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
最早的《乡约》起源和具体社会背景仍然充满神秘,无法确切考证。然而，它无疑充当了统一封建王朝帝国法律的替代品。在乡约中，百姓对帝国的义务——主要是苦役和赋税——被大幅度地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劝诫，在必要时相互合作、相互帮助。遵守经济、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摆脱了君主控制民众和精英谋取私利的阴影,变得更加精简和真诚。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书面乡约很可能起源于山东省济州附近的梁山山脉附近。一群逃避王朝追捕的不法之徒组成聚落，并影响周围的村庄（注：普遍认为,这些人的事迹便是中国古典小说《草莽英雄传》的原型，虽然后者的描述多有夸张,不可当做史料参考）为了摆脱王朝法律的束缚,有人提出了《乡约》,逐渐演变成一种带有反抗精神的自治形式。梁山团伙成员裴和吴对此贡献良多。
当然,即便是出自百姓之手的《乡约》,其执行过程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动用暴力。梁山武装集团充当了暴力的执行者。但幸运的是,这个集团内部有着相当成熟的纠错机制,以及去中心化的领导方式,避免暴力被滥用，从而确保了百姓对《乡约》的服从和信任。
诚然，由于《乡约》的缔造者多为文化素养不高的平民,他们在政治与经济理论方面的知识相对匮乏，因此《乡约》的初版条款并不够严谨,时常面临难以实施的困境。然而，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与摸索中，《乡约》得以逐步完善,而民众也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与中央集权帝国中一项政令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且一旦颁布就难以修改的僵化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乡约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民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得这一地方性的自治规章得以逐步成熟和完善。
在《乡约》制度后期，豪强拥有的土地被严格限制，从而保障了在一定程度下的社会劳动的公平分配。一些学者认为，乡约的发展对宋朝晚期的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它帮助普通人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控制，减少了权力滥用和不公正的情况，同时为解决争端、维护社区秩序和自我纠正提供了另一种法律制度。这种基于共识和相互帮助的自治形式贯穿了此后数个世纪的中国历史。
中国以外的一些东亚地区，也逐渐接受了《乡约》的传播，并且籍此衍生出了适应性的版本。当然，其过程也并非是一直和平的。梁山武装集团的武力威慑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尽管不乏小型冲突，但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由于《乡约》共识根植人心，东亚地区再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相对和平富足的时期，继而导致了十三世纪后期的人口大爆炸和农作物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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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之乱
《乡约》的大规模传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件相当戏剧性的事件——“都城之乱”。遵守乡约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利益，促使了一种相当直接而愚蠢的反应——企图毒死梁山领袖晁以及帝国官员宋，后者同情梁山集团，并且与集团中不少通缉犯有着相当深厚的私交。这激怒了一群罗宾汉式的英雄，他们攻入了都城，屠杀平民，还在病中的皇帝惊吓而死。但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像普通的叛乱团伙一样，进一步发动针对王朝的战争，或是满足于掠夺钱财及粮食，而是迫使新皇帝签署了一项承认在一定tz范围内《乡约》合法性的政令，实质上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他们也在名义上宣布效忠赵宋家族，这也是帝国允许他们存在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皇帝并不知道，这项举措实质上导致了多年后帝国的覆灭。
虽然梁山武装集团以骁勇善战闻名，集团内部也有许多杀人如麻的犯罪分子，臭名昭著者如佛教僧侣鲁和武，但最近的历史证据表明，“都城之乱”中的屠杀可能并不是梁山居民的所为，而是其他一些对帝国不满的势力所为。许多普通百姓甚至被认为是叛军的同情者，在皇帝的命令下被射杀。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讨论仍在进行中，但无论如何，这表明到了宋朝晚期，帝国权威的控制已经受到了严重削弱，促使普通人开始在他们的社区内探索途径。这很可能是《乡约》以“替天行道”的旗帜成立的最初原因之一。
在“都城之乱”之后，帝国律法和梁山《乡约》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共存了相当长的时间，经历了一段分庭抗礼的紧张时期。儒家统治思想开始受到质疑，取代以不同学派的政治学说。一些帝国省份在治理出现难题时，甚至也会效仿《乡约》，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将其演变成一定区域内带有行政色彩的固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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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在《乡约》得以通行的十年后，又一股潜藏在灰色地带的武装力量崭露头角——这便是由私盐商贩组成的武装贩运网络。这些盐商原本与《乡约》领地进行灵活的走私贸易，但两者显然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在一次规模不大的盐场与帝国官员的冲突成为了导火索后，他们宣布脱离帝国的统治，转而加入执行《乡约》的独立地带，彻底摆脱宋朝官卖食盐的控制。
遗憾的是，帝国的武装力量对此束手无策。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力不从心，不如说是经济上的受制于人。民间私盐集团牢牢掌控了中国沿海的大部分产盐地区，他们所采用的晒盐法，其效率远超帝国控制区的传统煎盐、井盐、岩盐生产方法。自此以后，曾经依赖国家垄断的宋帝国盐业体系彻底崩溃，“榷盐法”名存实亡。在几番无效的改革以后，帝国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这些盐业私商的生产贩运。帝国政府已然无力阻止这些盐商对《乡约》领地的效忠。
在宋朝覆灭之时，大批帝国境内的盐业生产基地处于荒废状态，因为逐年缩水的盐税收入根本不足以覆盖令它们保持产出的经济成本。而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是《乡约》领地中逐年增加的食盐生产和出口额，这些经济收入弥补了《乡约》初期领地内行政和司法上的不足，并且允许《乡约》的执行集团进行一些大胆而富有建设性的改革。
晒盐法的广泛推广，以及盐货的自由贸易，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乡约》领地的经济腾飞，其影响力更是远播至中国周边众多国家，使它们在经济上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深远的变革之余波，在后续的“外交”段落中会有更为详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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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秦始皇以来，皇帝的中央集权统治被认为是最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至少历代皇帝是这么认为的。这种错觉一直延续到宋末。
盐商起义后，许多地方武装也纷纷宣布脱离帝国，加入《乡约》领地，享受经济生产的便利和安全保障。当然，这期间也曾与帝国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也有一些朝廷官员试图通过改革来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但都以失败告终。宋帝国对领土的实际控制逐渐减弱，经济上也濒临崩溃，逐年缩水的税收除了用来豢养华而不实的军队，便是用于大兴土木和皇室成员享乐，引发了数次大规模民变。遗憾的是，帝国的统治者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乡约》第六十六年，宋朝最后一位皇帝主动退位，将帝国仅存的十三州拱手相让，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和特权，让境内的人民终于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和富足的生活。史官们盛赞这位末帝的德行，虽然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他坚持与《乡约》领地对抗，其臣民的不满情绪将会日益加剧，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这一自愿的决定也蕴含了政治考量。
当然，帝制也并非一去不返。《乡约》实行一个世纪后，东亚局势动荡不安，先后有数位野心家试图在《乡约》框架内攫取过多权力，但大多被梁山集团中警惕的武术家所暗杀。十三世纪初，一个出身梁山集团的省份管理者试图背叛《乡约》，自立为帝，恢复往日帝国荣光。忠诚于《乡约》的百姓和梁山武装势力与他和追随者们进行了艰苦的战争，最终捍卫了人民的自治权利。
直到中国航海家与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深入接触，社会思潮泛滥，这个简单而朴素的《乡约》制度才逐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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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精神
体育精神在宋朝末年及乡约时期的历史中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单独一个章节来阐述。
据考证，最初的梁山武装集团主要由有犯罪记录并具有与帝国军队进行暴力对抗经验的武术家组成。这也许正是《乡约》中浓厚的体育精神的来源。在梁山势力管辖的范围内，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高超的武术技巧被极力推崇，这和宋朝重文轻武的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这也保证了根基尚浅的《乡约》得以顺利实施。
在体育精神的推广上，一位宋朝女性的尤为突出。渔民家庭出身的阮，其三个兄弟都是梁山犯罪团伙的早期成员，无可避免地，她也加入了这个反抗者组织，并且迅速跃升为其中的重要角色，以独出心裁和剑走偏锋的办事风格而闻名。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宋朝文化中，女性承担社会职责的例子虽然比较罕见，但并非绝无可能。在梁山团伙组成中，不少重要成员都是女性，这正反应了底层平民对于儒家礼教思想的蔑视。并且和团伙早期人才匮乏、不得不倚仗有能力的女性解决问题有关。
在梁山团伙遭遇危机时，阮曾经数次担任代理领袖，带领整个团伙脱离险境。但她的志向显然不止于此。早在《乡约》正式实施以前，她就在试探性地组织了以梁山为主办地的地区性体育积分赛，奠定了梁山武装集团以能力为晋升渠道的基础，也籍此选拔出了许多优秀的男性和女性人才，加深了民间武术家的相识与联络，为日后《乡约》的奠基和传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宋朝官方的记载中，阮参与了“都城之乱”，被帝国军队捕获，并在监狱中早逝。这毫无疑义是梁山团伙的一大损失。但考虑到宋朝晚期的官方史料如此混乱——皇帝为了掩盖自己在“都城之乱”中的无能，曾大肆清理事件的目击者与参加镇压的官员，并且亲自监督了史料的篡改——这一记载可能并不属实。关于她的传言仍旧活跃于此后的数十年间。从民间发掘的文字资料来看，《乡约》时代的历届全国运动会，都有着阮进行设计的影子。
（注：阮的其他事迹，见“经济”篇和“外交”篇）
《乡约》领地的设立使得民众没有束缚的情况下，设计更为精密复杂的大赛，并且邀请全国、乃至东亚地区各族优秀体育健儿参加。在赛事开办过程中，所有参赛国家——即便是敌对国——都需要暂停作战，以示对东道主的尊重。这个盛大的地区性运动会被认为是当今风靡中国的“全国运动会”雏形。很多受欢迎的比赛项目，例如俯卧撑、摔跤、划龙舟、钓鱼、越野障碍赛……都是从宋朝一直传承而来，并见证了许多传奇选手。
有人认为，这项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体育赛事与《乡约》同等重要，它极大增强了区域凝聚力，并将公正与和平的信念深植于人们心中。此外，由于梁山集团对男性和女性身体素质的同等尊崇，致使在迅速扩大的《乡约》领地里，上层女性缠足的风气昙花一现tz，很快成为了过时的潮流，为民众所抛弃。很难想象，如果这一古怪而残忍的习俗得以延续，会对十二世纪以后的中国人口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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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
从不同角度研究历史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经济史研究人员认为乡约的通行离不开甩掉宋朝的沉重支出包袱、以及盐业创新所带来的大量财政盈余，但科学史研究人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梁山团伙招募了众多技术精湛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很多都是被宋朝帝国迫害而被迫逃亡到团伙当中的。在这个重视个人才能、鄙视党派之争的群体中，他们的创造力得到了认可，并且得到了充足的经济支持。他们对《乡约》领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以至于到宋朝末期，人们惊奇地发现，《乡约》领地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都远远高于相邻的帝国辖境。
实行《乡约》的山东河北地区，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地方都高。据后来的统计，在《乡约》自治的前十年里，山东十六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比同期的京畿路要高出三倍，比最富庶的两浙地区高一倍半，人口增长则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少学者认为，这或许得益于《齐民要术》这本宝贵的农业指南的支持，其支持者在乡约运动中打破了农业知识的垄断，将其传授到全境。结果是，当其他地区发生旱灾和饥荒时，山东人民仍然可以吃到菽粟和高粱。再加上生活水平的差距，许多外省人背井离乡，投奔山东。尽管朝廷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普通百姓为确保家庭安康和繁荣的决心，无论多大的困难都无法阻挡。
在工匠凌和数学家蒋的合作下，梁山武装集团改造了原本就十分先进的火器，致使自身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占据东亚地区的武力绝对优势。在一位道教修行者公孙的努力下——尽管他们的初衷只是制作长生不老的丹药——采矿业得以迅速发展，进而导致冶金技术的大幅改革，造出了更加耐磨损的农具和更加坚韧的兵器。一位从帝国倒戈到梁山集团的船舶工程师孟参与设计了可以抵御远洋风浪、并且航速提升50%的中式帆船。鉴于《乡约》领地逐渐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国沿海地区，实质上垄断了大多数出海港口，这些帆船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民间远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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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文化
如果说梁山反抗团伙与《乡约》的滥觞给帝国带来什么积极的作用，那便是在宋帝国末期，文学艺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文人们哀叹帝国的衰落，并抓紧时间进行奢侈的狂欢。由于《乡约》领地提供了更加优越和安全的生活环境，许多人纷纷涌向那里，并试图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化知识在这个新型的草莽政权中崭露头角。皇帝试图通过培植和奖赏文人来限制人才的流失，但吸引而来的多是沉溺于自我享受和奉承当权的自私知识分子。这个时期的诗词和笔记反映了这种末世狂欢的戏剧性，当然也有很多关心国家和民生的作品，其作者大多没有得到帝国的优待。
在《乡约》领地里，很显然，由于重文轻武的风气得到扭转，花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来培养一个埋首经书的学者被认为是浪费资源的事——至少在《乡约》前期的数十年是如此。科举制度的缺失使得梁山管理集团只能依赖于已有的文人储备，以及从帝国策反一些不满的文人——后者的数量十分庞大，足以填补高级管理人才的空缺。这段时间唯一可以称道的，便是民间文学和说书艺术被系统地记录并且传播，明显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
如果要对比帝国领土与乡约领地的风气，女性文学家李的作品提供了最为全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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