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先当上副大使。”在一个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不对。大使是靠政治大人物特别指定。”理查发现我的走神，问我：“你知道特别指定是靠什么吗？”
“不知道。”反正不是靠才干和学识。
“是靠政治背景。”
“噢。”
“你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有点儿。”
“为什么？”。
“因为我原来以为美国这地方，才干、学识是一个人成功的全部要素。现在我一看，溜须拍马，走关系拉帮派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都不需要一个端庄的人品，即使他浑身才华乱发光。”
“你认为安德烈·戴维斯才华很大？”
“不是很大。是巨大。”
“所以你坚信他在外交界前途远大？”
“不。那么大的才华就没什么用了。在官僚里面混，真才实学是浪费。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平庸、无耻、来点儿个人魅力，就齐了，保你做个优秀政客。”
“听上去你很欣赏戴维斯。”理查脸上有了点儿轻淡的醋意。
“不是听上去，是实际上。我很欣赏安德烈。”我欣赏有什么用？提不提升他又不来问问我的意见。
“所以你想牺牲自己，保全戴维斯。你跟里昂的同居，其实是在牺牲你和安德烈的感情。”
“我倒没想那么深远。”我也没有那么高尚。
“那么，你打算终止跟安德烈·戴维斯的婚约喽？”
“谁说的？”
“……那我就不懂了。你怎么可以同时发展跟两个男人的关系？”
“谁说我要发展两个关系？”
“你和里昂开始的同居……”
他的意思还是奸宿。理查的手指上，有些金红的毛。他手指不是很长，跟他整个人的比例颇得当。他的手看上去除了会开枪会给人上铐子之外，没什么用场。
“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我跟里昂的真实关系。你们是不是就把我跟安德烈·戴维斯这个案子了结了呢？”
“很有可能。”
他想诱我招出跟里昂之间的实情。我说出实情他肯定不信。在我被抢走仅有的五十九元钱之后，我连去学校的路费都没了。王阿花留在冰箱里的食品，也差不多消耗殆尽。我步行了十站路，来到里昂排练的酒吧。我像所有没处开销钱和时间的人那样，要了一杯啤酒，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块儿看电视上的球赛。我合计了一下，我每小时喝一瓶啤酒，便可以维持这个座位；我需要六个小时才能把里昂等来。就是说我得喝六瓶啤酒，才能借里昂的钱结账。六瓶啤酒加小费是四十块钱。而里昂钱包里是否有四十块钱，我心里完全无底。我在喝第二瓶啤酒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见是翰尼格和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女人。翰尼格问我介不介意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我趁着酒意向他扬眉一笑，说：当然不介意。翰尼格坐下时问：你的伴儿没来？我说：你不就是我的伴儿？那女人立刻哈哈大笑。我心想，我已经开始撒酒疯了。这样下去，等到里昂到达，我一定会不省人事。那女人说她从来没遇上像我这样爱逗乐子的日本人。她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爱发动战争，就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感。她问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说日本人的确不幽默，不过我是中国人。她又说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色情。我哈哈直乐，说：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熟人，总是穿比她身材小一号的连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脚。十分钟后那女人去上洗手间，他说：你刚才胡说什么？！我说：你不是有个二百五女邻居，专门上你的门请你帮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链？他说：就是她呀！我立刻说：祝贺祝贺！然后我便告了辞，把啤酒的账留给我的教授支付了。我在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说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车停在里昂公寓门口，我假装在书包里乱翻。然后我把泪汪汪的睑朝着司机，说我的钱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表，请司机收下。司机心想她真是可怜，那块破表连十块钱都不值。司机说：行啦行啦，我刚从印度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穷。里昂见了我便说：你喝的什么酒？我说：不要钱的酒。在楼梯上他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在这儿等我？我还有十分钟就弄完了。我说：我进去，也不耽误你抽大麻。他说：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我头重脚轻地倚着楼梯的木栏杆站着。这个生理和心理状态下，木栏杆显得极不结实。我知道我两颊潮红，眼神迟钝。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说的：你怕我仗着酒胆跟你进去，仗着酒意任事态自己去发展。他说：你还是在这儿等吧，我两分钟就出来。我也看出他真正说了什么：你若进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担保。我说：我想喝杯水。我实际上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楼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说：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两杯啤酒。他当然明白我其实是说：在酒吧，我们会很安全。抑或他听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发挥，我现在的行为不是我该负责的，是酒该负责……他的吻很轻，但很专注。一个邻居从我们旁边贼似的绕过去，上了楼之后，又贼似的朝我们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对那邻居没有知觉。然后他说：你就等在这里。我拿了外套就出来。我头晕眼花地对他笑笑，说：不。他这次真有点儿吃惊，愣愣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心里的键盘响成一片，却一个完整的词汇都没打出来；他脑子的屏幕上飞快出现的，全是乱码。我看着那些无法解读的乱码渐渐拼合成一丝苦痛。
“我们之间最真实的感情，就是我们谁也救不了谁，谁也不想救谁。”
“嗯？！”便衣福茨带金红绒毛的手指“咔啪”一响。
“我只能讲清这么多——他是没有童年的中国人，我也是。他从印尼逃到美国的时候，童年就中断了。我的童年中断在六岁。”
“为什么是六岁。”
我说：“六岁，许多孩子开始撒谎。”而我的谎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在美国，上不上床，不是实质，对吧？”
我起身告辞。
理查突然说：“该死，我差点儿忘了。测谎实验改在今天下午四点。因为有个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礼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家伙对调了一下时间。”他飞快看一眼手表：“也就是问些例行问题。现在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准备准备。”
我看着这张英俊的脸。我在想，这套漂亮五官的后面，一定闪烁着无数计谋，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纵仪。在这副“非个人”的职业微笑后面，那仪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点，计算人的弱点的最大利用价值，然后去开掘这些价值。人们相爱、相妒、相残的弱点，对于这架仪器，简直有着取之不竭的价值。它的计算精确，帮助人们屈从本身的弱点，为了血淋淋的情感胶合到一块儿，再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开来。它观望着人们，鼓励他们去贪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肉体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们不禁坠入爱河、欲海，良心炼狱时，发出理查·福茨这样的超然微笑，这个微笑高高凌驾在人们的自相残杀之上。没有人们间的相互爱恋、相互需要、相互叛卖、相互诛灭，它赖以什么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见它一再成功地助长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一再让它建立功业。
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邪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吞吞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性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了电话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激。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
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地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古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士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废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房宅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吱，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侍位员将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个侍应生推一辆玻璃小车跟随着我们。我回头朝他看一眼，想问问他这样鞍前马后算是干什么的。里昂却正好把选好的一盘水果搁在车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发问。原来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华。他已漫不经心地开始进餐，而安德烈和我还没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么。
我听安德烈向我推荐墨西哥的一种仙人掌类水果。他说他还是十五岁那年吃过它，却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见到这种稀有热带果实。他对我耳语：里昂是极端分子——要么极端贫穷，要么极端贵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他至少有两个早晨没好好刮胡子。
我怎么？他笑眯眯地反问。
你突然来这里，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是笑眯眯的：就是想看到你。他又转了话题去介绍一种起司。安德烈在介绍任何艺术品、诗歌、建筑、酒类、食物都用相等优美的语气，都是毫无偏见毫无歧视地把它一切优点、缺点娓娓道给你，选择完全是你自己的。
到底是为什么，安德烈？！
到底是为了我爱你。他把这话讲得非常家常，像已经这样讲了五六十年，如同那三对银发老夫老妻。
他的声音很轻，手上的银叉敲在水晶盘子上，发出晶莹的声响。而里昂却听见了。他的两个胳膊肘正典雅地悬在空中，切开一片透明的熏三文鱼。我看见他的动作就那样悬着。
安德烈为我铲起一片冰清玉洁的鲍鱼。我说：谢谢。
他说：别谢我，爱我。
我说：好的。
他说：什么“好的”？
我说：我爱你。
我这句话让里昂复活了一般狼吞虎咽起来。我和安德烈落座之后，里昂说：谢谢老天爷。
我和安德烈一齐看着他。他抿着嘴唇，优雅地嚼着，然后从容地吞咽。他用餐巾沾了沾嘴唇，才说：他们很开恩，今天没放音乐。好音乐是不应该就着饭吃的，坏音乐又太败胃口。所以这家餐馆长进不小，终于懂得：不该拿音乐糟蹋食品，也不应该拿食品糟蹋音乐。
安德烈哈哈笑起来，是那种该发生在Denny’s或Sizzler的笑声，是卡车司机歇脚的车马大店里生发的笑声。它和银器、水晶相击而出的秀丽声响很不相宜，因而引得所有银发恋人们回过头来。他们表情清淡的脸定了格，朝向我们三个人，意思是：幸亏我们不必与你们共享一个人间太久了。
当安德烈第二次起身去取食物时，里昂抬起眼睛看着我。他眼睛从来没这样黑过，我觉出一点儿不妙。
你说了谎，里昂说。
什么？！
他的眼睛紧咬住我的注意力。当里昂这样咬住谁，谁都别想逃。我怕安德烈这一刻会朝我们看过来。任何人此刻看见里昂的目光都会明白他对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硬是挣扎着摆脱了里昂的眼睛。
里昂哼哼地笑了一下。惨淡、轻蔑、狰狞，都在这笑里。他说：你不要装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谎？！
你说你爱他。
我是爱他。
撒谎。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里昂不做声了。我瞥了一眼安德烈。他正背对着我们，在等待厨子现场给他煎蛋。我怀疑他是觉察到里昂与我的争执，存心多给我们一些时间争出分晓来。
里昂说：你会爱这样一个人？！他声音压得只剩了一股股急促而猛烈的气息。因此不用去看他的脸，我也知道他怎样在咬牙切齿。王阿花对这副咬牙切齿的尊容，是熟得不能再熟。
请问，“这样一个人”你是指什么？
你知道我指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忽然感到王阿花的肉体和精神进入了我，她掴他大耳光的激情在我手心上导火索似的“咝咝”冒火花。我一时间想到王阿花对他的所有判决：自恋、狂妄、以自我为准绳，裁决一切是非。
里昂这时说：女人真可怕。天下的女人全一个样，为了一点儿实惠，可以哄骗自己，哄骗其他人。
我怎么哄骗了？
你说你爱他。
我说的是实话！
噢，拉倒吧！……我可以马上告诉他，你是个说谎精！
里昂，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我也没想到你这样卑鄙。并且这样通俗。你知道吗？你俗不可耐，别以为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你也一样是想找一份平庸的温暖，找个男人，只要他能让你混饱肚子。你们女人全一个德行，没有灵魂，所以你们不介意谁来占有你们的肉体！
你可算说对了——我们女人全一个德行…………在出卖自己肉体的同时，让自己找到平衡，就闭着眼说：我爱你。……我们爱能够为我们牺牲的人。
我和里昂的争执已开始重叠。“咝啦啦”的煎蛋声也与我们的话语重叠起来。
里昂的下巴指一下安德烈的脊梁，说：他会为你牺牲什么？如果他为你牺牲，你早就可以请FBI去见鬼了。正因为他不想牺牲他的所谓前途，你才必须忍受FBI的骚扰。请问他到底为你牺牲了什么？！……
即便这样，我也不需要谁为我牺牲一个肾。我说。我明白我恶毒起来风度也不错，不亚于里昂。我柔声细语地揭了他的底。他的不堪入目不堪回首的痛处。我的恶毒含蓄小巧，如同闺秀气十足的漂亮匕首。
他果真被我一刀刺中。眼睛的黑色褪败了。他的视野一片惨白。他想：这是个多歹毒的女人，我如果手里有枪，立刻把这张白净的面孔打个稀烂。它哪里配男性们的吻？她歹意十足的微笑只配男人们的唾弃。
我看见里昂在内心对我的唾弃，对一切女人的唾弃。
你们在谈什么？安德烈捧着两只完美的煎蛋回来。七成熟的半透明蛋白罩住两枚一触即碎的嫩蛋黄：看起来你们谈得很投入。
我想，索性鱼死网破吧。安德烈可以立刻止住国务院安全部以及FBI对他的要挟。老少便衣们也可以不必在疲乏不堪中拿我这么个庸碌之辈当大人物——安德烈和我的关系一终止，他们便可以歇口气，去哪儿度个假，爱老婆疼孩子。我呢，也可以好好做我的穷留学生，清清静静拿到我的学位，然后我要么去做与里昂相同的艺术瘪三，要么去做和他不同的艺术瘪三。无论我做什么，总落得一份清静，谁来烦我，我就对他说：去你妈的。
这样想着，我便觉得神清气爽。
里昂起身去取食物，我跟在他后面。我对他说：你用不着威胁我。你也威胁不着我。
他看也不看我地说：你敢确定？
完全确定。我说。懂中国一句俗话吗？里昂？叫做“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中国人里昂说他不懂这句中国话。
我说：那你一会儿慢慢去懂吧。
你要干什么？！里昂警觉地看我一眼。
我不干什么，就回答安德烈的提问。他刚才问我和你在谈什么。
我没有告你黑状的意思。我也不想破坏你们的关系。里昂说。他那个害怕负责的天性冒上来了。
你没什么黑状可告。我说。我得好好利用他对责任的恐惧。正因为他这份恐惧，他始终回避对我和他之间的感受命名。我与他所有的拥抱、亲吻、触碰都是无名分的，都不被他以任何名义去认领。反之，他可以对这些感受——无论生理的还是心灵的——一赖了之。这是我在借酒壮形时都没有忽略的。一星期前，我靠在那很不牢靠的木楼梯扶手上，听他说：那好吧，你跟我来吧。我跟着他向他公寓走去时，渐渐听明白了他的话。他实际上说的是：那好吧，你可是自找的。我突然在他公寓门口驻步，酒全醒了。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门口等他去穿外套。我看见他刹那间的自惭和追悔，但他很快如释重负。他明白他和我都不属于那类人——享受一场纯粹的、无杂念的肉体欢乐后，不追究它的情感属性；在一场质变的肉体接触之后，他和我不可能在无命名的感情下继续蒙混。
里昂这时说：我知道。那天你喝醉了，突然不进我的屋，我就知道你留了一手。
他冷笑着。
我钳起一片粉红的火腿。说：你尽可以篡改事实嘛，没关系。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你拿定了什么主意？
和安德烈分手。所以你尽管去告我的状。杀一个人杀一次和杀十次是一个效果。
我转身就走。里昂叫道：唉！……
整个餐馆都回应他，一齐停了动作，看他要说什么。我才发现每张座位都静悄悄填满了一位食客。
里昂等人们又恢复了动作才说：我并不要你杀他一次或十次。
他的真实意思是：杀一次也好，杀十次也好，都是你的事，跟我可没有关系。他走过去，抹净了表情，落座。
我也在安德烈旁边坐下。他笑嘻嘻说：你俩吵完了？
我不言语。
里昂说：没吵完也得先停下来，这样的美味要一心一意地欣赏，吵架什么时候都能吵。
安德烈使劲看了我一眼。很快又恢复他漫不经心的样子：最后决定杀谁？他笑眯眯的。温和闲宜都像是真的。
我说：安德烈，这两天我一直想告诉你……
我顿住了。因为我的手被里昂死死攥住。雪白的细麻纱桌布掩盖了那只手的绝望神情。我吃不准他的绝望从何而来。他或许是怕真相大白后，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他了。如同交给他一个终生不可开脱的责任。亦或许，他想把刚才我们俩险些断掉的情谊再续接起来。保持它的朦胧暧昧，保持它的无类别无名目无属性，就像他即兴在钢琴上作的一段乐曲，让知觉永远不成长为自觉，永远躺在生物性和灵性之间。知觉不负责裁决是非，知觉也不负担柴米油盐、房租水电，知觉是最自由的，如同芝加哥的流浪汉们，走到哪儿算哪儿。
里昂说：我们刚才争论的核心，是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