧？
他身体那点单薄的温暖，渐渐渗入了我的大衣，我身体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渗到了包裹我的这层粗糙毛料之外。他什么都知觉到了。他的知觉触到了我左一层右一层的包裹，触到了我肌肤的质感。这样，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体底部波动起来。我和他都一动也不敢动，成了两只如临大敌的小兽，一动便会引得埋伏在近旁的庞然大物朝我们猛扑而来。他有股清苦的、类似药草的体嗅。
他说：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说：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舍得少挣一大笔钱。
我浸泡在他药草一般苦香的体嗅中。
他说：感觉上你跟她挺和得来。
不是感觉上。是事实上。
她和你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
里昂略略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脑子里换一幅画面。我搬到王阿花那里去住，里昂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帮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块地毯，从跳蚤市场买的。他告诉我们地毯是为保暖的，也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带了身孕，是不该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当着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领他的关爱之情。她的吻安静极了，多么短暂也让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说：她叫我去住。她说你一个人住那么空荡荡的大房子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我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我背的一个伤员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战医院……
你跟我讲过这事。我知道你不会害怕的。
我不说话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么。因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们不能正视的，就像我和他的脸必须稍稍错位。
这是间更小的房间。暖气无法流动，凝滞在这里，膨胀、发酵、渐渐地，这间牢笼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里面的气息。我开始闻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气味。以及他的克隆。克隆的香味也在膨胀，被我吸进体内，又被我呼出来。同时也被理查自己吐纳。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半小时左右时，克隆素净的香气变得荤腥起来。在这越来越油荤的空气里，我觉得困乏难耐。
“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
“你说里昂？”
“是的。他十九岁差点儿用刀捅死一个人。”
“噢。”
“他还有过偷窃行为。”
我因得连眼皮都眨不动。因得连惊讶都惊讶不动了。里昂跟我讲过他的两次被捕。但他清秀单薄一个人，怎么杀得动人，倒让我有点意外。
“你不打听他为什么跟人动了刀？”
“为什么？”
“为一个女孩子。一个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对了，这才是里昂干的事。
“他十四岁就跟这个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长追回来了。十九岁他险些杀的这个人，你猜会是谁？”
“是谁？”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发现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敌。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兴趣不大。”
“是吗？”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迹。这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他颇有好感。他偷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一辆卡车。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帅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艺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空气越来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话都把一股生洋葱加酸黄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须去闻、去呼吸的空气中。我从早晨到现在尚未进过食，因而他闻到的，便是我饥饿的气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书告诉我的。我一边回答理查的提问，一边在脑子里乱跑题。我没办法，曾经每周的政治学习，我若脑子里不跑题就会像此刻一样困得腾云驾雾。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理查问。
“哪里。”我说。
“那好，我可以不称他为有前科的人。”
“你随便。”
我又鼓起鼻翼，又不露痕迹地打了个大哈欠。
理查的每个句子都吐成一团气味，几乎是固体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觉中，他的每句讯问都是一个准固体的生葱、酸黄瓜、熏牛肉三明治。这个想法使我困得没那么惨了。我非固体的饥饿与理查的准固体三明治在这五平方米的审讯室碰在一块儿，不知谁在消灭谁，不知谁在讽刺谁。我和理查的气味在空中纠缠得难舍难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维斯？”
“你也管这个？”这是居委会管的事——在我的祖国。
“当然不管。”
“你管也没关系。无所谓。”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像长舌妇。”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长舌妇——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个长舌妇。”
他笑起来。不是长舌妇的笑法、是个二流子的笑。
“对不起，我不该操心你的道德。”
“没关系。”
“你好像不担心自己会对不起安德烈。”
“我是不担心。”
“哦？！”
“因为我不打算对不起他。”
“那你和里昂？……”
“你别为我和里昂担心。”
“不，我是说……”他又是一个二流子的笑。但他停住不说了，生怕我吃不消。
“你是说，我这儿跟安德烈·戴维斯正搞着‘正式罗曼史’，私下里又去跟个有前科的里昂勾搭。所以我请你放心。”
“你是‘临时艳遇’？”
“现在还不是艳遇。如果成了艳遇你更该放心了。”我看着他吃力地在理解我，漂亮而浅薄的眼睛很慢很重地眨一下。“你看，假如我跟里昂成了艳遇，也就省了你啦。”你还不懂？“我要是取消了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婚约，不就没你什么事了吗？你们对我的审问，还有什么审头？”你一小时少说挣五十元吧？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实实纳税，就让你糟蹋在我这个“案子”上。
“这不是审问。你不该把它看成审问。”
“行，不是审问。”那是你不误正业喽？“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也一再跟我说：这不是审问。”
“他们也开始介入了？”
“我以为你们知道。”你少跟我玩“中统”、“军统”。
“他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
“例行问题。”
他失神了一会儿，眼睛的蓝色也褪去一些。我跟里昂若真搞起任何类型的“罗曼史”，就得让便衣们（无论哪个部门的便衣们）彻底前功尽弃。这样一想，我大致不困了。
“你上礼拜二晚上遭了抢劫？”
“没错。”我的五十九块现钞，一个假钻戒，都在十秒钟之内落到了盗匪手里。那盗匪十七岁，或更年轻些。我一点儿事都没让他费，把假首饰真钞票全给了他。他手里的刀大概不是假的，但他持刀的姿势不太像真的。我好说好商量地请他把我的身份证、学生证扔下再跑。他扔下了我的学生证。这也不坏了，学生证能使我买机票的时候得到大折扣。
“当然，你也有过错——你不应该在半夜十一点步行。芝加哥南部，白天你都不该独自步行。这是你的不是。”
“是的。”你呢？我给人抢劫，你不去追杀那个劫匪，反来审我，找我的不是。
“以后你绝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我十点钟下课。乘不起出租车，你说我不步行怎么办？”
“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夜里步行，那个轻量级抢劫恐怕是所能发生的坏事中最美好的一桩了！你就不应该从牧师家搬出来！”
“嗯，可能那是个失策。”牧师太太又在筹备更大的一次捐助晚会，要我准备至少十个像“芒果树”那样的故事。她这次的雄心大志是争取筹到我下学期的学费。因为我的奖学金落了空，我的学位可能会流产。牧师太太说她一定把四五百个人集合到更大的教堂，去听我的滥情故事。我比较讨厌卖“情感狗皮膏”的人，尤其对自己卖狗皮膏药的形象感到恶心，所以我千恩万谢了美好无谎的牧师夫妇，紧急搬离了他们甜蜜温暖的宅子。当然，我紧急搬家的理由也是紧急中胡乱撒的谎。我告诉他们我的好友王阿花身怀重孕，行动不便，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人撂在巨大贫民窟里，见死不救……我的谎言抑或半实话打动了好心的牧师夫妇。他们遗憾地看着我背着四个行囊走入了芝加哥的春雪。
那是很大的失策。”他说。
理查·福茨的脸又有戏了，他一定认为自己这张含有潜语的面孔非常好莱坞。他的潜语是：你看看你看看，为了图奸宿的方便，在盗匪横行的芝加哥南部冒抢劫、凶杀、强奸的险——很大的失策。
“你被抢劫了之后，立刻报警了吗？”
“我立刻坐下了。”坐在暖气稀薄的大房子里，裹着围巾戴着手套穿着雪靴，默默地坐了一小时。我想不通的是我这个经历了真正战火的正牌军少校，怎么那样好讲话地把钱包掏个空。交给了一个毛孩子。
“为什么不报警？你应该立刻报警！”
“我不想报警。”
“为什么？”
“没那个激情。”是你让我对英勇的芝加哥警察倒了胃口。你这便衣，让我没人可信赖，没人可依靠。
“报警要什么激情？！”
“那我换个说法：我是没那精力。有时跟警察打交道比跟匪盗打交道还累人。”便衣警察呢？当然更累。
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就是累。被人审累了，被功课压累了。让人救助、同情，也是很累人的。讲英文，也够累的。警察一来救我，我得有两小时的英文要讲，提供罪犯的形象特征，形容他的每个举动……那是不得不累的事。我呆坐其实就是让那阵绝望的累渐渐过去。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想打电话给安德烈，但又想到华盛顿和芝加哥的时差，此时已是凌晨一点。我打的惟一的电话是给里昂的。电话那端一片嘈杂，他的排练刚刚开始。他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示，只问我是否受伤。听说我半点伤也没受，他说：那个区常常出这类事。我对他的不惊讶反而很惊讶。并且很好奇。我突然想不起里昂有过惊讶的时候。也许我这夜做了盗匪抢劫了别人他会有些惊讶。而半小时之后里昂的出现让我明白他受了不小的惊。他说他借了乐队鼓手的车过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他见我穿着王阿花的老羊皮袍子，膝上裹着毛毯正在电脑前工作，笑起来。然后就告辞，回去接着排练。我把他送到楼下。我的眼睛大概叛卖了我，他上来揉揉我的后脑勺，说：嘿，别送啦，快进去！他的眼睛其实也叛卖了他。他的话是这意思：我知道你不愿意我走，我在这时撤下你很不像话，但我们都明白下面会出什么事。我站在门口，看他往汽车停泊的地方走。他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了，回过身。再冷的天，里昂单薄的身板都不会佝缩。因此，他这一瞬间几乎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我对他摆摆下巴，催他快走。他却不动。我说：我根本不怕。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愁什么？你看你一睑的愁。他明白我俩这时做出的满不在乎是多么累人的事。他说：我不是愁你。我是怕你去抢劫别人！我们都大声地哈哈笑。他又走回来，眼睛把我的眼睛逼得很紧。然后他说：好好的，嗯？别出去杀人越货。我看出他回来绝不是为讲这句俏皮话。他身体里集聚着一个拥抱，他心里涌动一个可怕的愿望。我知道那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我心里涌动的是同样可怕的愿望。那愿望是一个吻。
“你刚才说你如果跟里昂去恋爱，我们的案子就可以结束了？”
“对呀。”
他微蹩起眉头，想着我讲到的这个“事变”的可能性。他将一枝笔的尾部在嘴唇上轻轻摩擦。在那副堵住了阿书满口野话的标致嘴唇上。我特别喜欢看男人下午两三点的嘴唇，胡茬子刚刚顶出皮肤，形成一片暗色，使那些嘴唇的线条更肯定。安德烈有次在下午来到芝加哥，我对他突然增添的男人味和英俊哑然了至少一分钟。我后悔我没把这种生理的审美感受写到小说习作中去，让整天拿“性感”来表扬文学的翰尼格教授开开眼。
“你已经知道了安德烈·戴维斯将任坦桑尼亚副大使的事？”
“是赞比亚。”
“他在这个年纪就能得到这样的晋升，很难得。你对这事怎么想？国务院对他‘派遣解冻’这件事……”
“我想他的才干应该让他当大使。”
“你知道怎样才能当上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